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山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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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9, 2006

世界上最早的古矿采冶银遗址?

江西德兴惊现世界上最早的古矿采冶银遗址（11月23日）
2006-11-27

江西德兴市银山铅锌矿矿区的银山、九区和北山约有300余处古代开采银矿的窿洞遗址。这些窿洞有的是横坑，有的是竖井，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更有甚者达数百米之深；有的窿洞只容一人进出，有的可容多人同时作业。近日，在德兴市银山铅锌矿矿区南山坞发现一老窿洞，被江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初步分析认定为可追溯到唐代以前，极有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古采冶银遗址。该窿洞横向洞口朝南，圆形，洞口直径约3米，深约100余米。在其不足100米处，发现大量炼银后的渣石和冶炼银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对进一步研究、传承和弘扬祖国灿烂的古矿冶历史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据史料记载，德兴银山铅锌矿矿区是在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5年--616年）被张蒙发现，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州刺史、郡守窦俨奏立银冶，获准。唐宋时期采银极盛，断断续续开采达170余年，年产白银10万余两。仅北宋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该矿区就产银高达88.3万余两。

文章出处：中国广播网

Laurion: The silver mines of Athens

Athens was the richest of the ancient Greek states but her wealth came partly from the silver mines from Laurion in her own backyard on the south-east tip of Attica. The temple at Laurion is a dramatic site for the passengers on the ferries running out to the Greek islands. However, behind the temples some 700 ancient mine shafts and 200 ore processing facilities have been discovered.

The famous mines produced an ore with a silver content of just 0.1% so an elaborate washing process was essential to refine the ore before smelting. Here we see a large water storage system, to the left, from which water will be channelled through to the small cleaning basin to th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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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城市与国家

诺曼雅斐 李旻

城市的出现集中体现了社会分化的长期趋势，并给进一步分化提供了舞台和社会环境。 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 世界上最早的城市通常从以普通村落为代表的社会背景中经历社会突变而在相当短的时间中发生。与“城市化”伴生的是“农村化”——人们流向早期城市的过程创造了一个新的农村，其社会生活中的关键内容，例如宗教权威，公共仪式，行政和手工业，渐渐依赖于城市生活。在城市中，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在新的政治权威下重组。 城市的统治阶层创生出新的意识形态，强调它所宣示的政治权威不仅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核心价值，而且是唯一的可能 (Yoffee 2005)。

如果把早期国家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政权中心和它所控制的地域的结合体，国家就在城市中产生。早期国家地域有限，常以城邦国家或小国的形式成群并立，相互依存。在长期互动中，这些各自为政但结构相似的城邦共享一些有关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基本价值理念。 我们把一群城邦或小国共同拥有并存身其中的宏观社会秩序和价值理念称为“文明，”它并不代表一个政治体系或一个社会进化阶段而是代表早期国家间互动的文化共识。
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王权。王权的观念以及王权的象征表现不但先于国家出现，而且是国家出现的基础和手段——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政治领袖们以王权与霸业的观念为框架和号召来争夺和实现对领土和人民的控制 (邵望平 2004)。因此对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从对政治（王室，都城， 和集权）的研究扩展到对关于王权观念的发展和王权象征表现的研究。

既然城市和王权观念是国家和文明起源的重要前提，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有那些特征呢？根据 Yoffee（2005）的统计，许多最早城市的核心区域通常约为150公顷或更大， 人口约为一万至十万多. 城邦国家的面积约为100平方公里或更大.二里头城址占地三平方公里，居民不少于三万。 郑州城址占地二十五平方公里，人口约十万。 它们的幅员也远非数百平方公里。 在世界早期城市中，规模堪与二里头和郑州相匹敌的为数不多。进一步观察这些城市发展的轨迹，它们显然不是在人口稀疏的农业村庄的社会基础上经历一次性突变成为规模庞大的城市。相反，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一千年中，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已经历一系列城市发展的高峰和崩溃。 对中国史前城址的考察有助于阐释政治权威在商代城市中的表现特征以及城市网络所共享的“文明共同性” 的形成过程。

史前城址常被视为政治权威之所在(东北地区的堡垒式山城除外)。然而早期城墙的修建并非王权的产物——有城墙的早期聚落经常在明显的社会分化之前出现 (例如西亚早期的耶利哥城址)。在中国，此类例证是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时期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建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这个聚落遗址为堆土城墙环绕，方圆八公顷，城内有举行仪式的台地，墓地，居住建筑和稻田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9)。城墙的树立重新定义社会,经济和宗教活动空间，增加了城中社会互动的频繁程度，最终可能导致社会组织和城乡关系的重新建构。

早期城市发展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致同时发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 也就是龙山时代 （严文明 1981， 1993， 1997）。石家河，良渚，和陶寺遗址代表着公元前第三千纪大聚落中心的规模和性质。石家河是公元前第三千纪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聚落中心，遗址群延伸8平方公里，有一个1.2平方公里的城镇遗址及其周围的聚落群组成， 城墙内外有居住区和墓葬区。人口估计有两万到五万居民 (石家河考古队 1992：281)。城墙始建立于屈家岭文化时期(3300-2500 BC) ，城市社会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半期达到繁荣的顶峰。

石家河城市对社会体验的重新界定不限于其宏伟的规模和修建该城所需的空前劳力动员方面。城内大量出土的陶俑并成批发现的红陶杯。在三房湾东台顶部堆积中发现大约数万到数十万只陶杯，它们大约是大规模公共集会的遗物(石家河考古队 1992) 。在公共仪式或社会动员活动中使用这些尺寸微缩，简单重复，但数量庞大的陶制品加强了对城市规模的直观体验。这些制品在江汉平原同期遗址中的分布广泛，显示石家河城市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城址的范围。在已发掘的墓地中，差异主要体现在随葬品量的差异，而没有发现一套系统性的等级化的丧葬制度。除了大型建筑基址之外，现存考古证据中还没有凸显出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集中表现。这些遗迹现象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与商代城市内涵不同，显示古代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多元性。

这个大聚落中心在其所在社会地理区域内占据主导地位。在它的广阔腹地存在应城陶家湖等几个二级聚落遗址，面积平均50-100公顷，以及10多个三级聚落，面积为10-20公顷， 显示由一个大城市主导小城市和城镇的社会组织模式(张弛 2003：144-156)。石家河遗址区域内鲜见年代比它更早的大溪文化遗存，并且其近郊也没有发现石家河时期的聚落遗址，显示出大规模人口向城市集中造成的社会景观变迁。石家河的规模与世界最早城市相当，城中大规模公共集会遗留的陶杯，陶俑，及其在江汉平原广泛的分布显示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核心价值，并以此影响着腹地的乡村社会。

长江下游最壮观的良渚遗址群绵延34平方公里(张驰 2003)。 其中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2000年）早中期遗存大致分为两个群落：东遗址群包括贵族墓地，陶窑和居住建筑；西遗址群以面积10公顷的莫角山土台为中心。该台地曾是宫殿地基， 其四周环绕着多个土冢，上面是贵族墓地。遗址周围未发现城墙，只有一条长4。5公里，宽30-50米，高1-6米的土堤。良渚文化遗址群是目前所知良渚文化最大的一处核心聚落，甚至在良渚文化中居于类似“都邑”性质的地位。其背靠山丘，面向平原，在东西10、南北5公里的范围内，较密集地分布了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6）。

神权和政治权威集中体现在贵族墓葬中埋藏的大量玉器群中。这些玉器均在当地开采，雕琢与加工可能是一种由贵族控制的专业化产业。它们表面雕刻着人面兽身神像，风格与造型相当统一。考古发掘显示它们广泛分布于长江下游及三角洲地区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并在长江中游，黄河中下游和珠江流域当地文化的遗址中少量发现。在这个广阔分布范围的核心地带，它们代表着一种共享的“文明共同性”--一个社会网络中许多群体对神权，政治权威合法性，和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共识。

陶寺遗址是公元前第三千纪黄河中游地区最大的城址之一。它在陶寺中期（公元前2400-2200年）达到其鼎盛时期， 毁于公元前两千年前后。 城址面积约三平方公里， 由陶寺早期小城(56公顷)和中期大城(约280公顷) 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 2005）。 城中有宫殿基址，贵族居住区，仓储区和贵族墓地，以及用于天文和宗教的大型夯土台地。 位于小城祭祀区内的古观象台基址面积约1400平方米。在古代中国，天文历法的制订一向是王权的核心象征之一，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历法的推行则具有广泛的普及性使王权与国家的合法性内化于当地的宇宙观中，使周围的社会更加依赖于城市和其中的政治权威。

曾作为大型窖穴的存在暗示陶寺城址内大型仓储功能区的存在，其废弃堆积中出土的精美刻花白墙皮和高质量的夯土及墙皮，都说明城内曾建有高等级的殿堂建筑。陶寺还发现有大面积的石器制作区。石器的初加工场在离陶寺不远的大崮堆山采石场，其产品包括中国礼乐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石磬。已发掘的1300座墓葬中表现出显示等级差别的墓葬制度，社会等级差异不仅表现在随葬品的数量上而且表现在器物种类和组合上。陶寺大墓的随葬品包括钺琮等苏皖风格的玉器，鼍鼓，特磬，土鼓、陶埙、彩绘蟠龙陶盘、彩绘壶和成套的通身施彩的木漆器等。其中一些器物组合与历史上王权的表现形式一脉相承，因此陶寺社会对于理解公元前第二千纪前期政治权威与国家社会的产生和演变有重要意义。陶寺墓葬中已发现有红铜铃与砷青铜齿轮形器。与上述象征符号不同的是这些金属制品与商代象征王权的青铜礼器没有明显的联系。 陶寺城址的规模和复杂结构显现出发达的政治权力机构以及早期国家的某些特征，无疑曾是当时一处重要的都邑。

龙山时期几处城址面积与世界上许多早期城市相仿。但是它们是否能够称为“城市”？ 它们作为潜在的意识形态与统治中心怎样发挥作用？解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准确定义“城市，”就此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尚未达成共识。城市概念的界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规模大小，人口密度，以及为乡村腹地提供城市服务的设施， 而后者的出现本身是城市化的副产品。虽然遗址面积比较容易测量，计算城市人口则应依据遗址的使用面积和居住地区的性质。大面积的遗址可能是举行仪式的地方而非居住区。为乡村腹地提供的服务设施则基于建筑的性质，例如寺庙，宫殿和其它公共建筑，以及手工业作坊区，仓廪，和其他职能专门化的区域。由于龙山时代城市发展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格局，以上这些方面可能会在各处城址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然而， 空前的规模，人口密度，以及对周边社会的影响是它们的共性，使它们成为社会继续分化的舞台和社会环境 （Yoffee 2005)。

在各自的繁荣期过后，三个主要城市各自经历了由于灾变与战祸造成的迅速崩溃和人口流失(石家河和良渚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陶寺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王巍 2004； 吴文祥 刘东生 2001）。在这些城市废弃的同时，当地文化经历明显的衰落，那些表现政治和宗教权威的核心符号也失去昔日的地位。 在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消失后当地出现以印纹硬陶为特色马桥文化。马桥文化遗址或墓葬中不见或少见玉器，尤其是未见作为权威象征的琮、璧、冠形饰等玉器。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大型城址和大量祭祀用小型陶器和人像及动物形象为特征的屈家岭文化衰落，当地物质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趋同。这些后起的文化不仅与先前的城市文化没有连续性，而且与前者在陶器、玉器及其他手工业品的制作水平，规模，以及社会结构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最关键的差别是社会规模本身，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人口锐减，长江以南地区人烟稀少，只有江北还残存一些零星聚落（张弛 2003：230）。陶寺城址在陶寺文化晚期被废弃, 晚期遗存出现大规模的人为破坏建筑的行为， 以及集中发现的遍布砍斫痕迹的人骨遗存，说明城市文明可能在暴力中终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 2005）。

青铜时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700－1500）代表着龙山时代城市文明崩溃后城市发展的又一次高峰（张
雪莲，仇士华，蔡莲珍 2005）。这次复兴的原因是当前文明起源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学者们普遍认为转折过程中起衔接作用的是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一座设有外壕、城壕和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拥有大型建筑的大型城址，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新砦期遗存在层位上，介于当地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在文化面貌上，兼有两者的某些特点，表现为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过渡性质，从而将两者较为紧密地联系起来. 根据仇士华，蔡莲珍, 张雪莲（2006）公布的测年结果，新砦期在公元前1850－1750年左右。这意味着在二里头和郑州等青铜时代城市崛起之前几百年石家河，良渚，陶寺等史前城市已成废墟。既然如此，史前城市与古代中国社会进化和三代国家的产生有什么关系？

首先， 公元前第三千纪出现的大型中心聚落是第二千纪中后期二里头和郑州等大型城市的先驱。 商代城市的崛起经常是某地区一个长期的不连续的城市发展序列的一个片段，而非在人口稀少的农村之上急剧扩张的形成的崭新城市。以郑州地区的早期城市发展为例，从仰韶文化晚期（公元前3300－2800）西山城址(3.5 公顷)开始，经历龙山时代的王城岗城址（30 公顷）和古城寨城址 (17 公顷)，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期的新砦城址 （100 公顷），二里头文化中后期的大师姑城址 （50 公顷），到第二千纪中后期二里岗 (25平方公里)和小双桥（140 公顷）大型中心聚落的建立，以城址为核心的聚落分化在本地区已历时两千年。其中在古城寨城址中建有一座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显示政治权威在当地龙山时代城市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商代城市在世界城市起源研究中的位置——它们显然不是在分布稀疏的农业村庄的基础上经历一次性城市扩张形成规模庞大的城市， 而是经过一系列城市发展的高峰和崩溃，在史前城市的蓝图之上发展起来的。

这种延续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城市与政治权威的关系中。起承前启后作用的是青铜时代早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这座方圆超过三平方公里的遗址内发现了成组的贵族墓葬、 大型夯土基址群， 制陶制骨作坊。城中以围垣环绕的青铜冶铸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显示王权对新型核心符号的垄断。 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建筑基址院内发现的贵族墓葬成排分布，多铺朱砂、有棺痕，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原始瓷器、绿松石器、成组蚌饰、海贝和大量陶器。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的宫城占地面积约10.8 公顷，其中已发掘九座大型建筑基址。宫城内至少存在两组具有明确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建筑基址群。 发掘者认为遗址中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显示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与后世都城的营建规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从空间分布来看，二里头文化遗存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东西达600公里，南北达500公里，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许宏 2004， 2006）。

其次，龙山时代城址中出现的“文明共同性”为青铜时代城市中政治权威的表达提供了表述框架和象征系统。 如果说在青铜时代和以后古代中国城市显示出结构上的共性，这种共性的形成期应该追溯到孕育早期城市和区域文明的龙山时代。 城市不仅是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活动的 “容器”,更是一种拥有新机构,新等级,各种建筑形式,街道和标志性艺术的新环境的 “创造者”(Soja 2000; Smith 2003; Yoffee 2005)。虽然城墙的最初功能是用于共同防御来自敌对社会和自然灾难的威胁，它为社会分化所创造的舞台使其最终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

崭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些早期城市中孕育，人们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引下表达和创造社会差别和经济分化。 龙山时代的例证包括上述石家河遗址中与大规模社会动员或公共仪式有关的陶制品，良渚遗址中反复出现的刻有神徽的玉器和大型宫殿性建筑，以及陶寺墓地所见的王权象征和等级制度。 一些核心符号跨区域的发现显示它们所代表的象征性权威超越当时的地域文化边界， 例如太阳鸟纹和人面神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中心遗址中普遍出现。玉石更是龙山时代“文明共同性” 的核心象征和载体，玉器在此时期表达和创造社会差别方面应用如此之普遍， 张光直倡议把这时期称为“玉器时代。”

在青铜礼器成为王权与城市文明的核心象征之前， 在这些早期城址中出现的各种象征符号共同展现一种 “通向政治权威的途径”（Chang 1983）。 在国家起源的过程中，形成于龙山时代的核心符号被纳入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体系， 最终成为中心城市里政治权威的重要表现方式，并进而对城市的功能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继承河南龙山文化传统的同时， 二里头文化的核心象征包含自黄河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符号。最突出的是起源于东部沿海的鬶、盉、觚等陶制酒器和玉琮、穿孔玉钺、玉戚、玉柄形饰以及以平面正视为特征的兽面纹饰 (王青 2004)，它们在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中已是表达政治或宗教权威的核心符号（杜金鹏 1994a，1994b)。

商代国家权力的象征包括礼器，玉器，神徽，历法，占卜，文字等，其中相当一些来自各地的史前文明。 文字作为定义晚商“文明共同性”的核心符号可能形成于早期的城市社会。 使用文字的社会不一定共属于一个政体，但它们认同一种文明秩序和象征体系。商代青铜礼器的形制来自龙山时代的陶器，其装饰纹样则可能源自龙山时代玉器上的神徽 (林巳奈夫 1987; 李学勤 1991)。在华北，晋南陶寺遗址墓葬和所见的龙山时代等级制度在青铜时代国家中得到进一步完善。 而从海岱地区桐林遗址中成套出现的大型陶礼器到公元前第三千纪城市中的铜礼器，显示城市中王权的表达方式具有连贯性。这些源于不同地域的核心符号在新的社会秩序中经过重组与整合，成为国家权力的制度化表达方式。统治阶层对这些象征符号的挪用和重新定义试图唤起民众的历史记忆, 以此构建一种基于理想化的上古社会的统治秩序，从而巩固其合法性。 在古埃及， 在国家和王室出现以前，王冠的符号已经出现，也就是说，一种天下应有王者的理念已经出现。 因此，龙山时代所谓神徽，虽然不能作为现实政治中出现王权的证据，但是可以视为一种王权观念的象征性表达 (杜金鹏 1994a, 1994b；李学勤 2002)。

商代国家用来表达政治权威的核心符号不仅来自位于周边地区，而且涉及那些远离中原的史前城市。晚商妇好墓随葬品中的玉凤与长江中游石家河城址中出土的标本极为相似, 大约通过贡赋或掠夺辗转来到安阳（吕建昌 1996）。虽然流传千年之后它们的象征意义可能几经变化，通过类似的发现我们能够推知它们可能作为上古时代的历史记忆的载体，物化了权力关系的转换和城市命运的兴衰。

商并非唯一使用龙山时代核心符号的青铜时代城市文明。 在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中，刻有典型的龙山时代神徽的玉器与具有明显本地特色的青铜重器同时出土，显示本地风格与具有跨地区象征意义的“核心符号” 在吴城文化中并行不悖。造型独特的玉器在良渚城市崩溃约千年后成为四川盆地青铜时代城市文明的核心象征之一。从玉琮在金沙遗址中出土时与其他器物的关系推测，这些源自长江下游的玉礼器在公元前第二千纪晚期成都平原的城市中重要的宗教器物。这与华北的商代城市里核心象征的组合方式不尽相同，显示出不同城市对核心符号进行了有选择的重组， 这种差异源于各地对“文明共同性” 传统的不同诠释和当时城市间角力的现实。

在两河文明中显示诸多城邦国家“文明共同性” 的最明显例证是一些早期文献。最初的版本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的文字发明时就开始出现，在后来的传承过程中被不同城市国家的书记文员们反复集中和修改，直到公元前二千年前后成书。 这种被 A.L. Oppenheim 和 Peter Machinist 称为“传统之流” 的文献传承是王权观念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这种传承在所谓“苏美尔国王名录”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份在许多城市中广泛传抄和修改的名录表达了一种理想化的政治状况——在任何一个时代，两河流域只有一个城市处在统治地位。由此推出，应该有一个中心城市统治整个两河流域——对历史的理想化描述因此为未来的政治行动提供了合法性。

然而，这个理想几乎从未实现过，即使当某一城市，例如阿卡德， 乌尔，或巴比伦，统治两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时，其政治体系亦极其脆弱并且不久便崩析为多个政治独立的城市。相关的证据来自苏美尔王名录中涉及的早期历史的文献。这些早期文献显示名录中早期前后相继的朝代实际上处于同时并存的状态。而且，一些曾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极为强大的城市却在名录中只字未提。因此，苏美尔王名录并非描述了一个“准确”的历史而是试图表达一种几乎从未实现的政治统一的理想。

苏美尔王名录在传承“文明共同性”方面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表现王权合法性的核心规则，使得入侵的异族也成为对“文明共同性”不遗余力的鼓吹者， 以化解颠覆正统王权所带来的危机和对抗。在两河流域，当异族人群获得政权之后，他们便不遗余力的复制以苏美尔为代表的古代经典，学习古老的语言，甚至发掘和仿刻传说里国王的铭文。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努力寻找那些属于外族征服者的， 非两河文明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例如曾经在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征服非两河流域的亚摩利人,但是想要在两河文献中找到非“主流价值”谈何容易， 因为那些关于如何表达王权尊严与合法性的主流价值，特别是如何合乎传统地通过文献和艺术来宣示王权，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基本法则。异族的统治者经常以表现的比当地人更符合传统价值来巩固其政权的合法化 (Yoffee 1995)。

第三， 地方权威与王权国家间的结构性紧张。各地史前城市多元传统导致青铜时代在政治和宗教权威的象征表达方面存在多重性。 正是这种多重性，使得城市中各种社会力量有拓展其政治诉求的象征手段和斡旋空间。

在早期的国家社会中，政治理想与现实秩序的脱节存在于王权试图垄断的各个领域中。 在古代中国，对宗教权威的垄断被视为王权的重要特征。张光直认为商代王权源于对宗教权威的垄断，特别是对与上帝和祖先沟通的渠道的垄断 (Chang 1983)。 如果商代王权源于对宗教权威的垄断，那么多元传统的存在意味着这种权威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因为各种通天的渠道在商代之前的城市中就已相当成熟， 并且始终开放着。 “宗教垄断”只是控制竞争和纷乱的现实秩序的一种持续努力。 多种宗教沟通渠道的并存使试图颠覆王权的政治势力可以通过直接的宗教沟通向他们的支持者证明其行动的合法性。 周原和周公庙出土的周卜辞显示出这种多重渠道的存在。商王曾代周王卜问，而周王也用不同的钻凿方法从事自己的占卜活动， 直接利用宗教权威带来的政治资源。 因此，在将其他城市纳入其政治和宗教权威之下的过程中，商代王权垄断宗教沟通的尝试多数时间只能视为政治理想的宣示和持续进行中的政治角力，而非制度化的现实。

与垄断宗教权威相似的是早期国家的所谓司法垄断。 由于商代文献主要来自安阳王室宗教活动， 以及为数不多的青铜铭文，王室司法权威与地方司法实践的差异无从查考。我们可以从跨文化的研究中推知早期国家司法权威的内涵。 在两河流域，汉谟拉比法典一直被作为早期国家垄断司法权的经典例证。 半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强调这些所谓法律对两河流域司法决策产生的影响相当有限。对汉谟拉比法典各部分的分析可以了解其立法的目地。 在前言中汉谟拉比陈述了他战胜敌对城市，宣称它们如何在他的公平统治下走向繁荣。其后281条法律条文主要以“如果…那么”方式陈述， 例如：如果某人指控他人谋杀，但不能提供定罪证据，那么原告将因诬陷被处死。

由于今天有数千来自汉谟拉比时代的合同文书和庭审判决保存下来，我们可以考察当时对关于犯罪和惩罚的立法的执行情况。这些文书显示法典对当时许多司法问题都没有涉及，而在其他问题上具体的司法判决经常与汉谟拉比法典相抵触。例如，汉谟拉比法典规定所有入户行窃的盗贼都应处死，并将其罪行证据昭示天下。然而，在汉谟拉比时代的数十起偷盗案判决中，盗贼并没有被处死，但必须赔偿户主。 后记中也没有提到具体负责执行司法权的法官和地方长官，真正的司法实践一直为地方权力所掌握。 因此，汉谟拉比颁布法典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宣示其王权的公正与神圣， 强调罪犯一定会被绳之以法。 同时，向那些被他征服的城市中的民众宣扬在他统治下的生活会好于过去。

汉谟拉比法典代表的司法权威可以说是个失败。在法典颁布后汉谟拉比仅统治了五年，随后被他征服的城市在他的继承人治下反叛并重新独立， 对司法与秩序的“中央” 控制便成为昙花一现。 可以说在两河文明中法律不仅不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且是削弱地方权威的手段。贯穿两河文明历史，“中央”法令的权威有限，而长老和地方权力机构始终掌握对本地的控制，这些地方权力在实际生活中影响巨大。

汉谟拉比法典与安阳卜辞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宣扬了王权的绝对权威。但王室卜辞以外的商代文献为数很少，只能够通过卜辞中对敌对势力的描述和商王与方国交往的不同措辞推知王权的有限范围，以及神权垄断与现实政治的脱节。

第四，青铜与王权的关系。 张光直认为青铜礼器是与神沟通的媒介，对这种媒介的控制构成通向政治权威的途径 (Chang 1983)。 刘莉和陈星灿进一步认为对青铜礼器生产的控制和垄断对维持商代早期城市的核心地位至关重要。 铸铜业的特性使生产专业化程度和对区域性分布的矿石依赖程度上升， 王权对铜器原料和制造程序的控制使商代城市的内涵和分布特征发生变化(Liu 和 Chen 2003)。 这个论述的前提是一种“文明共同性”——青铜这种材质能在众多各自为政的政权中唤起一种共同的神性。在这个共识的前提下，拥有宗教权威的王权能以青铜为手段和载体营建起一个王朝的秩序。

既然王权的出现早于冶金技术，那么这种新的材质是如何被赋与宗教意义，并为诸多政治群体接受成为表现政治和宗教权威的核心象征？ 承认青铜的宗教权威意味着对一个政权对冶金技术与原料的垄断能保证其他政权的臣服。然而， 某一政权为了强调其合法性而对象征符号的操纵与重组未必能得到其他政权的承认，后者完全可能对这些符号以及它们的排列方式有自己的看法。 前文提到， 铜制品虽然已出现在陶寺城址中，并不是当地政治与宗教权威的核心象征。 以此为起点观察， 我们会意识到青铜成为三代王权的核心象征可能已经历了许多回合微妙的政治与宗教变革。因此冶金的出现不应作为文明与国家出现的标志性因素，即使冶金技术对改变城市与国家的组织结构意义重大。

一旦青铜礼器象征王权的观念在中心城市中发展起来并为周边社会接受， 它们就与玉器， 陶器，宫殿，文字， 宗庙，城池等一起形成一套代表国家的中心价值和制度。 早期国家不是简单地以宣示君主不可抗拒的权力来表现的。相反，王权与国家需要通过表现这些核心符号来强调其合法性，并使国家的秩序与社会的规则变得浑然一体。 在古代中国，王权通过用青铜礼器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使国家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显得不可或缺。作为国家文化和行政核心的高层精英来维持这些昂贵的象征符号和相关制度——保障对这些核心符号的垄断，并传承有关如何维护，展示，和复制这些符号的知识。

中国史前城址向商代城市的发展特征是一个长期但不连贯的轨迹，其中包含几次高峰和多元的地区间差异。 这种发展特点与两河流域和其它文明中经历的从人烟稀少的农业村落向大型城市的一次性突变存在显著区别。 即使存在这些差别，公元前第三千纪（龙山时代）的这些大型中心聚落显然是青铜时代城市的先驱。对抗与合作产生的“协同作用”可能导致人口向城市聚集，造成城乡之别，推动城市的形成。在这些早期城市中，我们能找到关于王权的意识形态和权威象征的演变的线索， 包括礼器， 玉器， 祭祀牺牲， 以及占卜制度。商代城市有选择地将这些地方传统并入其权力范畴以重塑社会记忆。这种重新诠释的结果是强调了国家的合法性与王权秩序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然”存在。

新象征符号的创制使中心聚落中新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威自然化, 合法化。 没有这些新的意识形态， 城市的统治者重组乡村的目标将很难完成。 在早期城市中王权的核心象征的出现，也就是文化共同性的形成过程，其发端远远早于集权国家的出现。这种文化共同性并非一成不变。商代王权在传承与重组的同时也创制了一些政治权力的象征标志和关于王权的意识形态。 青铜冶铸和文字使统治者和潜在的统治者宣称能主宰沟通神灵世界和祖先的路径， 并声称拥有统治乡村社会和方国的权力。 同时，对抗的城市也努力保持和发展它们对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因此，我们认为文明起源过程中重要的趋势之一是用于宣示城市中新型社会关系和政权合法性的象征符号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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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6, 2006

封建论

柳宗元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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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5, 2006

台湾首次发现史前人类冶炼黄金技术遗迹

This seems to support a frequent prehistoric connection with Philippines, where goldsmith is quite well established, Min

台湾首次发现史前人类冶炼黄金技术遗迹（11月21日）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6-11-21 17:15:09
台东旧香兰遗址发现熔化铁器和玻璃材料的遗迹，证明一千九百年前当地人类就有能力将温度提高到摄氏一千两百度；同时也发现镶在陶土的黄金珠，当时已有黄金加工技术，这也是台湾发现最早的冶炼黄金技术。

“中央社”报道，旧香兰遗址位于台东县太麻里海边，面积大约二十公顷，距今一千九百年至二千二百年。遗址早在一九九八年三月就发现，当时仅出土石板棺，被视为“卑南文化三和类型”的遗址之一；直到二00三年杜鹃台风来袭，埋藏地底的遗址再度出土，掀起研究新契机。

考古团队由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研究员李坤修负责。除了蕴藏丰富的文物外，旧香兰遗址是台湾最接近海边的遗址，同时出土的器物带有百步蛇纹饰，显示台湾东部史前文化与台湾早期住民之间的渊源，在台湾少数民族文化起源研究上是一项重要发现。

最近李坤修又有重大发现，在文化层中找到熔解的铁屑和玻璃材料，证明当时已有熔解玻璃和铁器的能力。李坤修表示，熔解铁和玻璃的温度必须达到摄氏一千两百度，一千九百年前的史前人类已经具备这项能力，这处遗址的居民可能已掌握炼铁、锻铁、烧玻璃的技术。

更让李坤修讶异的是，发现小金珠、金箔，以及镶在陶土的黄金。他说，这应该是利用陶器冶炼黄金的遗迹，这也是台湾首次找到史前人类冶炼黄金的技术。

李坤修表示，旧香兰遗址出土黄金是东部史前时代出现最早的黄金，且标本出土是在文化层并非陪葬物，代表黄金有从事加工的可能。

文章出处：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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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3, 2006

秦公一号大墓

　　1974年,陕西春旱严重,骊山脚下许多村民被迫打井抗旱。井底,有人忽然挖到一个奇怪的陶土人头。当时他们谁都不会想到,这个陶土人头引出的,是巨大的秦俑方阵。秦兵马俑就这样意外地被发现了。

　　这一个个形态各异的人俑都是武士打扮,这些武士守护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强悍的秦帝国的缔造者——秦王赢政。在此之前,人们对这位始皇帝和秦朝的了解,大多仅限于史料记载.兵马俑的发现,使人们有更多的资源,去勾勒这个王朝大致的轮廓。

　　随之而来的问题困扰着考古学界，这个帝国从何而来，他们先祖的遗存又在哪里？ 1975年，陕西省考古所一支考古队来到宝鸡市风翔县，在灵山一带，这只考古队晓行夜宿，足迹几乎踏遍这个关中著名山脉的角角落落。

　　他们苦苦找寻的，就是那个强大的王朝——秦帝国，其先祖的足迹。但是，几个月的艰苦工作，考古队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在灵山东南30公里之外，一个叫南指挥村的地方，一位靳姓村民却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这件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是一个引子，一场规模空前的考古大发掘由此拉开了序幕。从1976年到1986年，这次发掘整整持续了10年。一个个难解的谜团，穿越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不断浮现于人们眼前，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渐渐清晰地展露出来。

　　南指挥村坐落在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城南5公里,离村子不远有一块奇怪的荒地，春夏时节，不管雨水多寡，那里庄稼都长不好。生活在附近的人们对此似乎也习以为常，没人想去深究。

　　1976年的一天，附近一赵姓村民推着小土车来到这里，他要挖点土修补自家的院墙。

　　铁铲挥处，黄土里带出一些奇怪的土块,它们的颜色和形状与周围黄土明显不同,有黄有红，还夹杂着一些碎石，并且非常坚硬。

　　几天以后，村民闲谈中又提及的这件事，很偶然地被陕西省考古所考古专家记了下来，职业的敏感让考古专家意识到，这里面必有蹊跷。

　　一支考古队很快赶来，进行实地勘察。

　　那些奇怪的土块是经过人工夯砸的，初步勘察结果，让考古队员震惊不已.他们来自一个巨大的地下工程，这个四方形的神秘地下工程，占地面积被考古队标出，竟然足足有两个国际标准篮球场大!

　　如此巨大的工程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当时没人能够回答,而且不久之后,考古勘察又有离奇发现,工程东西方向有向外的延伸迹象。整个工程呈怪异的“中”字型结构。

　　几个月之后,工程地面以下的大致形制被考古队摸清.它的主体部分分做三层,在十余米处有一圈二层台面。而工程深度,竟然相当于8层楼高。如此形制，基本可以确认这是一座古墓。墓葬之大,实属罕见,拥有如此巨大墓葬的主人,其身份也必定极为显赫!

　　他是谁?

　　正式发掘于1976年开始，田亚歧是当时的考古队副队长。

　　此前发掘的宝鸡鱼国墓，许多重要信息都是从出土青铜器铭文中破解出来的，因此，田亚歧也寄希望于大墓可能出土带有铭文的青铜器，那将会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方便。

　　但是此时，从南指挥传来一个消息，考古现场发现了一些奇怪洞口,那些洞口呈圆形或椭圆形,几天时间,就清理出240多个。仔细查看之后，田亚歧明白,大墓已经被盗，洞口是盗墓者留下的盗洞.

　　采访田亚歧：当到三层台这个平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很认真的把这个所有的盗洞全部都清理出来了。这个时候确认出的盗洞的总数是247个盗洞，非常多。

　　发掘现场, 最让考古队员忧虑的,就是大墓是否被盗. 盗墓的破坏,使许多史实,都因此而无法索解.

　　采访田亚歧：当时的盗墓人--进入墓室以后，肆无忌惮，无限的扩张，就跟地老鼠一样，把下边无限的扩张，去搜寻，所以盗洞这个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贵重的青铜器，是盗墓贼首选的对象，田亚歧最初寻找相关铭文的计划,面对如此严重的盗扰.可行性显然大打折扣。关于巨墓墓主以及年代之谜,考古队只能寄希望进一步发掘,或许可能发现新的线索。

　　但是,接下来的发现，使这座神秘古墓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在大墓第2层台基处,考古队员发掘出了一个头骨，他的嘴大张,死前像是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什么.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距离头骨不远，人们又发现了一节折断的胳膊残骸。考古队员连夜工作，随后共清理出人骨遗骸20具。这20具神秘尸骸都无棺无椁，位置杂乱无章。

　　尸骸的发现，带来一系列疑问:这个豪华墓葬里，为何埋葬的竟然是这样一些人？这些尸骨，为什么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肢体残缺？而这一切对破解墓主及古墓的年代之谜，又能提供什么线索？

　　这些疑问,事关古代一种恐怖的丧葬制度——人殉。此前，在河南殷墟商代王陵里，就曾发现过大量殉人。

　　采访田亚歧：在奴隶制社会的观念下，他认为一般都是奴隶主的，包括国家的一切用物，包括人都是奴隶主的，那么当时人有一种观念就说是，他的主人死了，那么作为他们活着就没有用了，所以他们就一同要死。还有一个古代有事死如生的这么一个观念。就是人死了以后在阴间仍旧跟阳间是一样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就要一块去跟他的主人去走。

　　神秘巨墓中发现的这20个殉人，是作为人牲的殉人，他们生前可能是战俘或者奴隶，大墓封埋时被砍杀用以祭祀，从如今留下的凌乱尸骨，可知当时的场景是何等残酷。

　　残酷的殉葬制度，自殷商时期开始，以至秦以后都有存在。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人牲，而人牲主要出现的时代,是在先秦。

　　从已有的考古发现可知,自秦朝建立之后，残酷血腥的人殉制度,才逐渐被陶俑所替代。这种殉葬的方式,在规模浩大的秦兵马俑中可见一斑。

　　由此可以断定,古墓应该是一座先秦墓葬.但是，它究竟属于先秦的哪个年代，人们依然一无所知。

　　接下来的发掘工作进行的异常迅速。在这20具骸骨下面的土层里，考古人员很快又发现了一具棺木。打开棺盖，里面赫然又是一具人骨遗骸。

　　这样的木棺，之后又发掘出160多具！显然,他们也是殉人。

　　采访田亚歧：除过二层台发现的那批杀生作为牺牲的战俘或者刑徒以外，就是说160多具人殉他们都是自愿的殉人。

　　加上此前发现的20个人牲，这个大墓里殉人的总数已达186具。如此恐怖而奢华的排场,进一步证明,墓主必定极有来头。

　　不仅如此，进一步清理棺木时，考古队员又有惊人发现，这些躺在棺木里的自愿的殉人，他们的下肢,全部诡异地蜷曲着!

