October 30, 2006
van Gulik
van Gulik is a forgotten legend in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the revival of Chinese classical art, in guqin and art connoissuership, theoretical interest in history of gender and body, van Gulik stood out as a milestone and icon in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on the subject. One could only image what would his contribution like if he had lived longer.
I was aware that Wang Jianxian is Li Youping's shidi. Only find out that he was the elegant flute player we saw at a guqin performance in People's University last summer. It was a wonderful days, we went to 798 with Marty, and met up with Yang and Wang for the performance. Wang played flute to accompany his wife, who played guqin. His calm grace left me with deep impression.
高罗佩与琴学研究
王建欣
一、高罗佩其人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祖籍荷兰，1910年生于荷兰祖特芬（Zhtphen），父亲为陆军中将（军医）。自童年起便随家人游历各方，包括印度和爪哇。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使他对中文产生兴趣。少年时返回荷兰读中学，18岁进入莱顿（Leiden）大学，攻读政治与法律，后在乌策特（Utrecht）大学研究院修读中、日、藏、梵语文及东方文化。他通晓荷兰文、印尼文、古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中文、日文、梵文、马来文、阿拉伯文及英文等十余种语言，且很早便显露了过人的才华。上大学前，他已经参加编辑印第安“黑足族”（Blackfoot）文字词典。其学士论文是《如何改良荷属东印度有关华侨的法律》；他的硕士论文是米芾《砚史》英译；1935年25岁时以中、日、印、藏诸民族的“拜马教”考证，获得博士学位。高罗佩之博学多才可见一斑。
毕业后他入荷兰外交界供职，主要任职于远东各国，曾出使华盛顿、东京、重庆、新德里、贝鲁特、大马士革、吉隆坡等。在此期间他深为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所折服，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吸引着高罗佩。他广泛学习、吸收，浸淫其间，潜心钻研，不但能够运用汉语熟练地写作中国旧体古诗词，而且琴棋书画无不擅长。他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更追求做一位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
1935年高罗佩到日本任荷兰驻日使馆秘书，因在上野图书馆阅读日本琴家、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家今泉雄作生前藏书，及浏览东皋心越的文物遗存，了解了东皋禅师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复兴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便开始不遗余力地宣传介绍东皋的业绩。1937年高罗佩撰Chinese Music and its Introduction into Japan （《中国雅琴及其东传日本》）一文，刊于《武藤教授在职三十年纪念论文集》中，推崇东皋和尚在日本传授古琴的功绩。他还不厌其烦地钩沉考订，取得了一批成果，如他纂辑的《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东皋诗选》、《东皋文选》、《东皋善缘辑要》等，不仅成为近世佛学史的补缺之著，也为我们开拓了中日比较琴学研究的新领域。中国文献典籍中最早提及东皋的是1914年周庆云撰《琴书存目》。因周当时尚不知东皋为何许人，只是发现这份前后没有序跋之琴谱的减字谱旁有日文的注释，便将该谱称之为《和文注琴谱》而收入卷六，并注云：“日本东皋越杜多撰”。由此可以说，中国琴人之知道东皋和尚，实始自高罗佩。直到1958年，查阜西先生编纂《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始正式著录《东皋琴谱》之名。1936年高罗佩曾来到中国的北平，拜著名琴家叶诗梦习琴。1943年奉命任荷兰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在重庆时曾与于右任、冯玉祥等名流组织“天风琴社”。与齐白石、沈尹默、郭沫若、徐悲鸿等文人墨客及琴家汪孟舒、宋绮堂、查阜西、徐元白、张子谦、沈草农、饶宗颐等相过从。张子谦先生《操缦琐记》1946年5月14日记载：“得阜西电话，已来申，并嘱邀荷兰琴友高罗佩作琴集。苦无地址，后思得少峰诊所可勉强弹琴，随即电话接洽。定十五日晚邀草农、裕德、振平、剑丞届时来会。”5月15日：“晚偕剑丞至少峰（处），高君等已先至，纵谈甚欢。饭后开始弹琴，高君奏《长门》，颇有功夫，惜板拍徽位稍差，据云能操八、九曲，异邦人有此程度，尤其对于琴学一切，几无所不知，徇是惊异。余等合奏、独奏数曲，十时许始尽欢而散。”
高罗佩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涉猎范围包括诗词、书法、绘画、篆刻等。齐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画，常有他的上款；他还将历年所刻印章集成印谱，由齐白石题签；他有多个雅号、笔名，并全部亲自治印；他曾翻译陆时化的《书画说钤》；出版了五百多页的巨著《中国书画鉴赏汇编》（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Connoisseur 1958年罗马）。一如中国传统文人，高罗佩精鉴赏、富收藏。他收藏的重点是中国的书画、古籍等，他逝世后，其全部藏书由家属捐献出来，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专门设立了“高罗佩藏书专室”，目前这里已成为欧洲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曾考证中国文献中的猿（gibbon），并亲自养猿观察，作《长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 1967年莱顿）。在重庆时，与水世芳女士结婚，水为张之洞外孙女，名门之后，齐鲁大学毕业，其父水钧韶曾任天津县县长。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的多年友情，就是从重庆婚礼席上开始的，以后二人多有学术上的切磋、共勉甚至争论。
高罗佩的才华，集中体现在他的的小说《狄公案》（Judge Dee Mysteries）的创作上。这部书在欧洲影响极大，在当今的互连网上，输入高罗佩的名字后会有一千多条相关信息，多数与他的侦探小说创作有关。这部小说的创作构思，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在重庆时，高罗佩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被出神入化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遂将其翻译成英文，编就《铜钟案》，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又续写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组，此为初期《狄公案》。原打算就此搁笔，但由于读书界欢迎，出版社的敦请，一气便写了十余本，共约130万字，印数超百万。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被译成十多种文字，还多被次拍成电影和电视剧。
由于作者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写作时又参阅了大量的唐代历史文献资料以及有关狄仁杰的民间故事传说，并经过了周密、认真和严谨的构思、准备，小说不但生动有趣，其中有关中国古代典狱、刑律、习俗等也都于史有据，虽是信手拈来，却并非信口开河。书中在叙述狄仁杰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任职勘破疑难大案的同时，还广泛展开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民情风习的深入描绘。在叙述故事、展开情节的同时，把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名物、风俗习惯、人情地貌同西方现代心理学、侦破学知识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叙述方式和写作技巧上，可以说它既不同于中国的公案小说，也有别于西方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做到了东西方文学的互补与交融。这部小说的影响远超过任何中国研究著作。非学术圈子里的西方人，他们了解的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而且此套小说在西方雅俗共赏，影响不限于只读通俗小说的俗众：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入手的。
