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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7, 2006
Penglai Shipwreck
山东蓬莱水城小海发现元明时期大型海船
作 者： 佟佩华 王富强 李振光 袁晓春 姜国钧 发布时间： 2006-6-9 5:08:41
蓬莱水城位于山东省蓬莱市的北端，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整的古港和古代海防设施。小海居水城中部，自古是各类船只屏风静浪的码头。去年７—１１月，在蓬莱水城小海清淤工程中，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联合组队，对清淤过程中发现的古船进行了考古发掘和清理，发掘面积１２００余平方米，共发现３艘大型海船，出土了瓷器、陶器、石器、料器和松籽等各类植物籽粒，取得了重要成果。
古船位于南小海的西南角，均为古代大型木制帆船。２号船残长２２．５、船舯残宽５．６米。艉部和后面的舱壁板及船舷以上的船板已损坏，主龙骨、艏柱保存较好，为粗壮的圆方形。该船保存有６道舱壁板和６道舱壁板的残痕，共保留约１２个水密舱。前桅座因扰动移至艏柱左下方，中桅座、后桅座被破坏，中桅座在第８舱保留有残痕，此船约有１６个舱，比１９８４年清理的１号船（１４个舱）大，底板用材也显粗壮。
３号船残长１７．１、船舯残宽６．２米。艏部、艉部遭到扰乱，艉龙骨、船舷以上外板已损毁，主龙骨保存较好。３号船保存４道舱板和３道舱板残痕，可见８个舱。后桅座不见，中桅座保存较好，前桅座被现代灰窖扰至船西部淤泥中。中桅座位于第５舱，该船约有１０个舱。
４号船，虽残存４块底板，但保存较好，船材也十分粗壮。船材位于３号船西南侧淤泥的上方，保存较好，可能用作舵杆。
本次古船清理的出土遗物比较丰富，瓷器有青花瓷碗，青瓷碗、碟和罐，酱釉瓷瓶、瓷罐和瓷碗，还有一件高丽青瓷小碗等；陶器有船形壶、缸和盆等；石器是石球；料器只发现了一件料珠。此外还出土了青砖、灰瓦和粗长的棕绳、草绳、竹席及松籽、瓜籽和菜籽等。根据出土器物和层位关系，初步推定２号船的废弃年代为明代中晚期，３号船的废弃年代为元代或元末明初，４号船的年代不详，大约与３号船相近。
２、３号船型和构造技术差别较大，应有不同的性质和用途。２号船的造型结构反映出当时较先进的造船工艺。２号船与１号船、浙江象山古船等相似，属于大型近海战船。３号船比较宽短，加固技术以木作为主，具有一定的原始性，船底较尖，吃水较深，船速也相对较慢，船板横向采用鱼鳞搭接技术，纵向以直角同孔相连，铁钉较２号船少，不见挂铁锔的工艺，多见木钉、木榫或木栓等木作技术。３号船与浙江泉州的宋代船和韩国新安元代古船等相近，应该是货船。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在蓬莱水城新出土的3艘古代木质沉船中，有一艘是元末明初时期的商用货船，这种“福船型”货船迄今为止在世界上只发现了三艘，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目前，古商船的拆移和学术研究正在同步展开。
“宽短型”的古代商船残长17.2米，最宽处有5.8米，在造船工艺上有许多独到之处，
舱壁板两侧有抱梁肋骨，粗肋和细肋相互交错，起到了加大船板与船体强度的作用。还有船板拼接处采用的鱼鳞搭接技术和木头制作的“暗锁”，小小机关尽现造船工匠的“大心思”，当然，最巧妙的还要数船的“修补手法”，在表面上看是一块块木板，其实下面另有玄机。
打开以后可以看出来，船板之间的接缝比较大，为了堵接缝，上面加了板子,这在当时是比较好的一种做法，可以防止漏水，上面的平面还可以保持平衡。
这艘船从船型上来看是中国福建建造的“福船”，至今为止在世界上只发现了三艘，第一艘出土于福建泉州，第二艘是在韩国的新安，第三艘就是蓬莱水城新出土的这艘货船。在福建泉州发现的船装了大批的香料，在韩国新安沉船上发现了2万多件中国的瓷器，800多万枚重28吨的铜钱，1000多根紫檀木，在这条沉船上目前已经发现了2件高丽瓷器，这种船的航行区域多在中国的南方，为什么在千年古港登州港发现了福船，又有高丽瓷器，引起了国内中外关系史专家的关注。
席龙飞教授在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总结发言
日期:2006-9-21 9:20:46
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继1991年由中国船史研究会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帆船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与18年前召开的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学术讨论会相比，不仅有国际上和港澳台的知名学者光临，在海内的学者中，既有老年朋友，也有中年骨干，更有一批青年精英。这说明在船史研究领域我们后继有人。本次会议共收到海内外学者的学术论文44篇。两天来在大小会议上宣读了30多篇。松木哲先生还带来了关于日本古代和中世纪船舶的幻灯片。我以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果是很丰富的。下面报告一下我的学习收获，请大家指正。