　　考古专家想起了史书上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秦人中盛行屈肢葬,即在人刚死之时,用布带将其下肢向上卷曲捆扎,然后入棺埋葬。这种独特的葬式,将目标进一步明确指向了秦人。

　　但是，西藏阿里高原的古象雄文明，和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岭南早期文化，以及距今约4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这些古老文明所遗留下来的墓葬里，都曾发现过屈肢葬。所以由此就论定巨墓是一座秦墓，显然颇为勉强。

　　那段时间，考古队员们的心思，完全被这个大墓占据了，一遍遍反复查看那些棺木之后，一个现象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已出土的所有棺木,无一例外，均有规则地东西向摆放.

　　采访田亚歧：墓葬的方向也是判定墓葬的族属以及时代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目前在整个关中地区，以及甘肃，发现了几千座秦墓，但是基本上都是东西向的。

　　就在此时,陕西省考古所另外一只考古队的工作，获得重大突破。1977年以来，在今凤翔县城南，秦国九都之一，秦雍城——包括古城遗址，墓葬和其他居住区遗迹，慢慢浮现在了世人眼前。

　　采访田亚歧：雍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列国都城里面规模最大的一座城，它的城的范围一共是11平方公里，城内有寝宫陵园，那么这个寝宫陵园在南指挥一带的布局，经过多少年的考古工作，面貌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神秘的大墓，就处于雍城遗址范围之内，而且和这个神秘巨墓同样中字型的大墓，又陆续出土了18座，由此可以确定，眼前的大墓，是秦墓无疑。

　　缔造了中华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秦人,一直以来都格外引人注目.关于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朔到3000多年前的周王朝时代，秦人的祖先那时还是一个部落,游牧于广袤无垠的西北塞外边陲.

　　他们后来来到今天的咸阳一带,经过残酷征战，最终霸周原、灭六国、统一中华。从秦庄公算起,其间，经30多代统治者，历时600余年。

　　史书的残篇,勾勒了一个秦人东进的大致路线,但具体走过今天的什么地方,一直缺乏考古实证。雍城的发现,给人们带来不小的惊喜,毕竟,这里曾留下了秦人250年的岁月。现在,这个巨大墓葬,给了考古专家更多的希望。

　　确定古墓为秦墓之后,现在考古队最想知道的,就是墓主身份了,这最后的谜底,何时才可揭开？这一等就是十年,直到1986年，在墓室中部，主棺棺顶才露出土面。

　　构成主棺的东、西壁及棺底、盖的所有南北向柏木，两端均有榫头伸出，在主棺南北两侧，凑成长方形的如同柜子一般的形制。

　　这个不同寻常的木棺造型，让考古专家想起史料上的记载，按照周礼，南北向各有椽头伸出的棺葬方式叫“黄肠题凑”。“黄肠题凑”是周朝天子的丧葬规范。

　　这让考古队员大惑不解，按照周礼，作为诸侯国的秦，即便是国君，也无权享有这样的丧葬规范。骤然出现的疑问推翻了先前所有的假设。而一切疑问，也许只能等开棺之后看到墓主才会最后明白。但是，由于盗扰，当考古人员打开棺盖后，在其主棺内，只发现了一段股骨，除此之外，棺内空空如也。这个神秘的大墓，也许注定要留给后人一个不解之谜。

　　但是事态的转机往往在不经意间发生。在大墓底部，考古人员陆陆续续发现了很多石头的残片。在主棺棺顶上发现的石头残片，拼凑出一双长约一尺的石鞋底，石鞋底东西向放置，底下是鲜红的朱砂！

　　这双石鞋的来历和用意是什么?

　　采访考古队员老赵：它这个东西是干啥呢，它当时是赐给下属的，他当时是发一双鞋，这个鞋是特制的，这个鞋底是石的，当然墓主人可能都已经看不见这东西了。但是这个鞋，这个实物在这放着。它的意思就是这只鞋，可以用来保护它的权力。

　　对墓主身份的确定,石制鞋底并不能提供更多线索。

　　但是接下来的发现就有着突破性的意义。考古队员清理出的另外一些石头残片，发现他们是石磬,一种古代乐器,而且, 在石磬边缘,竟然有铭文。

　　采访田亚歧：当时大型的音乐活动，往往与某一个庆典，或者是祭祀活动有关。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专门为这次活动要做一套乐器，所以上边也刻，与这一次活动相关的铭文。

　　早先试图在青铜器上寻找的铭文,意外地出现在了石磬上。铭文后来被小心拓印下来.专家破解的结果,认定铭文记载了一次宫廷宴乐活动,大墓的主人,是活动的召集者。铭文里“共桓是嗣”几个字,说明了他的身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采访田亚歧：那么“共桓是嗣”就是说共公和桓公的继承人，那么按照这个推测的话，它的继承人就是景公。

　　躺在黄肠题凑内这个巨大棺木里的墓主,身世终于被人们破解。景公是秦第14代统治者,始皇赢政的第18代先祖，自公元前577年起,在位40年。

　　那时的秦国，已在雍城雄据百年，国力也日渐强大,从景公死后使用周天子才可享用的黄肠题凑葬式,可见秦的雄心，已经超出关中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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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显丹追忆三星堆发掘过程

我1976年当兵复员回来以后进入了四川省文物商店工作，每月的工资是30多块钱。那时，我对文物没什么了解，看到店里的专家们收购一件文物就是二三百块钱，只觉得这个东西很神秘。我们这个店里的部分工作人员在1949年之前就搞古玩、字画的收购，有一位文物收购专家在全国都很有名气。他们带出的一些人，后来进入了四川省文物局工作。
说起来，我与考古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些渊源。我是1972年入伍的，当兵的地方是在河北满城县，那里有一个汉中山王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很有名气。这个墓就是我们那个连队1968年施工时发现的，我还去这个地方看过，也听一些老兵讲过发现这个汉墓的过程。
由于这些经历，1977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考古专业，进入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这里有著名的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甲骨文方面有徐中枢等名家。大三的时候，我们曾去西藏卡若遗址实习，那次是西藏首次大规模发掘。
卡若遗址在金沙江和澜沧江汇合的地方，时代比较早，有很多建筑遗迹，这在藏区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刚去的时候很不适应，因为那个地方的海拔有3100米左右。旁边还有一个水泥厂，我们在那儿发掘，水泥厂的灰粘满了我们全身，只剩下两个眼珠子。
我们请的民工一半是藏族，一半是汉族。实习三个月之后，我们又从昌都去拉萨。
给我们开车的四个司机每次都要喝酒后才上路。我们不想让他们喝酒，他们就说，不喝酒就不开车。我们就与他们交涉，他们总算答应少喝一点。但这样我们还是很担心，沿途还看到有军车翻下去，散了一地，至今记忆犹新。
初掘三星堆航拍留记录
1980年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队。第一次出差是在四川彭县竹瓦街，这个地方的文化与后来的三星堆发掘有一些联系，因为两个地方比较近。
那年11月，我们开始做三星堆的发掘准备工作，12月开始正式发掘。我们几个人在那里自己开火做饭，住在当地砖厂的窑洞里，几块红砖一码，里面弄些稻草，安好床板就是宿舍。当时的砖厂是乡镇企业，农民在那里挖土烧砖，我们就在这里做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刚开始，很多人来看我们工作，觉得很稀奇。我们每天挖出陶片、石器、石块，偶尔有一块骨渣之类的东西。农民不理解，看的人就少了，有人说“你们老这样会赔本”，他们把我们理解为挖宝。
这次发掘历时三个月，主要发现了约4000年前的房屋基址十几座，出土了一些陶器和石器。此外还发现了四座墓葬。其中一座是成年女性的，另三座是7岁－12岁的儿童的，但都没有随葬品。
我们觉得这个墓葬很重要，1982年我们就向单位和地方提出，把这里保留起来。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能保留，但他们采纳了我的一个建议。我说，如果不保留的话，至少应该把整个资料收集齐全。我们绘了图，但是没有空中拍摄的照片，当时没有高空摄影，我们也没有这个技术。正好四川有一个飞行学院，我建议，请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在我们的遗址上空飞一下，把它拍摄下来。成都军区空军司令部的同志们同意支持我们，只收800元的汽油费。
由于我们的遗址很小，而开始使用的飞机速度太快，首次拍摄失败了。后来就从凤凰山调来直升飞机，第一次因为没找到方位，也没有拍摄成功。后来，我们在地面烧起两堆篝火，飞机再过来拍。老百姓知道后都过来看，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飞机在离地面约20米的高度，把这个遗址局部的、整体的、与高空的全部拍了下来。
后来，我在这里又陆续发现了烧陶器的遗址，制作玉石器的石料。
再掘三星堆发现“鱼凫王”金杖
1986年，我们对三星堆开始了新一轮的发掘。这次的发掘面积比较大，有1000多平方米，发掘的人员也比较多，我们带着学生实习，还有经过我们培训的各个地区文管所的干部。这次发掘我们分了三个区域，我们前几年发现的一切，这次发掘的都有。最关键的是通过这次发掘，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序列。
发掘出土的文物跨越的时间涵盖了距今4800年到距今3000年这一阶段。也就是说，在近2000年时间里，三星堆遗址没有间断过，古蜀文化一直在这个地方生长。
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我们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了城墙，经过这次发掘证明，这里是古蜀王国的一个都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
这时，砖厂的农民并没有停止挖土。他们挖土的方法是先从底下掏，然后从上面捣下来，这样省力、效率高，挣钱也多。这年夏季的时候，有一帮挖土的农民挖到了一号祭祀坑的一个脚，挖出了几件玉器，马上就被他们拿走了。我们正在离这个现场100米的住地整理春季发掘报告，有人来告诉了我们这个事情。我们马上赶到那里，追回了所有玉器并把现场封存起来布探方。
这块地是水稻地，秧苗长得正高。挖到一定深度就有水渗过来，一边往下挖，一边就要把水排出。这个坑道的结构形式很像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的一个坑，我们很吃惊，认定会有大发现。我记得很清楚，是在7月2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我们发现了一个黄色的物体，这个物体上面有一条鱼的图形，很长。我就觉得这绝不是等闲之物，心里开始紧张。
这个东西弯弯曲曲有一米多长，因为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曾经发现过一个金腰带，我以为这也是古蜀望王的金腰带。当时有民工问我这是不是黄金的，我没敢说，就撒了一个谎说是黄铜。然后让大家停止工作，并把睡觉的工作人员都叫起来，我们商量后兵分三路，一路回成都向单位汇报，并且让川大实习的学生到广汉县委报告，请他们派武警来，我坚守岗位不动，现场人员不准走开。早上5点多，快天亮的时候，广汉派了三十多个武警来，把这里围了起来，然后还组调了一些民兵在周围。我这才宣布这可能是蜀王的金腰带。
这一下不得了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连外县的人也过来看热闹。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文物不是金腰带，而是一根金杖。金杖上所刻人物的圆脸及所戴之耳坠和五瓣花冠，与古蜀遗址中出土的其他人物脸型、嘴和所戴之帽是完全不同的。在发现的人物造型中，不论是青铜铸造的，还是刻划在玉器上的人物均为方颐、大嘴，且两嘴角上挑或下勾。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可以说是体现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根据与头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可谓是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它极有可能表达的是带有王者之气的人。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与此“象形文字”有关呢？那就是“鱼凫氏”。我们把金杖上刻的图案从左至右读下去，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
建设博物馆参观者众多
此后我们还陆续发现了大量的象牙、玉器、青铜器及金器。特别是青铜器中的各式人头像和黄金面罩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我们的发掘、清理工作于那年8月14日结束，根据这此发掘出土的文物和考古现象，我们认为它是古蜀人举行祭祀仪式所留下的祭祀坑而不是我们刚开始认为的王陵，我们将其命名为1号祭祀坑。
之后，我们又发掘了2号祭祀坑，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件大型青铜立人像，高2.6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铸像之一。挖掘完毕后，我们提出要建三星堆博物馆。1994年，我开始做三星堆博物馆的内容陈列设计与形式设计，到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顺利开馆。三星堆博物馆在视觉、陈列手段、灯光使用上，都有前瞻性，让人耳目一新。我们的解说员都是自己招聘，然后培养出来的。开馆之后，我在那里观察了几天，发现来参观的人很多，而且人数在增加。
我就有一个体会，国内很多博物馆门可罗雀，不是人们不来参观，而是展品和陈列方式有问题。三星堆博物馆一直略有微利，没向国家伸手。一次《中国文物报》在评全国十大精品展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报名，就被评为十大精品陈列。
■人物
陈显丹 1955年6月生于成都市，198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负责四川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曾应邀在伦敦大学、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主办关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讲座。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出版专著有《东汉雒县古城墙》等。
■发现背后
我认为古蜀王国的建立至少在公元前2100年即已出现。在这些邦国中，从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当为三星堆这一古城最为强大，特别是两坑中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青铜器更加展示了三星堆古蜀王国强于周围邻邦。
古蜀王国的考古发现，也与传说时代的虞舜时期大致相当。从三星堆遗址和宝墩古蜀人遗址所出陶器的演变亦可看出古蜀国的发展在成都平原持续了2000年之久，直至西周后在中原文化与诸文化形成大融合之际，仍保留着自己的特色，如尖底盏、鸟纹、手心纹等。可见蜀王国的建立并非是在周失纲纪之后，也并非是唐代诗人李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中表述的那样虚无飘渺。
（口述：陈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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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礼县考古

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自2004年启动以来的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到现在已经历了3个年头，经过在礼县、清水等地3年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发现三个早期秦文化大遗址群

秦早期都邑西犬丘的地望、秦文化的形成以及秦、戎关系等，是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次考察中，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礼县西汉水及其支流和清水县牛头河流域部分地区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周秦时期和秦人相关的遗存。其中在礼县西汉水及其支流的调查中共发现各类遗址98处，新发现70余处遗址。在调查的47处周代遗址中，以秦文化为主的遗址有38处，其中有“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赵坪”、“雷神庙（西山）—石沟坪”三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大遗址群，也可以说是早期秦人三个活动中心区。记者了解到，在清水县调查共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56处。

大堡子山有可能就是秦都邑西犬丘在礼县西山、大堡子山和上坪发现三处西周到春秋的城址，为确定秦早期都邑提供了重要线索。目前已陆续发现除东南部以外的各段城墙总长约1200米。城墙的废弃年代不晚于春秋早期。西山遗址共钻探703524平方米，发现墓葬800座，房屋基址7座，灰坑94处，古道路2条，窑址3处。

大堡子山城址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大堡子遗址除少量齐家文化遗存外，主体为周代城址、城外墓地和居址。城内遗迹主要为秦公墓及大型房屋基址和灰坑及中小型墓。大堡子山遗址钻探面积1299245万平方米，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各类遗迹699处。城内目前已钻探出夯土建筑基址26处，探明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建筑基址南北长102米，东西宽17米，平面形状呈回字形；另一座东西长70米，南北宽13.5米，形制与前者基本相同。此外，秦公大墓和车马坑及祭祀坑也位于城内。

自上世纪90年代大堡子山两座秦公等级大墓被盗后，学术界普遍认为这里就是秦人早期发祥地的秦公陵园，并认为秦人都邑西垂、西犬丘应在此附近寻找。此次发现表明，大堡子遗址不只是单纯的墓地，而是有居址、墓地、高等级建筑和墓葬等丰富遗迹的城址。同时，大堡子城址对岸的山坪城址、西北的盐土崖贵族墓地以及过去已知的圆顶山贵族墓地等一批时代接近的重要遗址与大堡子城址共同构成了一个规模大、等级高的遗址群，可以推测这里是秦人早期的一处重要都邑，不排除就是西犬丘的所在。

　　鸾亭山为汉代祭祀遗址

鸾亭山汉代祭祀遗址的发现是早期秦文化考古中的又一个重要成果。遗址由海拔1700米的鸾亭山山顶的祭祀台和山腰的东西夯土台组成。山顶祭祀台平面形状为东西长、南北短的椭圆形，面积约2500平方米。遗址包括圆坛和其下面的台地两部分。鸾亭山遗址钻探面积共1万余平方米，发现遗迹20处。在东西夯土台周围钻探共发现墓葬81座，灰坑21座，夯土遗址7处，其中墓葬多为战国—汉代，钻探出的81座墓葬中有79座被盗。

通过这次发掘可知鸾亭山遗址在周代就有人类居住、活动过，到了汉代成为一个专门的祭祀场所。从遗址所处的位置、祭坛的形制、玉器的组合和规格来看，鸾亭山山顶在汉代是一处祭天的地点。礼县为秦汉时的西县之所在，同时也是秦文化的发祥地。西本秦襄公始建，秦代“祠如其故，上不亲往”（《汉书·郊祀志》），西汉时继续沿用，因此，鸾亭山山顶祭祀遗址应即汉代的西。至于周代的西应该就在它附近。出土的玉器组合完整，为研究汉代郊祀用玉及相关礼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西山遗址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发掘出大量史前和两周时期的灰坑、墓葬以及部分陶窑、灶坑、动物坑、房址、夯土墙及建筑遗迹。此次发掘两周时期的遗迹，以东周时期的为主，有灰坑183座、墓葬43座、动物坑10座、灶5座、房址1座、带陶水管道的夯土建筑基址1处、有附属建筑遗迹的夯土墙一段。此次发掘在墓地周围还发现了马坑7座、牛坑1座、狗及其他动物坑3座，其中K408埋有马4匹，排列有序。

史前时期的遗迹有灰坑64座、墓葬3座、陶窑8座、房址7座，其中发现的3座齐家文化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有别于以前所认识的齐家文化，是研究齐家文化的新资料。

　　首次揭露早期秦人聚落遗存

本次发掘，第一次揭露出大规模的早期秦人的聚落遗存。带陶水管道的夯土建筑遗迹、城墙等遗迹，显示了西山遗址具有较高的等级，有可能是西周和东周时期秦人的一处中心聚落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对于探讨早期秦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另外，西山遗址史前遗存的发现，有望建立起甘肃东南部地区史前文化的序列；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早期遗存的发现，对于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与交流提供了新材料。

通过调查、钻探和发掘，基本了解了大堡子山遗址的布局和结构。对认识大堡子城址的性质，确认秦公大墓的墓主和研究当时的祭祀及礼乐制度、铜器铸造工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同时，也为大堡子山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张家川桃园坪墓地的发掘是早期秦文化考古中的又一亮点。2006年共发掘被盗掘的墓葬3座。随葬品中发现的鎏金铜鼎、鎏金铜壶及银杯、玻璃杯、铜茧形壶等是研究战国时期冶金工艺的重要资料，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作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五家跨单位、多学科联合开展考古工作的模式在全国尚属首例。这种工作模式，集合了优势科研力量，对于做好跨地域考古学文化研究、解决重大学术问题、提升考古学研究水平，进而推动考古学科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应该说早期秦文化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有关文物考古专家告诉记者，通过3年来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礼县及其周边地区在早期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已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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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上蔡积沙大墓

CCTV

防盗设计精巧匪夷所思 解开河南古墓盗墓迷踪
2006年09月22日 14:38:18 　来源：CCTV-走近科学

概述：对于人们来说，古墓总是充满了神秘和恐怖的色彩，传说当中，古墓里往往埋藏了大量宝藏，引起无数贪婪的人趋之若鹜。同时古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墓葬被盗墓贼侵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设置巧妙的机关来保护墓中宝藏。在古书的记载中，中国古代的人们就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防止盗墓，他们使用细沙代替土来填埋墓室，再在细沙当中掺杂石头，由于细沙具有很好的流动性，容易塌方，加上巨石的重力，因此盗墓者无法通过挖掘地道的方式进入墓室盗窃，这就是积石积沙墓。2005年4月，河南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们在上蔡县就遭遇了这样一个难得一见的墓葬。然而在考古专家们到来之前，这座墓葬已经遭受了盗墓贼轮番的轰炸，墓葬上盗洞累累。在考古专家们挖开墓室以后，还发现了几个汉代的盗洞，其中一个盗洞几乎挖空了墓室东半部分的积沙。但是另考古专家们没有想到的是，经历了这么多次被盗之后，这座古墓仍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这得益于古墓匪夷所思的精巧的防盗设计。

　　主持人：对于人们来说，古墓总是充满了神秘和恐怖的色彩。在许多传说中，古墓里总是埋藏着数不尽的宝藏，同时为了保护这些宝藏不被偷盗，古人也会设置巧妙的机关暗器来防备外人的入侵。但传说毕竟只是传说，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2005年，河南省文物局的考古专家就遭遇了一个特殊的古墓。

　　2004年4月的一天深夜，在河南省上蔡县郭庄村东面的一处高岗上，几个黑影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下晃动。几分钟后，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响起。寂静的黑夜里，巨大的爆炸声让郭庄村的村民深感不安，很多人度过了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没有人知道，村外的荒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村民：我连续听到两回，春天我听见一回，冬季听见一回。那个声音大不大？响得很，跟地震一样的，很大，响。

　　郭庄是上蔡县城西南部一个小村庄，人口只有几百人。在村子的东面，是一片坡度平缓的高岗地。在村民的眼里，这片岗地只是附近几个村的耕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岗地里夜间不断传来的爆炸声，还是给周围村庄的人们带来了不少困惑。每次爆炸过后，村民的耕地里就会出现一个深深的洞穴。这些洞穴明显都是人为挖掘出来的，很显然是有人为了挖掘这些洞穴而在夜间实施了爆破。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不断地挖洞，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村民：那洞口就像红薯窖口一样，直上直下的，像是用墩窝墩出来地似的，像红薯窖，直上直下。

　　村民们发现，附近一处地势最高的土岗上出现的洞穴最多。听附近村里的老年人讲，这块岗地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王金鼎。相传在这片高岗的地下，埋葬着古代的一位王，王的墓中藏着他的金鼎。这个传说不知道起源于何时，但决不应该是人们凭空捏造出来的，因为用“金鼎”这样的名称来命名一个毫不起眼的土岗，显然不会是一个巧合，在它背后一定有今天的人们所不了解的某种原因。

　　村民：听说这里古墓多，有的传说啥呢，王金鼎、王金鼎，说这个地方有金鼎，听人家都议论这个事，说它古墓多。

　　上蔡县是古代蔡国的都城所在地，至今仍保存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在故城周围，极有可能埋着古蔡国的王族墓葬。郭庄东部的那片高岗地，距离蔡国故城不过十几公里，如果关于王金鼎的传说真有其事的话，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古蔡国的王族或者其他高级贵族的墓地。这样的话，那些田野中出现的洞穴也就不难解释了，那正是盗墓者留下的盗墓通道。在这个土岗下面，真的是古代王的墓葬吗？那里面是否真的埋藏着传说中的宝藏呢？

　　疯狂的盗墓引起了河南省文物局的关注，2005年4月，省文物局考古所的专家马俊才带领考古队员赶到了郭庄。他觉得，那里极有可能存在古代的高级墓葬，因为经验丰富的盗墓贼是不会费那么大功夫去挖掘一个毫无价值的土岗的！但是对他来说，这次考古挖掘却极有可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使，几乎没有考古学家愿意去发掘一座被盗墓贼屡次盗窃过的墓葬！

　　马骏才：这标标准准的费力不讨好的事。我的同事和领导，一听说之后，说你赶紧把它挖吧，这是一个空墓啊。其实有这种想法，都有，我也是有这个想法。但是程序来说，必须按照程序做，做下去。

　　考古队的钻探结果证实了马俊才的猜测，盗洞最多的那个土岗下面，是一座战国时期的高级墓葬。考古队员总共找到了五个明显的盗洞痕迹。根据以往的经验，即使有一个盗洞成功的进入了墓室内部，这座古墓就有可能被盗掘一空了。在盗墓贼的数次光顾之后，这座古墓还能给人们留下点什么呢？

　　马俊才：就想到里面盗墓的怎么盗，青铜器，盗没了，玉器，盗没了。所以当时发掘设计，两个月，抓紧发掘，把上面的土挖掉，一个月一清理。

　　主持人：大家看这个小铲子，它是考古人员经常用到的一种工具洛阳铲的模型，考古人员用它在地上打一个孔，就可以把地下深处的土带上来，通过分析土质的变化，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有没有古墓。据说这种探铲最早就是由洛阳一个叫李鸭子的盗墓贼发明的。可见盗墓者为了获取不义之财想尽了各种办法，所以在考古界有“十墓九空”的说法，说明盗墓的危害之大。那么考古人员将要发掘的这座战国古墓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王的墓葬呢？经过多次被盗之后，这会不会也是个空墓了呢？

　　作为此次考古发掘的领队，马俊才曾经不止一次遭遇这样的窘境。但即便已经知道面对的是一座空墓，他还是要严格按照考古规则进行发掘。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他在工地上搭建起临时工棚，组织工人开始发掘，他计划赶在雨季到来之前结束这次几乎毫无希望的考古行动。

　　马俊才：考古和盗墓它是本质的区别。因为咱们考古，它是不仅仅是要获取这些文物，而且对于一些软信息，周围的一些环境，都要进行一些科学的研究。所以说不像是光攫取一些文物，那叫挖宝，那不叫考古。所以发掘一个墓葬的话，它的选址，它的形制，棺椁的形制，随葬品的摆放，随葬品的种类，以及它当时所反映的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以及它反映的，牵涉到当时社会制度一些问题，这都是很有科学价值的。

　　在马俊才带领考古队到来之前，一伙外地人来到郭庄，他们声称看中了郭庄这片高地的风水，要在这里修建一座陵园。那些人很快修建了一道围墙，将这片高岗地包围起来，并且还栽种了一些小柏树，完全一副修建陵园的施工景象。但是，当古墓的墓道被考古队员逐渐清理出来的时候，马俊才惊奇地发现，一排柏树正对着墓道的方向！

　　马俊才：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柏树的位置是有人有意为之的，栽这个是以它作为一个参照物。盗墓，毕竟是盗，它是偷偷摸摸的行为，而且它发生都在晚上，夜深人静，伸手不见五指，它这个地表的参照物它是要寻找的。如果没有地表参照物，它很容易摸偏，它不像小墓，你下去摸偏也就是一米半米。大墓不行，大墓如果摸偏的话，就预示着这次盗墓活动可能要失败。

　　马俊才雇用了附近村庄的一些农民参加前期的发掘工作。在与这些工人的闲谈中，马俊才了解到一个令他无比震惊的消息：有人说在这个古墓里面，填埋的不是土，而是细沙。这个消息立即让马俊才兴奋起来，因为如果工人所说的是事实，那么他所遇到的，将是一个许多考古学家可遇而不可求的特殊墓葬！

　　马俊才：有一些特别是上了年纪的，知道是我来这个地方搞挖掘的，都要给我说上一段，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这个盗墓怎么厉害。这个他们不断听到那些爆炸，而且里面还有木头，还有不少木头，还有石头，沙子简直厚得不可想象。而且还有其中一个村民跟我打赌，这个沙子，那厚的，好几丈厚，而且厚薄不匀。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那几个窟窿我们都下去看过。

　　传说在中国古代，人们采用一种十分特别的方式保护墓葬不被盗墓者侵扰，他们用细沙代替土来填埋墓室，再在沙中掺杂巨石，由于细沙具有很好的流动性，容易塌方，加上巨石的重力，因此盗墓者无法通过挖掘地道的方式进入墓室盗窃，这就是积石积沙墓。

　　盗墓者： 因为流沙墓，本身不好盗，它沙子混杂着石头往下落，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不正面直接挖完的话，你不可能一个小盗洞盗成功，不可能。沙子容易淌，因为打一个洞，不管你咋掏，斜掏也好，咋掏也好，沙子总要流，封闭起来，流到这儿，因为往前你进不去。

　　但是，这种古书中记载的积石积沙墓极其罕见，对于这样的信息，马俊才虽然不敢确信，但是也不能不重视，因为如果真的是一座具有防盗功能的墓葬，那么不仅墓中的文物可以得到有效保护而不至于丧失殆尽，这样的墓葬本身也具有极大研究价值。工人提供的这个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或者仅仅是一种讹传呢？

　　马俊才：当时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并不特别信的，因为往往一个大墓很多的讹传，特别多，所以说你不能信他的。他有时候有意的放放风，让咱们去挖。包括以前的参加过盗墓的，他还有一项好奇心理，我盗不成，看你怎么样。

　　在古墓南侧的一个现代盗洞附近，马俊才发现了一小堆黄色的细沙。这些沙子应该是盗墓者从墓里面挖出来的，这是否能表明，这座墓葬就是一座难得一见的积沙大墓呢？

　　马俊才： 当时了解到这个情况，特别是我看到那些黄沙，也是很兴奋。但是另外一个，我也看到，这个沙子太纯了，这个非常的黄，非常的细腻。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地下是个古河道啊，别是盗墓的他不认识，照着古河道挖，挖出来沙子这一堆。

　　马俊才的这种怀疑并非没有根据，在此前的调查中，考古队发现，距离发掘现场东南三百多米的地方，有一个当地百姓取沙的大沙坑，在两米多的土层下面，堆积有十几米厚的沙层，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河道遗迹。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马俊才不得不注意每一种可能。他将考古队员带回来的古河道里的沙子与发掘现场发现的沙子进行了仔细对比，马俊才发现两者在颜色和颗粒上明显不同，也就是说，发掘现场的沙子不应该出自于古河道。
马俊才：在旁边我们发现一个大坑，大坑下面有沙子，都是古河套的。那个沙子和这个沙子是两码事，那个灰白的，点沙子，一看带好多斑块的。

　　现有的证据似乎都在暗示马俊才，在郭庄那个土岗下面，埋藏的极有可能是一座带有防盗功能的积沙墓！而一旦这种猜测成立，那么这座两千多年的古墓也许将会展现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奇！

　　主持人：在中国古代，高规格墓葬多数都有高大的封土堆，封土堆用夯土筑成，虽然比较坚固，但是也相当于给后世的盗墓贼指示了目标，因此很多古代达官显贵的墓在漫长的岁月中被盗劫一空。古人为了防御盗墓，也曾经想尽了办法。据史书记载，有的古墓中设置了弓箭，有的在墓中施放毒气。但是如果时间久远，弓箭腐朽，毒气泄漏，就失去了防御功能。所以，用积沙的办法来防御盗墓，虽然属于被动防御，但效果应该是最好的。除非盗墓的把它上面的封土和沙子全部搬走，当然那样的情况也是不容易发生的。那么考古队这次碰到的，是不是一座防盗墓呢？如果是，它能否经受住这么多次的盗墓呢？

　　虽然只是猜测，但积沙防盗墓的可能性还是给考古队带来了不小的希望，发掘的进度快了许多，古墓的外形在一天天变得清晰。

　　这是一个东西向的甲字型大墓，有一条长长的墓道，东西长27米，南北宽17米。这种规模大大超出了马俊才先前的估计，也预示着墓主人拥有非同一般的显赫地位。在墓壁的四角，考古队员清理出了阶梯，很显然，这些土阶梯是当初造墓时候向外运土的通道。而在这些阶梯上，马俊才有了新的发现。

　　马骏才： 看下面这个弧面，好像人为踩踏的比较明显，那拐角的地方都有沙流，因为我很注意这个细节的，这个拐角处，那个沙流滑下来，我知道百分之八十就是积沙墓，因为看到那个沙子和以前我来的时候和外面盗墓的沙子是一样的。

　　很多证据正在越来越接近令人兴奋的猜测，挖掘工人加快了进度，所有人都在等待谜底最终揭开的那一刻。

　　当墓葬南壁的探沟挖掘到地面以下两米时，细密的沙层终于出现了，而几乎就在同一个高度，北部和西部也发现了积沙。与马俊才的推测一样，这应该是一座积沙墓葬。但是，在墓室的东部却一直没有发现沙面，这让马俊才感到一丝不安，因为作为一个积沙大墓，不可能单单留下墓室的东部不填埋沙子。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后来有人把这个区域的沙子挖了出去。在墓室上方的土层被清理干净以后，马俊才看到了令他震惊的景象。

　　马俊才:这个东部一片黑土。

　　我们顺着那个黑的那个往下面，也做了一个小探沟往下下。我挖到九米的时候还是黑土，出来一块什么呢，汉砖。

　　那无疑就是东汉的，东汉时候的黑土，那肯定是个大盗洞。

　　出现如此大面积的黑土，却没有意料中的沙子，而且出现了东汉时期的遗留物，意味着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发生了：盗墓者几乎挖空了墓室东部的积沙，在盗墓最为猖獗的东汉，这座大墓曾经遭受了被大揭顶式的毁灭性盗掘。

　　马俊才：看到那个砖为什么有点发傻，因为知道这是东汉的，东汉的盗墓是有经验的。一看那么宽，十米了还没到头，把这上面的口全部铲掉之后，咱们整个的墓室是27米，它就占了将近14米，椭圆形那么大，它旁边还有几个小凹窝，那些小凹窝实际也是汉代早期的那些洞。

　　这个发现让满怀希望的考古人员几乎失去了挖下去的信心。因为盗墓在军阀割据的东汉时期非常猖獗，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是割据一方的军阀公然带领军队挖掘古代墓葬充作军饷。而那样公开大规模的盗掘，即使有防盗功能的积沙墓也是无济于事的。也就是说，这座古墓极有可能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是一座空墓。

　　马骏才： 因为东汉晚年很特殊的，东汉晚年是一个军阀混战，农民起义遍布全国的时期，当时的大起义，黄巾大起义。

　　汉代时期，盗墓相当一部分就是为了筹军饷的。起义军没有什么供应，就是挖这些墓的话，挖一些珍贵的金银珠宝的话，可以变卖，可以筹军饷，筹了军饷才能打仗。

　　这个意外的打击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连参与挖掘的民工都有些无精打采了。在清理完东部盗洞区的土以后，整个墓室东部共清理出五个汉代盗洞。而一个现代盗洞通过用木板架设巷道也已经穿透墓壁进入了墓内，这种盗墓方式马俊才还是第一次遇到。

　　马骏才：那个弧形的话那一排盗洞，当时一查12个，这12个盗洞意味着什么呢，特别是汉代盗洞，而且盗的时候什么可能，没有塌，没有塌的情况下，那进去不就相当于现代的入室盗窃了吗，他见什么可以拿什么，他拿不走的可以打碎。

　　挖掘进行到这个时候，整个墓室的全貌已经完全呈现出来，除了大量的细沙，墓中开始不断出现大小不一的石头，这完全符合积石积沙墓的特征。马俊才看到，墓室西部的沙层还相当的平整，这似乎可以推断墓室西部还没有受到盗墓贼的破坏。那么，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盗墓贼都选在墓葬的东部下手？西部的细沙下面还隐藏着什么意想不到的景象？墓中还存在传说中的千年宝藏吗？

　　主持人：对于一座古墓来说，有时候一个盗洞就足以让整个墓被盗的空空如也，考古人员一连发现了十二个盗洞，这正说明古墓的积沙防盗措施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但是如果经过这些盗掘以后，真的就剩下一座空墓了，那还是令人相当遗憾。但是古人的智慧远远不只这些，他们还有很多更巧妙的设计，那这些设计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起到防御作用呢？考古人员最终有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宝藏呢？

主持人：对于一座古墓来说，有时候一个盗洞就足以让整个墓被盗的空空如也，考古人员一连发现了十二个盗洞，这正说明古墓的积沙防盗措施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但是如果经过这些盗掘以后，真的就剩下一座空墓了，那还是令人相当遗憾。但是古人的智慧远远不只这些，他们还有很多更巧妙的设计，那这些设计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起到防御作用呢？考古人员最终有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宝藏呢？

解说：根据发掘经验，这是一个战国早期的楚国墓葬。墓室西部的沙石面还相当平整。因为墓道口朝向东方，所以西部才应该是放置墓主人棺椁的位置，如果那一部分没有被盗的话，考古队应该还有不错的收获。但是盗墓贼也不会不知道棺椁放置的正确位置，为什么汉代的多次盗墓都选择在东部下手呢？

马骏才：汉代发生的，后来我们查了一下，六次小的盗墓，和一次大的盗墓，就是那个揭顶盗，都是在东边。

解说：考古人员继续清理，墓室的细沙里不断出现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石块。在这一层石块全部清理出来以后，马俊才发现，这些残存的石头仍然可以看出是一个比较平整的平面，也就是说，古代的造墓者故意在这一层设置了一个石头铺成的平面，这是为什么呢？