高罗佩的绘画造诣也很高，全部《狄公案》以及其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著作的插图，都是由他精心设计，亲手绘制而成的。他对中国古代木刻插图艺术也模仿得惟妙惟肖，几可乱真。表面上看，作为汉学家，高罗佩在春宫画，房中术等中国古代性学研究领域享有盛名。而实际上，其性学研究的缘起则是对中国绘画的热爱。如继续溯其源，高罗佩的性学研究，实际源自他小说创作的需要，但无论怎么说，性学研究作为他的副业，已经成就了他在该领域中所居的里程碑式人物的地位。他是当代学者中涉及这一领域展开研究的先驱。他的两部专著：《秘戏图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1951年东京）和《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1960年莱顿），因此而成为了他学术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在西方，提起R. H. Gulik的名字，一般人都会知道他是侦探小说作家，也有人会知道他是研究中国古代性学的专家。但他在中国音乐尤其是古琴方面的作为则鲜为人知。而实际上，他早在1940年就出版了巨著《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诚如赵毅衡先生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对传播中国文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恐怕要算荷兰人高罗佩。……一生事业著作极丰，兴趣爱好更是三头六臂：他是名士派头艺术家、收藏家，代中国人发展国粹的公案小说家，业余胜过专业的重要汉学家。”在外交生涯之余，他在如下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翻译。除中国和日本，他的足迹还遍及东非、埃及、印度、美国、韩国、马来西亚、贝鲁特等地。“他自己说他是一身三任：外交官是他的职业，工作却只有暂时意义；汉学是他的终身事业，学术有永久价值；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是消遣。”
二、高罗佩的琴学研究
琴，在中文中除特指七弦琴外，还可做乐器的通称，甚至还可以代指音乐。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其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二是由于中国自古是一个重视乐教的国度，而乐教的主要内容便是弹琴。故琴在中国三千年来延绵不绝，可谓源远流长。《诗经》的第一篇便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句子。《战国策·齐策》中有“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的记载。这些均可证我国在先秦时，琴已盛行，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后的千余年间，读书人以琴为伴，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应该指出的是，高罗佩之于琴学，起初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一部分。严格地说，他并不是一位音乐家，对琴的研究应是他作为传统文人追求的延伸。前文提到他于1935年出使日本时，在阅读中对东皋心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先来看东皋的情况。
十七世纪中国文化流传日本，又一次进入高潮。“明末清初，长崎涌到了大批中国人。他们到日本去的原因，不外乎求援、避难、经商、或担任译员。据日人中村久四郎的研究，明亡以后，中国人到海外各地求援，而以到日本的为最多。他估计有二十次。……在避难人中，有高僧如真圆、觉海、超然，分别创建长崎三大寺庙，即兴福寺、福济寺及崇福寺。有传授汉画的逸然性融，有传授小儿科、并以诗书名世的独立性易，有开日本黄檗宗的隐元隆琦，并传中国艺术与食品，提倡唐风雕塑与建筑。又有心越兴俦，诗文书画冠于一时，传授琴道。高僧之外，纯粹的学者，首推朱舜水。”十七世纪后半叶，大批中国僧侣、文化人不满清兵入关，纷纷东渡，客观上引发了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一次深刻变革。琴学在日本的中兴亦在此时。
东皋和尚，姓蒋名兴俦，字心越。明崇祯十二年己卯生于浙江金华府婺郡浦阳县。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于日本江户菊板长泉寺圆寂。康熙十六年（1677年）东皋和尚东渡日本，以杜多俦或越杜多为名。东皋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其诗、书、画、琴、篆刻、禅学的造诣，均达到很高的境界。他的东渡，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发展影响很大。据井上竹逸《随见笔录》称，仅明和至文化四十余年中，日本习琴之人，发展至数百。在以后的百余年间，东皋琴学代有传人，且谱系清晰。东皋琴系传至当代的最后一位琴家是小钿松云，1958年4月我国琴家查阜西访日，曾拜会小钿先生，小钿为中国琴人演奏了《渔樵问答》。小钿先生已于1959年辞世。
东皋的琴学师承，据杉浦正职《东皋谱序》云：“指法者据于庄蝶庵所校正。”香亭迂人《七弦琴之传来》称：“东皋谱中有其在中土从楮虚舟所学之曲。”庄臻凤字蝶庵，明末清初琴家，著有《琴学心声》琴谱，刊于清康熙三年。楮虚舟身世不详。
据松井廉1917年所刊《谈琴》考订，日本流传的《东皋琴谱》有如下三种：1、宝永中，东皋入室弟子杉浦琴川编五卷，收57曲，未梓，已散佚，如今是否存世不详。2、享和中，宿谷慎更编九卷，收44曲，稿存上野图书馆。3、文政中，儿岛凤林编三卷，收46曲，为仅存梓本。中国亦存有两种《东皋琴谱》：其一为四卷本《和文注琴谱》，收41曲，周庆云旧藏，现归上海图书馆。其二为铃木龙辑《东皋琴谱》，不分卷，铃木龙自序云：“宽文中，有归化僧东皋禅师心越再传弟子新丰禅师传”。日本明和八年（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刊，收15曲，今藏北京图书馆。
综合井上竹逸《随见笔录》、香亭迂人《七弦琴之传来》、茨城县历史馆《东皋心越特别陈列》及高罗佩《琴道》各书，东皋带到日本的琴，可考者有如下八张：1、“虞舜”，为水户黄门公所藏；2、“大雅”，为茨城县祗园寺藏；3、“万壑松”，杉浦氏藏；4、“素玉”，人见友元藏；5、“存古”，东皋传与人见竹洞，最后归多纪安元，天明中罹于火；6、“云和天籁”，后归人见竹洞；7、琴名不详，水户家藏；8、美国肖华藏东皋遗琴一张，名款不详。
长期以来，东皋和尚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日本各界不断以各种形式怀念东皋。仁孝天皇天保十五年（公元1844年）9月25日，日本琴人雪堂在大阪纲岛宅举行东皋心越逝世150周年纪念琴会。雪堂在会上弹奏东皋心越善弹的《渔樵问答》。门生四十余人相继操琴，是大阪地区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琴会。大正十五年（1926年）11月4日，在大阪天满西寺町寒山寺曾举行“东皋心越祭”。1982年2月26日至3月25日，日本茨城历史馆举行“东皋心越特别展览”，纪念东皋移居水户三百年。
高罗佩1935年到达日本后，公务之余深研东皋，不遗余力地宣扬介绍。没有资料显示他是从何时对古琴产生兴趣的，我们不妨认定他是对东皋心越的研究而引发了对古琴的热爱。有趣的是，他虽身在日本，却不似有的西方学者那样醉心于日本文化，而是始终倾慕中国文化，学习研究之余附带考察一下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正是他的眼界高人一筹之所在。1936年他曾来北平向叶诗梦学琴，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因此其所著《琴道》的扉页上有题献给叶诗梦的字样（This essay is respectfully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my first teacher of the Lute Yeh Shih-meng叶诗梦(obiit 1937 aetate 74)a gifted musician and a great gentleman）。亦可视为中华传统美德在其身上的体现。
高罗佩撰著的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琴道》)一书，命题立论广博精密，阐述深刻，征引文献浩繁，有关琴学的古文资料都经作者精心译成英文并附原文对照和注释，为琴学著作中所罕有，至今仍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和日本音乐的必读书目。高罗佩还为此书做了一篇中文后序，从中我们亦可窥见其深厚的古文基础和对琴道的理解：
“夫此者内也，彼者外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蝉蜕尘埃之中，优游忽荒之表，亦取其适而已。乐由中出，故是此而非彼也。然众乐琴为之首，古之君子，无间隐显，未尝一日废琴，所以尊生外物养其内也。茅斋萧然，值清风拂幌，朗月临轩，更深人静，万籁希声，浏览黄卷，闲鼓绿绮，写山水于寸心，敛宇宙于容膝，恬然忘百虑。岂必虞山目耕、云林清閟，荫长松，对白鹤，乃为自适哉。藏琴非必佳，弹曲非必多，手应乎心，斯为贵矣。丙子秋莫，于宛平得一琴，殆明清间物，无铭，抚之铿锵有余韵。弗敢冒高士选雅名，铭之曰：无名。非欲以观众妙，冀有符于道德之旨云。余既作《琴道》七卷，意有未尽，更申之如右。然于所欲言，未磬什一云。荷兰国笑忘高罗佩识于芝台之中和琴室。”