（一）继1984年在蓬莱水城发现元代古船之后，2005年又在这里发掘出三艘古船。其中一艘与1984年出土的颇为相似，而另二艘从船舶形制和制造工艺特征上看都被确认为高丽古船。高丽古船的技术史主要靠对出土古船的分析和研究。蓬莱第三号古船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高丽古船，她必将极大地丰富韩国古代的船舶技术史。
韩国学者李昌亿发表了“古代帆船线型及构造特性的研究”。李元植、全成俊、许逸、金圣范等，以众多的韩国出土古船的实例与蓬莱三号船作对比分析。资料丰富，方法科学，从他们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韩国船舶技术史的概貌。中国的中青年学者龚昌奇、蔡薇、汪敏等，以出土的三号古船残骸为基础，引用韩国的文献，不仅正确地判断出这是一艘高丽古船。而且对该船的型线、结构和总体布置、属具配备等进行了科学的复原。既是对三号古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又为今后更深入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船级社的何国卫教授，针对三号船明确地指出：这既是高丽古船，但从设横舱壁、设龙骨板补强材、铁钉木钉并用以及桅杆的起倒等技术方面看，这艘高丽古船又含有中国的造船技术。中韩古代造船技术交流在蓬莱三号船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烟台博物馆馆长王锡平研究员撰写了“蓬莱水城古船略论”。泉州海交馆副馆长李国清研究员以泉州法石古船与新发现的蓬莱古船作了对比研究。来自台南成功大学的陈信雄教授和来自基隆的曾树铭先生，探讨了“400料战座船与蓬莱古船的关联性。”他们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人耳目一新。登州古船博物馆的刘刚、刘莉，发表了论文“蓬莱二号船与已出土的同型古船的比较”。对蓬莱一号古船素有研究的顿贺教授发表的“蓬莱二号古船结构特征及其复原研究”，不仅绘出复原后的明代战船的英姿，还让人们再一次了解到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丰富与精彩。
韩国首尔大学的崔恒洵和武汉理工大学陈克强，以现代船舶科技的手段，分别对三号船和二号船的静水力特征进行了计算分析，丰富了船舶技术史的内涵。小岛良一先生利用激光设备测量船型的论文也深受欢迎。
（二）在蓬莱水城的西南隅，先后出土4艘古船，这不是偶然的。韩国学者朴现圭写了“蓬莱水城高丽（朝鲜）船舶的历史背景”。所谓背景，就是古登州港既是海防重镇，又是交通海外的大埠。对此，林士民研究员写出了重要文章“北方著名大埠——登州。”此外还有陈丽华的“唐宋之际登洲港的繁荣与福建海上交通的发展”和何志标的“明代登州在中朝海上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论文。日前，登州港正在与明州、泉州 、广州等中国古港一起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对下述论题就特别感到亲切：“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李英魁）和“古船发掘与中国海洋文化若干思考（泉州王丽明）。登州港既是交通海外的大埠，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而持久。袁晓春的“航海来华的朝鲜使节高用厚所记蓬莱史料”，是为借助于外国友人所记录的文献来研究蓬莱探索一个途径。还有中国海洋大学曲金良教授等发表了论文“从蓬莱三号古船附着的海洋生物看古登洲港湾的环境变迁。”这是以自然科学的视角和手段来研究登洲港发展变化。这种多学科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有益的。妈祖是航海的保护神。依据民俗几乎所有的航海者都要将自己船舶的模型送到妈祖庙乞求保护。在关于妈祖的历史文献中也多有关于船舶的记载。上海海事大学时平教授的研究为我们作了示范并为研究古船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献线索。