马骏才： 就是现在残余的一半，将近也就不到十米，不到十米这个沙子面，还是个倾斜状的，从西向东是倾斜的。

解说：这层沙石面深入地下十米的深度，已经低于墓道口，按照马俊才发掘战国时期楚墓的经验，这个高度应该可以看见棺椁的痕迹了。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个墓中还丝毫没有发现一点棺椁的影子，这在战国楚墓当中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出现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墓主人的棺椁还在更深的沙层下面；另一种可能就是这根本就是一座假墓！墓中根本就没有埋葬墓主人的棺椁！

马俊才：你像曹操，做了七十二个疑冢。先秦时期也有一些记载，虚墓 ，就是假墓。造成了好多地方我都埋有墓，弄不清楚，让当时世人糊涂，哪个是真的。如果是盗墓的你来盗，一盗可能是假的，他就放弃了。

解说：就在人们疑惑不解的时候，在接近墓室中部的地方，工人们清理出一些木板残留的灰痕，那么这些灰痕是不是已经腐朽掉的墓主人的棺椁痕迹呢？

马骏才：一清沙，发现一个方形的，也是灰痕出来了，一清，一块板灰，一清，一块板灰，两米多长，一米多宽，里面是夯土。

解说：这个方形结构被清理出来，马俊才看到，它的体积与巨大的墓室相比显得极不协调。而且在这个方形结构里，既没有发现尸骸，也没有贵重的陪葬品。显然，它不可能是这个巨大墓葬主人的棺椁。那么这个方形的结构到底是什么呢？

马骏才： 在当时就是没有见到过这种结构，查资料也没有，这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往下清，刮沙面，就在这个方结构的东北角，又发现了一个，还是夯土，还是方的，百思不得其解。

在这两个方形结构的下方，工人们又清理出一圈明显的灰痕，这些长方形的灰痕占据了墓室大部分的范围。在很多地方出现了红色的图案，这种图案正是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墓葬的特征。沙子中不时出现金箔，这也预示着真正的棺椁应该在更深的沙层下面。那么椁室上方的那两个方形结构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马骏才：当时它的位置和墓道的口基本上是平行的，在棺椁没有塌的时候，盗墓者碰到这两个箱形的东西，把这个砍开，一看里面是土，再看看里面出了小金件，或者是小的玉器，他很容易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假棺材。

从西部保存完整的部分判断，椁室上方原来应该有很厚的沙层，但是在这个深度，石块的出现却是毫无规律的。与上面平整的石层相比，人们在这一层似乎只是随意的将这些石块扔进了沙子里。马俊才惊奇地发现，这些石块的边角都非常锋利，好像是有意挑选出来的。这仿佛说明，古人在这层沙子里安置这样的石块，有它特殊的用途：当盗墓者从盗洞中进入这个深度的时候，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可能会被突然落下的锋利石块砸伤甚至砸死。

马骏才：这就是暗器，说什么暗器，这不就是暗器吗，暗器就是让你不知道，明的那叫明器了，明枪了，暗器来说，你正掏沙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叫你防不胜防。

解说：马俊才发现，墓道口与墓室底部之间有将近十米的距离，这种结构与同时期一般的楚国大型墓葬明显不同，古人采用这种结构，难道有什么特殊目的吗？

马俊才：它这个墓道做的不像一般的墓，那个墓道到底了，也就基本上就是到底了，或者就是到底了。那墓道底下还将近十米高呢，那十米多都有沙子。他一挖都是假棺材，一层的石头，可能就挖到石头了，挖到石头就可能是到底了，这个完全的就是按照这个防盗这个设置的。

主持人：好，我们现在来看一张截图，这个反映的就是当时考古现场的图片。从这个地方到真墓室的最底层，大概是十几米的高度。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说不可能把那么沉的棺椁和随葬品随便就给它扔进去，因此说这个地方，古人还必须再设计一条坡道，便于运送东西。如果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修建一条土坡那是最方便的了，承重又好，而且还很结实。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墓主人精心地这么多设计，就是为了一个事情，那就是防盗。所以说土坡肯定起不到像沙子那样的防盗作用，还得靠沙子，可是如果纯用沙子的话，大家想想，这个坡度是非常陡的，因为毕竟墓室底部的面积还是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小的，沙子立不住，它肯定会流动的，也无法承重，单用沙子肯定没法运东西。于是古人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一层沙子一层土，一层沙子一层土，慢慢地堆起一个沙土混合物的土坡，便于运送东西。但是我们想一想，纯用沙子肯定要比这种沙土混合物的效果要好得多，所以这个沙土混合物在防盗上面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很多盗墓贼对这个墓下手的时候，就是从土坡中间这个位置入手的。

挖掘进行了五个月，已经大大超过了马俊才先前的预期，时间也进入了雨季。虽然已经挖到了椁室，但是直到现在，除了一些零散的器物，考古人员还没有发现一件像样的文物，这不免让人有些焦虑，难道这座古墓真的已经被盗窃一空了吗？

马骏才：我们一个工人在清理排水通道的时候，嘣一下，碰到了一个东西。拿竹签扒拉一下，确实是个圆形的，很大。经过艰难作战了好几个月之后，才发现了，才听说有东西了，这么长时间，我当时很激动，赶紧就下来。

解说：一件圆形的青铜器被慢慢清理出来，这个青铜器距离木板搭成的盗洞还不到半米的距离。这似乎也可以说明，那个盗洞并没有完全进入墓室，就被上面的巨石压塌了。这预示着墓中的积沙积石击退了现代盗墓贼的进攻。

马骏才：看到这个我也很激动，这个大家伙露头，而且它是镶嵌工艺的，这个文物的价值是很高的，很少发现的。这个我们就算是有了，吃了一剂定心丸。 终于说是有一件了，已经足已，不能再贪求了。

解说：这件青铜器的发现令考古人员十分振奋，工人们加快了清理的进度。随着沙面不断向下，越来越多的器物出现了，这说明虽然屡次被盗，但是墓中仍然保存了不少文物，传说中的宝藏也许很快就会展现在人们面前。

马骏才：中间的部位，清沙子的时候，突然又碰到了一个圆形的大的器物，青铜器，当时觉得可能是鼎，用那个小竹钎子给扎，范围挺大，一扒拉，很大的一个盖子出来了，这个了不得，这个鼎很大。

解说：工人们在这里清理出一个口径达到了80厘米的青铜鼎，这个巨大的铜鼎证明，传说中的金鼎果然存在，这也说明这个墓葬的规格非同一般。在这个位置附近，工人们又清理出一种古老的乐器：石磬。

马俊才：而且看这个磬出来，都非常厚，将近4厘米，清出来之后，都超过60厘米了，这么大的磬在国内是很少发现的，即便特别大的墓葬也是很少发现的。而且这个质地来说是汉白玉的。

解说：根据战国高级墓葬的习惯，石磬应该有十三个，而且出现石磬就一定会有成套编钟的存在。但是考古人员在石磬的附近只发现了三件甬钟，而石磬也只有十一个。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不合礼仪的现象是决不应该出现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马骏才：凡是出磬的这些墓，这些楚墓一般都是13个磬，那两个去哪了？就是盗墓的不要的那堆磬的旁边，前面有一个洞。当时认为是一号洞下面掏一下，没太注意，就是往下清，底下又出来了两个磬，也是断的，发现里面的花土不到底，再清是个斜洞，当时也是吃了一惊，因为这种盗法是地攻天。

解说：也就是说，在古代的一次盗墓是从墓底挖了一个洞，由下而上进入墓室。而这个墓深度达到了18米，加上上面15米高的封土，总深度达到33米，这样一个深度，氧气十分稀薄，难以想象当时的盗墓者怎样完成了这次不可思议的盗墓行动！

马骏才：没想到在汉代，因为这个墓葬的墓室深度是18米，上面还有15米，30多米，一个小洞它从30多米盗下来，从底下翻过来的，这个工作量也是很大的，而且能采用这样盗法的话，盗墓者的这种的恒心，获取宝贝的恒心，那是很强烈的。

解说：虽然只残存了三个编钟，但是墓室东部不断出现大量青铜器。东部是被盗最严重的区域，出现如此多的文物，说明墓葬的防护措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考古队员清理出四个升鼎和一个断掉的升鼎腿，这说明墓中至少应该有五个升鼎，这也预示着墓主人生前拥有非同一般的显赫地位。

马骏才：楚国的贵族里面，就是以这种鼎的个数来代表他的身份的。七鼎在楚国的里面，在楚里面起码是一个叫做封君。五鼎的话就是高级的大夫。

解说：当椁室东部的青铜器清理完毕之后，现场的情况超乎了考古人员的想象。各种青铜器堆满了墓室，一对龙耳虎座的青铜方壶在国内仅仅发现过两对，是十分罕见的国宝级青铜重器。这件青铜提梁盒上的花纹清晰可辨，仿佛刚刚铸造完成。几乎每一件文物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如果被盗墓者偷走，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马俊才发现，椁室中部的位置堆积了很多石块，可以看出，这些石块相对其他部分的石块来说体积更大一些。椁室四周中间的部位还围绕着一圈整齐的石头，这种安排的方式显然不是随意的，那么它又有什么样的特殊功能呢？

马骏才：到上面一称重，好家伙，这大的350斤，330斤，300斤的都很多的。这说明了椁室区域，就是他重点防守的部位，就是蒙着一层的石头，最当中的，它护顶的那个蒙石层，它是最大的石头，外圈的是比较小的石头。

解说：在西部的沙层清理后，两个原本隐藏在沙子中的盗洞忽然出现了，这两个盗洞同样采用了用木板架设巷道的方式，在盗洞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矿泉水瓶和当地一家面粉厂的编织袋。但与东部的盗洞一样，架设盗洞的木板都被巨石压垮了。

马俊才：现代盗洞有十次以上的，基本上都不成功。个别的进入椁室的，比如那个三角洞，这三个洞的板就是被拦腰砸折的这种痕迹，可以明显看到的。

解说：在墓室的西部，考古人员清理出了墓主人的主棺，棺内堆积了大量的海贝，还有各种各样精致的玉器。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把精美的玉柄青铜剑和一把装饰玉器的铜削。在主棺周围，共有十三个陪葬人的尸骸，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主棺内仅仅发现了半个头骨，这半个头骨是不是墓主人呢？

马骏才：发现了半个头骨，酥碎状的半个头骨，因为看到这些头骨那个缝里面，有很多朱砂，棺内别的区域也有不少朱砂，那么我们就断定这就是墓主人的头骨，他的别的躯干部分或者是什么的不存在了，被那几个盗墓的盗跑了，为什么盗跑了呢，因为他身上的起码各种的装饰件，玉件啊，包括金件啊。

解说：现在整个墓室的结构已经清晰了：为了达到防盗效果，墓葬设计者先是在墓口位置放置了两个假棺，下面一层蒙顶石层，造成墓葬到底的假象，然后在下面的沙层中设置了三米厚的乱石层，在椁室顶部设置了巨大的贴顶石层。椁室中部的外面还设置了一圈拦腰石，底部是一层卧底石。正是这种全方位的防御，才能在古今十几次盗墓之后，还留下了大量珍贵文物。

马骏才：这个墓葬从它开始建墓之前，他就有这种规划，他处处为了防盗。而且设计了高大的封土，颜色多样的填土，深厚的积沙，很乱的乱石层，比较整齐的蒙顶石层，以及这个椁外面的贴顶石，拦腰石，卧底石，这些石头都很锋利，主要区域都是非常的大，为什么呢，他就是为了阻止盗墓，防止盗墓。

解说：在这个积沙大墓的北侧是一个同时期的墓葬，被定为二号墓。二号墓的封土压在一号墓的封土之上，这说明二号墓埋葬的时间要晚于一号墓。而这种连体墓葬，墓主人一般来说应该是夫妻关系。虽然规模小一些，但是从外部看，二号墓并没有遭受过严重的盗掘，人们期待着在二号墓中能有更大的收获。

马骏才：通过发掘，看到二号墓，里面既没有积沙，也没有积石，所采用的只是一般的楚国贵族深挖加筑封土，就是这种普通的防盗方式。

解说：当二号墓的挖掘快进行到底部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盗洞被发现了，这次盗墓发生在战国晚期，也就是说在二号墓埋葬后不久，盗墓贼就盗窃了这个墓葬。一个盗洞从两个墓之间的空地上斜着通向二号墓。仅一个盗洞，就将二号墓盗得几乎干干净净。考古人员只在盗洞内发现了一些残破的文物。盗墓贼没有选择规模更大的一号墓而直奔二号墓，这是为什么呢？

马俊才：说明他是了解底细的，而且当时极可能是他就知道一号墓里面有积沙，有积石。他就是不敢盗，他避开了，他就偷偷的从马鞍部中间比较隐蔽的地方斜着直奔二号，而且是得逞了。

主持人：二号墓因为没有采取什么防盗措施，仅仅是一个战国晚期的盗洞就让它里面被扫荡一空。但是一号墓正是因为采取了很多防盗措施，现在我们还能欣赏到两千多年前我们古人智慧的结晶，因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一号墓的设计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再说一句题外话，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中国很多的文物由于盗墓行为的猖獗导致众多的文物流失海外，这不能不让人说是痛心疾首。说实在的，就拿这件青铜器物来说，单独拿在手里，也许很值钱，但是失去了研究它的价值，它必须在它的原生地，配合其他的文物才能共同的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特征。这些都是我们中华的老祖宗留给我们后人的，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地珍惜。

人民网河南视窗讯 新华网郑州９月７日电（记者李丽静）记者从河南省上蔡县文物部门获悉，该县日前发现一处面积为３平方公里的特大型周代蔡国贵族墓地。目前文物部门正在对墓地进行发掘。

据介绍，该墓地位于河南上蔡县故城内看花楼村、前后翟庄附近，墓葬和车马陪葬坑分布十分密集，文物专家推测，极可能是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的蔡国侯级墓葬。

河南省文物考古发掘队对其中一座“甲”字积炭大墓和一座小墓进行试掘，小墓虽经盗扰，仍出土一件较大的青铜鼎和一些铜器残片；大墓墓道南向，长１２米、宽９米，深约５．３米，夯土表面发现３个小型祭祀坑，出土明器类青铜马车器２０余件，壁、圭、缀饰等小件玉器２０余件，这类祭祀坑在周代墓葬中极其罕见，推测是春秋中期蔡国最高级别的侯级墓，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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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中期祭祀礼仪考――从郑州小双桥遗址的祭祀遗存谈起

宋国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5-06-16 22:43:32 阅读949 次

商代中期文化（又称“中商文化”）是介于郑州早期商文化和安阳殷墟晚商文化之间的一种考古学文化[1]。这一时期商文化扩张四面展开，势头强劲。商势力范围向东达到了鲁西南，苏北及皖北地区，向西到达了关中，向南越过了长江，向北到了河北南部以及晋东南和晋中地区。不同阶段的商文化分布也随着王朝实力的消长而发生变化，到了大司空村一期以后，西南两面的势头大规模退缩。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也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中商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有：郑州小双桥，郑州白家庄、安阳洹北商城，河北藁城台西等，另外在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山西垣曲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吴城，四川广汉三星堆等遗址中也发现有商代中期的文化遗存。

商代是一个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时代，其中尤以商代后期都城所在地殷墟的各类文化遗存反映的最为全面。祭祀是人跟神灵或祖先交流的传统方式，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表现就是用礼物向神灵祈祷或致敬[2]。商代的祭祀活动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祭祀频繁，几乎是无日不祭；二是凡事求卜，即对巫术的绝对信仰[3]。商代祭祀的特点是具有一定垄断性，只有商王和高等贵族组成的特定阶层才有主持祭祀的权利。祭祀的名目十分繁多，如祭天，祭地，祭祀河神，祭祀先公先王，祭祀山川等等。祭祀的地点多在都城以内的宗庙区，墓葬区以及其他特殊的地点，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我们通过对商代中期小双桥遗址有关祭祀遗存资料的梳理和研究，可以认为，后来被系统化的祭祀礼仪，实在商代中期已基本具备。下面就此作一考察。

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概况

小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北约20公里的小双桥村及其西南，索须河从遗址北部流过，东南20公里为商代前期都邑遗址—郑州商城，向北约8 公里为邙山和黄河。遗址平面呈南北纵长方形，面积达14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东北部为宫殿区和宗庙祭祀区。该区域商代遗存极为丰富，发现的重要文化遗迹有：宫城墙基槽遗迹、高台型夯土祭坛、宫殿基址、居住址、祭祀坑群、奠基坑、壕沟、灰坑以及与冶铸青铜器有关的遗迹。该遗址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同时也出土有青铜器、原始瓷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牙器、金箔和卜骨等。器物类型十分丰富，除日常生活用具外，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陶质礼器和石质礼乐器。小双桥遗址文化内涵特征比较单纯，文化堆积前后延续时间较短，相当于商代中期的较早阶段。其繁荣期与郑州商城前后衔接[4]。遗址规模大，规格较高，具有都城的性质，结合其地处古敖地范围之内，历时短等特点，我们认为极有可能就是商第十一王仲丁所迁的“隞”（嚣）都遗址[5]，是商代中期偏早的一座都城，向上与早商都城－郑州商城相互衔接，向下与新发现的安阳洹北商城年代相连。

一．宫庙区内的祭祀遗迹

小双桥遗址中心区发现近十处夯土建筑基址，多位于宫城墙范围以内，因近代平整土地和取土破坏，多数建筑基址均已遭严重损毁，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座，东西长80 余米，残留宽度11米，底部有7米宽的基础槽，在平整的夯土表面有柱础坑、柱洞和柱础石，从建筑物附近的祭祀遗迹分析，这些建筑当与宗庙有关。根据文献记载，三代时期，宫庙通用，宫庙一体，它们均在统一的宫庙区内或宫城之中[6]。

祭坛：为一高台型夯土基址：位于遗址东北部，当地人称之为“周勃墓”，经勘探发现，台基由黄砂土掺褐色粘土逐层夯打而成，东西长50米，南北宽40米，周长200余米，面积约2000 平方米，台顶高达12米，台基顶部有厚达 80 厘米的红烧土堆积。我们认为该遗迹应为当时祭祀时的祭坛，烧土堆积估计与用火有关。该祭坛可能相当于《周礼》中祭天的“燔柴”遗迹[7]。

燎祭遗迹：在宫城夯土墙基槽西北角内侧发现一处由两排石块铺底而成的烧土坑。平面近方形，东，西，南三面有数层烧土向坑内倾斜，坑内为陶器残片堆积和少量的烧土块，坑底分东西两部分，平铺数块有人为加工的石灰石块，表面平整，可能是当时烧之以火的燎祭遗迹。燎祭是焚柴而祭。

瘗埋：《尔雅·释天》：“祭地曰瘗埋。”郭璞注云：“既祭埋藏之。”把牺牲直接埋于土中，是相当古老的祭祀土地神的方法。

1 人牲：人牲即以人为牺牲品，今人称为“人祭”。苏联学者克雷维列夫说：“人祭，不仅在原始宗教中有过，而且在往后发展阶段的宗教中也有过，这是宗教史上最黑暗的一页。”[8]商代中期的遗址中发现的人牲遗存十分复杂，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丛葬坑：在一个坑中往往埋葬几个或数十个被肢解的或者其他非正常埋葬的人骨架。小双桥遗址发现的多人祭祀坑（丛葬坑）至少有三处，每坑埋葬的人牲都在30 个个体以上，最多的一个有60多人。坑口均呈长方形，坑内人骨凌乱，多为头骨和肢骨，盆骨、趾骨、肋骨等较少，从数量看，头骨和其他部位的骨骼明显地不成比例，在多个头骨上发现有被锐器或钝器击穿或敲砸的痕迹，外伤应为这些人致死的主要原因。人骨架均为肢解后进行掩埋，显然与当时从事的某种祭祀仪式有关。经过鉴定，人骨多为青年男性，少量的女性和婴幼儿。三个坑中共发现人牺牲个体在120个以上。

人头骨坑：小双桥出土的人头骨祭祀坑，多将三，五个人头骨摆在一起，最多的一个坑内有九个人头，这些人头骨均为完整的头颅，没有发现被加工的痕迹。

多人祭祀坑：除丛葬坑外和人头骨坑外，在小双桥遗址还发现一处有四个个体的人祭坑，平面呈不规则形，坑内的人牲分两层，上层有三个个体，一个为侧身曲肢的“缺肢葬”，另外两个均为零星的头骨残片；下层为一个个体，葬式为俯身直肢。两具较完整的人骨架的鉴定结果为：其性别均为女性，年龄在13—15 岁之间，埋葬形式看，为非正常死亡。

双人祭祀坑：小双桥遗址的祭祀区内，发现数座双人合葬一穴的祭祀坑。在一个长方形的小坑内，埋葬两具人骨架，多为一男一女，头向相反，有的男上女下，有的左右并列，坑内均未发现随葬器物。其中的一个坑内，女者在下，微侧身直肢，男者在上，俯身曲肢，胫，腓骨断折后叠压于股骨的上部，两者骨盆相互叠压，这种奇异的葬式似乎应表示特殊的含义。类似的祭祀坑在同时期的其他遗址较少发现。

单人祭祀坑：除上述各类祭祀坑外，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单人祭祀坑。这些坑均呈窄长条形，形制较小，仅能容纳一人，无葬具及随葬品，其葬式不一，有侧身曲肢、俯身曲肢、仰身屈肢等，少见仰身直肢的葬式。人体骨骼多残缺不全，部分还带有明显的外伤。如颅骨、肢骨、下颚骨等被锐器击穿或折断，有的只发现零星的肢骨而不见头骨。

人兽合葬坑：在商代中期的遗址中还发现有将人骨架和兽骨合葬在一起的现象。如在小双桥遗址就有将婴儿和羊头埋在一个坑内的现象。

灰坑葬及其他：在小双桥遗址宗庙祭祀区的商代灰土层，夯土层和垫土层以及部分灰坑中，发现有大量的人骨架，人骨附近多无墓圹，埋葬的形式也各不相同，但单人葬，灰坑葬和灰层中的“肢解葬”法比较普遍。尤其是灰层中的人骨架比较集中，但多凌乱无序，有的还相互叠压，似随意抛弃所致，显然也不是正常死亡。

2 兽牲：是以牛、羊、狗、猪、鹿、鸡等牲畜作为牺牲进行祭祀的一种现象。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的商代中期的兽牲祭祀遗存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牛牲祭祀坑：按照坑内包含物的不同又可以分作牛头坑、牛角坑、牛角器物坑、整牛坑等。

牛头祭祀坑：在小双桥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七个牛头祭祀坑。根据牛的数量可分为丛葬牛头坑和单体牛头坑两种。丛葬牛头坑共发现四个。平面形状均不太规则，包含物以带角的牛头骨为主，头骨只有上鄂骨和面骨部分，从颅骨中部剖开。因祭祀坑多被晚期的遗迹如战国灰沟或墓葬打破，已无法统计牛的数量，初步估计坑中牛的总数应在一百二十只以上。另外有三个坑内各埋一只基本完整的牛头，其中一个坑内的牛角被切除，但在其面骨表面贴附一片卜骨残片。《礼记·曲礼下》云：“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小双桥遗址的祭祀遗存的性质当与商王族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

牛角祭祀坑：数量比较多，坑口不规则，坑内牛头、牛角和陶器，石器残快伴出，牛头和牛角的数量不是太多，陶器以缸类为主，个别坑中还发现有其他动物的骨骼。

牛角坑：数量较少，坑比较小，而且形状不规则，坑中仅发现有牛角，一—三只不等。

狗牲祭祀坑：以犬牲致祭的做法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陶寺遗址中均有发现。龙山时期更普遍，且更规范化。在三里河龙山文化墓地，发现两处特殊遗迹：一处是用大小相同的河光石铺成的长方形建筑，在其西南一米处，有一具完整的狗骨架，狗骨架下面整齐地铺着黑陶片；另一处是河卵石铺成的圆形建筑。显然，这是两处祭祀遗迹。但河卵石附近完整的狗骨架，应是作为祭祀的牺牲。在其他遗址中也曾发现墙基槽内填埋有完整的人骨架和猪、狗的骨架，椐推测这是一种进行奠基仪式时的祭祀遗迹[9]。这种以人和犬牲致祭的做法，被后世礼制所吸纳。小双桥遗址发现的殉狗坑多为建筑物下面的奠基坑。

羊，猪牲祭祀坑及其他：小双桥遗址发现有用羊和猪作为牺牲的祭祀坑，但数量较少。

3 其他：

综合类祭祀坑：又称为“多牲坑”[10]。在小双桥遗址共发现两个，位于主体宫殿建筑的南侧。坑口形状不规则，坑内包含物十分丰富。除牛头骨和牛角外，还发现有陶缸，原始瓷尊等器物残片，还有铜器、玉石片、骨器、孔雀石块、石刀、石镰、长方形穿孔石器和其他动物骨骼，如象头骨、象牙、猪、鹿、狗、鸡、鹤等。其中一个坑中还发现一个圆形的蚌壳堆积和冶铸青铜的炉体和炉壁残块。祭祀坑中包含物种类繁多，反映了当时祭祀的复杂过程。通过对坑中包含物的分析，我们认为各类不同质地的器物似乎应代表相应的含义。是否妥当，在这里提出来仅供大家参考。我们认为坑里的牛头和牛角，代表了祭祀的规格；而象骨、象牙、鹤、鸡、猪、狗，则可能代表狩猎经济及畜牧业；完整的圆形青铜熔炉，有可能表示对于太阳（红色和火热）的崇拜；与铜熔炉并列的圆形蚌壳堆积是否与月亮（白色和阴冷）崇拜有关；穿孔石器作为战争胜利而缴获的战利品，或与献俘献捷有关；而大量的孔雀石块、炉壁残块、铜炼渣、烧土块等，则代表了当时手工业—青铜铸造业的发展水平；数量丰富的绿松石装饰品、压饰、牙饰、铜泡等也代表了手工业－装饰品的制作水平；多数学者认为生产于南方或东南沿海的原始瓷器，则有可能反映了当时的贸易与交流；而象鬲、盆、豆、罐、大口尊等陶器的发现也是手工业－陶器制造也发展的标志；大型陶缸残块也许与手工业－酿造业有关；而小型薄胎的敞口陶缸，则是当时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陶器与散骨坑：数量比较少，位于小双桥宫殿建筑基址的基础部分，多为一件被压碎的陶器，如鬲，盆，瓮等和几块散乱的动物骨骼，可能与建筑物的奠基有关。

二． 文化遗物类

青铜器类：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的青铜器物比较少，依用途可以分为建筑饰件、农具、兵器、礼器、装饰品等。建筑饰件共两件，为宗庙建筑门枕木前端的装饰性构件。平面呈“凹”字形，正面平整，两侧面中部各有一个长方孔，正面装饰单线饕餮状兽面纹，侧面的方孔周围饰一组龙虎博象图。从器物的造型和花纹内容看，该建筑享有极高的规格，宫殿的主人非商王莫属。除此，还发现一件铜锸—礼器类农业生产工具，铜兵器的类型有：钺、戈、镞等；铜礼器有鼎、斝和爵的残片。装饰品主要是表面有穿孔的铜泡，簪等。

玉石器类： 在小双桥遗址综合类祭祀坑中出土的细碎的绿松石装饰品应是用于牌饰镶嵌，经过绿松石装饰的牌饰，也是用于祭祀时的礼器。除此，还发现了几种造型独特，形制各异的石质礼器。

石祖形器：仿男性生殖器加工而成。应与祖先崇拜的祭祀活动有关，共采集三件，均残。青石磨制而成。形状呈圆柱状，头部浑圆，器体经过精心的加工，打磨，顶部经过抛光处理，下半部较细，横断面呈圆形，器体表面无雕刻花纹，但通体遍涂朱砂。我们认为这应是祭器中的主要象征物。

礼乐器类：石磬，祭祀时使用的一种敲击乐器，青灰色，呈不规则三角形，罄体表面加工比较粗糙，正面有棱角处稍作磨制[11]。该罄应为特罄。

仪仗类：长方形穿孔石器。数量较多，多残破。但形制基本相同。皆为长方形，中间靠上部有一长方穿孔，两侧刃比较锋利，正面略鼓，背面平整，制作相对比较精致，其中一件在侧刃部位涂抹有暗红色颜料，从出土位置及其造型分析，它应是一种礼器，决不是一般的生产工具。我们在调查报告中曾称之为“圭”。鉴于它和后来祭祀时所用“圭”在形制上的明显差异，我们暂称之为“长方形穿孔石器”。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岳石文化也有类似的器物。1995年冬，我们曾专程赴山东考察小双桥遗址与岳石文化之关系。经过仔细比对，发现两地所出方孔石器十分接近，说明两者之间应有某种联系。小双桥遗址属二里岗上层偏晚阶段的商文化，而岳石文化属东夷族文化，这种器物仅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而不见于其他商文化遗址，在岳石文化诸遗址中则常见，尤其是鲁中南地区更为常见，这说明它是岳石文化的典型器物，有学者认为，这种石器磨制较精，侧刃锋利，既可以用做兵器，也可作为礼器。作为岳石文化的典型石器在小双桥遗址中发现，可以视作仲丁伐东夷取胜而获得的战利品[12]。

陶器类：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质礼器有：书写有朱书文字的陶缸、豆、簋、大口尊、盆、羊形尊、龟形陶塑等。其中羊形陶尊，出土与祭祀区的废弃堆积中，足部略有残破，整个器物呈圆口鼓腹尊形，侧视则为羊首，牛身，矮短粗腿，细长卷尾，其造型独特，栩栩如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陶龟型雕塑，数量比较多，大部分已经残破，形态各异，造型逼真，有的还在头部的五官部位涂上朱红色，显然与祭祀有关。通过整理，我们认为缸、簋、豆、大口尊等陶器也有用于祭祀的情况，尤其是陶缸，其主要的功能就是用于祭祀活动。

原始瓷器类：造型以尊为主，敞口，宽沿，折肩，斜腹，小平底微内凹，多残破，有的内外均涂成朱红色。胎质为棕褐色，系用高岭土制成，器表常印有小方格纹，除个别的涂有米黄釉外，也有一部分为素胎硬陶。

蚌器类：蚌饰，呈马头状，眼睛，双耳与背面的鬃毛系利用蚌壳的原始造型稍微进行加工而成。造型优美，栩栩如生。

金箔类：在小双桥遗址的祭祀坑中，发现两片用于装饰其他器物的金箔残片。

卜骨类：卜骨是祭祀活动中进行占卜的主要工具。在小双桥遗址发现的卜骨以牛的肩胛骨为主，很少见到龟甲，偶见羊肩胛骨。卜骨修整的方法比较原始，一般是将骨臼或臼角切去一半或三分之一，骨脊一般都经削平，但也有削的不净，脊板上留有脊根的。骨脊两侧较厚的地方或保持原状，或经切削，骨板下半部都磨成平槽。先钻后灼，不见凿痕。所有的灼痕似乎没有一定的规律，而且也较杂乱，排列有的密集，有的稀疏，有的地方仅露出浅灰色的火印，钻孔的大小深浅尽管不同，但横断面均为半圆形。

三．祭祀与朱书文字

小双桥遗址发现的朱书文字发现于宗庙祭祀区的灰坑，灰沟和地层中，文字的载体是用于祭祀活动的陶缸。写在陶缸上的文字，其时代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与甲骨文同属于一个系统。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最新测年数据，其绝对年代相当于公元前1435年—1412年[13]。结合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情况，可以看出，中国文字的起源及早期的使用应与祭祀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小双桥遗址发现的朱书文字看，可以粗略地分为族徽类；象形类；会意类；数目字类；其他类等。小双桥的朱书文字仅发现于祭祀区遗迹地层中的陶缸残片上。除各别的数目字外，多数的字仅发现一次，以单字书写为主，多数文字保存比较好；文字线条流畅，表明当时已能够比较成熟地使用这些文字。

四．与祭祀相关的其他内容

从古文献记载与民族学的材料看，一些土著居民在祭祀活动中必须遵循一定的仪式。通过考古发掘获得了相当的文化遗存，这为我们了解商代中期的祭祀礼仪，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但是除上述看到的遗迹和遗物外，有相当一部分与祭祀相关的内容却因为质地或其他原因未能保存下来。比方说：当时巫师祀神的过程，祭祀活动中的装束，服饰的颜色，参加的人员等等；祀神过程中的音乐，歌词与舞蹈等[14]。“祀神必有乐舞”[15]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恩格斯在述及印地安人的崇拜仪式时说：“各部落各有其正规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即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16]在中国传统的宗教中，歌、舞、乐三者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我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化，有许多正是从传统宗教中孕育出来的。尽管这些相关的内容不能用物化的形式来表现，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在当时祭祀活动中的存在。

结 语

一, 从小双桥遗址发现的祭坛、宗庙建筑、人牲祭祀坑、燎祭坑、牛头坑、奠基坑等祭祀遗存以及祭祀礼器可以看出，商代中期前后，祭祀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人牲遗存，人殉遗存，瘗埋现象和青铜礼器窖藏坑更反映了祭祀活动的高等级，高规格和惨烈悲壮的场面。祭祀在当时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 商代中期的信仰生活有两个特点：一是未形成统一的神灵谱系；二是祖先崇拜占据主导地位。这从当时祭祀的种类，祭祀品的多少，祭祀的次数等方面都可以看出，祖先神在殷人的信仰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祭祖活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进行祭祖礼仪的宗庙，就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场所。尤其是宫殿与宗庙合一的形式，更使得祭祀对贵族生活的影响至大。凡举国之大事，商王均要事先奉告于祖先宗庙。出征，献俘，占卜等也常在宗庙举行。

三, 祭祀的分类形式及主要特征：商代时期的宫殿区和宗庙祭祀的礼仪性建筑实际上是合在一起的。当时绝大多数的祭祀活动都在宗庙进行，如祭天、祭祖、社祭等。从小双桥遗址的发掘情况分析，当时在宗庙区从事的祭祀活动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当时祭祀活动的方方面面。祭坛用来祭祀天神；燎祭和瘗埋用来祭祀土地神；人牲和兽牲用于祭祀祖先神；用人和犬牲进行奠基等等。

人祭现象：商代的人祭之风很盛，其用人之多，手段之残忍，从商代中期的大量考古遗存可略见一斑。黄展岳先生曾将商代人祭归纳为三类用途：其一为建筑杀祭。宫室建筑凡奠基、置础、安门、落成，都要杀人祭神。其二为墓圹杀祭，事实就是殉葬妻妾近臣的作法，这与祭祀中的贡献制度有关。其三为宗庙杀祭，或者是祭祀祖先神灵，或者是祈年求雨，或者是出师告捷，几乎是所有在宗庙举行的宗教仪式都要用人为牲[17]。小双桥遗址发现的丛葬坑应是在宗庙区举行的杀牲祭祖的遗存，估计与献俘礼关系不大。献俘礼，一般指战争胜利后，临时的，较小规模的庆祝仪式。

牺牲制度：牺牲是宗教诸礼中最重要的供品。指马，牛，羊，鸡，犬，猪等牲畜，以牛，羊，猪三牲最常用。牛用得最多。小双桥的祭祀现象应是一种“祭祖礼”。不仅用人牲，也有用牛，羊，猪三牲的。

瘗埋祭社：古代祭社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把牺牲直接埋于土中或地坛中。社神就是土地之神。《说文》：“社，地主也。”《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孝经·援神契》：“社者，五土之总神，土地广博，不可遍敬，而封土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谷。”从小双桥遗址发现的瘗埋现象可以看出，社也是举行杀人祭祀的礼仪场所。

四，小双桥遗址出土朱书文字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文字起源之初，在甲骨文之前，很可能有一段将文字书写于陶器表面的历史。对于研究文字的起源，书写工具的选择，颜料的成分以及文字的早期发展都很有意义。

[1]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4期。

[2]詹瑾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徐自强：《广汉、安阳祭祀坑比较研究》，《商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

[3]谢谦：《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3期。

[5]宋国定等：《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年代与性质》，《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课题结题报告》（待刊）。

[6]刘庆柱：《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物》1998年3期；刘庆柱：《关于中国古代宫殿遗址考古的思考》，《考古与文物》1999年6期。

[7]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8]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9]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10]裴明相：《论郑州市小双桥商代前期祭祀遗址》，《中原文物》1996年2期。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12]张国硕：《从商文化的东渐看商族起源“东方说”的不合理性》，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编《夏商周文明研究》。

[13]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14]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15]谢谦：《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1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

[17]黄展岳：《我国古代的人祭与人殉》，《考古》197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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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奥蒂瓦坎祭牲

美《国家地理》：这些人为什么被金字塔活埋？

2006年11月16日10:56


人类遗骸
　　公元１～７世纪建造的“圣城”特奥蒂瓦坎，在墨西哥被称为“众神降生的地方”，是印第安文明的重要遗址，１９８７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以几何形排列的建筑遗址及其庞大规模闻名于世，最突出的是形状独特的“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