该书最早于1938年分三期刊载在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的Monumenta Nipponica Monographs（《日本文化志丛》）上，1940年由上智大学出版全书，1969年出版修订本。全书共分七章加四个附录。第一章为“概论”（Introduction），主要讲古琴音乐的特色在于音色的变化和韵味而非旋律的悦而。指出琴在中国古代的两种用途，一是文人用来独奏而修身养性，二是在雅乐中充任伴奏。这一章还从文字学的角度探讨了琴、瑟起源的问题。第二章“古代音乐概念”（Classical Conceptions of Music），主要介绍和总结了《乐记》中的音乐思想。第三章“古琴研究”(Study of the Lute)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Sources)是将琴学资料分作三类：杂项，包括类书、小说、笔记中提到的有关琴曲、琴人的资料；琴论专书，如杨雄《琴清英》、朱长文《琴史》等；以及各种琴谱。第二部分(Origins and characteristics)指出古琴哲学（儒、道、佛）思想的形成与进化。第三部分的名称是“琴人的纪律与行藏”(Disposition and discipline of the Lute Player)，讲弹琴环境并引申出了琴台、琴社和弹琴的种种规范。第四部分“文选”(Selected Texts)，翻译了汉应劭《风俗通》、元吴澄《琴言十则》、明杨表正《弹琴杂说》、《五知斋琴谱·上古琴论》、清程允基《诚一堂琴谱·传琴约》等五段琴学文献。第四章“曲调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unes)的第一部分指出了明代琴谱中“调意”的重要性及与日本netori的比较；第二部分将琴曲根据内容做了分类：1、神秘旅程（Tunes describing a mystic journey），如《广寒游》、《列子御风》等。2、历史性乐曲（Tunes of a semi-historical character），如《胡笳十八拍》、《屈原问渡》、《圯桥进履》等。3、与文学作品相关的琴歌（Musical versions of literary productions），如《关雎》、《鹿鸣》、《离骚》、《归去来辞》等。4、描写自然景物（Tunes descriptive of nature），如《潇湘水云》、《高山》、《流水》等。5、描写文人生活(Tunes descriptive of literary)，如《客窗夜话》等。高氏认为，多数传统琴曲可归入以上诸类，古琴音乐的特点是它的标题性。第五章题为“象征意义”（Symbolism），解释琴各部位名称极其象征意义，并论述了中国人对龙凤的偏爱；翻译了冷谦的《琴声十六法》；解释了手法、指法的象征意义。第六章“联系”（Associations），指出历史上与琴有密切关系的事物，分别论述了琴与鹤、梅、松、剑等的关系以及与有关著名历史故事。第七章“结论”(Conclusions)，简要回顾了古琴的历史；着重论述了琴在明代的情况；描述了琴的现状、指出了琴乐未来的发展。
除正文的七章外，该书还有四个附录，分别为“西方古琴文献资料”（Occidental literature on the Lute）、“中国古琴文献资料”(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Lute)、“作为古物的琴”(The Lute as an antique)及“中国古琴在日本”(The Chinese Lute in Japan)，均为有关琴学的重要资料。尤其在最后一个附录中，高罗佩将中国琴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做了详细的梳理，并将东皋心越赴日前，日本文献中有关平放弹弦类乐器的流传情况及与琴的区别和联系做了详细订正。他所列的日本琴人传承系统，至今仍是研究日本琴学的重要资料。
在写作该书之前，高罗佩曾于1937年撰《琴铭之研究》一文，载日本《书菀》一卷十号。琴人自古便有在琴的背面刻写铭文的传统，铭文一般记录了琴的斫制年代和制造者，有的则根据琴的各方面特征和制造者、收藏者、使用者的志趣、好尚，刻上富有寓意的名称或诗文，也有的则铭记了该琴的简单流传过程。琴铭虽为琴人所乐道，但于此做专门研究者，在中国的古琴史上则不多见。据日本《本朝文粹》载，宽平八年（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长谷雄曾撰《历代宝琴铭》。高罗佩的《琴铭之研究》，因无由得见，不敢妄加评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术功力、独辟蹊径的研究领域以及深邃的学术眼光，该文的学术价值应是不容质疑的。1941年在东京，他还出版了《嵇康及其琴赋》（His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
三、高罗佩的学术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1、严谨的治学态度。高罗佩下笔文言，以英文写作更是下笔万言，可称得上高产。但在学术研究上绝无妄言，亦很少主观推测，所做结论均是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与他的勤奋、博览群书是密不可分的。书中所涉文献，既有历代正史、野史，也有各种类书、丛书、文人笔记，还有各朝的琴书、琴谱。文献运用之娴熟，是令中国学者吃惊的，其“对于琴学一切，几无所不知”，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更何况一个外国人。另外，在学术规范上做到了几令人无懈可击的地步。书中所有引用的古文、书名、人名和专门名词，被译成英文后均附有中文原文。日文文献亦如是，于人名、书名，更多加注音。全书的最后有一长达13页的索引，将书中出现的所有专业术语（包括书名、人名）一一列出，并注名出现的页码和次数。在学术道德方面，他从不将资料据为己有，强调资料的共享，并身体力行。发现有价值的资料，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要将尽快地其公诸于世，以供研究。比如他在发现了《花营锦阵》印版后说到：“既然一个幸运的机会把这部明代春宫画册的印版放到了我的手中，我觉得有责任使这些极其罕见的资料成为严肃的研究者所能利用的材料。”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的“序”中，高罗佩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2、独辟蹊径的研究领域。高罗佩的学术研究从不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总是能另辟蹊径，于常人容易忽视的地方或一般人不敢去碰的领域着手。如对东皋的研究、琴学研究、明代春宫画研究、中国古代性学研究、长臂猿研究、狄仁杰探案等等，都是这种情形。他的研究绝不浅尝辄止，而是要首先穷尽资料，再仰仗其良好的学术素养深入探求。因此，即使在今天，在这些领域里其他欧美汉学家也很难超越他。
3、深邃的学术眼光也是高罗佩取得成功必要条件。如撰写《琴道》，作者能够将古琴放到整个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避免了狭隘片面。这也是作者一贯具有的学术作风，如《秘戏图考》将文献做了细致梳理后指出：“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的原文将会全部被翻译，其内容将被放到中国社会结构的背景去分析、考察。”在他的撰述中，有些课题甚至尚未被我国学术界所关注，如前文提到的“琴铭”研究等，《琴道》一书中中对正仓院藏“金银平脱琴”也发表了极有见地的考订。
高罗佩虽然不是一位音乐家，但正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他对琴艺的追求也是毕其终生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展转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广泛结交琴家；五、六十年代，他多次到香港与在港定居的蔡德允女士切磋琴艺。他的《琴道》一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以英文写成的有关古琴文献、历史、审美方面最详尽和最具权威的书籍。它不是仅仅停留在介绍的层面上，而是在很多方面有深入的研究，独立的见解。于他的视野宏阔，不但能够将琴放到整个中国文化的、文人生活的、社会心理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还能将琴与远东、南亚、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相比较。
2001年国庆节写于希声阁
（附：有关“高罗佩研究”的英文信息）
赵毅衡《名士高罗佩》，载2001年4月《光明书评》。
《秘戏图考》“英文自序”称：“此番到一个汉学家们向来鲜少涉足的领域漫游起因于偶然的事件，即作者购买了一套古老的中国绘画印版。这套雕刻着春宫画和题辞的印版，无书名亦无日期。它之所以被买下来，是因为艺术质量惊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 1。
赵毅衡《名士高罗佩》。
方豪《方豪六十自记稿》，转引自谢孝苹《中国古琴流传日本考》。
见查阜西《清代琴曲集成提要﹒和文注琴谱》引。
参阅谢孝苹《中国古琴流传日本考》。
见飞田立史《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大阪琴坛简要》，载《今虞琴讯》第四辑。
《秘戏图考》“英文自序”。
“由于此种画册现已罕觏，无论从艺术的或社会学的角度看都很重要，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使其他研究者也能利用这批材料。”《中国古代房内考·作者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秘戏图考》“英文自序”。
Posted by limz at 03:16 PM | Comments (0)
October 27, 2006