（三）谈到海洋文化，人们当会注意到蔡薇博士的论文“八千年前独木舟——中国光辉舟船文化的开端”。作者认为所论跨湖桥遗址的独木舟，正是海洋文化代表性器物。由此，我们可以引伸出，一切海洋船舶的发掘、打捞，都是在为海洋文化聚集“财富”，都是在作海洋文化的工作。澳门海事博物馆黄洁娴的文章，正想以大量的实例来证明和说明：“海事博物馆是纪录、研究、保护及推广澳门海上文化遗产的中心”。香港海事博物馆总监S.N.G.戴伟思博士的论文“考古发现与复原”，也是在论述海事博物馆这一中心工作。寿平副馆长以大量的图片和影象介绍了“座落在古运河畔的嘉兴船文化博物馆”。这些兄弟博物馆的论述和实践经验，都为即将建成的蓬莱古船博物馆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葡萄牙考古研究所的法国学者J.Y.卜劳特先生,他提交的论文是从船舶工程的概念和人文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古船建造中的纵向加强的问题,他利用了大量的中国和外国的文献,他还深入我国内地考察和拍摄古船的图片。他的这种执着精神使我们感动。
袁晓春先生在他宣读的论文中极力赞誉中韩两国学者在古船发掘及海洋文化遗产领域研究中的交流。在这些交流中大家都受益匪浅。我们非常支持他的这一看法，我们中国学者非常愿意与各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水下考古或海事考古，在我国是新兴的科学领域。我们高兴地收到了陈立群先生的论文：“福建东山岛冬古沉船遗物研究”。我们知道“南海一号”的水下考古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也企盼他们有重大收获。
如大家所熟知，荷兰是世界上水下考古工作最有成绩和经验的国家之一。我们今天高兴地聆听了荷兰台尔夫科技大学C.德尔克斯和A.F.L.霍克两位教授宣读的论文：“荷兰的海事考古学——组织、研究领域及进展”。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收获之一。
（四）《蓬莱古船》发掘报告，已由文物出版社于2006年8月正式出版。这是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考古工作者及有关学术领导人积20余年艰苦工作的重大成果。在会上我们又聆听了考古队副队长王富强副研究员的论文：“登州港及古船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还有考古队副队长李振光研究员的论文“关于古船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几点想法”。是山东省文物考古所，烟台市博物馆和蓬莱市文物局的考古工作者的出色工作，为我们国家增填了“文化财”，使我们有可能在此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的通力合作，对所发掘的木船材质作了科学鉴定。刘秀英副研究员等发表了论文“蓬莱古船木材材质与树种配置的研究”。伴随出土古船还出土一些瓷器以及几件高丽青瓷和镶嵌青瓷。中国海洋大学陈杰博士发表了论文“关于早期高丽青瓷和镶嵌青瓷的几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随船发现的几件高丽青瓷的认知和理解。此外，还有收藏家李华杰等关于“蓬莱小海及周围海域元明时期的瓷器”一文。蓬莱市文物局理学硕士朱龙，还发表了“山东蓬莱水城出土的贝类研究”的论文，文中还特别提到象牙光角贝在本海区是首次报导。文中也提到一些贝类对船舶的侵蚀和破坏作用。伴随古船的出土，还发现一件舵杆的毛坯，有关专家也发表了相应的论文。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要感谢中国船史研究会顾问郑明少将向大会作了题为“中华造船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图文并茂的报告。使与会代表了解到中华造船史研究的概况。中国船史研究会委员何国卫教授宣读了“简议中国古船技术史研究”一文。何教授20多年来是船史研究的亲历者，他文中特别注重出土文物和出土古船的研究。他在中国古船技术史研究成果中列出十项重大成果，使人感到振奋与亲切。何国卫教授在文中列出古船技术史研究可分为（1）出土文物研究；（2）史籍文献研究；（3）绘画作品研究；（4）古船复原研究。他把对出土文物包括古船研究列为第一项，我很表赞同。两位学者都提出要仿制中国古帆船周航世界的建议，相信也是到会代表的共识。
我们认为，古船的考古发掘是研究船舶技术史的重要途径。这正是我对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究会的学术小结所选的标题。在此，我要再一次对参与蓬莱古船考古发掘的全体考古队员和领队，表示由衷的敬意。同时也要对到会的海内外的老中青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谢谢大家。
Posted by limz at October 27, 2006 12:48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