　　人们常说，到中国不去长城等于没到过中国。同样，到墨西哥不去看一看这两座金字塔，也就等于没来过墨西哥。墨西哥人骄傲地把这两座金字塔，与埃及的金字塔相提并论。

　　当然，这两座金字塔也同埃及金字塔一样，有着许多扑朔迷离的传说和未解之谜……

　　第一眼见到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城时，就连凶残的阿兹特克人（墨西哥人数最多的一支印第安人）也不禁心生敬畏。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在１３世纪阿兹特克人进攻墨西哥中部时，就已被它的神秘建造者遗弃多时了。

　　阿兹特克人根据信仰，将遗址中最壮观的建筑称为“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由于是陵墓，主要大街被称为“亡灵大道”。

　　出土墓葬很可怕

　　事实证明，阿兹特克人的命名准得出奇。由墨西哥国家人类学暨历史研究院的鲁文·卡夫雷拉·卡斯特罗和日本爱知县立大学的杉山三郎率领的考古队，最近在“月亮金字塔”挖掘出一批既丰富又可怕的墓葬。

　　考古队在刮去最后一层泥土后，一幕幕的屠杀景象出现在队员眼前：一具具身首异处的尸骸，有外族武士和权贵；也有肉食性哺乳动物、猛禽类；以及可致人于死地的爬虫类。

　　考古证据显示，所有受害者都是在金字塔各个建造阶段的献祭仪式中被杀死的。一个很有可能是战俘的受伤外族双手反绑，显然是遭到活埋，他的四周围绕着代表神力和武力的动物，都是关在笼子里被活埋的。

　　令人不解的是，这座城市在公元６００年时突然毁于一旦，大部分居民纷纷逃难，惟有城池的断壁残垣和扑朔迷离的蛛丝马迹，诉说着一个曾经强盛的文化。

　　城市布局之谜

　　自从１９６０年特奥蒂瓦坎的首批空拍照片问世后，这座城市特殊而精准的布局，便始终困惑着科学家们。

　　整座城市以中央大道——“亡灵大道”为中心，而呈现严谨的格状结构，然而这条主街并非真正呈南北向，而是向南偏离了１５．５度。这一点让学者困惑不已，多年来也产生各种不同的解释。

　　上世纪７０年代早期，美国科盖特大学天文学家兼考古学家安东尼·亚凡尼提出，亡灵大道以西９０度的一个点，是二十八宿之一的昴宿星团在特奥蒂瓦坎被发现时落下的位置，而这个星团与古中美洲历法有关联。

　　现已退休的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文森·梅尔史东声称，亡灵大道以西９０度的点所标示的，是太阳每年两次（４月３０日与８月１３日）从“太阳金字塔”正对面落下的地点。而８月１３日就是古玛雅人所认为的“世界初始日”。

　　关于特奥蒂瓦坎创建者以这种特殊方式制定方位的原因，目前未有确切解释。科学家备感困惑，也将继续寻找线索，解开这个城市的诸多谜团。

　　坟墓的秘密

　　从公元３００年的墓葬出土的考古文物，拼凑起来依然是个谜。这尊独特的绿岩马赛克小雕像很可能是仪式用物品。４０多只动物“祭牲”中有一只美洲狮，这些动物腿大部分都被绑了起来；一个人类“祭牲”的嘴里塞满了散落的珠子。考古学家莱昂纳多·洛佩斯·汉说：“这些祭品像句子，但我们还没掌握全部的字符，也不完全了解顺序，因此它们很难被解读。”持续在特奥蒂瓦坎进行的考古工作，或许能以惊世骇俗的方式，填补其中的一些空白。

　　死者的身世

　　这两处规模庞大的墓穴年代相隔半个世纪，却传达出同样的讯息：特奥蒂瓦坎的军队以残暴的军事力量统治了中美洲部分区域。

　　在发掘领导者之一杉山三郎底下的，是１０具公元３００年左右的人类遗骸，这些人大概是战俘，被迫永远臣服：他们双手被缚于身后，身上饰品全被剥光，斩首后被扔作一堆。年代较晚的墓穴出土了１７个男子头骨，骨骼分析及镶嵌了绿岩的黄铁矿的牙齿显示出，这些成为“祭牲”的人都是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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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出土青铜器讲述西周贵族间行贿内幕

2006年11月23日08:54

　　11月8日，扶风县青铜器窖藏出土的27件(组)器物中有两个大口尊造型奇特、引人注目，共有铭文222字(之前认为228字)，内容完全一样。近日，考古专家对这些铭文进行了解读，发现铭文可与以前出土的两件青铜器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共同讲述了西周晚期一贵族向国家司法人员行贿的过程，内容涉及西周晚期的土地制度、宗法制度和司法制度。

　　三种铭文讲述一个故事

　　专家介绍，要解读大口尊铭文的意思，不得不提到传世的“五年 生簋”和“六年生簋”。在“五年生簋”上，记载着这样一件事：西周厉王五年，一位名叫生的贵族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因为当时严禁开辟不用纳税的私田，也不允许多占奴仆，生的行为明显违犯了国法，按律当罚。为此，司法机关多次前往调查，朝廷也指派一个名叫召伯虎的人负责督办此案。于是生先是给召伯虎的母亲送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壶，请召伯虎的母亲以其在朝廷做大官的丈夫的名义，在召伯虎面前说情。后又送给召伯虎的父亲一个大玉璋。在召伯虎答应他的请求后，召伯虎得到了一件朝觐用的礼器圭。而“六年生簋”的铭文表明，到了第二年四月甲子的一天，官司有了转机。召伯虎告诉生，这场官司终于平息了，都是因为他的父母出面讲话，并把判决的副本送给生。生再次送给召伯虎一块玉作为报答。至此，一场奴隶主权贵与国家较量的官司，最终以生的胜利结束了。

　　可是一个官司怎么打了一年多呢？这中间有什么变故吗？此次出土的大口尊上的铭文解释了人们的这个疑问，与两件簋上的铭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事件。

　　大口尊铭文说的是，西周厉王五年九月，生给召伯虎之母及参与审理官司的官员分别送了玉璋、玉璜及丝织物，而且给召伯虎之父做了祭祀用的尊(即出土的这对大口尊)。原来，是生的官司太大了，第一次送礼送得还不够，没有把事情“摆平”，无奈，生只好再次送了重礼，才使拖了很久的官司有了结局。

　　此外，大口尊的铭文还表明了五年、六年簋的制作地。过去，人们只知道现传世的五年、六年簋分别在美国纽约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但一直不清楚其具体出土地点。大口尊的出土清楚地表明，生家族就居住在扶风五郡一带，五年、六年簋也应当在这一带出土，而且这一带也是召氏家族的势力范围。这为西周世族政治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大宗全力以赴护生

　　然而，在生土地纠纷官司中，召伯虎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徇私枉法？这又牵扯到了中国古代的一个宗法制度。宝鸡市考古队副队长辛怡华介绍道，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天下的大宗，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的诸侯，相对于天子来说是小宗，在本国为大宗，以此类推。在各级贵族组织中，这些世袭的嫡长子，称“宗子”或“宗主”，以贵族的族长身份，代表本族掌握政权，成为各级政权的首长。在宗法制度支配下，宗子有保护和帮助小宗的责任。在这场官司中，生、召伯虎同属于一个大家族，相对于生家族，召伯虎之父即铭文中称为宗君幽伯的，是他们的大宗，大宗有责任保护生。因此他才会全力以赴地替生开脱罪责。辛怡华说，从官司的旷日持久来看，他们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因为毕竟是和奴隶制国家较量嘛！

　　逃跑时将礼器埋地下

　　可是“五郡窖藏是在什么情况下埋藏的？”专家告诉记者，周厉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禁止言论自由。召伯虎曾提醒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可昏庸的厉王不听，最终厉王被“国人”赶下台，客死他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在这次事件中，召伯虎曾使用调包计保住了太子静(即后来的周宣王)的性命。为了安全，召伯虎带着太子静潜出镐京，逃到东都洛邑(今天的河南洛阳)。

　　辛怡华说，多占土地和奴隶的生对召伯虎来说是小宗，我们推测在大宗召伯虎逃往洛邑时，生也随之逃走。慌乱之时，就把带不走的青铜礼器藏在居住地，希望以后回来，但历史没有给他们机会。

　　窖藏青铜器带来更多谜团

　　西周是青铜器铭文的最盛期，铭文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制、礼仪等。而以叙述王室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以及祭祀、战争、赏赐、册命、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为最多，研究价值也最珍贵。可像五郡大口尊铭文记载的行贿受贿的事件却不多见，毕竟这是徇私枉法、见不得人的事。这种事为什么还要铸器记载，而且还要铸上两件传于后世？还有，此次出土一些青铜器究竟是舀酒器还是饮酒器，应如何定名？为什么把众多的小如徽章的车马器也藏于窖中……这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郭欣）

来源：【西安晚报】

陕西：一个罕见的大型西周青铜窖藏被发现

2006年11月12日09:53

　　陕西省扶风县五郡村的６位农民日前在修水渠时偶然发现一窖青铜器，经考古人员发掘后出土２７件（组）共计１００余件西周青铜器。专家认为，部分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涉及著名的召公等四五个家族，有的铭文长达１１０多字，其流传对研究西周中晚期的政治、社会等具有重要价值。

　　记者９日在扶风县博物馆看到，２７件（组）共计１０３件青铜器中包括礼器、兵器、车马器、酒器等，其中编钟５件、簋２件、尊２件、矛１２件、瓒３件、鼎１件，还有车马器小件与车饰一组。除青铜器外，还有汉白玉扳指１件。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青铜器专家吴镇烽说：“两件器形首次发现的青铜尊内壁都有长篇铭文，除个别字词外，两篇内容基本相同。内容涉及召公的老婆‘召姜’以地位更尊贵的‘以君氏’名义对‘周生’等人进行劝解，事涉两个贵族的财产纠纷。”

　　对于一个窖藏出土四五个家族青铜器的情况，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研究员说这十分罕见，它不仅反映了作为贵重物品的青铜器的流传史，也很可能与西周晚期受异族侵略时周室东迁等重大变故有关。（记者 冯国　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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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氮同位素与考古学

张雪莲

碳氏家族的兄弟主要有3个，碳十二、碳十三和碳十四。它们在自然界中的丰度分布分别是碳十二约占98.9%，碳十三约占1.1%，碳十四约占10-10%。而恰恰是后两者丰度较低的碳同位素，成为考古学研究中的“示踪剂”，受到世人的关注。我院考古所碳十四实验室从事的正是通过碳十四、碳十三这样两个碳氏家族成员的分析来探讨人类的过去。
首先介绍一下碳十四。碳十四又被称作人类的放射性时钟。之所以有此，在于它的纪年特性。碳十四是一种放射性同位素，半衰期为5730年。也就是说每过5730年，其数量就衰减一半。它由宇宙中子射线与大气中的氮反应而生成。生成的碳十四与氧作用生成二氧化碳，随气流流动使其分布均匀，然后进入水圈、岩石圈、生物圈等。进入生物圈中的含有碳十四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进入植物体，之后再通过食物链吸收进入人类或动物体中。在这样一个不断产生、不断吸收、不断衰变的过程中，生物体中的碳十四与大气之间总是处于一个交换平衡状态。当生物死亡后，交换过程停止了，其体内碳十四随时间衰变，越来越少。这样，我们通过对残余碳十四水平的检测，就可得到其死亡年代。这就是碳十四测年的原理。
碳十四测年方法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由美国科学家利贝创建的。50年代末，在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原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仇士华和蔡莲珍两位先生调入考古所，开始从事碳十四实验室的建立工作。在设备和资金都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两位先生白手起家，仅凭着夏鼐先生从国外带回的一本英文资料，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经过几年的努力，建起了国内第一个碳十四实验室。随后中科院地质所、北京大学等碳十四实验室也相继建立，有力地推动了碳十四测年方法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截至上世纪90年代，应用于文物考古领域中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已达两千余个，建立了旧石器晚期以来的史前考古学年代序列，为考古、文物研究提供了依据。
1996年，建国以来历史科学领域中规模最大的科学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考古所碳十四实验室成为该工程测年研究中的主要实验室。在工程测年研究首席科学家仇士华先生的带领下，通过对90年代国际碳十四领域启用的新的碳十四测年研究方法———高精度系列样品法的研究与应用，解决了以往碳十四年代校正到日历年代后误差较大而难以参与进入历史时期年代研究的问题；与考古学研究密切配合完成的系列样品法的研究包括琉璃河西周墓葬系列、殷墟晚商系列、陕西长安马王村H18先周-西周地层系列、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系列、二里头系列等，建立了夏商周碳十四年代主体框架，为工程的最终目标———夏商周三代年表的建立提供了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2001年被评为全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进入新世纪后，实验室首先面对的是石灰岩地区的年代学研究重任———甑皮岩遗址年代研究。甑皮岩遗址地处广西桂林，是典型的石灰岩地区。而石灰岩地区的地质构成环境严重影响了碳十四年代标本的碳十四水平，使其年代明显偏老。因而这也成为国际碳十四领域中的难题。实验室在80年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与实验研究，采集考古标本和现代标本进行分析与测试，通过对大气碳十四水平变化的考察与比较，最终建立了甑皮岩遗址年代学序列，为石灰岩地区年代研究树立了一把标尺。实验室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在配合古代文明探源研究中承担了常规碳十四测年任务，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年研究的基础上应用系列样品法，去追溯祖先更为久远的足迹，为探讨古代文明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提供年代学上有力的依据。
碳的另一同位素碳十三是稳定同位素，考古学界对碳十三的认识最初是源于对于碳十四年代的校正。生物体中存在着分馏效应，即化学性质相同而原子质量不同的同位素在参与各种化学或生理变化过程中，由于活泼程度不同，使反应前后的同位素组成发生改变。这种分馏效应使得生物体内的碳十四水平与大气之间产生偏离，而碳十三变化与碳十四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且碳十三比值可以通过质谱测量得到，因而要通过碳十三分析对碳十四的年代进行校正。当上世纪60年代初科学家利贝捧回碳十四测年方法的诺贝尔奖时，紧接着在第二年美国的另一位科学家卡尔文由于碳十三光合作用途径的研究也获得了同样的殊荣。而谁也没料到的是，多年之后两种方法又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共同承担起考古学研究的重任。因为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中的主食分析依据的正是光合作用途径的研究。
近两年实验室在配合考古发掘工作中对于山东教场铺、青海喇家等史前遗址进行了人骨分析，获得了一些新的信息，成为以往研究中的补充。如教场铺遗址，考古学家在发掘中发现了小米和稻米，但据此难以判断当时这里的人是怎样的主食状况。通过遗址中10例人骨的碳十三分析可以看出，其主食中C4类植物平均值为96%，也即人们主食中的小米成分是相当大的。通过取遗址人骨分析，得知喇家遗址人的主食中小米类占100%。由此可以推断距今4000千年左右的喇家栽培农业已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关于氮同位素，是指氮十五的分析与应用。氮十五也是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中的重要元素，它所表征的内容与碳十三是互补的，反映人类食物组成中蛋白质的摄入程度。通常食肉较多的人较之仅是依靠植物类生存的人其体内氮十五比值明显偏高，而食鱼较多的人，体内氮十五的比值会更高。一般食物链越长，其氮十五比值就越高，它反映了营养级的高低。氮十五分析用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国外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逐渐开展起来的。由于氮本身的特性，与碳十三相比其分析难度要大得多，因之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2001年后，考古所碳十四实验室通过反复实验与研究，应用元素分析仪收集纯净氮气获得成功，建立了氮十五分析方法，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这样就使整个碳十三、氮十五分析方法得到完善。应用这一分析方法对山东长岛、新疆焉不拉克、内蒙兴隆洼、河姆渡、殷墟、甘肃玉门火烧沟、河南二里头、山西陶寺等遗址的人骨进行分析，获得了来自食用者本身的直接信息，为考古学关于人类食物状况方面的探讨与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证据。
人类吃什么不仅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状况密切相关，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的社会文化风俗等，因而该项研究工作多年来一直为国际科技考古界的热点。随着这项工作在我国的开展与深入，今后必将会有更多新的东西向世人展现，并且也会给相关研究带来新的切入点。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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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问题

仇士华 蔡莲珍 张雪莲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北京 100710

先秦史研究室 > 学术动态 > 前沿动态
2006-01-19 10:47:54 阅读387 次

一

1983年我们写了《有关所谓’夏文化’的14C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1]。在那篇文章中,我们对14C年代测定中误差情况的复杂性作了详细说明。例如说,单个14C年代数据一般是不可轻信的。即使经过准确测定,数据可信,也可以把不是夏代的标本误认为是夏代的,根本无法分辨。要解决这个问题,只好以数量求质量,测出大量的数据,缩小统计误差,尽量排除偶然性。在这样的背景里,我们分析了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的32个样品的14C年代数据,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被限制在公元前1900-1500年的范围内。同时还声明,哪一种文化可以明确称之为“夏文化”,这是考古学家研究讨论的专题,有些问题恐怕还有待于考古工作和测定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研究。尽管如此,根据文献的各种纪年系统,这个结果可以表明,二里头一期不是夏代的开始,二里头四期有可能已经进入商代。当然,这个结果很粗糙,但可供考古学家研究做参考。

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面都在发展进步。 14C测定的精度在提高,树轮校正曲线也有若干修正和改进,特别是使用系列样品方法测定,可以使测定考古事件的日历年代误差大为缩小[2]。

所谓系列样品方法,就是按田野考古层位或文化分期收集的系列样品,测出一系列14C年代,同时做树轮年代校正。因为这些样品在考古上有相对的时序,同时做树轮年代校正时能相互制约,因而使校正后的样品日历年代误差大为缩小。

最好的系列样品是木头样品对于保存完好的古代木头样品,如有50个以上的年轮,则可同建立树轮校正曲线一样,每隔10轮取一个样,连续取5个以上的样品,测出其14C年代数据,经过与树轮校正曲线匹配拟合,就可以把木头的砍伐年代定准到误差不超过10年。对于按文化分期或地层连续的系列样品,在相邻时间间隔方面虽不如树轮系列那样规整,但在时代上的早晚次序是明确的,也同样可以利用同树轮校正曲线相匹配拟合的方法,获得较好的效果。

三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1995年偃师国际商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我们作了“系列样品方法作为解决商周纪年问题的一线希望” 报告。作为对树轮系列样品方法的一次试测实验,我们采集了长白山天池火山最近一次大喷发被埋在浮岩空降堆积物中的一大块炭化木,数出树轮,做了系列样品测定[3]。获得最近一次大喷发的年代为公元1215±15年。它可以同格陵兰GISP2冰芯中公元1229±2年的SO4-2峰相对应。这个SO4-2峰在我们测出天池火山大喷发的年代以前,世界上还没有找到相对应的火山大喷发。这个冰芯的其它许多SO4-2峰都可以同世界上著名的火山大喷发相对应。另外,中国气候史指出,公元1230-1260年间气温下降,气候突变,具有全球性反映,很可能是这次天池火山大喷发造成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使系列样品方法的效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实施的具体程序是:

1.采集与考古层位和文化分期在年代上高度相关的含碳样品。

2.测出精确可靠,误差符合实际的14C年代数据。

3.充分应用考古信息,将系列样品的14C年代数据同高精度轮校正曲线进行匹配拟合,定出与考古年代内涵相符的日历年代。

4.由14C测定工作者同考古专家共同研究建立夏商周的考古年代框架[4]。

四

二里头遗址的系列样品是重新采集的。主要是骨质样品,经过仔细测定,其结果在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报告中已经公布[5]。

现在我们对二里头文化的年代问题,提出自己几点看法,供大家讨论参考和批评。

1. 1983年我们阐述的二里头测定报告,并没有错误。但是,标本大多是木炭,测定误差也比较大,而且年代数据都是采用单个样品的树轮校正结果,所以是很粗糙的。原报告中已有相应说明。

2.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公布的系列样品测定拟合结果,没有加以说明和充分研究讨论。

3. 从实际情况看,我们认为二里头采集的系列样品在分期上是有根据的。二里头文化分为一、二、三、四期,有地层叠压关系为依据,经历过长期研究,多数学者对分期有共识。当然,尚不能说每个样品间,都有绝对的先后次序。

4. 二里头系列样品中还有被称为五期的二里岗文化的样品。因此可以把一至五期作为一个系列来拟合,以便于估计四期年代的下限。但一期的年代上限还难以估定,需要使用程序设置的边界条件命令来估计。如果有与一期连续、但更早期的14C年代数据参与拟合,应当更好。

5. 经过发掘发现密县新砦遗址有早于二里头一期,或与二里头一期相当的新砦一期和新砦二期文化。新砦一期前面还有龙山晚期的遗存,考古学界正在研究。这三期的14C样品年代应当可以作为一个系列进行拟合。北大加速器质谱测定已有结果,常规方法也测定了十多个数据。这样,可以同二里头的系列样品拟合作比较。估计二里头一期年代上限大概在公元前1750年前后。新砦一期上限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50年。这些情况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期长不可能有400年。目前看来,期长只有200多年。

6.宫殿的准确年代很难直接测出,但可根据宫殿属于哪一期,按该期的年代估计推定。

五

夏商周三代各段考古文化的发展应当是连续的,并没有间断。夏商西周各朝代的王系,历史上有详尽记载。商晚期和西周在考古上已得到证实,没有理由怀疑夏代的真实性。经过考古发掘的情况,夏商周文化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和密集性的特点,并有大量相关样品的14C年代数据,可以根据系列样品方法进行比较详细的研究。

二里头文化是在商代二里岗文化前面的一个阶段。根据年代测定看,二里头早期在年代上应属于夏代,但还没有达到夏代早期。二里头晚期在年代上已进入商代。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我们测定的系列样品结果:西周与编年史相连接,14C年代测定在误差范围内同《史记》相合;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0-1050年之间[6]。天文推定武丁即位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因而估计盘庚迁殷约在公元前1300年。

郑州商城二里岗上层一期T1J3水井的建造年代,根据木头样品系列测定为约公元前1400年;郑州商城建城年代到不了公元前1500年[7][8]。

二里岗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之后, 不论在郑州商城还是在偃师二里头都是很清楚的,两者的界限大约在公元前1500多年,肯定到不了公元前1550年。也就是说,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来,新砦期至盘庚的时段,只有550年。不管考古学家或测定工作者之间有多少分歧,这个框架的限定,误差不会超过50年,大体上可以肯定。这是值得考古界思考的。

六

今后还应该坚持强调14C年代测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有了准确可靠的14C年代数据,再使用系列样品方法,对各地的龙山文化至商文化进行年代测定研究,就可以为夏商考古研究提供更多更准确的考古年代数据。

[1]仇士华、蔡莲珍、冼自强、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10期。

[2]仇士华、蔡莲珍：《碳十四断代技术的新进展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1997年7期。

[3]刘若新、仇士华、蔡莲珍、魏海泉、冼自强、薄官成、钟建：《长白山天池火山最近一次大喷发年代研究及其意义》，《中国科学》1996年D辑②7（5）437-444。

[4]仇士华、蔡莲珍：《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碳十四年代框架》，《考古》2001年1期。

[5]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8-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2000年10月。

[6]蔡莲珍《碳十四测定判别武王克商年代范围始末》，《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3年5（1）：1-5。

[7]张雪莲、仇士华：《关于夏商周碳十四年代框架》，《华夏考古》2001年3期。

[8]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碳十四年代分析》，《中原文物》200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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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的认识

岳洪彬　何毓灵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2005-02-18 16:19:47 阅读370 次

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在对洹河流域调查时发现了洹北花园庄遗址[1]。之后，安阳队及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对该遗址做过多次工作，规模较大的发掘有三次：一是1980年三家庄东地发掘[2]；二是1997年洹北花园庄西地发掘[3]；三是1998－1999年洹北花园庄东地发掘[4]。学者们在分析三家庄东地资料时，提出了“三家庄阶段”，时代早于殷墟一期文化[5]；也有学者将之纳入殷墟文化一期，但认为是殷墟文化一期的早期阶段[6]。1997年发掘资料较以前丰富，学者据此提出这批材料早于殷墟文化一期，并将其分为早、晚两个阶段[7]。

1998－1999年度，为配合殷墟发掘七十周年讨论会和“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在洹北花园庄东地发掘，得到了一组重要的地层关系和一批更为丰富的实物资料。我们据此谈谈对这批材料的认识。

一

根据1998-1999年度所获地层依据（见表一），夯土基址（F1、F2，F1晚于F2）上、下各有一组遗迹，上组为叠压或打破基址的文化层和遗迹（以H16、H18和第④层为代表），下组为被基址打破或叠压（以H24、J4、H17和H25为代表）以及与基址大致同时的遗迹（以J2为代表）。上、下组遗迹单位所出之遗物，有较大变化。

依据层位关系和遗物特征，可将这批商代遗存分为早、晚两期，即“洹北花园庄早期”和“洹北花园庄晚期”。以下组遗迹所出遗物为代表的遗存为早期，上组遗迹所出遗物为代表的遗存为晚期。由于打破F1垫土层的J2(估计与F1同时)为早期(或早期偏晚阶段)，故夯土基址应为早期遗存。如果将洹北花园庄早期再细分为早、晚两段的话，夯土基址应属于早期晚段，但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在此不再进一步细分。

洹北花园庄东地出土器物以鬲、盆、豆、罐、甑和大口尊最为常见，早、晚期特征也非常明显（图一）。

鬲主要有两大类：高体鬲早期瘦高，实足尖较高，晚期仍以长方体为主，有的略近正方体；矮体鬲早期较多见，饰线形细绳纹，附加细圜络纹，非常精致，晚期数量减少，绳纹变粗，圜络纹也不如早期规整。

盆有两类：深腹盆早期腹壁较直，底径较大，晚期腹壁斜收较甚，底径较小；浅腹盆早期多见，腹深，晚期少见，腹变浅。

甑的演变规律与深腹平底盆相似，也是腹部由直到斜内收，底径由大到小，唯不同的是甑口部变化较大，早期均为盘口，晚期除盘状口外，大量出现厚方唇，沿面较平，内外缘均出一突棱，呈槽状以承盖，此为晚期甑独有之特征。

豆种类较多，早期深盘假腹豆常见，晚期出现较多的夹细砂红褐陶浅盘假腹豆；总的来说，早期豆盘深，柄细高，晚期种类少，盘浅柄矮。

汲水罐早期数量多于晚期，早期胎薄，火候高，晚期胎厚，火候低，颈腹分界不如早期明显，近似殷墟一期的“人头罐”。

大口尊早期肩部仍明显突出，晚期肩部逐渐消失。
另外，遗址所出骨笄和卜骨、卜甲的钻凿方式也有明显的早晚变化。早期骨笄呈细长锥状，笄头不加雕刻装饰，晚期笄头常呈亚腰形，有的为凤首形。卜骨早期多只钻、灼，不见凿，更不见切去臼角者，晚期出现同一片卜骨上有的钻、灼、凿兼施，偶见切去臼角者；卜甲均钻、灼、凿兼施，但钻、凿排列不同，早期卜甲在千里路两侧兆枝不对称，而晚期则对称分布。

上述器物特征的早晚演变，也得到上述地层关系的证明，并与1997年在洹北花园庄西地的发掘资料相合，证明该发掘区的商代遗存分为两大期是可信的。

二

从常见器类的形制变化，再结合器物的共存关系来看，洹北花园庄期（我们把洹北花园庄早、晚期统称为“洹北花园庄期”，是相对于殷墟期而言的）与殷墟一期遗存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尤其洹北花园庄晚期表现最为明显（图二）。

首先，器物组合与殷墟一期大致相同，如鬲、盆、豆、罐、簋、汲水罐和甑等，均为两者常见的器类；其次，洹北花园庄晚期的常见器物的器形也与殷墟一期同类器接近，如长方体厚胎大型鬲（T1④：79）、肥袋足小鬲（T1④：7）、宽折沿深腹平底盆（H26：1）、宽平沿矮粗柄豆（T4③：8）和厚方唇三扇形孔的深腹平底甑（T2 ④：12）等，都近似于殷墟一期的同类器。有些器物，如属洹北花园庄晚期的H18的折沿平底盆（H18：25），以及T2和T4③层出土的矮柄豆，均与殷墟一期的同类器几无二致，都表现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鬲

豆

甑

汲水罐

花园庄晚期

　　

殷墟一期

大口尊

盆

簋

花园庄晚期

殷墟一期

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如，洹北花园庄遗址的商代遗存以高实足尖长体鬲、深腹平底盆、浅腹圜底盆、假腹豆、各类罐、高直领圈足折肩尊和大口尊为典型器类，而殷墟一期以鬲、簋、粗矮柄豆、带盖圆肩罍等为基本组合。其中，洹北花园庄时期常见的薄胎沿面和颈部饰凹弦纹的高体鬲、浅腹圜腹盆、假腹豆和大口尊不见或少见于殷墟一期，而殷墟一期常见的口沿断面呈“T”字形的簋、圆肩罍（常带器盖）等不见于洹北花园庄期。洹北花园庄期为数不少的陶鼎，也不见或罕见于殷墟一期。此外，洹北花园庄期大量出土的卜骨和卜甲的钻凿方式也与殷墟一期有较大的区别。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在三家庄发掘时，曾发现殷墟一期灰坑直接打破相当于洹北花园庄晚期的墓葬。由此层位关系可以断定，洹北花园庄期早于殷墟一期。但从两者器类和器形存在较多的相似性来看，两者之间应前后相接，无明显缺环。

三

下面我们再讨论一下洹北花园庄早期与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关系。

二里冈时期的遗址发现较多，分布范围也极为广阔，但目前做工作较多、陶器分期较为成熟的还应数郑州商城遗址。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内涵主要分为两大期：即二里冈上、下层[8]，后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小期，即二里冈下层一、二期和二里冈上层一、二期[9]，郑州白家庄期[10]和小双桥[11]的主要商代遗存都相当于二里冈上层二期。这是我们分析洹北花园庄早期与二里冈上层二期年代关系的最佳材料。

从陶器来看（图三），以郑州商城白家庄遗址和郑州小双桥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冈上层二期的鬲整体细高，袋足较瘦，裆高，素面实足尖细高而外撇，而花园庄期陶鬲虽亦是宽折沿为主，但整体较矮，袋足较肥，裆低，实足尖矮小且直或内拢；盆多为宽卷沿深腹圜底（或圜底内凹），少数平折沿圜底盆，而花园庄期盆类丰富，绝大多数为方唇折沿，深腹，平底，少数浅腹圜底；大口尊上腹部饰窗棂纹，肩部明显，而花园庄期大口尊上未见窗棂纹，多无肩；花园庄期汲水罐呈“人头”状，又称“人头罐”，口部没有像小双桥汲水罐口沿上的捏窝，颈腹分界也不如前者那么明显，而且洹北花园庄期的汲水罐底部完全为圜底，没有内凹现象；花园庄期假腹豆盘浅壁直，圈足粗矮，小双桥所出豆盘相对较深，豆盘腹壁斜直，圈足较高，多有凸弦纹装饰；花园庄期常见菌状钮肥款足分裆陶斝，与小双桥所出之细高实足尖外撇的敛口斝明显不同；花园庄期陶爵瘦小，小双桥陶爵虽也不多，但形态较肥大，爵杯部多呈筒状，口沿部起榫；花园庄期不见小双桥常见的陶缸。

另外，二里冈上层二期时铜戈细长，援尾和内部同宽，花园庄期铜戈援部相对短宽，内部较窄；花园庄期始出现凤首骨簪，二里冈上层二期则不见；二里冈上层二期常见的长方形穿孔石刀（有学者认为是岳石文化因素）在花园庄期也不多见（目前仅见一件）。

综上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差别还是较大的，这种差别不完全是地域因素造成的，时间因素也可能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认为，两者之间可能还存在着相当一段时间缺环。

当然，这种认识只是依据目前所见资料得出的初步看法。在洹北花园庄早期（偏早阶段）遗存中，也发现极少部分遗物特征与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同类器较为接近，如敛口斝、假腹豆、三椭圆孔或中部加圆穿的甑底残片、卷沿鬲等，均有二里冈上层二期器物之遗风，洹北花园庄出土的方孔石器也是郑州小双桥常见的遗存，但这些特征显早的器物毕竟是少数，且残破较甚，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较为单纯的此类单位。也许将来在洹北商城范围内能找到相当于此时期的地层依据，从文化序列上与二里冈上层二期连接起来。

四

关于洹北花园庄东地早、晚期的年代。

依据上述分析，洹北花园庄晚期早于殷墟一期，而与殷墟一期前后相接无缺。那么，又依以前的殷墟文化分期和甲骨分期结果，殷墟一期相当于武丁早期（这已由1991年花园庄东地H3出土的甲骨卜辞和共存陶器所证实）。因此，我们推测，洹北花园庄晚期则应大致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阶段。

洹北花园庄早期与晚期之间紧密相接，亦没有明显的缺环。若洹北花园庄晚期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推论不误的话，那么早期则应早于盘庚。至于能早到何时，具体跨年能涵盖多少个王世，还有待新资料对其做进一步探讨。

关于洹北商城的年代和性质。

洹北商城于1999年秋季被发现以来，学术界对其年代和性质极为关注。在此前后，对洹北花园庄遗址或洹北商城的年代和性质也已有多篇文章发表，但意见分歧较大。有人认为洹北花园庄遗址可能是盘庚所迁之殷[12]；有人认为可能是“河亶甲居相”之所[13]；也有人认为既不排除盘庚迁殷的可能，也不可忽视“河亶甲居相”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是“先后相续”地发生过。[14]

洹北花园庄东地发掘点恰好位于洹北商城西北部，这一层位关系清楚、包含物丰富的商代遗存的发掘和整理，建立了洹北花园庄遗址及其附近地区商文化的时间标尺，对认识洹北商城的年代和性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截止目前，在洹北商城的城墙上已做了7条解剖沟。[15]从西墙中段（2000HBSC.WWT1）和北墙中段（2000HBSC.NWT1）基槽夯土中出土的遗物看，有不少属于洹北花园庄晚期遗存，如WWT1JA：9豆与99年洹北花园庄东地第③层的一件夹砂褐陶豆相似，西槽夯土中出土的卜骨（WWT1JA：11）切去臼角，且有凿无钻，有灼痕，都是晚期的特征。由此可证，洹北商城的城墙应是在洹北花园庄晚期始建的。另外，在发掘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时也发现了其使用时期的数件陶器，如T0410⑥：1、2两件盆和T0512⑥：2、1两件高领罐等[16]，都是洹北花园庄晚期遗存，一号宫殿使用时期的下限亦应为洹北花园庄晚期。由此判断，洹北商城的年代下限为洹北花园庄晚期应无大问题。至于其始建年代，目前还不能判定。

但从我们对洹北商城内目前所知的资料分析来看，还基本都在洹北花园庄早、晚期的年代框架之内。从断代工程所测的碳十四年代结果[17]分析，洹北花园庄遗址的总跨年不会太大，大约在一百年左右。除去相当于洹北花园庄晚期的盘庚、小辛、小乙的在位年数，洹北花园庄早期的年代上限应不会太早，从盘庚上溯至河亶甲还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并非洹北花园庄早期所能涵盖，也就是说，洹北花园庄早期不太可能是相当于河亶甲居相时期的遗存。因此，我们认为，洹北商城是“河亶甲居相”之所的观点值得商榷（以后也不排除会在洹北商城范围内发现相当于河亶甲时期的遗物和部分单位，但那时是否已建城为都，尚需讨论）。而洹北花园庄晚期相当于盘庚、小辛和小乙时期，此时420万平方米的城址和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也亦存在，因此，我们赞成洹北商城为盘庚所迁之殷说。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洹河流域的考古调查》，《考古学集刊》第3集，1983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2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

[5]同注2。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32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7]同注3。

[8]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

[9]　安金槐：《关于郑州商代二里冈期陶器分期问题的再探讨》，《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

[10]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存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以及《郑州商城的发现与研究》。

[12]唐际根、徐广德：《洹北花园庄遗址与盘庚迁殷问题》，《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4日；杨锡璋、徐广德、高炜：《盘庚迁殷地点蠡测》，《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

[13]文雨：《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25日。

[14]唐际根、刘忠伏：《安阳殷墟保护区外缘发现大型商代城址》，《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20日。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5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5期。

[17]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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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济南大辛庄遗址的考古收获

方辉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2005-02-18 10:36:03 阅读805 次

2003年3月至6月，山东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济南大辛庄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因为此次发掘出土了商代甲骨卜辞，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上引起较大震动，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此发现作了及时报道。[1]为了满足学术界进一步了解有关发掘情况的需要，有必要把此次发掘的其它重要收获作一介绍，并就有关问题提出初步认识。