Wanli Campaigns of Late Ming
东域学手记（一）
——以《壬辰录》、《看羊录》、《惩毖录》为例看1592—1598年朝鲜半岛战争史研究
靳 大 成
关键词：东域学。民族的历史记忆。相互理解的历史关系。
一
2000年夏天，我和几位同事们完成了《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四部五册）的初稿。虽然我只承担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但由于当时心情不好，整个人都不在状态，写作过程思路滞板，艰难备尝。交稿后，就跟一个朋友去了新疆，游历天池，吐鲁番，博斯腾湖，咯什等地。旅途中一边欣赏美景，观察风土人情，一边阅读当年的《读书》杂志，某一期杂志上集中刊登了一组中、日两国学者讨论对于二战史的不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冲突的文章。身在西域古城，站在交河城的废墟上，眼前是一片绿洲与黄土断垣，脑子里却是中日之间的历史纠葛，而缠绕心头的却是下一步应该着手的工作。越明年，我去了西藏，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纳木错”湖畔住了一夜。我与同行者过了珠峰大本营，往前开车到了车辆再也不通的地方，顺着冰川河谷最后爬上了一座小山坡。在海拔五千六百米以上的地方，这座小山坡虽然不高，但要上去也相当吃力。面对着雪线已经大大后退的珠穆郎玛峰，我在心里默默许下了三个誓：只要我能爬上这座山坡，日后也一定实现这三个誓言，其中就有到韩国和日本完成调研任务，实现有关壬辰战争史料收集和实地考察的愿望。果然，０２、０３两年我顺利地完成了在日本和韩国的调研工作。０３年９——１０月，我又随同西域学专家杨镰带队的中国社科院古丝路考察团重走兰新铁路开通后七十多年再也没有报道过的古丝绸之路的东段。一路上，听着杨教授讲解二十世纪以来与这条路有关的科考故事，脑子里突然跳出了明晰的概念：“东域学研究”。这是在杨教授的西域学研究的强烈印象的不断撞击下自身得到清晰呈现的知识定位。也就是说，我现在从事的中朝日三国之间的壬辰战争史研究，可以划入“东域学”这个更大的知识领域里来重新认识和界定。
这样一种界定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对于我的研究视野的拓展并摆脱局限于传统的明史专题研究所带来的束缚有什么好处？
二
在我所提到的《读书》杂志的那一组文章中（2000年第三期），中、日两方的学者就刚刚出版的东史郎的日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论者的立场不同，观点自然也不同，交锋是难免的。对于中国公众普遍认为如此明确的历史事实，却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使卷入这场争论的普通读者陷入了烦恼与不解中。随后，在网上我看到了许多激烈尖锐的批评意见，当然，可以理解，有许多意见是不理智的，甚至是完全没有历史分析的情绪渲泄。应该说，我对这个讨论的关注，除了它当下的学术意义外，还有一种“自私的”需求，即想弄清在讨论到中日之间冲突的历史（特别是战争）时，人们的理解存在多大的盲点和最后的（道德）底线何在？是否有可能通过学术研究和历史分析达成某种可以共享的知识？我们有没有可能突破实际存在的“政治正确”的困扰而走向历史的真实与对历史真实的某种理解？如果我们连近在身边的并且不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件都不能取得某种“客观”的认知，不能沟通不同想法，不能理解对方理路的根源与“历史合理性”，不能跳出自身局限来更深刻地认识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是否可能作到去客观地描述和正确地评价更为久远的历史事件，包括冲突与战争的史实呢？
在我所做的有关壬辰战争史的研究工作中，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不仅在规模上，而且深度上也无法与韩、日两国相比。究其原因，粗略地说，首先由于官修明史的编篡、写作完成于清中叶，一者距离事件发生已经相隔一段时间，二者清王朝自身的特殊地位，它从建州左卫开始发迹，势力之坐大亦与万历二十年的征东战争有关；而明朝在战争中损耗殆尽，实力大减，事实上对努尔哈赤势力的崛起有着重要的影响，三者它对于明与朝鲜的关系的复杂态度与对战争的利害之不同感受，都使得《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书或者记录过于简略，或者取材筛选不严并受到严重局限，不能够正常地表现历史事件的过程与细节，很多描述不是过于简略就是严重失实。作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参与方，中国大陆曾经出版了一些描述明代援朝战争历史的文章与小册子，这些出版物的学术价值并不太高，因为他们往往只限于根据《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或者《明实录》中的材料来叙述，不但对于史料缺乏应有的批判态度，而且很少注意朝鲜、韩国和日本的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至于其中为当时的政治目的服务的现实需要影响叙述的情况则勿庸多说。
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还不仅于此。大陆史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在史料的整理方面亦起步甚晚。应该说，除了吴晗先生三四十年代编纂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是一次初步的整理外，直到1990年才有吴丰培先生主编的《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上下）出版。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军事史研究中，亦有几部史著涉及壬辰战争，其中由中国军事科学院所编写的中国军事史明代卷，算是比较详细地从军事角度对这场战争作了描述。与五、六十年代的著述相比，它利用了日本战纪，以及台湾编辑的一些史料，因此在叙述战争历史过程和细节方面，有了相当的进展，但只限于军事方面（应该指出，它在材料的来源方面显然利用了台湾三军大学1972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6册的工作）。而同一时期，在台湾，有李光涛、郑梁生等先生做的工作，包括史料的整理，收集了除中国史料外的李朝史料和部分日本史料，并且有了李光涛先生的〈朝鲜“壬辰倭祸”研究〉这样的专著出版，标志着台湾史学界在此专题研究上所达到的水准。李著的优点是充分利用了朝鲜李朝的汉文史料，纠正了明史与日本外纪中的许多错误，综观全书，李先生的研究立场和历史叙述角度非常鲜明，同时，受语言的限制，也未能充分地利用日本和韩国的研究成果。
与中国相比较，韩国史学界的同类研究当属热门。2002年，我两赴韩国进行调研，跑遍了汉城的大学图书馆，包括汉城大学的奎章阁、延世大学的图书馆、果川国史馆、国会及中央图书馆等机构，并且参观了象幸州山城纪念馆，碧蹄遗址，鸟岭，釜山（东莱遗址及第三峰日军突破点），尉山，西生浦，晋州壬辰倭乱纪念馆，露梁海战遗址等地，实地考察了当时的“倭城”和古战场遗址，也与韩国方面专攻壬辰战争史的专家会面交流。韩国学者对于壬辰、丁酋倭乱的研究，材料搜集全面，研究范围广，深入而具体，水平远在我国之上。这一点，由于朝鲜是战争的直接当事人和受害者，韩国学者贡献出如此高水平和完整规模的研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中，晋州博物馆编辑的卷帙浩大的史料汇编，韩国史学界老一代和新一代史学家的不同研究兴趣与不同风格特点，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在惊喜于所获甚多的同时，我也感觉我的韩国同行也存在着某种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情况。我记得，那年第二次去韩国，回国前在汉城的仁寺洞的一个咖啡馆里，我与〈李舜臣日记〉的整理编辑者之一的朴慧一老先生做了一次有益也有趣的谈话。老先生相貌儒雅，略显清癯，面色红润，谈锋甚健。为我们翻译的刘女士中文很好，因此交谈很顺畅。我从老先生那里解决了很多我过去疑惑不清的问题，也听他讲了他对于李舜臣的研究新成果。后来话题不知怎么扯到了明军与日军的军纪。我当然清楚，史料上纪录了很多“天兵”的不良行为，有些行为甚至极其过份。我也读到过当时流传过所谓“倭兵如梳，天兵如篦”的说法。于是我主动地提到了这一点。老先生的脸更红了，他说“什么天兵！当时明军曾欲与日军议和，李舜臣坚决反对，明军将领劝他不要管此事，先回家去。李舜臣回答说，我回那儿去？这里就是我的家。还是你们回家去吧！”当然，我相信这个段子必有出处，而且也能够理解老先生的感受和心情。不要说是他，即使作为中国人的我，在事隔四百年后，当读到明军将领在朝鲜的无端的优越感，不当的举措，他们的自私和胡闹，一些不守军纪士兵的恶行，搜刮百姓，行为无度的史料记载，也感到令人愤恨和脸红。但我仍然作了一些解释，这倒不是想替明军辩护，而是想说明：这类现象的发生，除了民族关系之外，还存在其他的社会原因，似乎采用别的观察角度，更能贴近当时的状况。我指出，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实事，当然应该谴责，但这主要不在于明朝的大国地位产生的优越感和中国人对朝鲜人的歧视，而在于这些军队本身的纪律和作风问题。由于这支军队相当多人刚从西北打完仗，他们平时与地方的关系就存在纪律不良的问题，欺压百姓，搜刮地方的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并不是要等到他们开到了贵国之后才产生此类事件。这个让人感到并不愉快的话题，我并没有按照某种长期教导我们的“政治正确”的通行作法回避掉，而是直接地面对，并且将我所看到的历史事相与之交流，分析其原委。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最后表示同意我的观点。
然而，不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日常的实际交往中，这类被称作“敏感话题”事情一般并不采取这种方法来处理。双方两造往往保持缄默，谁也不揭对方的伤疤，就当作事情从未发生过。这且按下不表，后面我将另行详陈。我想说明的是：在韩国史学界，对于壬辰倭乱史的研究当中，对李舜臣的研究最为详尽，其所居的地位也最高，最受重视；其次是各地义兵，僧兵，水军的诸次战役，以及金时敏将军守南原之役，权栗将军守幸州山城之役，等等。比较而言，研究相对薄弱的，恰恰是当时作战的主力军：明军的作战行动，包括明军的将领，军队，战术，装备，其内部关系等等。所有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都会承认，战争初期日军据有战略上和战术上的主动权，因而能长驱直入，覆军斩将，连破三京，朝鲜全国各地望风披糜。而朝鲜水军在李舜臣的指挥下则打了几个漂亮仗，彻底地破坏了日军从西海会师平壤的战略意图。但是，在陆地的战争中，真正起到击败日军，扼制其战略企图的，还是明军主力。如果说中国大陆的学者的研究存在着上面我所提到过的史料的局限问题，对颂扬中国和朝鲜的传统友谊的意识形态需要大于客观描述历史事实的兴趣的话，那么，显然，韩国史学界的高水平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倚轻倚重的不平衡现象，而这个现象发生的背后原因则是意味深长的，不言自明的。看来，不仅是二战的历史（如抗日战争史）和当代史的研究，受种种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纠缠干扰，使得作为身处各种复杂的现实关系中的人（不仅是施暴的一方，也包括受害方在内）无法自由地面对，客观地理解；即使是近代史以前的一些历史问题，也仍然被延伸到现代社会的历史关系缠绕，它束缚着我们（马克思有一句非常传神的话：死人抓住活人），让我们不能理性地面对历史之事相，彼此之间不能毫无顾忌地自由地发表意见，继续固化成新的心结，最终汇聚成我们无法摆脱的思想禁地和精神桎梏。
三
四百多年前的壬辰、丁酉年，明朝军队作为援军开进朝鲜，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侵略和扩张，事实上还做出了重大牺牲，付出惨重代价，在长达七年的战争中，中国（特别是辽东）地方纷扰，消耗巨量银钱粮米，调拨全国各地的军队和不同兵种，勉强打胜，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殊为不易。对于李氏朝鲜王朝来说，叫做起死复生，“神宗皇帝再造之恩”。即使依今日之眼光来看，也应说这是明军在境外进行的一场正义的战争，明朝在这场战争中的行动有恩于李氏朝鲜王国。这一点当然无可争议。明帝国的这次战略决定，在其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和争论，但是决策者最终认识到，不仅是为了属国，而且即使为了自身的战略安全，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必须出动援助。由于明、朝关系是处于以中华秩序为中心的朝贡册封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当中，所在存在相当微妙而复杂的因素，存在着按今天的标准来说属于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关系。这种政治、文化上的等级差别，在人民的精神心理上必然会有反映，具体到历史中行动的个体人来讲，更是演化成了不同的因果关系和表现方式。而对于这种关系，从朝鲜民族的心理情绪反应来看，也是相当微妙的。
汉文版《壬辰录》中有一个虚构的情节，它解释了明朝兵部尚书石星为何力主出兵援朝的个人心理动机。原来朝鲜的译官洪彦顺以长安（朝鲜地名）巨富的身份，曾随冬至使来到中国，以千两银子援助了入京赶考落榜的蜀中举子，其人后来果然一试成功，最后当上了兵部尚书，即石星本人。而石星的妻子亦是当年洪氏在京城娼家一掷重金救其出风尘的故亡的薛阁老之女（有趣的是，在现代小说《商道》中，这个情节被改装后重新登场，构成了主人公在与清朝的人参贸易中发财的原因）。这个故事使得明朝出兵相救朝鲜的背后，包含了一种义所必至、理所必然的原由。从艺术结构来看，它是草蛇灰线，埋的伏笔。从历史道德判断来看，它表现了民族心理的某种补偿。《壬辰录》的叙事顺序大体上与柳成龙的《惩毖录》记录历史事件的顺序相同，但由于它出自民间，且经过多人之手的再创造，民众心理情绪的表现更为直接、鲜明。与整个韩国史学界的研究概况存在着某种相同的现象，《壬辰录》关于李舜臣的叙述亦最多，最详细，最集中，重彩浓墨，极尽泼洒，因而人物塑造也最为成功。至于明军入朝后的各种表现与人物关系，则略而不详，触墨不多。这一详一略，一费一省，也是事出有因，于理必然。细细品味，无形之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朝鲜民间社会中（绝非受官方控制）自然流传的民族心理情绪的释放和精神上的补偿。它无意识地以历史演义的想象方式表达了有利于我的民族忆记。说到这儿，我无意冒犯我很尊敬并与我有交情的那些韩国朋友，也没有任何要无事生非指摘对方的些许意思，因为这是一种在各国的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合情合理的民族认同的需要与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最为自然的流露。我之所以提到这点，意在将其与《壬辰录》中的另外一个虚构的情节相比照，即全书开头所交待的日本国的地脉来源和平秀吉（即丰臣秀吉）的出身来历。在朝鲜文本的《壬辰录》开篇，说：
“江原道之山脉，延伸而为此金刚山，金刚山一脉，又延伸而为通川丛石之地。从石亭之一隐脉潜入海底，向东南，延伸三千里而形成为日本。日本实为朝鲜之一分支余脉”。（见韦旭生译本，载《韦旭生文集》二，下同）
这段文字为汉文版所未有。而下面这段交待平秀吉的出身的文字，则是朝鲜文本所未有：
“大明嘉靖年间，杭州人朴世平，即朴克进之后孙也。世平死于倭乱，其妻陈氏与其子守吉被虏于倭兵，为杀马岛将平信之妾，故守吉改姓为平氏。。。。。。。”
无论是朝鲜文本还是汉文本，《壬辰录》都非通过一人之手而成，乃经过多人多年的增补流传而成，这两个文本的细节不同但情感倾向相同的虚构，表现了朝鲜社会中普通民众的心理需要与心理想像。在整个以大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号称礼义之邦或“小中华”的朝鲜，不但在排序中处于高于日本的地位，而且它还是日本岛国的地脉上的来源。而平秀吉竟来自中华的被虏之儿，以他的低劣地位竟至成了日本的关白，那么日本的国家地位亦可想而知了。
汉文版中金刚山的俞点大师曾对清定（清正）说：
“朝鲜王国世代传远，圣化永久，而比于日本，则可谓大国了。日本关伯本以微贱之人，杀其王而伪定一时之号：可谓小国贼也”。
这个叙述可以说是几百年来流传的最为标准的程式，包括了当时到现代的人们的集体心理无意识，更反映了历史上存在着的对于中国/朝鲜/日本关系序列的认识，以及对于日本的历史知识。最后这点尤为重要。
征诸明实录（神宗实录）、李朝实录（宣祖实录）以及其他朝鲜汉文典籍，秀吉发动战争的前一年，就有闽、淅地方官员收到来自被虏至日本的中国人的报告，预告秀吉要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先以朝鲜作跳板和先导。《续善邻国宝记》和《征蛮录》收录了秀吉至朝鲜国王的国书以及许仪后给明朝的通报信，这两封书信被上述史籍引用过。且看秀吉自己的说法与被虏至日本的中国人的实际观察之间差异如何：
“日本国关白秀吉，奉书朝鲜国王阁下：雁书薰读，舒卷再三。抑本朝虽为六十余州，比年诸国分离，乱朝纲，废世礼，而不听朝政。故予不胜感慨，三、四年之间，伐判臣，讨贼徒，及异域远岛，悉归掌握。窃案事迹，鄙陋小臣也。虽然，予当于托胎之时，慈母梦日入怀中。相士曰：“日光之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必入（疑为“八”字的笔误）表闻仁风，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奇异，作敌心者自然摧灭，战则无不胜，攻则无不取。既天下大治，抚育百姓，怜愍孤独。故民富财足，土贡万倍千古矣。本朝开辟以来，朝廷盛世，洛阳壮观，莫如此日也。夫人生于世也，虽历长生，古来不满百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洲，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而入朝，依有远虑而无近忧者乎！远邦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者不可作许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也。予愿无他，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方物如目录，领纳，珍重保啬！”
这里，让我最为感到有趣的不是其夸张之辞，亦非神迹其诞状，而是秀吉对于自我的角色期待和自我的描述，这些话的调门与散见各书的语调无太大差异，可见这在当时亦是流行的话语，无人不知的“常识”。而秀吉认为他所创立的伟大业绩，是“本朝开辟以来，。。。。。。莫如此日也”。其霸气，其自信，包括一种天真而又装作老道的虚骄之气，跃然可见，极为传神。秀吉的野心固不待言，支撑其野心并化为具体行动的心理上的动机，亦无须多说，最为关键的就在于这种心理需要与对世界的认识、有关朝鲜和明帝国的知识相联系，这才是我们要严肃对待并加以仔细分析的部分。与《惩毖录》之征引，和《看羊录》之转述相比较，透露出的三个不同国家的人彼此相互间如何看待对方，是一个有趣而又重要的问题。
四