一、补充和完善了山东地区商文化的年代序列

山东地区商文化遗存的最初发现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其中济南大辛庄和益都苏埠屯分别发现了青铜器和甲骨等重要商代遗物，很早便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是山东地区的商代考古工作有了一个良好开端。50年代至70年代，山东地区商代考古工作陆续展开，但因为缺少具有一定规模的考古发掘，研究方法多是与中原商文化的年代对号入座。进入80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在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针对本地区商文化的陶器编年，有目的的开展发掘工作，通过对泗水尹家城、菏泽安丘堌堆、济南大辛庄、济宁凤凰台、潘庙和邹县南关等遗址的发掘，基本建立起鲁西、鲁南和鲁北地区商文化的陶器编年。[2]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还就整个山东境内商文化的分期以及区域类型问题发表了意见，有力地推动了商代考古和历史的研究。

大辛庄遗址考古资料对于鲁北乃至整个海岱地区商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5年冬，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对大辛庄遗址进行试掘，发掘者认为：“遗址中出土的器物，有一些接近郑州二里岗的殷代遗址”。[3]这是在山东乃至整个海岱地区首次发现早于殷墟文化的商代遗存，引起学术界关注。邹衡先生在其《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中指出：“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据现有资料，至少包括了三个时期的文化遗物。如《文物》1959：11，页8-11，大体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又如《考古》1959：4，图版贰：7以及参考文献（51）第五图：A2、参考文献（48）Fif.30/K都似殷墟文化第一期的形制；而《考古》1959：4、5似更晚，或者相当于殷墟二、三期。”同时他还指出益都苏埠屯早年出土的青铜器和长清发现的一批青铜器年代大体“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4]这是对山东境内商文化遗存进行分期的首次尝试。但因为这些材料缺乏足够的层位依据，这个分期主要还是根据了中原商文化已有的分期结果。

1984年大辛庄遗址的发掘对于山东、尤其是鲁北地区商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告执笔者徐基先生根据地层关系和鬲、豆、簋、盆四种陶器的形制演变，将该遗址商文化遗存分为七期，并分别与中原地区商文化作了年代上的对应，认为：“第一至三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可称为大辛庄商代文化前期；第四至七期与安阳殷墟文化较一致，为大辛庄商代文化后期。”[5]这一年代序列基本得到认同。陈淑卿把山东地区商文化分为六期七段，结论大同小异。[6]但在与中原现有商文化分期的对应上，则意见不一。分歧主要集中在大辛庄一至四期商文化的定位上。徐基先是认为大辛庄一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期，但后来著文改变看法，认为晚于该期；[7]大辛庄第三期年代相当于郑州商文化白家庄期，但上引陈文、王立新[8]和唐际根[9]则认为与白家庄对应的应该是大辛庄二期而非三期；对于大辛庄第四期，发掘者和其他研究者都认为相当于殷墟一期，并且经过磋商，都同意应该与殷墟一期早段时代相当。但对于该期相应的商王王世则稍有出入。一般认为，殷墟一期早段约当于盘庚、小辛和小乙三世，而徐基则认为该期的年代相当于武丁前期并稍早。

上述分歧的产生，无疑与大辛庄遗址本身出土物数量较少有直接的关系。2003年的发掘集中发现一批大辛庄一至四期遗存，尤其是一组“中商文化”墓地的发现，年代跨越大辛庄商文化二至四期，大大完善了此一阶段的分期编年。此外，1984年的发掘出土的大辛庄六、七期（相当于殷墟三、四期）遗存非常有限，以至于有的学者对于大辛庄乃至整个鲁北地区是否存在这一时期的商文化遗存产生疑问。[10]新的发掘资料对于此两期有所重要补充。

二、揭示大辛庄类型商文化的内涵，考察商王朝与东方的关系

山东地区商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和完善，为我们认识商文化大辛庄类型的面貌，动态地考察商王朝与东方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大辛庄商文化具有自身特点，早在70年代出土的铜盉上就已经初露端倪。[11]大辛庄类型商文化的提出，则是在1984年大辛庄遗址发掘之后。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了商文化大辛庄类型的命名，但是对于该类型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则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山东地区的“商文化遗存作为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实体，在早商和晚商都是作为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存在的。”[12]徐基则认为，大辛庄类型存在于早商和晚商两个阶段，但“它主要分布在以济南为中心的泰山以北以西地区”，“东面好像并未越过淄河（流域）”。[13]上引唐际根文章也指出：“鲁西北的中商遗存以济南大辛庄遗址为代表，可称为大辛庄类型。”笔者认为，以大辛庄类型概括鲁西、鲁北地区的商文化是恰当的，不过其东限似应以潍河为界。

2003年的发掘为全面认识大辛庄类型商文化的内涵提供了丰富资料。遗迹方面以墓葬反应的特点最为明显。此次发掘的商代墓葬30余座，在年代上贯穿了大辛庄二至七期，明显的变化发生在四、五两期之间。二至四期的墓葬，墓主头向一般为西南，方向在230度左右。二期不见腰坑殉狗的现象，三至四期腰坑殉狗却非常普遍，并出现了“二层台”上殉狗，但数量较少，一般为1至2条。M106是一座属于大辛庄二期的中型墓，墓圹长3.2米、宽2.2米，深2.17米。填土经过夯打。葬具为一棺一椁。棺椁之间和椁室之外有4具殉人。该墓出土随葬品非常丰富，共发现包括青铜器和玉器在内的各类随葬品40余件，其中铜器11件，组合为觚、爵、斝、尊和壶等。玉器19件，器形有戈、钺、圭、璧戚、璜和柄形器等，另有海贝6枚。该墓葬规格之高、随葬器物种类之齐全，在我国东部地区中商时代的墓葬中是罕见的。其中的铜尊一对，器形硕大，制作精细，在我国东部地区属首次出土。玉戈、玉圭、玉钺和玉璧戚等所用玉料上乘，磨制精细，不亚于郑州商城的同类器物。从铜器组合、器形特征和纹饰分析，器物的年代与郑州二里岗上层二期同时。

五至七期的墓葬，墓主头向为南偏西，方向一般在190度左右。几乎所有墓葬都有腰坑殉狗，“二层台”上殉狗数量明显增加，一般为6至8条，最多的达到20条。铜器组合为鼎、觚、爵或觚、爵，陶器组合为鬲、豆、簋。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时代早晚，所有墓葬均不见觚、爵等陶礼器随葬。

与随葬品高度商化的情况不同，日用陶器所反映的内容要复杂些。以属于大辛庄一期的窖穴H690为例，陶器虽然以典型的商式器物为主，同时也包括一定数量的属于大辛庄商文化“第二类遗存”的器形。前者主要是灰陶绳纹类器物，器形包括鬲、甗、假腹豆、簋、盆、澄滤器、圜底尊和大口尊等，器物组合和形制特征可早到二里岗上层一期。后者以素面褐陶类器物为主，实际上也包括两类陶器。一类为岳石文化晚期的常见器物，属典型的土著式陶器，器形有鼎、甗、大口罐和泥质灰陶浅盘豆等；另一类则是融合了商式和土著式二者因素而形成的器物群，器形有素面鬲、簋和深腹盆等。大辛庄类型的“第二类遗存”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递减的，第三期以后，代表土著文化因素的素面夹砂褐陶类陶器便基本消失了。不过，在鲁北地区其它遗址，这种土著因素却一直顽强地保留下来，直至东周时期。

大辛庄一期是山东境内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商文化遗存，而且，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山东境内、即使是鲁西地区，还没有发现与之年代相当的商文化遗址。就是说，作为一支外来文化，大辛庄一期商文化是突然插入到岳石文化分布区域的。说明商王朝在其东拓展的过程中，最初是突发式的军事征服。可以想见，在大辛庄遗址周围，至少是在其东部，与之共存的仍然是岳石文化人群。笔者曾将大辛庄一期的所谓“第二类文化遗存”的部分器物归入岳石文化最晚的第四期，[14]原因就在于此。从大辛庄二期乃至三期都有不同程度的“第二类文化遗存”这点分析，商文化与岳石文化在济南地区相持了相当一段时间。不过，鲁西地区商文化到了与大辛庄二期时代相当的二里岗上层二期开始普及开来，则是事实。

二里岗上层商文化在山东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它与“仲丁征蓝夷”这一重大历史时间相联系，我们也支持这一说法。[15]商代早期经过几代商王的苦心经营，至仲丁之父大戊时，出现了“殷复兴，诸侯归之”（《史记·殷本纪》）的稳定局面，为此后诸王的领土扩张打下了基础。据史书记载，仲丁、外壬和河亶甲三王当政时，都曾有与东方部族交战的记录。古本《竹书纪年》载：“仲丁征于蓝夷”；又曰：“河亶甲征于蓝夷，再征班方。”其间，商王外壬时又有“姺、邳之乱”（《左传·昭公元年》）。[16]这些地点虽不可确考，但大致方位在商王朝的东方，不出今鲁西地区，则是可以肯定的。从上述记载分析，商王朝对东方的战争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一情况同考古学上显现出的二里岗上层商文化长时间局限于鲁西南及鲁西北地区的现象正相吻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的学者所说的二里岗上层二期的商文化已经到达青州一带，[17]可惜详细资料至今未见发表。即使这一材料属实，恐怕也只是一个点，或者只是商文化影响所及，亦未可知。

河亶甲所迁之相，历史上有不同说法，但历来学者多倾向于在豫北，洹北商城的发现又为此说增加了砝码。[18]此次迁都拉近了王畿与鲁西、鲁北之间的距离。从资源控制这一角度出发，鲁西、鲁北确实值得关注。这一地区大约相当于《尚书·禹贡》所说的兖、青二州。近年来，学者从九州风物论证《禹贡》所反映的时代颇早，最近江南“铜路”的证实，[19]越发看出禹贡时代与商代史事相契合。据《禹贡》记载，兖州的贡品有漆和丝，青州则贡松和丝以及各种海产品，尤其是海盐。其中的松可能主要用于冶炼青铜的燃料，为泰沂山脉所盛产；海盐则更是商时期渤海湾所独有。这些资源对于商王朝而言均具有战略意义。商代中期商王朝统治重心向东北方向的转移，很难说不与这些因素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大辛庄遗址所在的地理位置。该遗址就坐落在泰沂山北缘，古济水之南，遏控中原地区通往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陆路、水陆交通之要道，而济水恰恰正是《禹贡》所言兖、青二州的贡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左传》记载齐国与三晋的战争，就多发生在济南以西的长清、平阴境内。此地一旦失守，齐国就无险可守。从这层意义上说，大辛庄实际上就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一个桥头堡。

H690是一座属于大辛庄一期的大型窖穴。该窖穴直径5.2米，深约3米，穴壁平整光滑，底部铺设木质地板，中间有一柱洞，南部设台阶，制作十分考究。这样的大型窖穴，显然不适于个体家庭乃至家族储藏之用，而更可能与军旅组织的储藏行为有关。再从该窖穴废弃之后的堆积中出土有高等级的遗物如金箔、原始青瓷和卜骨等分析，也说明商人初来乍到，就是把该地作为重要据点来经营的。

大辛庄商文化的全盛期是在大辛庄一期至五期，即二里岗上层一期至殷墟二期。结合鲁北地区的相关发现，似乎可以看出，进入殷墟期之后商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中心有逐渐东移的趋势，桓台史家[20]和青州苏埠屯[21]可能先后充当了区域中心的脚色，殷墟晚期的大辛庄可能只是一处联系安阳与桓台、青州之间的“中继站”。如果向西继续串连起曾经出土晚商青铜器的济南市刘家庄、[22]长清小屯兴复河[23]以及以发现“梁山七器”而闻名的寿张县梁山，[24]就可以清楚地复原出一条贯通安阳与东方地区的交通线。时至今日，这条线路也是联系两地最为便捷的通道。商代晚期的征人方，早就有学者论证是对于鲁北地区夷人的征伐，这一说法近来重新受到关注。[25]验之土著的珍珠门文化会全庄类型直到晚商乃至周初还分布于潍河流域这一事实，[26]此说的确值得重视。

三、探究商代文字制度，复原社会组织结构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无疑是此次发掘最为重要的收获，尤其是经拼合后最大的一片龟腹甲，记述了当地统治者卜问“御祭”、“温祭”和“徙”（或徏）方面的内容，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武丁时期殷墟以外商代地方贵族祭祀和日常活动的文字信息。目前对个别文字的释读尚存在某些争议，[27]但发掘者和研究者从层位关系、埋藏环境、文字特点和内容以及钻凿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得出以下认识：1、大辛庄甲骨文的原生层位在商代文化层⑤A和⑤B之间的层面上，该层被属于大辛庄五期的遗迹所打破，其年代不晚于大辛庄第五期即殷墟三期；2、甲骨文的性质为卜辞，书写格式与内容接近殷墟出土的武丁时代非王卜辞；3、钻凿形态和字形特点具有自身特点之外，但总的方面又与殷墟卜辞保持相当高的一致性。不过，这些地方贵族有自己的祭祀对象和祭祀方式，由此可见他们应该具有宗教方面的独立性，学者因此推测大辛庄是殷墟以外非王的地方贵族家族居地。[28]

属于商代的甲骨文过去只见于安阳和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山东桓台史家遗址虽也有零星出土，但因刻辞过于简略，不能连缀成文。因此，大辛庄甲骨文可以说是商代都城以外首次出土的甲骨卜辞。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它的发现给于我们的启示是，甲骨卜辞并不为商王室所独有，卜辞的使用在当时高等级贵族阶层中可能是相当普遍的。如果实际情况的确如此，那将预示着继这次发掘之后，大辛庄遗址还会有新的更多的卜辞出土，其它与大辛庄遗址规模差不多的商代遗址也有发现甲骨卜辞的可能。”[29]

此次考古发掘出土两件带有铭文的铜爵，出自同一处墓地中的两座墓葬。铭文为族徽，作“”形，从陶器和青铜器形制看，时代属殷墟文化三期，比上文提到的卜辞时代要晚一期。因为两者之间这种时间上的差异，我们尚不能断定大辛庄卜辞是否出自同一家族；而且，现已查明，大辛庄商代家族墓地并非一处，将来很可能会发现其它族徽。新发现的这个族徽从辛从又，象以手持辛之形，可隶写为“”字。该族徽不见于以往的铜器著录，为大辛庄商代家族的存在提供了直接的文字证据。

2003年大辛庄发掘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发掘中对土壤过筛，并对四百余个遗迹单位的土壤作了浮选，收集到包括动物、植物和土壤等在内的大量自然遗物标本，为研究当时的生态环境、食物结构和动植物遗存的文化和行为含义提供了一批珍贵资料。上述发现，将对甲骨学、商代考古和商史研究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1]方辉：《山东大辛庄遗址发现殷墟时期甲骨卜辞》，《中国文物报》2003年4月18日第一版；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6期；方辉：《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3期；方辉等：《中商文化墓地在海岱地区首次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年12月3日第一版。

[2]宋豫秦：《论鲁西南地区的商文化》，《华夏考古》1988年1期；李奇、何德亮：《泗河流域古代文化的编年与类型》，《文物》1991年7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6期。

[3]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文物》1959年11月。

[4]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4期。收入《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引文见后者第63页和73页注。中的“参考文献（51）、（48）”

[5]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6期。

[6]陈淑卿：《山东地区商文化编年与类型研究》，《华夏考古》2003年1期。

[7]徐基：《关于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存年代的思考》，《中原文物》2000年3期。

[8]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第64-7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9]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4期。

[10]黄川田修：《济南遗迹群の诸问题-殷周时代の土器群の分析を中心に》，《亚洲学志》创刊号，国学院大学中国考古学会2002年10月。

[11]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5期。

[12]许宏：《对山东地区商代文化的几点认识》，《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20周年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徐基：《商文化大辛庄类型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14]方辉：《岳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考古》1998年4期。

[15]方辉、崔大勇：《浅谈岳石文化的来源及族属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1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元年“商有姺、邳”下注：“今本《竹书纪年》‘外壬元年，邳人、姺人叛，’盖袭取《左传》此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

[17]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第132-13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5期。

[19]华觉明、卢本珊：《长江中下游铜矿带的早期开发和中国青铜文明》，《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5卷第1器（1996）：1-16。

[20]张光明：《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掘收获的再认识》，《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21]青州苏埠屯屡次发现商代重要文物，最近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请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2]李晓峰等：《济南刘家庄商代青铜器》，《东南文化》2001年3期。

[23]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24]曾毅公：《山东金文集存·先秦编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0年印。

[25]李学勤：《重论夷方》，《民大史学》（1），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6]刘延常：《珍珠门文化初探》，《华夏考古》2001年4期。

[27]《“大辛庄甲骨文与商代考古”笔谈》，《文史哲》2003年4期。

[28]朱凤瀚：《大辛庄龟腹甲刻辞刍议》，《文史哲》2003年4期。

[29]李伯谦：《大辛庄甲骨文与商王朝对东方的经营》，《文史哲》200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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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1, 2006

鹰潭角山商代窑址发掘再现３０００年前制陶作坊

３月，为弄清江西鹰潭角山窑场的空间分布状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并取得了重大突破。

　　鹰潭角山窑场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的贸易化的专业性陶器生产基地。窑址规模大，面积达３万余平方米。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和１９８６年８月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先后两次对其进行了试掘，遗憾的是两次均未发现与陶器制作和烧造技术相关的遗存，只发现了一些灰坑和窑业堆积。２０００年１１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第三次发掘，这是首次对角山窑址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揭露面积４００余平方米，并发现龙窑、半倒焰马蹄形窑、烧成坑等与烧造技术相关的重要遗迹，但未能发现与陶器制作有关的作坊遗迹。本次发掘是继２０００年之后对角山窑址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到目前为止揭露面积７００平方米，发现不少与陶器制作技术有关的遗迹。目前已清理各类遗迹２０余处，出土遗物也极为丰富。

　　对于早期的制陶工艺，过去只是从单个的器物本身或器物原料的化学成分上进行分析，无法了解从取土到器物成形之间的一系列环节。而本次角山窑场的发掘弥补了这个空白，在世人面前再现了陶器制作从取土陈腐、炼泥、蓄泥到烧造成器、成品堆放的一系列过程。

　　目前揭露的２６处遗迹分布较为集中，遗迹类型初步判定有陈腐池、炼泥池、蓄泥池、蓄水池、排水沟、工棚、烧成坑、成品坑、灰坑等。进一步的发掘尚在进行中。在一个直径约１．５米左右、深约３０厘米的圆形陈腐池中，依然还留有厚约２０厘米的正在沉腐陶洗的黄褐色胶泥，而在一个直径约２．５米、深约２５厘米的近圆形锅底状的炼泥池中，还残留有一层显然经过陶洗远比沉腐池中的胶泥细腻得多的厚约５厘米的灰白色粘土；在另一个直径约２米、深约５０厘米近圆形的蓄泥池，在其东南面有三级踏步从池中通向地面，底部也残留有薄薄的一层灰白色的制陶粘土。在一些成品坑中从上往下密集地堆放着许多烧制好了的完整器物。为使器物摆放相对平稳、减少成品堆放时的破损率，器物内部及器物与器物之间往往都填以细沙。烧成坑表面往往为一层灰烬，灰烬下面即为不少成品，有些火候低，像泥质和夹砂红陶，有的火候高，像几何印纹硬陶，它们混杂在一起，可能跟烧制时在烧成坑内各处的温差有关。这些成品为何尚留于烧成坑内？成品库中也有许多完好的器物，可能角山窑场在刹那之间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其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从角山所处地势和历史上有关信江洪水泛滥的记载，很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将窑场毁于一旦。

　　在遗物方面，目前已出土和复原器物约２００件，尚有相当数量的陶器待修复。绝大部分为陶器，少量石器。陶器有�形器、罐、杯、瓮、勺、瓢、尊、鼎、纺轮、网坠、三足盘、器盖、盏以及陶拍、陶垫、陶支座、陶刀等。流行圜底器和三足器，不见或少见平底器，带把或带扳作风盛行。其中三足盘、�形器、罐和钵是大宗产品，约占出土器物的８０％左右。罐的品种最多，有提梁罐、捏流带把罐、圜底盔形罐、垂腹罐、圆肩罐等，品种有１０余种。制陶工具也颇具特色，如拍印器表纹饰的陶拍，可分为三种，一种为扁长方形拍面，扁椭圆形把，一般两面均有纹样。或一面为云雷纹，一面为篮纹；或一面为篮纹，一面为席纹。中部比周边稍厚，以适应要施纹饰器物的弧度，第二种为伞状拍面，圆柱状把手。第三种为圆柱形拍面、圆柱形把手。后两种陶拍纹样多为叶脉纹，有的陶拍在把手后部还有纹样。陶垫均为蘑菇形，角山窑址许多大型器物内壁凹凸不平，普遍留有垫窝，即为陶垫使用后的痕迹。这两种工具制作都相当精细考究，特别是陶拍，可能要多次使用的原因，无论是胎质还是火候方面都比其它器物要好得多，拍面上刻划的纹样也非常精细。但另一种工具陶支座就粗糙得多，火候也低，陶质均为夹砂红陶，可能跟它主要用于支撑炊器有关。在石器方面，主要是镞和石刀，整个角山窑址极少见农业生产工具，这可能跟这里的人们主要从事陶业生产有关。众多的刻符是角山陶器另一大特色，绝大部分器物上有指甲或尖状物刻划的符号，这些符号一般位于器物的口、肩、足、把手、内外底等部位，均为器物成坯之后入窑之前刻划，可能为记数或标识产品之用。器物底部刻划的符号，开后来瓷器底部款识之先河。在陶器制作方面，普通采用泥条盘筑与轮制法相结合。除�形器外，一般为一次拉坯成形。

　　这次发掘，在面积不大的区间集中了众多的遗迹，从取土陈腐、炼泥、蓄泥到制作成形，从入窑装烧到成品库房几乎集中了窑业生产各个环节，这在我国早期窑业生产的揭示中尚属首次，使我国早期窑业的研究从单个器物制作或单纯窑炉研究中解放出来，第一次可以全方位多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中国早期窑业技术。

　　角山窑址是目前所见我国最早的因交换而造就的窑场，大量器物上的标识符号已充分证明陶器制作的职业化、专门化。这里生产陶器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交换，而器物上因经济计算需要而产生的记数符号，说明生产和交换规模的宏大。

　　角山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之地，角山窑址的发掘为这些地区商代遗址陶器的烧造地提供了确切的窑口依据。本次发掘作坊区的揭露对角山窑场的分布状况与当时的生产规模有了明确的认识，对研究中国早期窑业生产及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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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营出土三十多吨宋代铁钱

东营一建筑工地出土三十多吨宋代铁钱

2006年07月21日13:23

　　中新社济南七月二十日电 (尹文盛 隋程程) 位于黄河三角洲上的山东省东营市区新区辛镇的一建筑工地上，在七月初挖掘出土大量宋代古铁币后，七月十九日又发现了约三十多吨的宋代铁币。专家认为，大量古代铁币和文物的发现，有望改写黄河三角洲“退海之地”历史。

　　考古人员称，这里发现的古代铁钱币的面积之大，数量之多，保存时间之久，在全国十分罕见的。这些铁币的出土，对研究黄河三角洲古代地理、海岸变迁、水文地质、商业发展有着很高的科考价值，甚至有望改写黄河三角洲地区为“退海之地”的历史。

　　据介绍，该遗址是东营市东营区辛镇村一建筑工地进行地基施工时发现的。经专业人员进行现场采集认定，初步测定遗址总面积十四万平方米，其中面积最大的挖掘现场南北长十五米多，东西长二十多米，平均厚度达零点九米，初步估算有三十多吨。

　　经过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成块状的数量不详的铁钱垛和土陶胡人头像及部分陶瓷、铜币、古建筑构件等器物。考古专家称，历史上铜制钱币较多，但是保存历史如此久远(一千多年)的铁币的确比较罕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铁币在此地聚集，有待于发掘完毕才能得出结论。

　　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刘桂芹说：“在这里一次发现如此大量的铁钱，反映当时这里经济很繁荣。原来很多专家说东营是退海之地，但是从商周遗址到现在这个宋代遗址的发现，说明这里不是退海之

本报讯 5—7月，山东东营市金宇建筑公司在东营区辛镇村建楼施工时，先后发现大量的宋代铁钱。第一次发现时由于现场被毁坏，只挖出了铁钱，重约十几吨。7月8日，该建筑公司第二次发现有铁钱迹象时，立即停工并保护好现场，考古人员立即赶到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经清理发现，铁钱距地表约4.5米，呈不规则状，南北最长12、东西最宽10.5、厚0.3—0.7米，距第一次出土铁钱的地方仅20多米，由于年代久远，已锈结成坨，初步估算有20多吨。经过精心整理，在严重锈蚀的钱坨上可以清晰地发现有“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政和重宝”、“皇宋元宝”等宋代铁钱，同时出土酱釉四系瓶、瓦当、陶菩萨头像、绿釉胡人头像，陶兽角、白釉瓷碗及大量砖瓦瓷片、兽骨。经山东省内考古专家现场
勘探及对出土器物的分析，断定东营区辛镇遗址为宋至明清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东西长约390、南北宽约350、文化层深达6米，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出土钱坨的地方位于遗址的西北部。

东营区位于黄河三角洲冲积平原上，有史可考的时间较晚，在这里发现的宋代钱币的面积之大，数量之多，实属罕见。专家认为，大量古代铁币、各类文物及标本和遗迹的发现，为改写黄河三角洲“退海之地”之说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该遗址的发现，说明最晚至宋代时期此地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并且商业兴盛、经济繁荣。同时，它的发现对于研究黄河三角洲的古代地理、海岸变迁、水文地质、经济发展有很高的科考价值。（田茂磊）
（2006年9月20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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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市云峰山郑道昭刻石“四仙”题字的发现