三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对视，亦即存在一种在具体的历史交往关系中的相互理解。这种具体的历史交往关系和相互理解，形成了有关对方的“确定的知识”。东北亚关系中彼此来往密切的中、朝、日三国，加上琉球和南洋诸国，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知识，就是有关中华朝贡体系的华夷秩序，而以中华文物制度为价值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则是解释这个秩序的合理性的最为重要的知识标准。中国到了明代，从太祖到成祖，确立了与李氏朝鲜的相当亲近的固定的近邻关系。从明实录中有关与朝鲜关系的记载来看，不仅是朝鲜每年四时来朝，而且双方在朝贡体制下的“国际贸易”量也大得惊人。明帝国与朝鲜王国相互贸易，从朝鲜方面转输中国的战马、耕牛，数量动辄上千，上万（五千头牛，或者上万匹马，这个交易量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中亦属巨额）；而明朝“回赐”布帛绢绸等物，货值往往高于朝鲜。书籍，军器，弓剑，火药，也是输往朝鲜的常货，虽然涉及军事装备就会受到一定的数量控制。两国间如此密切往来，双方相互获利，依赖性渐长。明朝对于朝鲜，从国号的定名称，到具体的边境流亡人蓄之“刷还”，朝鲜与北蛮势力之间的来往与冲突，渐渐从太祖开国初期对邻国朝鲜的猜忌，怀疑，变成了信任，了解，甚至在交往中意识到对方虽位列藩属，但接待伴使文才过人，真正一个“小中华”。所以选择有文才的使臣出使朝鲜，不致于在外交场合丢脸，也是礼部职司的工作内容之一。与中国和朝鲜愈来愈信任、了解、善意地看待对方相比，明朝与日本的关系就显得江河日下，最后竟然因偶发事故而禁止了日本商船靠岸，中断了贸易关系。这个结果进而引诱了日本的浪人、海盗与中国沿海的渔民等勾结一起，为患江南数十年。江南武备之松驰，“倭寇”（主要是中国沿海的走私渔民冒充）之横行，也给日本本国人留下了大明衰弱可欺的错误印象。印象的形成一开始可能是由于具体的偶然事件，但会渐进形成固定的观念，最终变成有关对方国家、人民性格的价值判断，影响着后继的交往活动，甚至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后果。
《征蛮录》中所引许仪后的通报信，描述日本人的性格，军事活动的特点，战斗方式与应对之策，从今天看来显得可笑，而在当时来讲则符合周边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于日本人的想象。要是我们把许仪后有关日本武士、军士的战法的描述与日本百年战国时代，特别是自安土、桃山时期的历史作一比较，就会明白许仪后的描写是多么脸谱化，戏剧化，而且是在某种程度上“妖魔化”对方了。日本经历了百年战国，到了丰臣秀吉初步统一全国时，特别是装备了改进西方型枪械后，其军队战斗力之强，绝非虽然被虏数年但并未真正深入了解日本军队的许仪后所能知晓。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军队能够在釜山登陆后，二十天即攻破王京，仅六十天即占领了平壤，而加藤清正进入咸镜北道后，甚至渡过了图门江，来到了属于女真、北蛮势力的地界。零三年十月初，我从东京飞福岗，再飞对马岛，用了一天时间来游历了对马岛，参观了严原，这是宗氏政权的首府，看了宗氏家族的神社，在万松院找到了宗义智的墓。与他后人的墓相比，宗义智的墓显得非常简陋朴素，当年就是他和玄苏等一起说服小西行长，向丰臣进言打开朝鲜通往大明的道路，以谋取实利。在乌帽子岳峰的山顶，眺望对岸的釜山，遥想前年曾在釜山眺望对马岛的情景，实际感受到对马与釜山距离之近。不论是壬辰战争之前还是战争结束后，对马岛上的宗氏集团对釜山的经济依赖都要远远超过对日本本土的依赖。所以，当李朝决定停止或者限制与对马岛的贸易船只数量时，无异于掐住了对马岛的脖子。姜沆在《看羊录》里明确而详细地记录了离开朝鲜前往日本的水路里程，由于是他的亲历，完全是第一手材料，就远比柳成龙等人的叙述要真实可信。按他说从釜山到对马，不过就是一日水程。壬辰战争前，日本使节常来釜山，朝鲜接待自有常仪。但据姜沆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对马岛的宗氏集团，并非真正的日本本土中央政府的委派。与《壬辰录》相比，姜沆是丁酋年被俘而虏去日本，所写皆自己之亲见，相当可靠，其中关于壬辰战争日方军队的布置和将领的名字，准确可靠，是后代朝鲜描述这段历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而柳成龙则在战争爆发时居于首辅的地位，对于壬辰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惩前毖后，而作此书，除了记录见闻，叙述亡国之惨痛过程，寻找失败的原因，并制订改革旧制（包括兵制、筑城、搭桥、训练士卒之法等）的种种具体措施。所以留下文字，即暗含洗刷自己罪过之意，又有为未来设计的企图，也是相当严谨而客观的。他们二人对于日本的认识与知识，要比起《壬辰录》的作者们来得深刻。读姜沆和柳成龙的文字，你能够体会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痛切感，毫无游戏的性质，虚构的手法在他们看来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勿宁说他们是要做到无一字无来处，句句是真。姜沆的特殊经历，使他能够比较客观深入地描写了日本国的地理，人口，物产，社会阶层和军事情况，内政外交，皆有论列，并处处与朝鲜国内的情况相比较，以看出朝鲜在什么地方不如日本，需要学习改造之。他的描写还包括很多生动的个人形象，如他所写的“舜座首”僧（藤原惺窝），与他和诗酬唱，吟咏往还，几乎无话不说，甚至表露出愿意接待明朝与朝鲜反击的军队，在日本本土与秀吉作战。这一点是《看羊录》中极有价值的部分，而《惩毖录》则无法做到，《壬辰录》就更不能与之相比了（仅就史料价值而言，非艺术价值）。由于深入了日本本土数年，这个独特的经历使他比柳成龙等更为深入地认识了日本人。比如，他就能说出这样的话，至少，在当时显得相当的政治不正确：“倭奴之性，重盟约。与之连盟，或可保百年无事。今者天弊贼魁，家康辉元等，诚心愿和，或者目其请和，降咫尺之书，。。。。。”像这样犯忌的话，只有真正了解了日本的姜沆才敢说出口了。姜沆记载的舜首座僧的话说：
“日本生民之憔悴，未有甚于此时。朝鲜若能共唐兵吊民伐罪，先令降倭及舌人以倭谚揭榜，知委以示救民水火之意，师行所过，秋毫不犯，则虽至白河关可也”。
藤原惺窝原系佛教徒，由于受了姜沆的影响，最后成为日本最著名的朱子学大师。他几次想往大明帝国，不巧因生病而终未果行。而当他想取道朝鲜前往大明的时候，战争已经开始，他知道已经不可能不被人误解而平安地到达目的地了。他的这番话让我们想到，所谓的“国际主义精神”，世界历史意识，在十六世纪的东方，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内涵，但同样意义深远，光彩夺目。叙述一国的历史（国别史），是否真的可以关起门来不看外界而专注于内部的事物，乃至能达成客观叙述，显得极为可疑。16世纪末的这场战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战争，不可能用任何一国的“国内”眼光来准确而全面地描述它。至少就明帝国、朝鲜、日本而言，三方都极为深入地卷进了共同的历史进程，谁也不可能单独地处理自己的内部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到其他两国的存在因素。而在进入朝鲜的日本军队中，我们知道有从西方来的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因此这场战争的国际化程度要远远地超出我们的想像。（的确也有葡萄牙传教士写的有关这场战争的记录）可见，不仅是需要“三”（国）史互证，而且需要注意西方传教士和当时与日军有零星接触的建州努尔哈赤部的史料，包括当时流传下来的琉球、东南亚诸国及其民间的相关材料。或许可以说，惟一可以接受的叙事角度，就是范围更为宽广的整个东域史的角度。
五
在《壬辰录》的结尾部分，作品描绘了一个有意思的场面：国家升平后，朝鲜的李德馨曾出使天朝，至山海关遇到了明朝大将李如松、麻贵等“列阵而超倚戎坛”。于是李德馨看到了一场“未来”的战争，出现于敌方的竟是“老郡首，即女真种落，而据宁古塔，地要险，有子十二，皆骁勇，而第九子汉即天下之英雄也”。行文描写了老郡首死前听各子陈述如何取中国之地。唯有第九子合其意，因而传位于他。这就是后金的创始人努尔哈赤。这显示了当时的整个东北地区的复杂的形势分野与相互关系，暗示了当日本的势力暂时消歇之后，新的势力，即女真人在建州左卫的势力已经坐大，成为朝鲜和明帝国的新的威胁。这里不但透露出作者身处其中的时代背景的变化，而且，根据同时代的明朝人的记载，后金与明的战争中，朝鲜不但被迫介入，而且还有相当多的“降倭”直接卷入了冲突中。而帮助明军作战的就有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带来的红衣大炮，这就是说，事实上，没有真正单纯意义上的国别史，没有不和周边世界发生关系的古代“国家”。今人之时兴的说法，似乎从某时某刻某国某人某事才开始出现的“全球化运动”，换了一种眼光来看，其实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来就存在于历史之中，只是我们不去关注它罢了。就象如果没有西方传教士教会明代的中国人使用新式火炮的话，努尔哈赤也不会受伤而死。而如果不是姜沆在丁酉年被侵朝日军俘虏并带去日本（有人估计被虏至日本的不下十万，也有相当数量的朝鲜人被卖与南洋），舜首座也就不会和姜沆见面，这样一来，日本的朱子学的发展就会出现不同的面目，日本的思想史也得改写了。当然，壬辰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当时最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其意义绝不亚于早其两年发生的英国舰队消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个重要事件。若按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说法，当时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地位远比欧洲各国的经济地位重要，或者可以说三国间的“壬辰战争”对世界历史（至少是对于东亚三国）的重要影响尚需重新加以评估？