莱州市云峰山发现的北魏郑道昭刻石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崔天勇 王忠义
莱州云峰山拥有北魏郑道昭摩崖刻石而蜚声书坛，驰名中外。它与大基山（在莱州市）、天柱山（在平度）、玲珑山（在青州）北朝刻石组成的“云峰刻石”，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研究书家生平思想及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在云峰刻石众多的刻石中，能反映郑道昭晚年爱仙乐道道家思想倾向的刻石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其中分布于云峰山主峰上的《九仙名题字》及其有关“九仙”的题字，占有重要的一环。
然而，自宋赵明诚《金石录》著录云峰刻石以来，我们能见到的有关资料和现今存在的刻石仅是“五仙”，即“安期子驾龙栖蓬莱之山”，“王子晋驾凤栖太室之山”，“羡门子驾日栖昆仑之山”、“赤松子驾月栖玄圃之山”、“浮丘子驾鸿栖月桂之山”。这五仙刻石既有各自独立的内容，又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一系统，与其他刻石相区别。因此，长时期以来“九仙”中“四仙”刻石的遗佚，古今金石学家们都引为憾事。云峰山“九仙”中的“四仙”刻石究竟在哪里？又由何因于何时遗佚？长期来杳如黄鹤，茫然无息，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迷茫和困惑！甚至有人以为，“九”在汉语许多地方只表示一个虚数，泛指多数或多次，“九仙”是否也并非实数，实指九名仙人？
二○○○年九月，莱州市博物馆在修建云峰山通向山巅的石阶路施工中，一次偶然的发现使这一困惑云峰刻石研究数百年的疑团终于展现端倪。
九月七日下午，施工民工在“九仙之名题字”东南上方约五米八山口处清理路基时，偶然在破开的石块中发现一石块的一面带有凿刻的文字！莱州市博物馆有关人员闻讯即赶到现场。
发现刻石的现场，系一两崖壁所夹成“U”字形的山沟，多年来为泥沙乱石块堆积，外口经人工叠垒，形成一外口宽约3。5米，纵深约5米，高不足3米狭小的台地。其表面生有杂草和细小的树木。此次所修石阶路设计即由此及彼攀上山顶。
从九月八日至二十四日历时近半个月，博物馆组织人力对此狭小台地堆积石块（包括起出破开石块）进行了清理。经将所获刻有文字石块进行拼对、整理、复原，可形成刻石四块，其中较完整者三块，现逐一记录、研究、考证如下：
一、刻石之现状
1、神人子题字
石破为八块，经修复后石面文字较完整。现石刻面高60、宽78、石厚21--32厘米。刻石为中粗粒花岗岩，表面呈赭黄色。刻面未经加工，利用原石自然断裂面，左部末行字石面高出右部石面约4厘米。
刻字为魏书体，字宽8.5--11厘米，高6--9.5厘米，字画深0.31--0.71厘米，横断面呈“V”字形。刻三行，行四字不等，计10字。题为“神人子乘烟栖姑射之山”。
刻面上部经“烟”字“火”部左上点至“因”部左上角有一石纹，致“因”部左上角残连。“栖”字“西”部左上角部分残连。因石破裂造成残损有:“乘”、“烟”、“神”等字。
刻字风化较轻，笔画较完整清晰，修复后断裂纹不明显。
2、列子题字
石原破为一大一小二块，石面文字笔画稍残缺。复原后现石刻面高105、宽87、石厚24--37厘米。刻石为大粗粒花岗岩，表面呈赭红色（下部呈赭黄），刻面未经加工。
刻字为魏书体。字宽约11、高9--14厘米，镌刻字画深0.32--0.44厘米，横断面呈“U”形，个别为“V”形。刻三行，前二行，行二字，末行四字，共八字。题为“列子乘风栖华之山”。
原石从“列”与“子”字间断开。刻面中部一石脉宽约9厘米，由“栖”与“华”字、“乘”与“风”字之间高起。“列”字“歹”之下部，“子”字右上部及横笔右半部分大部残去。“乘”字“千”头左上部及中间右部“十”字左下部残连。“风”字中部左下部残连，“几”部左竖撇，竖成二笔，相近较宽，似为误刻所致。“华”字、“山”字头下部笔画漫漶较重。
此刻石风化较重，有些字迹不甚清晰。
3、鸿崖子题字
石原破为一大二小三块，石面文字 笔画有残缺，经修复后，现刻石面残高0.55、残宽0.75厘米，石残厚约0.14--0.42厘米。刻石表面呈赭红色，石质较粗，大粗粒花冈岩，石未经加工。
刻字为魏书体。字宽约8.5、高5.5--11厘米，字沟深0.29--0.44厘米，横断面呈“V”形。刻三行，行三字，计九字。题为“鸿崖子驾鹄栖衡之山”。
“鸿”字漫漶不清。“崖”字“山”字头末笔上部残去。“子”字下部钩部分残去。横笔温漶严重，横右部分、子字头折部分残连，横末残去。“鹄”字漫漶严重，“鸟”部尤为不清，其右下部弧钩部公残去。“栖”字“木”部残去，仅余“西”部右半部分。“山”字左下角残连。
刻石风化严重。
4、赤（？）口子题字
石破为多块，现存五块，残缺约三块以上，石面文字残缺不完整，刻石面残高八0、残宽七七厘米，石残厚二五厘米。刻石表面呈赭红色、石质较粗劣，大粗粒蚀变花岗岩。石面未经加工。
刻字为魏书体。字宽约11、高约7.5厘米，字沟深0.3--0.59厘米，横断面呈“V”形。刻三行，行三字不等，现残存六字。题为“赤（？）口子驾麟栖口之山”。
第一字赤，严重漫漶不清。以下刻石面残缺，残去第二字。“子”字横画右部分末端残去。“驾”字“加”部“力”字左下部分残连，“马”部残连。“麟”字鹿下“吝”部大部残去，“鹿”部“比”字之上“ ”中间笔划残连。“栖”字“木”部左部分稍
残，“西”部中间笔划稍残连。“山”字公存第一笔上端少部分和第二笔上端一点，其余皆残去。
二、刻石文字内容
（1）神人子题字
“神人子”据《庄子·逍遥游》载：“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姑射山“乃传说中的一座神山。“山海经·东山经”记云：“灵其之山……又南三百作十里，曰姑射之山，无草木，多水“。又记有北姑射山、南姑射 山。《海内北经》又云：“列姑射，在海河洲中”。晋·郭璞注谓此即庄子之藐姑射山。（而清·郝懿行笺疏据《隋书·地理志》则认为《海内北经》之列姑射当另为一山，庄子之藐姑射 山，在平阳府西。《太平环宇记·四三·晋州》亦谓姑射山在赵城县西。即今山西临汾西。）
（2）列子题字
“列子”，即列御寇，又作列圄寇、列圉寇。相传为春秋战国时道家，郑人。汉刘向《别录》认为与郑穆公同时。《汉书·艺文志》说先于庄子。《庄子》中载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吕氏春秋·不二》云：“子列子贵虚”。即指道家虚静、无为思想，被道家尊为前辈。其所著《列子》，刘向《叙录》称：“《列子》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重复十二篇 ，定著八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亦著录《列子》八篇 。（原书早失，今本《列子》八篇，可能为晋人所为。）唐诏号《列子》为《冲虚真经》，为道教经典之一。
“华山”，为 我国名山，系四岳之一，古称西岳，亦曰太华山。《山海经》云：“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望而坐之若华然，故曰华山。”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南。
（3）鸿崖子题字
“鸿崖子”，即洪崖子，相传为黄帝的臣子伶伦，帝尧时已三千岁，仙号洪崖。崖，亦作“涯”。曾在西山（传说为今江西新建县西）的洪崖 炼丹，成仙后遗有炼 丹井。《文选·汉·蔡 “郭有道 碑文”》有：“将蹈洪崖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晋·郭璞《游仙诗》双有：“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 肩”。即指此。
“鹄”，《汉书》中唐颜师古注曰：“鹄，水鸟也，其鸣声鹄鹄云”。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鹄，指黄鹄，“丹经史言鸿鹄者皆谓黄鹄”。其形如鹤，色苍黄。其翔极高。世有“黄鹄，仙人所乘”之说（见《中华大字典》）。今《辞源》、《辞海》皆认为即“天鹅”。
三、刻石的书法艺术
如果把云峰刻石书法艺术风格划分为三大类，新发现刻石《神人子题字》等，它不像《论经书诗》等刻石多方笔、偃笔入笔，笔意外露，大起大落，用笔爽朗明快，洗练大方，结体舒朗伸展，体势开张洞达，随体赋形，变化丰富，艺术风貌呈现出纵横高远，自然潇洒的一派；更不像青州玲珑山《游盘题字》、《白驹谷题字》等刻石，用笔纯以方笔，体方笔厚，沉著苍老，结体宽博端正，体现出一种紧峭庄严的独特风貌。它常与《郑文公上、下碑》、《观海童诗》、《置仙坛诗》以及《九仙之名》、《安期子题字》、《浮丘字题字》、《羡门子题字》等刻石，同属端壮雄浑类这一艺术风貌。
但它不像《郑文公上、下碑》用笔以圆笔为主，大量使用圆笔，结体那么方整严谨、雍容端穆。这四块刻石运笔特点，主要以方笔为主，或方圆兼施，笔意含蓄内秀。如“子”、“乘”、“射”、“风”、“列”、“衡”等文字竖钩部分或转角，《神人子题字》中“人”字的捺笔，“子”字上两点，“山”字的竖的起笔等均作方笔，再如“崖”字左撇、“风”字左撇，也作顿笔方收，有意挫成方笔，采取内圆外方的写法，锋角突出，笔势雄奇。
也不同程序地采用了传统的篆、隶笔法，但时而流露出行书的笔意。如“乘”字的下两点，“风”字的“虫”侧一点，“ ?”字“鹿”部的“比”字、“衡“字中间”大“字”的一撇、“崖”字的横书等都来自隶法，点、撇、捺都是力顿或重挫收笔。“鹄”字“鸟”部四点、和“驾”部四点等作行书，以一横代之，《赤（？）口子题字》等“之”字，多数捺笔作长捺，末端有意放长，亦有行书之笔意。用笔于扎实稳健之中也不失飘逸与洒脱。
行笔上主要以中锋为主，笔画工丽丰满，侧锋很少用之，仅见于短小笔画，如侧点等。许多笔画，行笔以涩见力，沉著庄重。如“乘”字“崖”等横画。
结体宽博端庄，虽方正端庄而不拘谨呆板，稳健之中流露出飞动，时有一种恣情放纵、闲逸悠然的意趣，其中《神人子题字》、《鸿崖子题字》等笔势微取上扬之势，尤感纯朴、飘逸、自然。
四、刻石文字内容所反映的书家思想
①刻石反映的道家思想倾向
据统计云峰石刻共四十二种，而反映郑道昭爱仙乐道道家思想倾向的刻石即达二十余种。“九仙”题字占有重要一环，它与其他能反映郑道昭道家思想的刻石，既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成一系统，又独成组合，呈现着特有的内容。是研究郑道昭晚年出任光、青二州时期思想的重要资料。新发现刻石，填充了以往对“九仙”刻石研究中资料不足的缺憾。新发现刻石中所记述的“四仙”加上现存五仙刻石：“安期子驾龙栖蓬莱之山”，“王子晋驾凤栖太室之山”，“赤松子驾月栖玄莆之山”，“浮丘子驾鸿栖月桂之山”，“羡门子驾日栖昆仑之山”，而形成完整的九仙系统。从其中龙与凤、日与月等对仗关系及刻石的具体位置看，这“九仙”题字刻石，当按如下顺序组合排列，即：①安期子驾龙栖蓬莱之山。②王子晋驾凤栖太室之山。③赤（？）口子驾麟（）栖口……之山。④羡门子驾日栖昆仑之山。⑤赤松子驾月栖玄莆之山。⑥浮丘子驾鸿栖月桂之山。⑦鸿崖子驾鹄栖衡之山。⑧列子乘凤栖华之山。⑨神人子乘烟栖姑射之山。
郑道昭题刻下的“九仙”，深刻地反映着郑道昭浓厚的道家仙道思想倾向。这种道家的思想倾向也可以从其他云峰刻石中得到反映和印证。
如：《论经书诗》：“藏名隐仙丘，希言养神直。依微姑射踪，道遥朱台日”。
《东堪石室铭》：“朝晖崖室，夕曜松清，九仙仪采，余用栖形。”
他不仅题刻九仙之名于云峰山以寄神思与遐想，尚率僚属携道欲登山临海寄情山水以为“九仙”一样的神仙游。
登云峰山远眺沧茫大海，作《观海童诗》：“洪波泛仙鹄，灵童飞玉车。金轩接日采，紫盖通月华……。”由观海而遐想，构画出一幅神奇变幻的海上日月神升藏、龙凤呈祥、霞光灿烂的神山仙境。在云峰山或逗留于“飞仙室”内，或栖息于自建的“白云堂（齐亭）中”，与道俗谈玄论道解易老。《论经书诗》：“攀石坐危垂，口鸟栖倾侧。谈对洙滨 ，清赏妙无色。图外表三玄，经中精十力。道音动齐泉……。”并深感：“此会当十龄，斯观宁心识”。
在大基山，攀诸峰巅，感“神居杳汉眇，接景拂霓裳”之意境；游谷中“依崖论孝老，斟泉语经庄”，尽情于“寮寮歌道章中”。并于四周山峰和谷内前岗埽置仙坛以祭神。
登天柱山，沉醉于“孤峰秀峙”、“丽景流精”之中，深感“高冠霄星”的天柱山，“悬崖万仞”上的“霞亭”“斗室”，“接日开月”，具有“九仙仪采”，为“龙游凤集”之处，并深信此“云门烟石，登之长生”。
游玲珑山（百峰山），刊“白云堂中解易老”题字，作《百峰山诗》，而抒发出“久事霞人想”的情怀，直接道出他长期来“访仙”，对羽化飞升成仙的思幕之情。
他“上游天柱，下息云峰”，毫无倦意，甚至将自己融入这如梦如幻的神仙境界。“拂衣出州口，缓步入烟域”，“郑公乘烟至，道士披霞归”。其在云峰山、大基山所构建的临时栖息的山居亦或号“白云堂”，或号“白云乡青烟里”，亦成“仙居”了，大有乘云烟入仙界，跻身仙班之感。以至于郑道昭的儿子郑述祖，五十年后任光州刺史，刊《天柱山铭》称誉其父：“爱仙乐道之风……张良、崔廓未足云疑”。足见道家的仙道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②产生道家思想倾向的原因和实质初探
郑道昭这种爱仙乐道之风的产生， 当与其所处时代影响、家世及个人生平遭遇有关。
郑道昭出身积世文儒、累世为官的中原名门望族。十四世祖郑兴，东汉谏议大夫，郑兴子郑众，大司农，皆为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众子安世“亦传家业”。其高祖郑豁，以才学被辟为后燕慕容垂太常卿、太子少保。父郑义，“文为辞首，学实宗儒”，当时著名文人，为北魏给事中、中书令，总司文史敷奏。兄郑懿，“涉历经史，善当世事”，“尤精易理”。郑道昭本人则更是“少而好学，综鉴群言”，“博学明隽，才冠秘颖”，为一时名流。其所处时代，正是北魏王朝孝文帝至宣武帝由治而乱、由盛转衰时代更替的过渡时期。
孝文之世，励精图治，推行改革，国势日盛。为其施展才能提供了机遇。他“超待紫幄”供职内廷。由“中书学生还秘书郎，拜主文中散，徙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后“正除中书（侍）郎，转通直散骑常侍”。他与父兄同时在朝，被同僚比作后汉三陈（即陈 兴之陈纪、陈谌，俱以至德称誉一时），声振朝内外。其文才风流尤为孝文帝赏识。从征沔汉时，孝文帝曾与诸侍臣饮酒咏缀，道昭与兄俱侍坐，乐作酒酣，君臣相乐歌和。尽欢之余，孝文帝仍为道昭因父丧扶柩南下，以丁父憂未能参加这一时期的咏唱活动而深感遗憾。孝文帝执政时是道昭锐意进取、仕途顺畅的时期。
宣武之朝，朝政荒驰。宣武帝“笃好佛理”，朝野上下竟向趋佛，境内“释侣填邦，寺塔充国”，国势日下。景明二年（五0一年），他因受徙弟郑思和参与谋逆伏诛一案牵连，由黄门侍郎降为通直散骑常侍。继而为司徒咨议参军，后为国子祭酒。面对连年战争后“学宫凋落，四术荒废”的局面，他先后连续三次上表，力主崇儒敦学，呼吁朝庭修建学馆、恢复汉魏石经，“与礼乐，崇文教”，决心振兴教育，为国培养人才，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堕”。尽管他力陈礼义教化“为国之基，不可斯须废也”的道理，其匡救时弊的主张始终未能引起朝廷的重视，宣武帝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仅下诏褒之而搪塞，而一心沉溺于佛事之中，大造佛寺，广度僧众。
目睹着国家由强转衰，儒风废堕，朝政日荒，太和改革盛世的一去不返，自己竭心补救时弊的政治抱负却不能施展，政治上的屡受挫折，冷遇、失意，不能不使其精神上陷入极度的压抑与悲苦之中……。郑道昭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于永平三年（五一0年）离开京都洛阳，出任光州刺史，三年后又转任青州刺史的。这当是促使郑道昭由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转向消极出世的道家思想倾向，产生“爱仙乐道”思想的主要因素。
光、青二州地属故齐之地。北方山东沿海一带自古为“神仙”方士之乡。战国时齐威王、齐宣王以及燕昭就曾在听信齐燕方士之言，“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秦汉时许多著名方士，如徐福、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多为齐地人。而栾大之墓，相传即在今莱州市，徐福，亦有即今龙口市之说。秦皇汉武都曾多次东巡至东莱，即北魏时之光州一带，入海求仙，访蓬莱仙人，羡门、安期之属。秦始皇“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汉武帝“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而秦皇汉武所祀八神，其中五神祠地在故齐地沿海，而四神祠地即在东莱即光州境内，而其中“阴主”祠地“三山”，即今莱州市三山岛。足见东莱沿海方士之多，“神仙”方士之说影响之大、之深远。故此“始皇遊而忘返，武帝过以乐留”仅在今莱州市就留下了许多遗迹。“城西北十里小原河北岸相传始皇所筑”有“望海台”。“城北五十里临海与三山近……世传始皇 之注酒醴以祈百神”有“盏石”，“汉武帝东遊海上访安期生”在城南门留有“幸台”遗址。“城北五十里，汉武帝筑，北望海中三山”有“三山亭”。另外，汉武帝东巡祷万里沙，有“万里沙祠”遗址，等等。东汉以后道教兴起，这里应成为较早接受并广为传播的地区之一。
当地历史悠久的道教传统，浓厚的奢谈“神仙”方士传说、追求修练长生不老的宗教氛围，不能不给郑道昭以一定的影响，这当亦为郑道昭产生爱仙乐道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魏晋时期，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不安，糅合儒道而形成的玄学应运兴起，士大夫们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易》称为三玄。他们为明哲保身兼习老庄，精研易理，以老庄解释儒家经文。崇尚清谈，大谈老庄，论道解易，成为时代的风气。至南北朝时，这种魏晋之风仍有着重大影响，儒学之士普遍兼习老庄。郑道昭之你郑义，兄郑懿，亦无不兼通儒道。《郑文公下碑》称其父：“六籍孔精，百氏佣究，八素九丘，靡不昭达”。“阴阳律历，尤所留心。”其兄郑懿“敦“诗”悦“礼”，尤精“易”理”。处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家庭，郑道昭亦当不能不受到影响。
儒家主张进取，老庄提倡无为；儒家入世，道家出世。郑道昭的爱仙乐道思想，当是他政治上屡受挫折，崇儒主张倍遭冷落，玄学中道家老庄思想得以发展，对其晚年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反映。
老子曰：““道”是“万物之宗”，“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是天下万物产生的根源。“无”即是“道”。“道”是一种“恍惚”的、“玄妙”的、无形无迹、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超感觉的东西。“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庄子进而认为，人通过修养可以得“道”，得了“道”就可以与“道”同体，我就是“道”，“道”就是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样人生的苦恼和生死都可以得到解脱。
魏晋时何晏《无名论》亦曰：“自然者，道也。”王弼《论语释疑》：“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何晏、王弼认为：名教出于自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郭象则提出“天理自然”的观点，“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他们均“贵无”，主张“无为”，崇尚自然。
正是这种老庄、玄学思想下，郑道昭登山临水，“上游天柱，下息云峰”，“依 论孝老，斟泉语经庄”，放浪形骸，毫无倦意地尽情游于自然的。正如其《论经书诗》云：“目海浅毛流，看崖瞥鸿翼，相翔足终身，谁辨瑶与口，万象自云云，焉用挂情憶”。
《庄子·列御寇》曰：“巧者劳，而智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汎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郑道昭在这种任其自然、别无他求的心境下，要像飞鸿展翅一样，自由自在翱翔于长空；若不系之舟，随波逐流飘泊在人生的海洋，去自得求乐，寻求自然的真情与天性。
光州（治所在今莱州市），地处胶东半岛，为远离京都之边陲，没海自然风光壮丽，名胜古迹众多，州治附近的云峰、大基、天柱诸山，奇峰聳秀，林泉优美。壮美的山海风光使其心醉，神奇美妙的神仙方士传说使其神往。李白高歌“一生好入名山遊”，就是因为名山大川如画的美景更能显出道家的自然之趣。郑道昭他“观海童”、“论经书”、“置仙坛”，放歌于空谷，传情于摩崖，慕仙论道，情系山水，“游此无事方”，沉浸在没有宦海危机、没有喧嚣与寂寞、没有荣辱与得失，乾坤自在、物我两忘的亢奋之中。他寄身于自然，尽情游于自然，追求的是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庄子理想中的最高境界。
他是“乘务惜暂暇”而出游的。做为朝廷命官，光、青州刺史的他，不敢有误政务。论道谈玄只是“追文听浅义”。“栖磐时自我，岂云蹈行藏”，他并没有完全沉溺于深奥的道家玄理中不能自拔。在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矛盾中，他并无归隐之心，进取雄心不泯，期望的只能是有所作为，为国家作出一番事业。他屈居东齐，即使与道俗谈玄论道时，仍不忘朝政，眷念故土：“回首眇京关，连川口未即，还济河渐口，口来尘玉食”。其去国怀乡，思国忧君之心溢于言表。其“杖节牧齐疆”，施惠政于任内。史载：“其在二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郑述祖《天柱山铭》亦云：“懋续布在哥（歌）谣，鸿范宣诸史策（册）”。
因此郑道昭的爱仙乐道，只是表现了他晚年的一种道家老庄思想的倾向。这种道家老庄思想倾向，构成了他晚年思想意识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
历史上，老庄提倡的无为的出世哲学，与儒家主张进取的入世哲学，长期来二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处世哲学。进则求取功名济天下，退则稳居山林修身养性。孔子亦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郑道昭虽无归稳山林之心，却要去体味道家稳者这种出世的生活意境，去修补心灵上的创伤，去解脱尘世中的苦恼，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
《庄子·大宗师》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郑道昭悠游山林，谈玄论道，寄情于自然，追求道家的物我化一的自由境界，不过是在求得一种自我内心的平衡与调解，是在渐息尘心，借境调心，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去领悟从“有我”进入“无我”之玄机。他刊刻“九仙”之名，赋诗慕仙，扫石置仙坛，追思于虚无缥缈的神域仙乡，神驰于“九仙”般融于自然而超然物外的“无待”的逍遥游，亦当是借仙抒怀，同样是避开现实，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去追求一种不役于物的精神上的自由，期望着从“无为”之中能大有作为。“九仙”题字等刻石正是这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复杂思想、性格，有血有肉的、丰满鲜活的郑道昭形象，弥补了史料记载之不足。
六、刻石遭埋藏的原因
出土的四仙刻石位于云峰山山阴主峰下两崖壁所夹的山口中。其中《神人子题字》、《赤（？）口子题字》系施工中误破成数块，其原石（文字部分）比较完整，体积较大，出土时字面 朝下。《列子题字》、《鸿崖子题字》石破成二—三块，其中《列子题字》破成一大一小两块，大块部分呈倒置状埋在土中。由此可见，四刻石由于某种原因从附近山顶堕落山口之中，堕落时受撞击形成数块，由于堕落距离不是太长，因此破裂程序较小，石块保存较大。
造成四仙刻石塌堕的原因大约有两种可能，其主要原因应与莱州地处多震地带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地质构造有关。（莱州市地属国家及省划地震区域七度裂区，为地震多发区。）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北魏永平三年（五一0年）以来，莱州一带曾发生过三十四次大小不等的地震。如明正德元年（一五0六年）自九月至十二月，地震四十五回，均有声如雷，看见金星。清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年）至十四年（一六七五年）仅大震就发生多起。据《掖县志》载：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地震，水如漂舟，声如殷雷，城郭屋宇崩堕，月色为昏，地裂涌黑沙，六月十八日，七月十七日，八月十八日屡震”。由于地震造成山石倾斜、断裂或堕塌。如从与《论经书诗》刻石同处一石的两块宋代刻石看，最迟在宋代《论经书诗》刻石已向左方倾斜了二十一度，《观海童诗》向西产生了位移，刻石向一侧倾斜。
另外，山石自然滑坡塌落，也不失有其可能。据《掖县志》载：云峰山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一年）“文笔峰崩”。从峰顶曾塌堕过巨石。
据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云：“乃仰观斯峰曰：‘此上应有九仙之名’，即遣登寻，果如所说|。”由此刻石刊于北齐河清三年（五六四年）知，北齐时“九仙”题字俱存。
宋时，赵明诚《金石录》等仅录《郑义上下碑》等七种，对“九仙”题字尚未涉及。
清乾嘉之际碑学兴起，对云峰刻石著录研究者日众，著录刻石数量日全，从阮元《山左金石志》（嘉庆七年—一八0二年刊）录刻石一十九种、冯云鹏兄弟《金石索》（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刊）录刻石一十八种，始包括《王子晋》、《安期子》二仙刻石。陆增祥《八环室金石补正》（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刊）录刻石三十八种（或曰三十五种），已全录《五仙题字》。后杨守敬《荣阳郑氏碑目》（一八八一年刊于日本）录三十八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录四十二种（无祥目）、方若《校碑随笔》（宣统二年—一九0一年刊）录刻石目四十七种等，凡所录刻石仅见五仙题字，已均不见其余“四仙”题刻。至清乾嘉时“四仙”题刻应已遗佚。
“四仙”刻石出土处接近山顶位于云峰山主峰侧下，以上山体均为裸露的花岗岩，土层堆积应相当缓慢不易，从刻石出土处所形成的台地看，于土层堆积紧厚处约近1米（加石块堆积高度外口近3米），就目前初步调查看，周围山巅悬崖无可见明显断裂、崩塌遗留痕，应遭长期风化使之模糊所致。据上可推测，四仙题字堕落时间应不可能距今太近，为近几百年间事；应大约距今至少在近千年以上。然而，四仙刻石是否一次性堕落还是多次，为什么埋藏一处，清乾嘉前究竟何时堕落遭埋藏，由于资料匮乏，尚一时难以弄清，它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迹，尚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
七、结语
“九仙”刻石中“四仙”题字的发现，它不仅使“九仙”终于完整，填补了长时期以来古今金石学家们心中的缺憾，解决了云峰刻石研究中一个颇有疑议的重大问题，为更好地全面地研究郑道昭晚年道家思想倾向，他的爱仙乐道之风，以及北魏郑道昭摩崖刻石的书法艺术，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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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窑址考古

4月21日厦门华侨博物院, 陈家庚的收藏.

4月22日汀渠水库窑址，生产珠光青瓷，釉色以灰青为主，继往兰溪窑址.

漳州，漳州博物馆，霞东书院, 原是清代提督蓝理旧馆，改建为文昌宫，旁边新建法因寺。

4月23日 平和五寨窑址。水磨坊，洞口陵沟窑，横室阶级窑. 大垅窑和二垅窑。大垅、二陇之间的磨盘溪为界。

继往花仔楼的薰南楼，土楼式建筑，始建于乾隆年间.

平和县博物馆。交趾香合, 漳州窑器. 白芽奇兰.

4月24日 晋江博物馆。金交椅的窑址, 磁灶窑,

继往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古船博物馆, 开元寺，

25日天后宫, 德济门遗址, 李贽故居, 市博，东门窑, 万安桥，伊斯兰教圣墓，陈埭丁氏墓地, 清净寺。文庙，

4月26日 德化博物馆，屈斗宫窑址，祖龙宫窑，甲杯山窑，蔡径村现代阶级龙窑，德化陶瓷学校旁陶瓷厂

4月27日莆田三清殿, 莆田郊区庄边窑（南宋珠光青瓷)，

4月28日省博, 福建外销瓷展厅, 福州三坊七巷

12月6日 福州福建博物院。

7日 连江浦口窑， 福州宦溪窑。

8日 福州→南平→茶洋窑，

9日 南平→建瓯→北苑→建阳

10日 建阳→建窑→武夷山

11日 武夷山遇林亭窑

12日 武夷山→龙泉

13日 龙泉→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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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明良近年著作目錄

謝明良近五年內之著作目錄
A. 期刊論文：
2006 ‘Ancient Thai Ceramics through 20th Century Photograph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vol. 38 (2006), pp. 41-75.
2005-a 〈台灣海域發現的越窯青瓷及相關問題〉，《台灣史研究》12卷1期，頁115-163。
2005-b 〈記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歐洲和日本陶瓷〉，《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8期，頁209-232。
2005-c 〈琮瓶的變遷〉，《故宮學術季刊》23卷1期，頁429-466。
2005-d 〈陶磁器から見た17世紀のフォルモサ〉(台灣)(補遺)，《東南アジア考古學》25，頁43-50。
2004-a 〈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的中國陶瓷鑑賞與收藏〉，《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7期，頁161-190。(國科會計劃編號：NSC 87-2418-H-002-027-S1)。
2004-b 〈略談對蝶紋〉，《故宮文物月刊》22卷8期，頁24-39。
2004-c 〈黑石號沈沒船の中國陶瓷器について〉，亞州古陶瓷學會，《亞州古陶瓷研究》I，頁81-109。
2004-d 〈陶磁器から見た17世紀のフォルモサ(台灣)〉，《東南アジア考古學》24，頁53-66。
2003-a 〈乾隆和他收藏的一件泰國陶壺〉，《故宮文物月刊》21卷7期，頁76-87。
2003-b 〈陶瓷所見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故宮文物月刊》21卷2期，頁24-39。
2003-c 〈乾隆的陶瓷鑑賞觀〉，《故宮學術季刊》21卷2期，頁1-40。（國科會計畫編號：NSC-91-2411-H-002-071）。
2002-a 〈對於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遺址出土陶瓷年代的一點意見〉，《台灣史研究》9卷2期，頁203-224，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2-b 〈關於鋦釘補瓷術〉，《故宮文物月刊》20卷9期，頁50-65。
2002-c 〈對於史天澤墓的一點意見—兼評〈石家莊後太保村史氏家族墓發掘報告〉〉，《故宮文物月刊》20卷1期，頁77-103。
2002-d 〈記澎湖「將軍一號」沈船中的陶瓷器〉，《故宮文物月刊》19卷10期，頁28-41。
2002-e 〈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故宮學術季刊》19卷4期，頁143-168。
2002-f 〈記黑石號（Batu Hitam）沈船中的中國陶瓷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3期，頁1-59。
2002-g 〈古文獻所見陶瓷修補術〉，《美學美術史論集》（成城大學），頁71-91。
2000-a 〈日本出土唐三彩とその關連問題〉，《陶說》564號，頁23-29；565號，頁45-53，日本陶磁學會。
2000-b 〈記皮囊式壺〉，《故宮文物月刊》18卷1期，頁46-63。

B. 研討會論文：
2005-a 〈陶磁器から見た17世紀のフォルモサ〉，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國際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中世の海と交易》，頁1-17。
2005-b 〈遺留在台灣的泰國古陶瓷－從幾張舊照片談起〉，《回顧與前瞻：東南亞藝術研究研習會》，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辦。
2002-a 〈晚明時期的宋官窯鑑賞與「碎器」的流行〉，《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2002年，頁437-466。
2001 〈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收入：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頁141-169。
2000 〈台灣安平と左營遺跡出土の陶磁器〉，《バンテン・テイルタヤ
サ遺跡 發掘調查報告書 東南アジア出土肥前陶磁日本シンポ
ジウム》，頁82-84，上智大學アジア文化研究所，2000年3月。

C. 專書論文：
2006 《六朝陶瓷論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2005 〈從階級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美術與考古》上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頁137-174。
2005 《貿易陶瓷與文化史》，台北：允晨文化。
2000 〈有關漢代鉛釉陶器的幾個問題〉，收入高雄市立美術館，《漢代
陶器特展》，頁14-23（國科會編號：NSC 89-2411-H-00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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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

河南省新密市曲梁乡大樊庄古城寨村

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建于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为东西长方形，现存三面城墙和南北相对两座城门缺口。城址规模宏大，墙高沟深，气势雄伟，城址面积17650平方米,最高处达十六米，最宽处达四十余米。周围环绕护城河南河，宽34至90米不等。在古城寨城址的东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龙山时代夯筑建筑群，此处原为低洼地带，筑城时为扩大面积，不惜调用大批人力物力、垫土夯墙基，最深处达10米，墙基宽度多在60米至100米之间，再加大地面之上的高大城墙，其工程之大，在中国早期筑城史上极为罕见，其中已清出一座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且与城墙的方向一致，为南北长方形，长28.4米、宽13米，面阔7间，南、北、东三面有回廊。据介绍，这座古城址是目前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宫殿式建筑，同时也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也是全中国城墙保存最好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专家认为该城的建造是事先经过统一规划和精心设计的，不仅反映出当时城建规划、夯筑技术和土木建筑技术的进步，也体现了使用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龙山时期的晚期遗存是探讨夏文化的重要对象，河南古城寨城址的发现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增添了重要资料。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南20公里处的新密市，
境内有溱、洧两条河，黄帝及其先祖曾在此建都。1997年10月，考古专家在新密市东南３５公里处发现古城寨遗址，这一发现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

古城寨遗址位于新密市东南３５公里曲梁乡大樊庄村，溱水、洧水交汇处北１．５公里处，溱水东岸台地上；城址南北城墙基长５００米，东西城墙基宽３７０米，城墙高７米至１６．５米，城内遗址面积１７．６５万平方米，城外遗址面积１０．００６４万平方米；城内四周有护城河，宽３４米至９０米不等。城址规模宏大，城高沟深，气势宏伟，为我国早期筑城史所罕见。

1997年10月，城址遗迹文化层出土了大量玉、石、骨、蚌和陶器，并发现城址遗迹文化层自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殷商、战国一直延续到汉代，遗存着各个时期的文化，其中以龙山早期到晚期遗存为主，特别是城址中心部位，建有廊庑建筑的大型宫殿基址。众多文物考古专家认为，此城址是历年发现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文化层最丰富、意义最重大的龙山文化时期的一座古都城。有专家根据该城的地望、年代和性质认定，这里就是黄帝时期的都城轩辕丘。

专家称，从历史文献资料考证，黄帝都有熊居轩辕丘，其地望就在新密溱洧。古城寨城址的地望在新密溱洧，从古城址出土的文化遗存看，有仰韶文化晚期的，还有龙山文化早、中、晚期的等，这些文化遗存距约4500年至5000年，正好和黄帝的文化年代相对应，所以说古城寨古城址就是黄帝城。中国古都学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朱士光说，古城寨城址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他认为，这座龙山文化时期带有都邑性质的古城址，其规模之大，地面城垣之完整，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堪称中华第一都。

朱士光说，新密市境内不仅有黄帝都邑轩辕丘，还有补国城遗址、郐国城遗址、古密城址、古郑城遗址以及将在发掘中证实的夏启城址，大小带有都邑性质的城址达有9个之多，这里是开展中国古都学和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史研究最重要的地方，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点和起始点，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期是从这里起步的。

信息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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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王城岗城址

●发现多处大面积夯土基址和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遗迹遗物，为研究夏文化及夏代阳城的地望提供了新的资料

中国文物报讯 ２００２—今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考古发掘获得重大收获。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岗地上。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２７０米左右。遗址的东部为五渡河，其南部为颍河，王城岗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向南眺望伏牛山余脉箕山、大熊山和小熊山，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项目，其研究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是：对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及周围的遗迹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探索这些遗存与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关系，进而讨论王城岗城址和相关遗存的性质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

对王城岗遗址新的考古工作，是在２００２年开始进行的。王城岗遗址的四至大体为：东起五渡河西岸，西至八方村东部，北依王岭尖南缘，南抵颍河北岸，遗址面积５０余万平方米。通过钻探得知该遗址的文化层平均厚２米左右，最厚处可达９米。这次钻探的最大收获是在王城岗遗址上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

王城岗遗址面积大，为了更好地收集考古资料，同时考虑到王城岗遗址长期研究与保护的需要，用电子全站仪对遗址进行了详细测绘，并大体依遗址的四至范围，用网格法将遗址分成４００×４００米见方的６个区，南北向分两行排列，每行有３个区，西行由南到北每区的编号依次为Ｗ１、Ｗ２、Ｗ３区，东行由南到北每区的编号依次为Ｗ４、Ｗ５、Ｗ６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发掘的探方，主要位于Ｗ５区的北部，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小城址亦位于Ｗ５区北部。２００２年１０—１２月的发掘，在Ｗ２区开探方９个，在Ｗ５区开探方８个，发掘面积４００余平方米。去年９—１２月的发掘，在Ｗ２区开探方６个，在Ｗ５区开探方１９个，发掘面积约５００平方米。发掘的遗存主要有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春秋、汉代、唐、宋元、明清时期。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与城壕 大城位于王城岗遗址中部，其北城墙夯土残长３７０、残高０．５—１．２米；北城壕长约６３０、宽约１０、残深３—４米，北城壕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１３０、宽约１０、残深１．５—２米，西城壕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墙与城壕，从所处地势较低和钻探等情况看已被毁坏。这座大城址的面积据现有资料推算有３０万平方米左右。

大城夯土城墙的地层关系以Ｗ５Ｔ０６７０东壁为例：第５层（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城墙夯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６层即城墙夯土基础（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７层（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的城墙夯土呈黄色，土质纯净且坚硬。夯层分数层，层厚０．０８—０．３米，基本呈水平状夯筑。从对城墙夯土的解剖得知：夯层表面有夯具痕迹，似用河卵石类夯具所夯砸，夯窝明显。城墙夯土中包含物较少，主要为方格纹、篮纹和细绳纹陶片，其年代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墙夯土为平地起建，修建在生土或经平整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层上，逐层夯筑而成。

大城城壕的地层情况以Ｗ５Ｔ０６７２东壁为例：第１０层（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层即大城城壕内的堆积（皆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关于大城和城壕的年代，大城城墙夯土上被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层（Ｗ５Ｔ０６７０第５层）所叠压，其自身又压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层（Ｗ５Ｔ０６７０第７层）上；城壕开口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层（Ｗ５Ｔ０６７２第１０层）下，在城壕中发现有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堆积（Ｗ５Ｔ０６７２第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层等）。由此，我们将大城和城壕的年代初步推定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大城城墙和城壕主要是被春秋时期的遗存所叠压或打破的，可以看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和城壕在春秋时期被破坏得较为严重。

在去年的发掘中，还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于同年的钻探中，在王城岗遗址中部偏北处还发现几处大面积夯土基址，这些重要遗存的发现进一步表明该遗址的重要性。

其他时期遗存 在遗址发掘范围内中，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较少，遗迹有灰坑，遗物有陶器、骨器等。二里岗文化遗存发现较多，遗迹有灰坑、墓葬、房基、路土，以及人头骨器皿堆积等，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牙器等。殷墟文化遗存发现不多，遗迹有灰坑，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春秋文化遗存在遗址中普遍可见，遗迹有灰坑、墓葬、水井、陶窑和灶等，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铜器。汉代文化遗存不多，遗迹有灰坑和墓葬，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等。唐代遗存可见，遗迹有灰坑和墓葬，遗物有陶器、瓷器和铜器。宋元明清文化的遗存普遍可以见到，遗迹有灰坑、灰沟等，遗物有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

王城岗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为学术界研究夏文化以及夏代阳城的地望提供了全新、重要的资料。
（方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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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中国古代“城”的起源问题

钱耀鹏

有关我国古代“城”的出现，古文献中就有一些零散的记载。如《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邑，造五城”；《礼记·祭法篇》正义引《世本》曰：“鲧作城郭”等。我们姑且不论这些文献资料的可信性程度如何，仅传说中时代较早的神化人物黄帝的具体的生存年代就很难确定。因而，要探讨“城”的起源，我们还必须把目光移向以田野发掘为中心的考古学。
以往，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大都局限于起源的时间。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非“城”之起源问题的全部内容。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对有关的考古资料进行综合而全面的考察。自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迄今，考古工作者已在山东、河南、内蒙、湖北、湖南等地发现了20余处史前时期的城址。同时，城堡出现以前的史前聚落在各地也多有发现和揭露。这些在古文献中无迹可寻的实物资料，自然就成为我们探索“城”之起源问题的真实而可靠的线索。现有的考古资料已能令我们相信，古代的“城”起源于史前时期的环壕聚落，是环壕聚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一、城的构成要素源于
环壕聚落
要探索古代“城”的起源，首先必须着眼于早期城址的构成要素及结构特征，我们才有可能把握住它起源与发生的线索和脉络。城不单是指城墙，还包括其它诸多构成要素。考古发现中的房址、窖穴、墓葬、陶窑、水井等遗迹都是其构成要素的物质体现，都是不可忽视的内容之一。
目前发现的早期城址大都建造在平原或低矮的丘岗台地上。面积大小有别，一般都不太大，多在数万至30余万平方米间，个别达到120多万平方米。如湖北天门县石家河城址，若以城外环壕所围面积计算，则已达180余万平方米。[1]城之平面形状多近长方形或近于方形，个别则略呈圆形，如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2]或呈扁椭圆形，如山东阳谷县景阳岗城址。[3]城垣结构多呈一重式，个别为东西二城并列而中间共用一墙者，如河南登封县王城岗城址；[4]还有如山东寿光县边线王城址呈内外二重式结构，小城位于大城内东南部。[5]关于大小二城的关系，虽有学者据初步发现的个别迹象认为，大城是在小城废弃后建造的，约建造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较后者晚了100年左右。[6]但我们觉得，大城的建造可能晚于小城，但未必定是在小城废弃后。因为很难设想，在新建的大城内人们怎能容忍旧城的残垣断壁存在，它必会妨碍新城的规划与建设。而要彻底摧毁旧城，又是一项不可小视的巨大工程。同时，城堡的扩建也未必定要以毁弃旧城为前提，更何况内外城结构还有可能与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变化相适应。所以，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还不能断然判定大城就是在小城废弃后兴建的。相反，大城建成后与小城并存、呈内外结构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这些城址内大都发现有房址、窑穴、墓葬、陶窑和水井等遗迹。它们都是早期城址的有机构成要素，体现着早期城的构成特点。河南淮阳平粮台[7]和郾城县郝家台[8]等城址内的房基都是成排分布的。而且，许多城址内都发现有不同于一般住房的夯土高台建筑。窑穴则是古代储藏用的设施，也是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城内一般都设有烧制陶器作坊，有的可能还有冶铸铜器作坊。平粮台城址中还发现迄今所知最早的排水设施，即埋于地表下的陶水管道。另据同时期如山西襄汾县陶寺[9]等遗址存在有较大规模的特定墓区分析，除城内发现的墓葬外，这些城址的周围可能也有特定的墓区存在。这些城址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700〜前1800年之间，分属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时期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阶段。
上述早期城址的这些构成要素及结构特征大都可在早于城内的环壕聚落中找到其源头或前身。所谓环壕聚落，就是指在古代人类居住地，尤其是在居住区周围设有防御性壕沟的聚落遗存。因这种壕沟多呈不规则圆形而环绕于居住地周围，故日本考古学界称其为“环濠”聚落。我国一般称之为“围沟”或“围壕”等，名称不甚统一。我们认为，这种聚落是人类文化进入农耕阶段以后常见的一种聚落形式，并进而发展为“城”，而城墙及其四周的护城壕则更是环壕的延续和发展（后文论及）兼之“环壕聚落”一词易于理解，且有一语道破这种聚落的主要结构特征之妙，故以此称之。
在我国，目前的考古发现已经把环壕聚落出现的时间上溯到公元前6000年前后。而此前的新石器文化尚在探寻之中，或许环壕聚落发生的时间还要早一些。迄今见诸报道的史前期环壕聚落已有10处之多，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发现，其中时代最晚者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在前后大约3000年的时间范围内，环壕聚落本身也存在着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聚落规模有由小到大的趋势，本文不作论述。时代稍晚的一些环壕聚落并不亚于其后有些城址的规模。如公元前5000年前后形成的西安半坡聚落，现存面积即达5万平方米左右，[10]若包括为后世所破坏的部分，估计原有面积当不少于10万平方米。从结构来看，环壕聚落多呈一重环壕结构，类似于早期城址，如与半坡聚落时代相当的临潼姜寨聚落[11]等。但在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则发现了由南北并列的两个居住区构成的环壕聚落。[12]两区最近处仅相隔10余米，各自都有壕沟环绕，其内各有成排分布的房屋建筑，看不出其间有主次之分。年代约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属兴隆洼文化。如果不考虑时间上的差异，它与王城岗城址之间在结构上的类似性则是无可否认的，决非偶然的巧合。两个人类集团共居一处，但各自却有完全独立的区域界限。这是否是两个氏族或部落最初走向联合时的情形在聚落形态上的一种具体反映？另据我们研究，50年代发掘的半坡聚落实为两重环壕结构的聚落遗存，内环壕把居住区分为内外而非原来所谓南北两个部分，所体现的应是不同阶层之别。这种形式的环壕聚落在日本也有发现，并非孤例。[13]由此看来，在龙山文化时期出现如边线王的内外城结构形式并不难理解，并非这一时期的独创与发明。
环壕聚落一般可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制陶区等部分，其构成要素除环壕外，还有房址、窑穴、墓葬、陶窑等遗迹。居住周围有壕沟环绕，内有房址、窑穴、儿童瓮棺葬等，有的也有成人葬。房屋布局因地而异仅就黄河流域而言，虽说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及姜寨聚落的房屋呈向心圆式环列于居住区内，但此后的房屋布局却有逐渐向成排式演变的趋势。如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相当于仰韶晚期的房屋即成排分布。[12]这也许就是其后的城址多呈长方形或方形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形状无疑最适于房屋建筑的成排分布。聚落中一般都有大型房屋存在，而且呈现出规模愈来愈大，规格愈来愈高的发展趋势。而后来各城址内普遍存在的夯土高台建筑应是这种大型房屋建筑的发展演变形式，可能大都是上层或中心人物显示其权力与地位的一种标志。成人墓区一般与居住区分离，位于环壕外侧。每个聚落内似都有专门的制陶区，但在环壕所围的居住区内也常发现有陶窑。在黄河流域，水井则可能是龙山时代的一项发明，不见于龙山时代以前的聚落遗址，成为一些龙山时代聚落远离河流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早期的城与环壕聚落在构成要素及结构特征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和连续发展性，可以认为早期城的构成要素均源于环壕聚落，而且较之环壕聚落有了明显的进步。

二、城墙是环壕的发展
演变形式
城墙是城内的重要构成要素。目前发现的早期城址除内蒙古的为石砌城垣外，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均系夯土城墙，但两者在建筑方式上仍有区别。长江中游的城头山和石家河城墙都是直接在地面上平铺夯实而成，特别是石家河的墙体坡度仅25度左右，虽经夯实处理，但与通常所谓板筑有异，调查者特谓之曰“堆筑”。两城的建造年代都稍早一些。黄河流域的城垣大都是先挖基槽，逐层填平夯实后再板筑夯土城墙。两个流域在筑墙方式上的差异，究竟是地区性文化特征之别呢，还是因时间早晚而造成的形态差异或两者兼有之。即在理论上，城墙的筑建也应存在着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长江流域发现的可能是城墙的原初形态，而黄河流域的则可能代表较为进步的城墙建筑形式。在山东邹平县丁公、[15]河南辉县孟庄、[16]前述长江流域二城的城垣外侧，都明确地发现有护城壕存在。其它城址虽尚未发现，估计亦应有之。各城皆设城门，数量似不尽一致，在平粮台城址南方东西两侧还发现有门卫房遗迹。这些城垣宽度不一，且差别较大。
我们说城墙是环壕的发展演变形式，非是直接由壕沟演变为城墙。所谓环壕也不仅指壕沟的存在，实际已涉及到人们在建造壕沟时如何处理掘出之土的问题。对于主要使用石质工具的史前人类来说，挖沟固然不易，而要移开大量的掘出之土亦非易事。这样，倒不如就近堆于壕沟附近，既省时又省力，又可加强壕沟一侧的高度，提高环壕的防御性能，而且当以堆于内侧最为合理。这并非是我们的主观臆断，而是为考古发现所证实的事实。半坡聚落大围沟（外环壕）内侧沟口的水平高度高出外侧1米左右，最初可能还要高一些。发掘者推测一种可能就是挖河时将掘出之土堆于内侧口沿处以便防卫。这不无道理，并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再次得以证实。据报道，在湖南澧县八十土当遗址中发现有彭头山文化晚期的环壕聚落，环壕内侧有围墙与之并行环绕于遗址中心区周围，年代距今约8000年。[17]这里所谓的围墙实际应是挖沟时为堆土方便而在环壕内侧形成的又一道防护屏障，所堆之土似未经任何人工夯实处理。历次疏浚沟槽的淤土依次覆盖于围墙外侧而未加高墙体，这更能说明所谓围墙实系挖沟堆土所致，非特意建造的墙。是否所有环壕聚落都有这类围墙存在，我们不敢妄加推断。但一般认为在那些没有发现围墙如姜寨聚落中，原应有与环壕相辅的栅栏类防卫设施。这类围墙或栅栏设施当是城墙的原始雏形，而环壕则是护城壕的直接前身。至于引水为“池”，只不过是对壕沟防御性能的加强和充分利用。平粮台城址的门卫房更是环壕出入口处哨所建筑（如姜寨）的变体。所以我们认为城墙是环壕的发展演变形式，两者都有河与墙或栅栏存在，但前者主要目的在于建墙（经夯实处理），而后者则主要在于挖沟设防。

三、关于城的出现
时间之讨论
在人类历史上，环壕可能是出现最早而且较完善的防御性设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人类集团的不断扩大，史前战争的不断升级及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颇具防御性能的环壕聚落发展演变为更高形式的城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但任何事物本身都应有其发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城也不例外。目前发现的早期城址都没有超出龙山时代的范畴，这些城址是否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呢？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城址。
如前所述，长江流域的两座城址可以代表城的原初形态，即城墙直接修建于地面上。而黄河流域的城址大都是先挖基槽而后建墙,建墙技术已趋完善，在理论上代表城的进步形态,似乎不是最早阶段的城。而且,这种挖槽筑基的建墙技术亦非是在龙山时代才出现的。如甘肃秦安大地湾的405号[18]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3号[19]两座仰韶晚期大型房屋的墙体都是先挖基槽，在基槽内栽立壁柱后逐层填平夯实，再建墙体。既然挖槽筑基的技术在仰韶晚期已普遍出现，难道人们就没有可能把这种技术同时运用于聚落的防御性设施建造方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半坡聚落后期的大围沟外沿，发现有一条长约20余米、宽5米的灰褐色条带状硬土堆积，最厚处达1米，原当更厚(高)。其土质比较纯净，当系一次性堆积，且属人工所为。而且“土质特别坚硬”，或经人为地夯实处理。另外，这条带状堆积的外侧还有一可能为同时期形成的“较宽的洼沟”，但其间的关系不明。因半坡遗址发掘面积较小，无法判断这种硬土带状堆积是否普遍存在于大围沟外侧，其性质亦难确言。但它却依沟口外沿直接堆于地面上，其堆积与形成特点与长江流域的城墙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十分耐人寻味。
虽说我们还不能断言半坡聚落发现的就是原初形态上的城墙，但如果城墙的建造确实存在着由地面堆筑到挖槽筑基的发展过程，则可以肯定龙山时代的城址并不代表最早的城，黄河流域还应存在有堆筑城墙于地面之上的原初形态的城。再依半坡聚落的发现及挖槽筑基建墙技术出现的时间分析，是否可以认为黄河流域的城，最早可能发生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推测无疑还需要今后的考古发现为证实。
概言之，城堡与环壕聚落是同一文化现象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后者的高级形态。城本身也应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的原初形态应是堆筑（经夯实）城墙于地面之上，而挖槽筑基则是其进步形态。目前黄河流域发现的城址可能不是原初形态的城，我国古代的城最早可能发生于仰韶文化中晚期，与黄河流域位居南北方文化交融中心的地理优势相适应。
注 释：
[1]《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见《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
[2]《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12期。
[3]《鲁西发现两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22日。
[4]《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5]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
[6]何德亮：《论齐国领地内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
[7]《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8]《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9]《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10]《西安半坡》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
[11]《姜寨》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12]《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7期。
[13]参见拙文：《关于日本·中国古代王权的诞生》（日文），奈良县立本原考古学研究所汇报《青陵》第85号，1994年6月；《半坡史前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待发。
[14]《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15]《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2日。
[16]袁广阔等：《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河南日报》1992年12月15日。
[17]裴安平：《澧县发现最早聚落围壕与围墙》，《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4日。
[18]《秦安大地湾405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文物》1983年第11期。
[19]《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第五次发掘》，《文物》1992年第11期。即墙基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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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

张国硕 阴春枝

新石器时代是我国城市的初创阶段。这个阶段的城，一般被称作“早期城市”或“雏形城市”。对新石器时代城址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能够了解我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历史，而且对于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诸课题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达数十座，这就为研究早期城市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对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作一综合研讨，不妥之处，敬请同仁指正。
一、城址的发现与我国城的起源
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是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而逐渐增多的。本世纪30年代，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了山东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城址[1]。由于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发掘者把这座城址的时代断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到了90年代初，山东省考古工作者重新对城子崖城址进行钻探发掘，确认30年代发现的所谓龙山文化城应属于青铜时代的岳石文化城；而岳石文化城叠压着一座龙山文化城，在岳石文化城之上又存在着周代城[2]。尽管如此，30年代城子崖城址的发现仍具有重要意义，它促使人们积极地寻找更多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不久，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安阳后岗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3]
解放以来，新石器时代城址不断被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至1996年8月，我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城址近50座，范围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和内蒙古地区。城址年代不仅有龙山文化时代，而且也有仰韶文化时代。具体来说，河南省新发现有登封王城岗[4]、淮阳平粮台[5]、郾城郝家台[6]和辉县孟庄[7]等4座龙山文化城以及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8]。山东省历年来发现有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9]、邹平丁公[10]、临淄田旺[11]等龙山文化城。近年，在滕州市薛国故城内,发现一座龙山小城[12] ;又在鲁西聊城地区发现阳谷景阳岗、皇姑冢、王庄、茌平尚庄、教场铺、乐平铺、大尉、东阿王集等8座龙山文化城。[13]湖北、湖南二省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皆属屈家岭文化（距今5000—4600年），它们是：湖北天门石家河、石首走马岭、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垸及湖南澧县城头山等。[14]在成都平原地区，近年发现有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等龙山文化时代城址。[15]在内蒙古地区，解放以来发现的龙山文化时代城址是：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包头市阿善（2座）、西园、莎木佳（2座）、黑麻板、威俊（3座），清水河县后城嘴、马路塔，准格尔旗寨子塔、寨子上（2座）等，其中以凉城老虎山、包头威俊、阿善等城址最具代表性。[16]此外，属良渚文化的江苏昆山赵陵山、武进寺墩等遗址，周围以河道代替城墙，城内建筑物规格较高，其性质也应属城。[17]
我国城起源于什么时代，零星的文献记载有争议，主要有三说。一为“黄帝说”，认为筑城始于黄帝时代。《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皇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二为“夏鲧说”，认为夏部族的首领鲧是始作城者。《世本·作篇》载:“鲧作城郭。”《吴越春秋》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云“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则曰：“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又，《通志》云:“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此外，还有“夏禹说”，少量文献材料谓夏禹为始作城者。如《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云：“处土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以上三种观点哪一种更切合实际，仅靠有限的文献材料，是难以作出判断的。
新石器时代诸城址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城的起源提供了可靠材料。目前来看，至少有以下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夏鲧时代即已广泛筑城，夏禹不是始作城郭者。夏鲧是尧舜时代人，一般认为尧舜时代与龙山文化时代有关。[18]目前已发现大量龙山时代城址，说明筑城技术在夏鲧时期已被人们所掌握。二是黄帝时期城已经出现。黄帝时期距今多少年，现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但距今至少有5000年左右。近年在郑州西山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距今5300—4800年，许顺湛先生认为其与黄帝时代关系密切[19]，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西山城址的城墙采用方块版筑法夯筑而成，如此之高的筑城技术，不会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必然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故在西山城址建成之前的一段时期里筑城技术已经出现，我国城的起源应在距今5500年左右。
关于我国城始源于北方地区或是南方地区的问题，近年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在郑州西山城址发现之前，由于屈家岭文化城址的发现，其年代普遍早于黄河流域诸龙山文化城址，故有的学者认为“长江中游率先建筑古城”[20]。由于郑州西山发现了一座迄今我国年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其绝对年代比屈家岭文化古城还要早，故我国城源于南方地区的观点已被事实所否定。从现有文献材料和实物材料来看，我国城还应始源于北方黄河流域。
二、城的功能
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就要求生产力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发明并掌握筑城技术。同时，社会的需要也是城产生的必然条件。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需要也是不同的，从而筑城的目的也不一样。从理论上讲，古代的城应具备御敌、防洪、防御猛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功能。但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城的功能并不一样。新石器时代的城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一是防御敌人侵袭。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由于贫富分化、私有制、阶级的萌芽，又由于人口的增长导致需求的增加，故部落之间的掠夺性战争不断发生，获取财富甚至人口的意图成为战争的基本目的。为了保护本部落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各个部落都用夯土或石材构筑坚固的城堡用于防御。文献材料有许多部落之间进行掠夺性战争的记载，新石器时代仰韶、龙山时期众多城址的发现，应是诸部落之间相互征战记载的具体反映。
城的第二个功能是用于防洪。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再加上当时时常发生洪水泛滥灾害，从而造成极大的损失。文献材料中有许多关于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和人们治理洪水的记载。如《孟子·滕文公下》、《淮南子·本经训》以及《史记·五帝本纪》等。面对洪水泛滥，人们除了进行治理之外，还采取建筑城墙的办法把居民区圈围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抵御洪水泛滥之危害。多年来，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筑城与防洪有着密切的关系。徐旭生先生认为：“城同堤防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从防御寇盗来说，就叫作城；从防御水患说，就叫作堤防。”[21]徐中舒先生认为：“古代黄河下游广大平原半穴居的村落，必须在地面上构筑城垣，以防河水泛滥时的侵入。”“城垣的修建，在低地穴居则为防水的必要设施。”[22]
城的第三个功能应是防御猛兽的侵袭。在原始社会，由于人口相对稀少，凶猛的野兽在人们居住区周围游荡；再加上当时战胜猛兽的能力较低下，从而造成人们惧怕猛兽的心理。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在居住区周围挖掘壕沟用于抵御猛兽，如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其居住区周围都发现了巨大的壕沟[23]。到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人们有能力和技术去建造更加可靠的城墙设施，用以有效地防止猛兽的侵袭。
需要指出的是，新石器时代城的规模较小，城主要用于居住和自卫；而其经济、文化中心方面的功能或根本没有，或处于萌芽状态。这个特点，文献材料对城的解释已有显露。《说文》云：“城，以盛民也。”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墨子·七患》亦曰“城者，所以自守也。”《吴越春秋》则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可见城的最初功能主要是用于“盛民”、“守民”，而没有使其成为经济、文化中心的目的。
三、地理环境
通过对上述新石器时代诸城址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在仰韶、龙山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对城的位置与周围地理环境进行有意识地选择。
首先，城必须位于台地或高岗等地势较高之处。这些台地或高岗，应是范围相对较小而平坦，且明显高出周围地区数米甚至更高，可以观察到周围较远地区的各种情况。这种位置，在现今的地名上，多被称作岗、台、城、冢、岭、墩、山或崖等，如“王城岗”、“平粮台”、“郝家台”、“阴湘城”等。可以这样说，目前还未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城址不是建在高、台地上而位于小盆地底部、低地或平地之上的现象。之所以把城址选定在高地之上，目的主要还是便于军事防御和防御洪水。因此，择高而居是新石器时代选择城的位置普遍遵循的原则。
其次，城的位置还必须紧邻自然水源。新石器时代仰韶时期，人们还未发明凿井技术。至龙山时期，尽管凿井技术已经发明，但由于这种技术尚没有普遍推广，且在高、台地上打井十分困难，故利用自然水源提供生活用水仍是人们的主要选择。现今发现的仰韶、龙山时代城址，大多位于小河流岸边或洼地、湖泊附近，有的则紧邻泉水，都具备有地上自然水源的条件。
第三、城的周围必须有一定范围的可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原或小块盆地。仰韶、龙山时代的城，实际上是一个较大的聚落。城内居民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出征或自卫。其生活品的供给，一是靠军事掠夺；二是在无处掠夺或和平时期，只有靠城周围的田地生产维持生活。故当时选择城的位置，也要考虑到周围是否具备优越的生态环境这个自然条件。现今发现的诸城址，周围多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或开阔盆地、低丘等。
第四，基于交通和军事防御的考虑，城应建在河、湖岸边或附近。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舟船。通过制造舟船，在适宜的水域上进行交通与运输，从而扩大人们的活动范围和提高运输效率。再者，城址筑在河、湖岸边及邻近地区，这些河、湖本身就是一道自然防御屏障。
四、城址分类
现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类为缓岗类。城址座落在较平坦的缓坡、低岗之上，用夯土建筑城墙，城垣形制较规整，多为方形或近方形，以孟庄、王城岗、边线王等城址为代表。此类城址又可细分为两型：一为环壕型，在城墙四周有护城壕，如郝家台、孟庄等城址；另一是无城壕型，如王城岗城址。
第二类为台地类，也可称作台城。城建在较高的台地之上，城墙多依台地边缘峭壁而建，外侧陡直，内侧较缓，城内地面明显高于城外地面，以城子崖、田旺、丁公等城址为代表，四川地区发现的宝墩、芒城、鱼凫城、古城等城址也应属于台城类。
第三类为山城类。城址一般位于山坡之上，城的平面形状无一定规则，多用石头砌墙，以老虎山、阿善等城址为代表。
第四类为水城类。城依地势而建，城垣形状不甚规则，城墙外四周环以护城河，有的城墙紧邻自然河流而建，有的河流穿城而过，多有水门设施，城内居住区一般位于地势较高的土台之上，以城头山、走马岭等屈家岭文化城址为代表。此外赵陵山、寺墩等良渚文化遗址，周围有圆形或方形河道，也属水城类。
五、城的布局
新石器时代诸城在布局方面有一些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垣规模与城内面积较小。一般城址城墙宽10米左右，城垣周长多在400—1000米之间，个别有2000米。城内面积，小者不足1万平方米，如王城岗城址;一般都在5万平方米左右，如平粮台城址;面积较大的多在20万平方米左右，如孟庄城址；只有极个别城址，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如石家河城址。之所以城址规模普遍较小，其原因一是生产力水平所限，当时人们多无能力去建造较大城垣；二是城内居民人数较少,没有必要建造较大城垣。
第二，城垣平面形状复杂多样，以方形、长方形居多，还有圆形、梯形、扇形、不规则形等。一般来说，缓岗类城址城垣多为方形或近方形、长方形。而台城、山城、水城多依自然地势而建，城垣形状大都不太规则，如城子崖城址呈凸字形，老虎山城址呈不规则三角形，走马岭城址呈不规则椭圆形。当然，个别位于地势较为平坦的水城，其城址平面也较为规则，如城头山城址呈圆形。
第三，内、外城之制尚未形成。内、外城的城垣布局在商代以后十分常见。目前发现的所有新石器时代城址皆为单一的城垣。王城岗城址虽发现了两个大小相近的并列方形小城，但东城早于西城,西城是在东城被五渡河水冲毁之后,利用东城之西墙作为西城的东墙而修筑而成。边线王城址虽有内、外二城，但大城（外城）是在小城（内城）被破坏之后就地扩展而重新建造的。
第四，城壕设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一些地貌条件优越的城，其城外多有护城壕设施。如西山城址城外发现有宽5—7.5米、深4米的壕沟。孟庄城址四周发现有宽60米的护城河,河深至少5—7米以上。丁公、郝家台城址也有城壕,屈家岭文化诸城都有护城河。
第五，已出现专门的陶排水管，但多数城是明水自然排流。在平粮台城址南城门中间路土下，发现有陶质地下排水管，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地下陶质排水管道。但这种较先进的陶水管道在其它新石器时代城址中尚未发现，也未发现其它的专门排水设施。推测一些城的某些地段可能采用开挖明沟的方式进行排水，也不排除某些排水沟是上面覆盖有林板或木棍加泥土的暗沟，但城内整个排水系统应属于明水自然排流，即利用城内地势的高低，辅之以疏导，让雨水和污水自然排流到城外。
第六，手工业作坊多分散于城内，与居住区、儿童墓葬区杂处，城内没有“市”，商品贸易尚未形成。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掠夺性战争较多的情况下，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当时的手工业作坊多分散于城内，这与后期城市手工业作坊多位于城外四周有所不同。
六、防御设施及筑城技术
从新石器时代诸城址的发现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城的防御设施种类少，且比较简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城墙。这是最常见的防御设施。一般宽10米左右，有的宽达20米。坡度外侧较陡立，内侧较平缓。尚不见郭城、瓮城等防御设施。
2.城门及门卫房。平粮台城址发现有南、北两个城门，城门狭窄其中南门宽1.7米。在南门内两侧，发现有两处门卫房基址,二者依城墙用土坯垒砌而成。屈家岭文化诸城发现有水门设施。
3.护城壕。郝家台、丁公、孟庄及屈家岭文化诸城址皆发现有护城壕(河)。
4.自然设施。包括利用高地、河流、峭壁等自然设施进行军事防御。新石器时代诸城址多位于地势较高之地，又多位于河流岸边或附近，这些高地、河流都可用来进行军事防御。
在筑城技术方面，新石器时代城墙可分成石墙和土墙两种。
石质城墙主要发现于内蒙古龙山文化城址。其建造程序，首先在墙基处铺垫黄土，并层层夯实。有的石墙亦直接建在经夯打的生黄土之上。再在黄土基上以大小不等的石头错缝垒砌石墙，石墙之内及石缝之间皆填充碎石块或黄泥土。石墙外侧平齐，内侧不规整。这种内土外石的城墙，其内填土未经夯打，城墙坚固程度十分有限。
土质城墙多系夯打而成。夯土多为粘土，有的夹杂有沙质土层。用土多是在城墙内、外侧就地挖取。多为平夯，也有斜夯。夯层厚薄不一，一般在10公分左右。夯具为数根木棍集束而成，或以河孵石夯筑，或以单根木棍夯打，成都平原地区存在有板状夯具。其城墙建造技术差别较大，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槽型。城墙由地下基槽和地上墙体两部分组成。其建筑程序是:先在拟建城墙地带挖一深沟作为城墙的基础槽，一般深2米，有的深超过5米。其宽度一般与城墙宽度相同或接近，有的小于城墙底宽。然后从基槽底部向上填土逐层夯实，待出地面后，再用土层层夯打成为墙体。一般是愈往上墙体愈向里收缩。这种带基槽的城墙，其墙体建造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版筑墙。最早见于郑州西山城址，其建造城墙系用方块版筑法，在经过修整的生土基面上分段逐层逐块夯筑起来。这种较先进的方块版筑法可惜并未在新石器时代广泛推广，目前发现的基槽型城墙，仅在边线王、后岗发现有版筑现象。而大多数城址的城墙多是堆土夯筑而成，如王城岗、孟庄、城子崖等。这样的城墙，其基槽堆土多系平夯或两侧高、中间低的斜夯。待出地面后，逐层堆土夯打至一定高度，其城墙坡度较缓，有的还有护城坡。
二是平地起夯型。这样的城墙不挖基槽，把拟建城墙地段略经整平，直接在地面之上夯筑城墙，以平粮台城址为代表，屈家岭文化5城址和成都平原4城址皆属此型。屈家岭文化诸城皆为平地起建，主体部分和内、外护城坡系一次筑成，未见版筑痕迹。成都平原诸城城墙亦为平地起建，夯层不规整。平粮台城址城墙夯筑方法有一些独特之处：先在拟建城墙处夯筑出一条和城墙方向一致的小版筑墙，然后在版筑墙的外侧逐层填土夯实作为城墙基础，继而再在城墙基础的上面加高夯筑出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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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J 砂捞越博物馆馆刊(Sarawak Museum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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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时代城址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二队在山西省文物局、襄汾县文化局、陶寺乡镇政府的多方支持下，与临汾市文物局合作，经过两个工作季的工作，对陶寺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和发掘，目的在于弄清城址的形状，确定城垣时代，了解城墙的结构。调查、钻探工作主要围绕确定城址的南墙和西墙进行，同时对城里的部分地区也做了钻探。

　　2001年共开挖探沟8条，有6条主要集中在Ⅰ区，其中5条对东墙（Q4）进行解剖。Ⅰ区另一条探沟Ｔ6发现大型窖穴遗迹。Ⅴ区开探沟一条，了解北墙Q2、Q3西部中断情况。在Ⅵ区开探沟一条，对南墙（Q6）进行了解剖。本年度发掘面积共计354平方米，发掘解剖陶寺文化城墙2道，清理了陶寺文化灰坑24个，窑洞式白灰面房子2座，灰沟3条，宋元墓葬4座。 　　通过钻探和发掘，对陶寺城址有了进一步认识。根据北墙（三道）、东墙、南墙（两道）的钻探与探掘，大略推测陶寺城址平面应为圆角长方形，方向312°。最内侧北墙Q3与内侧南墙Q6之间长度约1725米，中间一道北墙Q2与外侧南墙Q6之间长度约1800米，最外侧北墙Q1与外侧南墙Q5之间长度2150米，南墙Q6即城址的宽度约1500米。因北墙Q1保留长度过短，加之西墙尚未确定，估计陶寺城址Q2与Q6之间的城内面积约200万平方米以上。

　　Q4东墙长1660米左右，宽8—9米。ＩＴ1、ＩＴ3中，Q4地基平坦，无墙基槽，其建筑方法为先在内外两侧分段板筑夯土挡土墙，每段长约1．4、宽0．8—0．9、残高1．5米。挡土墙夯土质量高，夯窝直径约5厘米。夯层厚10—25厘米。ＩＴ3Q4东外侧墙根保留夹板筑痕迹，每条板痕宽0．25、长1．4米。两侧挡土墙打好后，再于挡土墙之间填土踩踏或夯砸形成墙芯。墙芯填土比较坚实，分层明显，每层厚5—25厘米。Ⅰ区探沟所揭露的Q4墙体均被陶寺文化晚期地层和灰坑所叠压或打破。墙体中包含陶寺文化中期的陶片，可辨器类有单把鬲、釜灶、扁壶、折肩罐等。墙体又叠压着陶寺文化中期的地层或遗迹，故Q4年代当始建并使用于陶寺文化中期，于陶寺文化晚期被废弃。

　　新发现南墙两道，外侧（南侧）一道编为Q5，内侧（北侧）一道编为Q6。Q5与Q4连接，近于曲尺形，总长约875米。Q6位于Q5的北侧，二者大致平行，相距200米。在Q5向北曲折部位，二者相距约100米。Q6的东端向Q5靠拢，尽头处相距约10米左右。Q6西端到达宋村沟边。Q6长度约1550米。Q5、Q6宽度接近，均在8－9米左右。在城址东南部Q5、Q6之间，还钻探出一堵方向与Q6垂直的墙，编号为Q7，其北端与Q6相接，长度可确定部分约长50米；其南端距Q5约150米。

　　ＶＩＴ1解剖南墙Q6的中偏西段，得知Q6结构与ＩＴ1、ＩＴ3中的Q4略同。惟Q6地基受原生土斜坡地面的影响，南侧城外高而北侧城内低，于是先挖深约3米的基槽，再平夯至城内生土地表，然后在城内侧筑夯土挡土墙，以城外生土陡壁为自然挡土墙，再填土夯筑墙芯。Q6夯窝不规则，推测为方形带平面砾石拍打而成。挡土墙夯土质量较好，坚硬。而墙芯平夯土软硬不均，但夯层明显，每层土质土色略有不同，厚度或8、或12、或20厘米，有一定的规律。ＶＩＴ1解剖Q6段基槽打破生土，其下没有叠压文化层。然而Q6被人为挖毁减低至城外（南侧）生土地表平面以下，其上叠压的第14层包含陶寺文化晚期陶片。Q6夯土层内包含的陶片除少量陶寺文化早期陶片外，大多数陶片均为陶寺文化中期，可辨器类有单把鬲、�、釜灶、扁壶等。由此可证南墙Q6与东墙Q4大致同，墙体总体残留高度（含基槽内基础夯土墙体）约4．5米。

　　探沟ＶＴ1靠在最内侧北墙Q2和Q3西段断头处。其堆积层位是：第①层为耕土层，第②层为现代扰土，第③、④层为唐宋文化层，第⑤层为陶寺文化晚期层，第⑤层下为砂石层，厚1．3—1．4米，砂石层下为生土，未见墙体。据地层堆积推测，Q2、Q3西段可能已毁于洪水。

　　陶寺城址西墙目前尚未找到，唯在宋村沟东岸发现几处零星的夯土。而南墙（Q6）西端已延伸至宋村沟东岸。在宋村沟西岸钻探未发现夯土堆积。宋村沟宽约200—350米，深约60米。推测西墙可能已毁于宋村沟，但也不排除当时陶寺城址即以宋村沟这条深沟巨壑作为城址西侧的天然屏障的可能，关键在于确定宋村沟形成和存在的地质时代。

　　在城内的Ⅰ、Ⅱ区还钻探出四道夯土墙，编号分别为Q8、Q9、Q10、Q11，其形状、时代和性质尚不明了，不排除大城内有小城或大型建筑群围墙的可能。 此外，在城内还发现有夯土堆积数处，其大小不一，面积在10—80平方米不等，有可能是建筑遗存。

　　城内东南部Ⅰ区探沟Ｔ6还清理出三个大型窖穴遗迹，有打破关系。窖穴多为圆角长方形，长约3—4米，宽度尚不明，深3米左右，坑壁有螺旋坡道下至坑底。窖穴均打破生土壁。窖穴有陶寺文化早期的和中期的。窖穴内废弃堆积是夯土建筑垃圾，还出土了一大块精美刻花白墙皮。夯土质量和白灰墙皮的质量大多很好，有些白墙皮表面平整光洁，质地细腻坚硬如白瓷。 　　

　　陶寺城址是目前发现的黄河流域史前最大的一座城址。它结构布局较为复杂，夹板石砸夯土的主要建筑方法比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堆筑法进了一大步，但是落后于夏商时期城垣和夯土台基集束棍夯法，这些都说明陶寺城址正向城址发展的高级阶段迈进。另一方面，陶寺城内外已发现有红铜铃与砷青铜齿轮形器，朱书“文字”，分级墓葬包括大型“王墓”，礼乐重器包括“土鼓”、鼍鼓、特磬等多种与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物质遗存。大型窖穴的存在暗示陶寺城址内大型仓储功能区的存在，这是早期国家所应当具备的功能区。大型窖穴废弃堆积中出土的精美刻花白墙皮和高质量的夯土及墙皮，都说明城内有高等级的夯土建筑。陶寺城址如此大的规模，如此复杂的结构，已开始显现出它存在着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和高度发达的政治权力机构以及早期国家的某些特征，因此推测陶寺城址很可能是当时的一处重要都邑性聚落，其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重大学术课题中具有突出地位。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领队：何　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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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王城岗城址

2002、200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址，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大发现，也是目前在河南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龙山文化晚期的遗迹还有祭祀坑、灰坑等。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等，以陶器为主。龙山文化晚期王城岗大城的发现，为早期夏文化研究和禹都阳城的确认提供了重要资料。


题目：登封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
作者：方燕明
关键词：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 龙山文化晚期 夏文化 禹都阳城
提要：2002～200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王城岗大城和城壕的发现。大城和城壕的年代初步推断为龙山文化晚期。王城岗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王城岗大城有可能即是“禹都阳城”。王城岗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为研究早期夏文化和禹都阳城的地望提供了全新的、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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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宫城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
作 者： 许宏 发布时间： 2005-6-17 13:29:35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展开了大规模的勘察与发掘。在该遗址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晚期大型夯土基址群的存在，2003～2004年又发现了宫城城墙，基本搞清了宫城城墙及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此外，还发现了成组的贵族墓葬、车辙、夯土墙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宫殿区外围发现的四条大路宽达10余米至20米左右，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城墙沿已探明的四条大路的内侧修筑。宫城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到9座。二里头文化早期即有多重院落的大型夯土基址，大型基址之间的通道下发现有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已确认二里头文化晚期宫城内至少存在两组具有明确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建筑基址群。
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建筑基址院内发现的贵族墓葬成排分布，多铺朱砂、有棺痕，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原始瓷器、绿松石器、成组蚌饰、海贝和大量陶器。这是二里头遗址发掘中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其中一座墓随葬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绿松石龙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是难得的珍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的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与后世都城的营建规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发现的车辙痕，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它的发现将中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而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大型夯土工程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的发现表明，二里头遗址在这一时期仍属高规格的大型聚落，尚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并未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已全面废毁。进一步的探索将会不断深化我们对这座处于中国文明形成阶段的初期王朝重要都邑的认识。

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围垣作坊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继发现道路网、宫城、中轴线规划的夯土基址群、绿松石器作坊等重要遗存之后，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并取得了重要收获。 2004年秋季，初步查明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的范围、使用年代；当年秋一今年春，在宫城南部新发现了一处与宫城并列的大型夯土围垣设施；去年春一今年春，全面揭露了2002年秋季发现的6号基址，搞清了它的平面布局、结构及演变过程。

　　2004年春季在宫城以南发现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绿松石料坑(含原料、毛坯、破损品及废料)后，当年秋季即在该坑周围进行了仔细的钻探，并做了局部试掘。经钻探知，料坑附近及以南不小于 1000平方米范围内集中见有绿松石料，此范围以外则基本不见。由此推测，这里应是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从现有出上遗物看，该作坊的主要产品是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装饰品。作坊至少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即已存在，一直使用至四期末。

　　2004年春，在宫城以南新发现了一堵与宫城南墙大体平行的夯土墙(编为3号墙)，确认其长度逾200米，始建并使用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当时即推测该墙可能为另一处围垣设施的北墙。当年秋季，循此线索进一步追探，结果又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墙垣 (编为5号墙)。

　　5号墙为围垣设施的东墙北段、东北角和北墙东部。其中东墙与宫城东墙呈一直线，已知长度达80余米，向南为四角楼村民宅所压。北墙北距宫城南墙约 10--11米，与其大体平行，已知北墙长度逾160米，向西破坏较甚，难寻踪迹。5号墙宽度约1、残存高度仅0．2--0．4米。一般直接建于生土之上，土质纯净，夯筑质量较差，夯层较厚，末发现夯窝。经解剖知，东墙和北墙外为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的大路，墙内为紧贴墙体挖建的二至四期的灰坑，但均未破坏墙体。围垣设施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少东部地段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 ·

　　二里头文化末期增筑的3号墙，位于上述5号北墙以南约7米，与5号墙大体平行。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约2米，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东端与同期建筑相连，因破坏较甚，建筑形制已不得而知，西端则为四角楼村民宅所压。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推测该墙应为围垣设施北墙的中段和西段，为北墙的加固增筑部分。

　　因被后代遗存及现代民房破坏和压占，该围垣设施的东墙向南延伸的情况、北墙向西延伸的情况，以及西面、南面是否也存在有围墙，尚不得而知，有待继续追探。发掘者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新近发现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早年发掘的铸铜作坊均应在其范围之内。这一围垣设施为探索二里头遗址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及其社会生产结构和城市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5号墙北墙外侧近东北角处，发现一座中型夯土基址(10号基址)。基址呈长方形，东西长近20、南北宽约9米。该基址建于宫城与围垣设施之间的大路上，南依5号墙，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

　　6号基址位于宫城东北部，1号宫殿基址以北。该基址系一座庭院式建筑，由北殿、西庑和东、南围墙及其圈围起的庭院组成。与2号基址一样，它也是依托宫城东墙建成的，即以宫城东墙为其东墙。整个基址略呈横长方形，东西长56．6— 58、南北宽约38．3(东部)、49．5米(西部)，总面积逾2500米。

　　基址遭晚期破坏较甚，仅存地面以下的基础部分。北殿东接宫城东墙，全长约54米，西部基槽较宽，约16米，中东部缩至约8米。基槽内现存夯上厚度约 1．5、最厚2．8米。在台基南、北侧各发现一排柱础，间距一般约3米，分别残存10和2个，对应的间距约为9米。西庑北段与北殿夯土相连，基槽较深，南北长约14米。西庑南段系一单独的夯土台基，南北长13米。在二者的东缘发现南北成排的柱础共8个，大致呈直线排列，且与2号宫殿基址西庑的廊柱在一条直线上，向北与北殿南缘的柱础垂直相接。柱础距夯土西缘的宽度约7米。西庑的南、北段夯土相距约7米，中间位置有一小夯土台，其他部分均为路土，推测是一门道。6号基址的南墙即2003年发现的I号墙，与宫城东墙垂直相交，宽约1．7米，南距 2号宫殿北墙约9米。其西部向南拐折约 7米，拐折处的院内一侧附建了一座曲尺形的夯土建筑，东西最长约18、宽约6米。该建筑至西庑之间的距离约8米，可能是6号基址的又一处通道。

　　6号基址区域内遗存的层位关系及出土遗物表明，该基址的建筑与使用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通过解剖，搞清了基址的结构与营建顺序。

　　该基址以西，至少还有一座与其大体同时的大型夯上建筑基址(11号基址)，目前仅基址东缘在发掘区内露头，详情有待进一步探明。

　　6号基址与2号基址的宽度大体相等，均依托官城东墙而建，西庑柱础南北一线，反映了这一区域宫室建筑布局的继承性。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 1、2号宫殿建筑群，均是依中轴对称的理念设计建造的，增建于第四期的6号基址则明显不具有中轴对称的特征。它的发现提供了二里头遗址宫室建筑的又一类型。6、10、11号基址等一系列大中型建筑基址的兴建，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作坊区的持续兴盛及其所反映的二里头文化末期二里头遗址的面貌与性质等问题，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究。

　

来源：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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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2004年发掘

鲁西考古的重大突破－山东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2004年发掘收获
作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市文物局 发布时间： 2005-6-17 13:32:01
2004年4－7月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市文物局三方合作组成的“山东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遗址发掘与研究”课题组，对聊城市茌平县教场铺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本年度的重要收获是发现了属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墙。另一重要收获是清理了一批与城墙有关奠基坑、祭祀坑等遗迹。

根据发掘计划，在发掘前对遗址进行了重点钻探，钻探结果显示有规律的夯土存在，据此判断可能有城墙存在，钻探的结构显示城址平面略呈椭圆形，其东西较长，大约230米、南北较短，大约180米，城内面积近5万平方米。为进一步搞清城墙的结构、年代和性质等问题，我们分别在北、西和西南部开三条探沟，编号分别为TG2、TG3和TG4， 在TG2内解剖的城墙分为Ⅰ、Ⅱ两期。其中第I期城墙为始建的城墙，系用较纯净的黄沙混合少量红色黏土分层夯筑，局部夯层较为清楚，每层厚约5－8厘米，夯窝不明显。夯层内几乎不见遗物。第Ⅱ期城墙斜压在第Ⅰ期城墙内外两侧和顶部，Ⅱ期城墙夯层较厚，在夯层之间发现了被夯碎的完整陶器，应该是城墙奠基的一种形式。