去年在名护屋，我在落日的余晖中徘徊于丰臣秀吉的“倭城”遗址，那里曾是秀吉指挥日本军队渡海作战的大本营。日本全国各地的大名都按照规定的位置建立了自己的临时指挥部。同时，还有一处叫“游击营”的遗址让我留连忘返。这就是当年充作副使的游击将军沈惟敬前来日本时住过的地方。按照中国和朝鲜的官方历史的说法，沈惟敬是江淅一带的无赖小人。从李氏朝鲜的角度来看，当日军尚逗留朝鲜未走时，与敌人和谈意味着损害了他们的极大利益，因而沈游击是可恶的、神秘莫测的、有可能出卖朝鲜王国利益的奸诈小人。然而，从柳成龙的《惩毖录》的描述来看，综合明实录、李朝实录的记载，这是一个起自民间的布衣之士，有胆有识，两军阵中能调停兵锋，游说敌人，并玩弄大国君主于股掌上的人物，很了不起，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才看得见这种人。战争后期沈惟敬获罪拿问，为洗清自己他有一封书信寄至朝鲜官员，其中的陈述通情达理，客观诚实，并无一句虚语。他的确是冤枉的。今年夏天我去了辽宁铁岭，找到了李成梁的后裔。他是李氏旁系子孙，著录有李成梁的族谱，并参与建造了李成梁的纪念馆。他在镇里的一家条件最好的小饭馆请我喝东北的“小烧”。席间，酒酣耳热之际，我告诉了他我对于沈惟敬的不同评价，并且说，如果不是沈氏在平壤先施缓兵之计，李如松也不可能取得平壤大捷。这个评价可能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出于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客气，他没有吱声。我感觉到他对沈氏的看法仍然和李如松第一次见到沈惟敬时的感觉一样。
这又让我想起在北京的一次讨论：今年的9月份，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关于琉球历史的讲座。报告人讲述了他研究的冲绳各岛的民歌与冲绳意识的一个作家。一个日本女生听完后发言说，虽然我的国籍是日本，我说的是日语，但在我的内心，我永远是个冲绳人。她所面对的全球化浪潮，她要抵制的一体化和同质化的压力，不是来自西方欧美发达国家，而是来自东亚的日本。这个讲座结束后，我们和一个韩国文化产业院的“官员”权先生一起吃饭，席间他针对当时沸沸扬扬的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高句丽文化遗址的活动，发表了温和但坚定的批评意见。我们当然知道，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起源很晚，而在历史上，帝国时代主宰历史，支配周边小国的情况似乎更为常见。而这样的一个在我看来是纯粹的学术意义上的问题，竟然在两个国家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执，最后需要两国的外交部门从政治上进行协商，作出安排。这让我更具体的感觉到，历史就从我们的身边流过，而我们自己也许就是这个历史长河流动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对于身边乃至自身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和认同，与我们作为具体的个人的民族感情的支配有关。这种感情来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可能隐含了很多可怕的战争创伤，因此它会忘记某些东西，强化某些印象，抓住某些片断把它当成全部，而闭眼不看会对我们带来痛苦记忆的事实和经验。但是我们需要警惕，在这种民族集体无意识当中，个体经验的直觉往往会被忽略，形成某种道德判断的无形压力，根深柢固的旧观念和拥有左右我们思维和表达的力量的政治正确总能最快地从不同矛盾的经验事实中浮现出来，让我们按照一定之规来思想，还以为我们正在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至少就我个人而言，目前所做的关于壬辰战争（朝鲜人的说法是壬辰倭乱，日本人的说法是文碌-庆长之役，中国过去的说法叫万历三大征之一，征东之役）的研究，面临着从方法论，到历史观念，到文化认同，到用什么方法来表达，等等层面的困难。当年站在珠峰的一座山坡上，我并没有看清山下广阔的风景，虽然我当时没看见，但我知道它存在，而且非常美丽。我相信，存在着一种描述历史的近似于“文学”的方法，这种历史描述不宣称拥有立场，或者说叫做无立场；也不回避个人的体验，或者说它相当重视个人的经验；它也不再纠缠于各种各样的空洞无用的政治正确的大话中。在讲述制度性的历史大事变迁的同时，历史上行动着的人的心理结构、情感表现、个人感觉，他们的欲望和需要，等等，都是需要进行研究的对象，因为这些“细节”本身就是构成历史过程与结果的重要内容。因此，不是在明史的视野里，也不是明代中外交往史或者什么战争史，它在知识上属于上文所提到的希望构建的“东域学”，它即是大陆的又是海洋的，即是古代的又是现代的，即是地方性的又是世界性的。这样，在如此开阔的空间视野里，或许可能比较客观地处理那些复杂的历史关系，贴切而又亲近的描述那似乎很远其实很近的活的历史脉络。
（本文发表在《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三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ieces, one on Ming Korea and one on Yuan shipwreck? Based on my observation of images from Wang Fuqiang, co-director of the Penglai shipwreck excavation, there are many Wanli sherds between the shipwrecks, therefore, there is a chance that the Korean ship were late Ming, thu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described by Jin. I am eager to read the Pengli shipwreck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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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lai Shipwreck
山东蓬莱水城小海发现元明时期大型海船
作 者： 佟佩华 王富强 李振光 袁晓春 姜国钧 发布时间： 2006-6-9 5:08:41
蓬莱水城位于山东省蓬莱市的北端，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整的古港和古代海防设施。小海居水城中部，自古是各类船只屏风静浪的码头。去年７—１１月，在蓬莱水城小海清淤工程中，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联合组队，对清淤过程中发现的古船进行了考古发掘和清理，发掘面积１２００余平方米，共发现３艘大型海船，出土了瓷器、陶器、石器、料器和松籽等各类植物籽粒，取得了重要成果。
古船位于南小海的西南角，均为古代大型木制帆船。２号船残长２２．５、船舯残宽５．６米。艉部和后面的舱壁板及船舷以上的船板已损坏，主龙骨、艏柱保存较好，为粗壮的圆方形。该船保存有６道舱壁板和６道舱壁板的残痕，共保留约１２个水密舱。前桅座因扰动移至艏柱左下方，中桅座、后桅座被破坏，中桅座在第８舱保留有残痕，此船约有１６个舱，比１９８４年清理的１号船（１４个舱）大，底板用材也显粗壮。
３号船残长１７．１、船舯残宽６．２米。艏部、艉部遭到扰乱，艉龙骨、船舷以上外板已损毁，主龙骨保存较好。３号船保存４道舱板和３道舱板残痕，可见８个舱。后桅座不见，中桅座保存较好，前桅座被现代灰窖扰至船西部淤泥中。中桅座位于第５舱，该船约有１０个舱。
４号船，虽残存４块底板，但保存较好，船材也十分粗壮。船材位于３号船西南侧淤泥的上方，保存较好，可能用作舵杆。
本次古船清理的出土遗物比较丰富，瓷器有青花瓷碗，青瓷碗、碟和罐，酱釉瓷瓶、瓷罐和瓷碗，还有一件高丽青瓷小碗等；陶器有船形壶、缸和盆等；石器是石球；料器只发现了一件料珠。此外还出土了青砖、灰瓦和粗长的棕绳、草绳、竹席及松籽、瓜籽和菜籽等。根据出土器物和层位关系，初步推定２号船的废弃年代为明代中晚期，３号船的废弃年代为元代或元末明初，４号船的年代不详，大约与３号船相近。
２、３号船型和构造技术差别较大，应有不同的性质和用途。２号船的造型结构反映出当时较先进的造船工艺。２号船与１号船、浙江象山古船等相似，属于大型近海战船。３号船比较宽短，加固技术以木作为主，具有一定的原始性，船底较尖，吃水较深，船速也相对较慢，船板横向采用鱼鳞搭接技术，纵向以直角同孔相连，铁钉较２号船少，不见挂铁锔的工艺，多见木钉、木榫或木栓等木作技术。３号船与浙江泉州的宋代船和韩国新安元代古船等相近，应该是货船。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在蓬莱水城新出土的3艘古代木质沉船中，有一艘是元末明初时期的商用货船，这种“福船型”货船迄今为止在世界上只发现了三艘，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目前，古商船的拆移和学术研究正在同步展开。
“宽短型”的古代商船残长17.2米，最宽处有5.8米，在造船工艺上有许多独到之处，
舱壁板两侧有抱梁肋骨，粗肋和细肋相互交错，起到了加大船板与船体强度的作用。还有船板拼接处采用的鱼鳞搭接技术和木头制作的“暗锁”，小小机关尽现造船工匠的“大心思”，当然，最巧妙的还要数船的“修补手法”，在表面上看是一块块木板，其实下面另有玄机。
打开以后可以看出来，船板之间的接缝比较大，为了堵接缝，上面加了板子,这在当时是比较好的一种做法，可以防止漏水，上面的平面还可以保持平衡。
这艘船从船型上来看是中国福建建造的“福船”，至今为止在世界上只发现了三艘，第一艘出土于福建泉州，第二艘是在韩国的新安，第三艘就是蓬莱水城新出土的这艘货船。在福建泉州发现的船装了大批的香料，在韩国新安沉船上发现了2万多件中国的瓷器，800多万枚重28吨的铜钱，1000多根紫檀木，在这条沉船上目前已经发现了2件高丽瓷器，这种船的航行区域多在中国的南方，为什么在千年古港登州港发现了福船，又有高丽瓷器，引起了国内中外关系史专家的关注。
席龙飞教授在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总结发言
日期:2006-9-21 9:20:46
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继1991年由中国船史研究会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帆船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与18年前召开的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学术讨论会相比，不仅有国际上和港澳台的知名学者光临，在海内的学者中，既有老年朋友，也有中年骨干，更有一批青年精英。这说明在船史研究领域我们后继有人。本次会议共收到海内外学者的学术论文44篇。两天来在大小会议上宣读了30多篇。松木哲先生还带来了关于日本古代和中世纪船舶的幻灯片。我以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果是很丰富的。下面报告一下我的学习收获，请大家指正。
（一）继1984年在蓬莱水城发现元代古船之后，2005年又在这里发掘出三艘古船。其中一艘与1984年出土的颇为相似，而另二艘从船舶形制和制造工艺特征上看都被确认为高丽古船。高丽古船的技术史主要靠对出土古船的分析和研究。蓬莱第三号古船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高丽古船，她必将极大地丰富韩国古代的船舶技术史。
韩国学者李昌亿发表了“古代帆船线型及构造特性的研究”。李元植、全成俊、许逸、金圣范等，以众多的韩国出土古船的实例与蓬莱三号船作对比分析。资料丰富，方法科学，从他们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韩国船舶技术史的概貌。中国的中青年学者龚昌奇、蔡薇、汪敏等，以出土的三号古船残骸为基础，引用韩国的文献，不仅正确地判断出这是一艘高丽古船。而且对该船的型线、结构和总体布置、属具配备等进行了科学的复原。既是对三号古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又为今后更深入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船级社的何国卫教授，针对三号船明确地指出：这既是高丽古船，但从设横舱壁、设龙骨板补强材、铁钉木钉并用以及桅杆的起倒等技术方面看，这艘高丽古船又含有中国的造船技术。中韩古代造船技术交流在蓬莱三号船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烟台博物馆馆长王锡平研究员撰写了“蓬莱水城古船略论”。泉州海交馆副馆长李国清研究员以泉州法石古船与新发现的蓬莱古船作了对比研究。来自台南成功大学的陈信雄教授和来自基隆的曾树铭先生，探讨了“400料战座船与蓬莱古船的关联性。”他们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人耳目一新。登州古船博物馆的刘刚、刘莉，发表了论文“蓬莱二号船与已出土的同型古船的比较”。对蓬莱一号古船素有研究的顿贺教授发表的“蓬莱二号古船结构特征及其复原研究”，不仅绘出复原后的明代战船的英姿，还让人们再一次了解到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丰富与精彩。
韩国首尔大学的崔恒洵和武汉理工大学陈克强，以现代船舶科技的手段，分别对三号船和二号船的静水力特征进行了计算分析，丰富了船舶技术史的内涵。小岛良一先生利用激光设备测量船型的论文也深受欢迎。
（二）在蓬莱水城的西南隅，先后出土4艘古船，这不是偶然的。韩国学者朴现圭写了“蓬莱水城高丽（朝鲜）船舶的历史背景”。所谓背景，就是古登州港既是海防重镇，又是交通海外的大埠。对此，林士民研究员写出了重要文章“北方著名大埠——登州。”此外还有陈丽华的“唐宋之际登洲港的繁荣与福建海上交通的发展”和何志标的“明代登州在中朝海上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论文。日前，登州港正在与明州、泉州 、广州等中国古港一起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对下述论题就特别感到亲切：“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李英魁）和“古船发掘与中国海洋文化若干思考（泉州王丽明）。登州港既是交通海外的大埠，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而持久。袁晓春的“航海来华的朝鲜使节高用厚所记蓬莱史料”，是为借助于外国友人所记录的文献来研究蓬莱探索一个途径。还有中国海洋大学曲金良教授等发表了论文“从蓬莱三号古船附着的海洋生物看古登洲港湾的环境变迁。”这是以自然科学的视角和手段来研究登洲港发展变化。这种多学科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有益的。妈祖是航海的保护神。依据民俗几乎所有的航海者都要将自己船舶的模型送到妈祖庙乞求保护。在关于妈祖的历史文献中也多有关于船舶的记载。上海海事大学时平教授的研究为我们作了示范并为研究古船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献线索。
（三）谈到海洋文化，人们当会注意到蔡薇博士的论文“八千年前独木舟——中国光辉舟船文化的开端”。作者认为所论跨湖桥遗址的独木舟，正是海洋文化代表性器物。由此，我们可以引伸出，一切海洋船舶的发掘、打捞，都是在为海洋文化聚集“财富”，都是在作海洋文化的工作。澳门海事博物馆黄洁娴的文章，正想以大量的实例来证明和说明：“海事博物馆是纪录、研究、保护及推广澳门海上文化遗产的中心”。香港海事博物馆总监S.N.G.戴伟思博士的论文“考古发现与复原”，也是在论述海事博物馆这一中心工作。寿平副馆长以大量的图片和影象介绍了“座落在古运河畔的嘉兴船文化博物馆”。这些兄弟博物馆的论述和实践经验，都为即将建成的蓬莱古船博物馆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葡萄牙考古研究所的法国学者J.Y.卜劳特先生,他提交的论文是从船舶工程的概念和人文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古船建造中的纵向加强的问题,他利用了大量的中国和外国的文献,他还深入我国内地考察和拍摄古船的图片。他的这种执着精神使我们感动。
袁晓春先生在他宣读的论文中极力赞誉中韩两国学者在古船发掘及海洋文化遗产领域研究中的交流。在这些交流中大家都受益匪浅。我们非常支持他的这一看法，我们中国学者非常愿意与各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水下考古或海事考古，在我国是新兴的科学领域。我们高兴地收到了陈立群先生的论文：“福建东山岛冬古沉船遗物研究”。我们知道“南海一号”的水下考古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也企盼他们有重大收获。
如大家所熟知，荷兰是世界上水下考古工作最有成绩和经验的国家之一。我们今天高兴地聆听了荷兰台尔夫科技大学C.德尔克斯和A.F.L.霍克两位教授宣读的论文：“荷兰的海事考古学——组织、研究领域及进展”。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收获之一。
（四）《蓬莱古船》发掘报告，已由文物出版社于2006年8月正式出版。这是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考古工作者及有关学术领导人积20余年艰苦工作的重大成果。在会上我们又聆听了考古队副队长王富强副研究员的论文：“登州港及古船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还有考古队副队长李振光研究员的论文“关于古船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几点想法”。是山东省文物考古所，烟台市博物馆和蓬莱市文物局的考古工作者的出色工作，为我们国家增填了“文化财”，使我们有可能在此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的通力合作，对所发掘的木船材质作了科学鉴定。刘秀英副研究员等发表了论文“蓬莱古船木材材质与树种配置的研究”。伴随出土古船还出土一些瓷器以及几件高丽青瓷和镶嵌青瓷。中国海洋大学陈杰博士发表了论文“关于早期高丽青瓷和镶嵌青瓷的几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随船发现的几件高丽青瓷的认知和理解。此外，还有收藏家李华杰等关于“蓬莱小海及周围海域元明时期的瓷器”一文。蓬莱市文物局理学硕士朱龙，还发表了“山东蓬莱水城出土的贝类研究”的论文，文中还特别提到象牙光角贝在本海区是首次报导。文中也提到一些贝类对船舶的侵蚀和破坏作用。伴随古船的出土，还发现一件舵杆的毛坯，有关专家也发表了相应的论文。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要感谢中国船史研究会顾问郑明少将向大会作了题为“中华造船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图文并茂的报告。使与会代表了解到中华造船史研究的概况。中国船史研究会委员何国卫教授宣读了“简议中国古船技术史研究”一文。何教授20多年来是船史研究的亲历者，他文中特别注重出土文物和出土古船的研究。他在中国古船技术史研究成果中列出十项重大成果，使人感到振奋与亲切。何国卫教授在文中列出古船技术史研究可分为（1）出土文物研究；（2）史籍文献研究；（3）绘画作品研究；（4）古船复原研究。他把对出土文物包括古船研究列为第一项，我很表赞同。两位学者都提出要仿制中国古帆船周航世界的建议，相信也是到会代表的共识。
我们认为，古船的考古发掘是研究船舶技术史的重要途径。这正是我对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究会的学术小结所选的标题。在此，我要再一次对参与蓬莱古船考古发掘的全体考古队员和领队，表示由衷的敬意。同时也要对到会的海内外的老中青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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