TG3内城墙的外侧清理出当时的城外地面，在当时地面和城墙间有壕沟，可以认为就是城壕。城壕上口宽13.35米、目前清理的深度为1,70米，下部的宽度和结构由于地下水位较高，不能发掘到城壕底部而无法判断。

在TG2内解剖过程中发现一批祭祀遗迹，其中8号祭祀坑位于TG2的中部，被第II期城墙叠压同时打破第I期城墙。推测应该是在第I期城墙使用一段时间后，对城墙进行二次修补时，在修筑第II期城墙前举行与奠基等仪式时形成的。该坑平面呈勺形（葫芦形），斜直壁，平底，柄的底部较勺的部底部略深。坑内填土经过了夯打，比较坚硬。坑底部出土了大量陶片，有些相对集中出土的陶片显然是属于同一个体，表明是将完整陶器打碎后埋入的。从陶器的形态观察为龙山文化晚期的典型器物，为确定城墙的年代提供了准确依据。

10号奠基坑位于TG2内，同样被第II期城墙叠压、又打破第I期城墙。其成因与8号祭祀坑相同，也是同为第II期城墙奠基举行仪式相关的遗存。奠基坑结构较为特殊，平面由大小两个内切圆构成，内切小圆剖面呈袋形，与外圆之间形成宽约0.50米的倾斜状台阶。遗物集中出土在内切小圆内。坑内填土也分为两层，内切小坑内填土为较松散的灰黑土，外圆范围内的填土经过夯打，非常坚硬。坑底部贴近坑壁东西两侧，分别出土了成年男性的盆骨下肢骨和儿童女性的头骨。在成年男性的下肢骨上看到了明显的打击至折断的痕迹。

6号祭祀坑位于城内的中部。平面呈圆形，直径在1.60-1.70米之间，斜直壁，深约0.30米。在祭祀坑底部，出土了明显是被打碎的陶器，另外，坑底部还出有兽骨、卜骨等遗物。这些陶器、卜骨、兽骨应该有特定的摆放位置：坑底部之间是一件带环状把手的覆钵形大器盖，器盖西北侧是一具兽骨，动物种属尚需鉴定，以穿过器盖的东西向轴线为界，轴线以南贴近祭祀坑坑壁几乎等距离分布着四枚卜骨，其余遗物则散落在坑内各处。中间为圆形器盖和成块的动物肢体、坑的南半部呈扇形分布卜骨，这些遗物之间应该存在某种特定的关系，这些遗物的摆放规律应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某种思想观念。6号祭祀坑的位置也比较特殊，它位于遗址中部偏北，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这一区域是城址中较为重要的地区，面积较大、加工较为精细的房址、陶窑、部分祭祀坑均出自这一区域。

本年度的发掘还获得了一批龙山文化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角器等重要遗物。陶器中夹砂陶主要有篮纹罐、绳纹罐、方格纹罐、菱形网格纹罐、盆形鼎、罐形鼎、鬶、甗等，泥质陶中主要有磨光蛋壳黑陶杯、磨光黑陶三足盘、平底盆、圈足盆、罐、磨光褐陶豆等。其他遗物有大量蚌刀、蚌镰、蚌铲、骨锥、骨镞、石凿等。最为重要的，是六号祭祀坑内出土了四枚卜骨。这是年代较早的卜骨，其中三件有明显的灼痕，一件只是加工了边缘，还未使用。

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对中国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以及夷夏两大文化集团相互关系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指标之一，龙山文化晚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的重要阶段。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以及科学发掘、科学研究，应该对中国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鲁西地区以往的考古工作相对薄弱，文化面貌较为模糊，而这一地区的历史地位又十分特殊与重要。它处在中原地区华夏文化集团和海岱地区东夷文化集团的交界地带，教场铺城址发掘所揭示出复杂的文化因素充分说明了这一特点。因此，对教场铺城址进行充分的研究，是理清夷夏关系的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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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密新砦城址发掘城墙西北角与浅穴式大型建筑

（8月31）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6-9-1 0:20:45
　 近年来，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的课题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新砦课题组去年对城墙西北拐角进行大面积的发掘与解剖，再次证实新砦城墙的存在，同时，对城址中心区浅穴式大型建筑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初步认定这是一处规模宏大、建造考究的露天浅穴式建筑，其功能很可能与古籍所载“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钻探表明，新砦城墙的西北角平面大致呈直角布列，这样的分布状况喻示着城墙西北角不会是自然形成的壕沟，应该是人工主动建造所致。为了证实这一推测，去年，新砦课题组选择城墙西北角进行大面积揭露。整个发掘区大致呈拐角形，加上扩方，合计发掘面积达３００余平方米。
　　 发掘结果表明，西北城角平面大致呈圆弧形，其地层堆积与往年在北城墙、东城墙和西城墙上解剖的探沟一样，也是二里头文化的壕沟打破了新砦期的城墙，新砦期的城墙结构和夯筑方法也与往年发现的一致。这种城墙内转角呈圆弧形正是龙山时代城墙的特点之一。此外，新砦城墙的特点还有：一是护城河与城墙紧紧相连，即城墙的脚下即为护城河。这种做法，或许是城址的原始性使然。不宜拿商代以后的城墙与护城河有间隔的模式来套史前城址。其二，新砦城墙的夯层局部为斜夯层，不像郑州西山或新密古城寨那样使用小板块夯筑法。这种斜夯堆筑法的城墙，常常与自然河道相结合，从城墙外边观察，墙高沟深，构成了有效的防御功能，但是从城墙内侧来看，城墙并不十分嵯峨。这种特点也见于湖南、江苏和山东境内的部分史前城址当中。新砦城墙这些特点或许是吸收了长江流域和黄河下游部分史前城址的筑墙技术，不能据此就否认它的城墙性质。
　　 新砦城址中心区的浅穴式大型建筑位于中心区即内城的中部偏北处，开口于二里头文化层之下，上距地表最高处有１．７５米，其建筑和使用年代为新砦期晚段，废弃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该建筑西端已遭农田破坏。东端被近代扰土层破坏掉中间部分，只在东端的南、北段保存垫土层，据此可以大体推断出东端的位置。现存部分整体呈刀把形，主体为长条形，唯东端向南内收２．４米。“北墙”方向为东偏北４０度。现存东西长９２．６、南北宽１４．５米，总面积达１０００多平方米。该建筑结构为浅穴式，其建筑过程为（一）首先挖成一个低于当时活动地面的大型基础浅坑。基坑的底部整平，并铺设２层厚５—１０厘米的垫土层直接覆盖在原有大路的路土上。（二）在浅槽的南北壁（现在只能看到南、北壁，原或为周壁）上抹一层厚２—４厘米的黄泥，既美观，又能够阻挡壁外的活土不致短时间塌落。（三）在涂抹黄泥之后即开始活动，形成最初的底层踩踏面。（四）经过一段不太长的时期之后，涂抹的黄泥很容易塌落，于是便贴着黄泥的内侧再加筑一条质地细腻紧密的宽２５—４０厘米的纯净土，该条带状的纯净土，似经过夯打，有明显的分层现象，类似一道“窄墙”，以再次加固基坑周壁。在南“墙”局部内壁还可以看到残留有涂抹的白灰皮。这道“窄墙”直接叠压在第一层踩踏面上，与它同时期使用的踩踏面也在第一层踩踏面上再次加高，形成第二次使用时期的踩踏面。（五）再经过一段使用时期，第二次加筑的“窄墙”也会损坏，于是便在它的内侧加筑第二道“窄墙”，与之相符合形成第三次踩踏面。
　　 这种不断加筑、不断使用的过程使得靠近南、北壁的地层从平面上看，最外侧是一条窄窄的黄泥条，靠里边则是含有红烧土块的黄土带。有的黄土带上还有火烧的痕迹。无论是黄泥条还是这些“窄墙”，不会具有承重作用。其作用在于美观和加固基坑内壁，所以，在“窄墙”上见不到明显的柱洞。
　　 从贯穿大型建筑南北的解剖沟剖面上观察，靠近南、北边的踩踏面用特意选取的纯净白土铺就而成，经过雨水冲刷和浸泡后形成“千层饼”状，两边地势稍高，靠近建筑中间部位的踩踏面土质稍差，含不少红烧土颗粒和炭灰以及灰土，也不如两边的地势高，而且因遭受到二里头文化早期地层的破坏，许多地方只剩下１—２层踩踏面了。
　　 在大型建筑的南部“窄墙”处，发现数处“窄墙”中断形成宽０．７—１．７米缺口。在这些缺口当中，有的还发现有呈斜坡式的碎陶片通向场外，或许是“门道”之类的出入口。沿这一大型建筑的南、北边断断续续的分布着一列宽数十厘米—１米多的红烧土层。其走向基本与南、北“窄墙”相一致。经解剖得知，这些红烧土堆积，有的是后期废弃堆积，有的是整治地面所使用的夯土层，与大型浅穴式活动场所的地面有关。这一浅穴式建筑不仅在其边缘部位不见柱洞，而且在南北宽１４．５米、东西长近百米的场所内部范围内，也没有见到一个柱洞。说明这一浅穴式大型遗迹原本就没有承重的柱子，很可能原来就是一处大型露天活动场所。
　　 在这一活动场所的西段南“墙”外侧附近的地面上，发现有一具完整的猪骨架，不见灰坑，而是直接把整猪放置在当时活动场所的外边的地面上，可能是祭祀用的整猪。在距活动场所南“墙”不足２米处发现有装有大量兽骨的小灰坑，或许系牺牲的遗骸。这一大型场所位置重要，规模宏大，而且作为一处活动场所建造得颇为讲究，可见绝非一处普通活动场所。联系到在这一大型活动场所附近发现有同时期的整架猪骨和盛放较多兽骨的小灰坑，或许说明这一大型建筑遗迹与“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当然，也不排除它为一大型室外公共活动场所的可能性。
　　 另据钻探和试掘，在该活动场所南、北侧尤其是南边数十米开外，已经发现有大量红烧土和多层垫土层等建筑遗迹。对这些相关遗迹的大面积揭露，无疑有助于最终解决这一浅穴式大型活动场所的性质问题。
文章出处：长江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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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0, 2006

Zooarchaeology References

Prummel, W. 1987. Atlas for identification of foetal skeletal elements of Cattle, Horse, Sheep and Pig. Part 2. Archaeozoologia I(2): 11-42.

Amorosi, Thomas: A postcranial guide to domestic neo-natal and juvenile
mammals :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ging of old world species / Oxford :
B.A.R. , 1989. BAR , International series ; 533.

Prummel, W. 1988 Atlas for Identification of foetal skeletal elements of
Cattle, Horse, Sheep, and Pig. Part 3 Archaeozoologica II/1, 2,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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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 朱乃诚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一）
作 者： 朱乃诚 发布时间： 2005-9-10 16:30:29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这个词汇出现较早。但在中国学术界将中国文明起源作为一个学术专题进行探索，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对这个课题首次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夏鼐。1983年春，夏鼐在日本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所涉及到的“文明”一词的概念与含义，并从考古学上追溯了中国最早的文明，还指明了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范围和大致的地域范围。
夏鼐在那次演讲中依据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说，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文明”一词的概念和含义。他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
如果按照夏鼐确定的“文明”一词的概念和含义，那么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最早探索，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序中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方法便是以他为响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研究的主要是殷商社会制度，但他研究的目的是要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这表明他实际上已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所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应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先导。
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28年至1976年的准备期（资料积累期），1977年至1985年的初步探索期，1986年至2000年的全面开展期。2001年以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开展为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1928年至1976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1928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体上处于资料积累的初始阶段。1928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其中又可以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豫西考古调查为标志，将这时期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这时期的前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为探索商代文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0年15次的发掘。发现了商代后期王都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群、甲骨档案库、王陵和千余座为祭祀王陵而牺牲的小墓或祭祀坑，出土了一批反映商文明特点的甲骨文、青铜礼器、兵器、车饰等。使学术界开始认识到商殷时期已经出现了国家。如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分别于1936年、1941年、1944年提出商殷时期已形成国家，郭沫若则在1942年认为殷周是奴隶社会。后来，曾多次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李济，依据安阳殷墟15次发掘的收获，首次探讨了中国文明的开始和特征，于1957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了《中国文明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李济在该书中指出：安阳殷墟表明的商文化，具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系统，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组织。这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高崇拜的神权政治。他认为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于文化接触的结果，殷墟商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开始阶段。他在1935年还曾推测，在殷墟商文化以前仰韶文化以后的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其相当于中国传统史学中夏及商代前期。后来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印证了这一推测。
另一方面是追寻殷墟商文化的源头，在山东、河南等地探索龙山期文化遗存。至1939年，梁思永研究龙山期文化遗存，在提交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总结了龙山文化的特征，并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他认为龙山文化与殷文化在十个方面有着共同点，后岗二层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该文实际上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在这时期的后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主要是围绕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以及探索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至1973年全面揭露出一座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一批铜器、玉器和大型石磬等，并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四期，宫殿基址、铜器、玉器属第三、四期。这些发掘资料公布后，围绕夏文化探索或早商文化研究，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展开了初步探索。如佟柱臣的《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一文认为，仰韶文化时期还未形成国家，只有到了龙山文化及其以后，才出现了夏代奴隶制国家，处于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区域之内的二里头一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年代上相当于夏，应是探索夏文化的对象；夏代晚期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属于红铜时代。他还依据文献论证了夏代已按地域来划分国民、设立有公共机构，进而说明夏已是奴隶制国家，并依据二里头遗址第三期资料论述了早商的手工业、商业及阶级对立情况。李民、文兵的《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一文，则主要依据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资料讨论了商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认为二里头宫殿遗址是奴隶制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
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探讨，主要是伴随着对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而展开的。对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研究主要有石兴邦的《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前夕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认为黄河流域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在冶铜术、精磨和镂刻技术及制陶等工艺技术方面较仰韶文化时期有了显著提高，农业、畜牧业等生产的发展使社会分工更加明确，父权制的确立使集体劳动变成了家庭劳动，由此产生了贫富分化，私有制也因之萌生。并推测“也许龙山文化末期就是夏文化的开始，或者夏文化本身就是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阶段。”这时期从考古学上探索父权制的内涵，对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大汶口文化所有制的探讨，是在《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一书出版后展开的。在1975、1976年间发表了5篇论文，如宋兆麟的《我国私有制出现的重要例证-对大汶口遗址随葬制度的剖析》，魏勤的《从大汶口文化墓葬看私有制的起源》，单达、史兵的《从大汶口文化遗存看我国古代所有制的孕育和萌芽》，于中航的《大汶口文化和原始社会的解体》，鲁波的《从大汶口文化看我国所有制的起源》等。他们大都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私有制产生了，正经历着原始社会的解体；也有人认为当时处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所有制只是有了孕育以致萌芽。
对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及有关问题的讨论，是引发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蓬勃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初始阶段中，在中原、海岱、长江中游、环太湖、辽西等全国各区域相继发现确立了一批新石器文化和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初步建立起各地区秦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编年，还对仰韶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通过对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大规模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年代和文化关系，建立起中原地区距今7000年以来至殷墟商文化的文化编年，为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而对仰韶文化社会制度的探讨，则为以后对中国国家形成之前的社会制度的研究积累了经验。

二、1977年至1985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如果说1977年以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主要是考古学上的资料积累，即通过安阳殷墟的发掘，揭示灿烂的殷墟商文明；通过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初步的大面积发掘，追溯早商王室文化，提出了探索夏文化、夏代国家的课题；通过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各地龙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以及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确认，探索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形态的变化与私有制的产生等问题，为日后探索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条件。那么1977年以后，则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明确地提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课题。
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有两项。一项是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或称陶文）的研究，提出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另一项是由安金槐率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的夏文化探索过程中，在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
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的研究，是1975年以来开展的对大汶口文化社会发展阶段及私有制产生等问题研究的继续。他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中认为，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论据有5点，如大汶口墓葬中贫富分化现象、墓葬等级差别，男女合葬墓中随葬品偏重于男性一侧，有43座墓随葬猪头、最多的一座有14头，已经有了文字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论据是文字。他认为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炅”，是我国现行文字的远祖，据此进一步推测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是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并认为我国奴隶制社会时间长达3000余年，分为三期：传说时代中的太昊、炎帝、黄帝、少昊是初期，帝颛顼、喾、尧、舜为中期，夏、商、周三代为晚期。
关于汉字的起源，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过探讨。郭沫若在1972年提出：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类似文字的刻符，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省吾于1973年认为半坡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他还考释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符“�”为“旦”字，并认为当时已经有了由更早的简单独体字演化成的复体字。
他们的这些研究，主要是探讨汉字的起源问题。而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划符号的考释与传统史学中传说时代的人物联系了起来，作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论据之一，则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赫然地提了出来。
唐兰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针对其观点展开了一场有关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唐兰坚持其观点，主张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文字，进入了初期奴隶制社会，中国的文明史应从黄帝开始，已有6000年左右。
这场学术讨论持续至1979年。通过这次讨论，加深了对约距今5500～4500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尤其是距今4800～4500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化特征、社会性质的认识，以及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刻划符号所体现的远古文明火花的认识。而这次学术讨论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则是在考古学界、史学界播下了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种子，催发了研究者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与地域的深思。
七十年代后期对夏文化的探索，是1959年豫西调查后大规模发掘二里头遗址的继续，分别在晋南和豫西展开。1977年春在豫西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后，于1977年11月在登封召开了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提出了禹都阳城即“王城岗”城址，以及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探索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的问题，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与展开的讨论，为探索夏文化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同时也启发研究者先后在中原、海岱、长江中游等地区寻找距今4000年以前的城址。所以，登封“王城岗”这一中原地区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首次发现，实际上也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拉开了序幕。
1977年至1985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尚属初步探索阶段，其特点仍然是考古探索为主导，在局部领域展开，并依据日益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而最重要的是开始了从理论与具体个案的分析上进行了系统研究。这时期形成的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明显推动作用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二）
作 者： 朱乃诚 发布时间： 2005-9-10 16:29:33

1．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研究的突破
晋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始于1926年李济进行的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夏县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又对晋南地区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至1976年，大致确立了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考古学编年。1977年后，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主要是在晋南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所获得的重大成果。
陶寺遗址的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发掘前保存下来的面积有300万平方米，是迄今在中国境内发现的面积范围最大的约距今4000年以前的遗址。在1978年至1985年第一个发掘阶段中，发现距今4550年至3950年的墓葬1300多座，其中6座大墓的随葬品，有鼍鼓、土鼓、特磬、列刀、彩绘陶器、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木器等大批礼乐器，反映着墓主的“王者”的风范。发现的建筑遗存中，有大型几何图案的白灰墙皮，反映着“王气”的建筑特点。还发现有红铜铜铃、毛笔硃书的字等具有新时代气息的“知识阶层”的遗物。研究还表明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主要分布在晋南临汾地区，文化面貌既有中原地区的特征，又有北方地区的特点，还有海岱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因素。
陶寺遗址的这些发掘收获是空前的。这个发现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引起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其中，发掘者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认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略早于夏代，当时可能处在军事民主制阶段，但也可能已经冲决氏族制度的躯壳，进入了阶级社会，“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记·礼运》）的国家（或国家雏型）已经产生。他们还推测陶寺遗址、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也可能是与夏人居处邻近的另一个部落。李民则从古代文献的分析结合陶寺遗址的发掘收获，提出陶寺遗址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遗存的看法。而苏秉琦于1985年11月7日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指出：陶寺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后于11月14、15日又指出陶寺遗址就是一处古城，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
这些论述表明，陶寺遗址的发掘，提出了国家起源、晋南夏人遗存、尧舜时期的史实、距今4000年以前的古国等问题，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2．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认识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区。最早是在1934年发现于浙江省吴兴钱山漾遗址，1936年对余杭良渚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的代表性文化遗存。50年代末发掘了钱山漾遗址后命名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确其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约5300年。由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重要的遗迹现象和珍贵的文物，一直认为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1973年在杭州湾南岸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约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经过初步发展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之后，才逐渐改变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认识，则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做工极为精致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兽面纹的玉琮，最早是于1973年发掘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时明确的，1977年春夏之际发掘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时又印证了这一现象。于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于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国认为，良渚文化中造型丰富多彩的玉器、特别是玉制礼器，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提出良渚文化正是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吴汝祚认为能享有这种玉琮的人，在社会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就反映了阶级社会正在产生或处于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认为良渚文化的这些发达的农业部落，已经饲养家蚕，出现丝麻织品和相当进步的竹编工艺，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别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更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发展高潮之中，我们似乎听见了私有制走近的脚步声。
这些发现和研究认识，引导着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墓地与墓葬的进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内，先后发掘了江苏省武进寺墩、昆山绰墩与少卿山、吴县张陵山东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宁千金角与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海宁三官墩与郜家岭等浙北地区的一批小墓。其中，武进寺墩良渚文化“玉敛葬”墓的发现和对其认识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这时期良渚文化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武进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别进行了发掘，发现3座一排规模较大的墓葬。3号墓最大，墓主为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随葬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随葬玉制礼器琮、璧为特色。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人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发掘者汪遵国等人结合《周礼》中对玉琮、玉璧用途的记述，认为这是史前的玉敛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处氏族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并通过分析玉琮上的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之一。汪遵国还进一步分析了已发现随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制作特点，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练技术、专门从事琢玉工艺的玉工。琢玉与制陶同样，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当时的社会即将跃进文明时代的门槛。这些认识，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
青浦福泉山遗址在1982年发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镯、玉钺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对福泉山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除了发现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遗存外，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明确了福泉山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当时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墓地，其规模长约84米、宽约74米、高约8米，苏秉琦誉此为“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寻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受此启发，后来研究者在苏南浙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高台墓地（有的为祭坛墓地）。
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及形成的有关认识，为良渚文化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对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开始引起了重视。夏鼐在1983年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认为良渚文化是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苏秉琦于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再是‘虚无漂渺’的传说神话了。”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课题，就这样因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与“玉敛葬”墓的发现及其认识的深化而提了出来。
3．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对史前城址的研究，是因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而开展起来的。至1985，除登封王城岗城址外，发现的史前城址，还有河南淮阳平粮台、山东寿光边线王等，都是土筑的城墙。在内蒙古中南部则发现了包头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麻板、土默特右旗威俊，以及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等10多座石墙聚落。其中，王城岗、平粮台、边线王3座城址的形态较为规范，又位于新石器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及其附近地区，受到研究者的更多重视。
登封王城岗城址有东西两个并列的城，面积各约1万平方米，始建年代为距今4300年前后。东城的平面可能是正方形，城墙大部分已被河流冲毁，残存的南墙西段长约30米，西墙南段长约65米，南墙与西墙垂直相交。西城可能是在东城被毁之后筑造的，也是方形；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南墙长82.4米；西墙长约92米。墙基槽口宽4.4米、深2米多；在南墙东部与东墙南端，有一约10米宽的缺口，可能是西城的南门遗迹。在墙基下发现有奠基坑。
淮阳平粮台城址发现于1979年，平面呈正方形，城内面积约34000平方米，年代早至距今4300年。城墙残高3米多，顶部宽8至10米，底部宽约13米，系采用小板筑堆筑。在南北城墙中部各发现一座城门。南城门设有东西门卫房，门道下有排水管道。城墙外侧有护城河。城内发现了10多处长方形成排建筑，有平地起建，也有高台建筑，普遍使用土坯。城内还发现了一块铜渣。
寿光边线王城址发现于1984年，至1986年的发掘，确认为内外两城相套的城址。小城先筑，为方形，面积约1万多平方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大城面积约57000多平方米，亦有四个城门。城墙为夯筑。在大城基槽内发现多处奠基遗存。
这几座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发现，使学术界对距今4000多年前的社会形态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中尤以王城岗城址的发现与研究的影响最大。主持王城岗城址发掘的安全槐在论证王城岗城址为夏都阳城的同时，还指出：“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城堡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王城岗城堡遗址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城址之一。它标志着豫西龙山文化类型的中晚期，社会已经进入奴隶制时代了。”这些建立在考古发现与研究基础上的认识的形成，标志着我国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探索阶段。
此外，1983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面积达29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筑，引发后来对仰韶文化晚期已产生中心聚落址的思考。
4．辽西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及其研究的进展
辽西地区的史前考古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0年梁思永调查了赤峰红山遗址，1935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等在红山后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存。1955年尹达命名为红山文化。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刘观民、徐光冀等人开始对西辽河流域进行系统工作，逐步明确了该地区内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文化面貌及其关系问题。1979年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发现一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出土了小型孕妇等陶塑人像、双龙首璜形玉饰和绿松石饰，开始明了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玉龙、1973年在辽宁省阜新胡头沟发掘的玉器墓葬都属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1981年，孙守道、郭大顺据此探讨了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问题，并重新认识红山文化。他们认为：“促成文明到来的因素很多，如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发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以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等。而龙的起源，既以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同与农事联系的天象有关，又是原始宗教信仰、原始意识形态、原始文化艺术发达的产物，可以说是诸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以红山文化龙形象的出现为标志，我们在五千多年前辽河流域的历史源头上，看到了这一地区文明时代的曙光。”
这一认识将红山文化的研究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联系了起来，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辟了新的渠道。在1982年全面揭露了东山嘴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址之后，他们又将西辽河地区原始文化的研究纳入了自1981年以来苏秉琦实践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研究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结构的系列探索之中，并于1983年9月在辽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多年的积石冢群和祭祀建筑址，使辽西红山文化研究获得重大突破。
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是由石块加工砌筑而成，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建筑按中轴、两翼分布。在中轴线的北部是一座方形祭台（也许是一处积石冢），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在其南部是一座圆形祭台，直径约2.5米。
牛河梁位于东山嘴西北方向，相距约50公里，有10多处积石冢群和一座祭祀建筑址等组成。在祭祀建筑址中发现了多个女性塑像，最大的约有真人的3倍；一件与真人大小相若的头像，双唇涂朱，两颊涂红，眼窝里镶嵌着淡青色圆玉片。在该建筑址中还发现了彩绘图案装饰的墙皮，被称为“女神庙”。积石冢群分布在祭祀建筑址附近的山丘上，有的一处有数个积石冢。至1985年，对牛河梁第二地点积石冢群的发掘，在110余米长的积石内揭露出一排4座积石冢，有的为方形，有的为圆形。有的一个积石冢内有中心墓葬及数座乃至二十多座墓葬。墓葬中出土了玉猪龙、玉箍形器等一批制作精美的玉器。个别大型积石冢，直径达60米，高16米。1985年后又对多处地点的积石冢进行了发掘。
东山嘴与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建筑址与积石冢群的发现，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全新的资料，促使研究者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的研究，进行新的思考。1985年10月，在这些重大发现的基础上，苏秉琦提出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当时他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课题的主要目的，虽然仍然是围绕他在80年代初形成的学术研究主线的内容，即揭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的起源和具体过程而进行的探索，但是在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课题时形成的相关理论，却为后来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提出辽西红山文化的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年的观点，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三）
作 者： 朱乃诚 发布时间： 2005-9-10 16:27:56

5．夏文化探索中有关研究热点的形成
夏文化探索，自1959年开展豫西调查、发现二里头遗址以来，从1977年开始进入新的探索阶段，并因二里头遗址重要发现的积累、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以及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各种看法，使夏文化探索的研究热点逐渐形成。即夏文化概念的明确，王城岗城址是不是夏都，二里头文化是不是夏文化等几大议点。
[1] 夏文化概念的明确
什么是夏文化，早在1959年豫西调查过程中，徐旭生为实施他的探索，分析了文献并结合当时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提出了探索夏文化应注意夏文化存在的时间、地域与文化特征等问题，认识到“把夏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名词完全等同起来还是不适当的”。他认为“夏文化一词很可能指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并提出了豫西和晋南两个探索区域；他还提出了探辨夏文化特征的方法，即可以从夏氏族或部落活动的范围以内去研究夏文化有什么样的相同的或相类的特征，再到离它活动中心较远的地方看看这些地方的文化同前一种有什么样的差异。用文化间的同异来作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特点。徐旭生的这些认识，一直指导着夏文化的探索。但对“夏文化”的概念没有具体明确。
1977年11月，因登封王城岗城址的发现，召开了“登封告城（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讨论王城岗城堡基址的性质、“夏文化”的定义、哪种文化应为夏文化等问题。夏鼐在会议总结中就夏文化的定义指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这是夏文化探索过程中首次明确阐述的“夏文化”的概念，从理论上明确了夏文化探索的内涵。
[2] 王城岗城址性质的讨论
在1977年11月召开的“登封告城（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上，肯定了王城岗城址，对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基本上明确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而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提出了多种看法。其中，一种意见认为王城岗城堡的出现是进入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很可能是夏代初期的城址，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它是“禹都阳城”。另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王城岗城堡太小了，时间应早于夏代，可能属于原始社会晚期。
这两种观点截然不同的意见，伴随着1981年对王城岗城址发掘告一段落之后，又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其中安金槐力主王城岗是夏代初期的重要城址，可能就是“禹都阳城”。他在《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一文中列举了6条理由给予论证，并于1983年5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上又作《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一文进行全面阐述。李先登、京浦、贾峨等亦持相同的看法。持不同看法的研究者亦发表多篇论文。如杨宝成《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一文，针对安金槐提出的论证王城岗为禹都阳城的五点理由进行了商讨。其他还有马世之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址试析--兼论登封王城岗非夏都阳城》、许顺湛的《登封王城岗小城堡质疑》、董琦的《王城岗城堡遗址分析》等。
王城岗城址性质的讨论，为后来对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探索与研究有重要的启迪。
[3] 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讨论
1973年在二里头遗址全面揭露了一号宫殿基址（属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并将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之后，1975年，佟柱臣及李民、文兵分别发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首次发掘二里头遗址后提出的二里头遗址的早期遗存可能是商汤建都以前的看法，提出了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一期）属夏文化的问题。而全面讨论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或一部分为夏文化问题，也是在1977年11月召开的“登封告城（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上提出的。代表性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以赵芝荃、殷玮璋等人为代表，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三、四期为商，其主要论据是将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作为商汤所都的西亳。另一种意见以邹衡为代表，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属夏文化，其主要论据是将郑州商城作为商汤都城，即郑亳说。1980年与1981年，孙华、田昌五又相继提出了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分属夏、商文化的观点。
在短短的四年内（1978～1981年）发表的这方面的讨论文章达40多篇，掀起了夏文化研究的热潮。1983年5月，在郑州召开了以夏文化探索为中心议题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通过这次会议，夏文化的探索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与此同时，在距二里头遗址五、六公里处发现了偃师商城，遂提出了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的问题，使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的讨论又得以深入进行。
在夏文化探索中，上述这些研究热点的形成，极大地推动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展开，而探索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发现，则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
6. 龙山时代概念的提出
早在1939年梁思永就提出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并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杭三个区域。1950年以后，龙山文化时期的资料不断充实，对其认识也不断深化。1959年，安志敏将龙山文化分为沿海、中原（包括河南、陕西、山西）、江浙和甘青四个区域，并指明中原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经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山东龙山文化另有来源，江浙地区近似龙山文化的遗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是属于一个类型还是不同的类型，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目前暂时把它们都收入“龙山文化”，等认识清楚以后，将它们分开对待还是有必要的。1977年张光直提出龙山文化至少在三个地区--河南、山东和长江中下游--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社会分化水平，从而为过渡到一个进步文明时期做好了准备。河南龙山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居于领先地位，由它发展来的商文明是当时中国最强盛的国家。1979年安志敏将“龙山文化”的称谓限定于黄河流域，如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而齐家文化是龙山文化的变体。并指出，这时期在全国范围内，从文化面貌上有渐趋一致的倾向，反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遗存的交流影响及其融合统一的趋势。与此同时，高广仁等提出山东龙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1981年，严文明发表《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一文，提出了“龙山时代”一名。
严文明分析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辽东半岛、河北北部等广大范围内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各种文化遗存的特征、年代、渊源等。认为：这些各个文化彼此连成一片，又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而且除齐家文化外，都曾被称为龙山文化，现在按照实际情况把它们区分为许多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必要的，但绝不能因此而对它们的共同特征和相互联系有任何的忽视，应有一个共同的名称。他提出称之为龙山时代。并由此进一步分析了龙山时代的文化成就，以探讨研究我国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由原始社会发展为阶级社会。他认为龙山时代诸文化正如都在夏朝以前，相当于古史传说中唐尧虞舜的时代，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这时期的有许多重大发明和成就，如学会了制造铜器、制陶业中已经普遍使用陶轮、纺织业有极大的进步、学会打井、房屋建筑有很大发现、已有城防设施、普遍出现卜骨，还应该有成体系的文字资料等，使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面貌亦随着有很大改变。他还认为龙山时代属于铜石并用时代。
龙山时代一名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在探索距今四、五千年间的社会历史面貌方面，开始获得突破，为后来文明起源研究中对龙山时代进行重点探索，奠定了基础。
7．安志敏等人对早期铜器的研究和田昌五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认识
青铜艺术是商周文明的特征之一。所以，研究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意义。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发现的早期铜制品有20多件。1979年，唐兰根据陕西省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的个别发现，提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应在六千多年前，并认为在我国是先发明冶炼青铜，一直到很晚才冶炼红铜，即纯铜的。1981年，安志敏分析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各种早期铜器的资料，否定了唐兰的观点，并根据当时已在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中发现的小件青铜制品和红铜制品等，提出：“有关铜器的起源问题，应在龙山文化中探求，不过目前尚属缺环”；“二里头遗址一、二期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为代表的属于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它的开始可能要更早一些。”孙淑芸、韩汝玢则通过对有关铜器的成份分析及冶炼实验，提出了我国古代开始出现铜器的年代，应该早于齐家文化时期，而且是红铜、锡青铜、铅青铜器物同时存在；而初步研究和模拟实验表明，用铜锌共生矿还原可以得到黄铜，从冶金技术的角度，为早期出现黄铜提供了根据。严文明、李先登、华泉则分别接受临潼姜寨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的铜制品。严文明还论证龙山时代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并认为仰韶文化晚期至少进入了早期铜石并用时代。李先登亦认为仰韶文化时期已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并依据河南登封王城岗、临汝煤山、郑州牛寨、淮阳平粮台的发现，认为河南龙山文化至少其晚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进入了阶级社会。华泉则还认为目前尚不能肯定龙山时代已具备制作青铜合金的技术，夏代才进入早期青铜时代。
这些是我国对早期铜器（指商周以前的铜器）的最早的系统研究，对后来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青铜器这一文明要素的起源研究有重要影响。而严文明提出的龙山时代属铜石并用时代，对于认识龙山时代以及仰韶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
田昌五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是我国史学界在70年代后期开展的对中国古代史分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研究中国奴隶制形态中形成的有关认识，对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亦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奴隶制从出现父权制大家族开始发展起来的，其特点在于它是由许多不同族姓的氏族部落通过兼并或联盟融合而成，而且贯穿于奴隶制社会的全过程。中国奴隶社会形成于夏代之前，开始出现的是部落奴隶制王国，古籍中记载的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循环战争，标志着中国文明的开端。而夏朝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1987年，他发展这一观点，提出中国已有五千的文明史。
8. 李学勤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1982年，李学勤发表《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他根据1949年以来的三十多年考古学研究所取得的改写中国古代史方面的许多重大成就，以及对近几年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敏感问题认识，适时地提出：现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估价是不够的，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的结合起来，对中国文明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并通过论述中国文明的形成、古代文明的发展、学术史与古代文明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来说明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已经成熟。
关于中国文明的形成，他认为从前提出的中国古代文明迟到商代才形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考古发现说明青铜器、城市、文字等因素在商代以前都已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早商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是可能实现的。
关于古代文明的发展，他认为以往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高度的估计在一些方面也显著地偏低了。如从最近的考古发现看，我国古代社会里青铜农具曾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关于用铁的历史，也有不少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古代社会中奴隶制发达程度，也比一些人估计的高；古代社会已有比较进步的商品关系。
关于学术史与古代文明，他认为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点把中国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不适当地套用了外国历史的观点，忽视了中国固有的特殊性，更重要的原因是清代经学今文学派的影响。今文学派提倡辨伪，但有时过了头。古书的形成流传要经过复杂的过程，研究古代文献，既不能一味信古，也不能一味疑古。
该文明确提出的重新估价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国文明有别于西方文明的特殊性问题，为启发学术界全面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意义；而提出的学术史上辨伪过头，正确对待有关中国远古历史的文献资料，则为今后进一步将考古学研究和历史文献研究相结合，通过对传说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开辟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9. 夏鼐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研究
1983年3月，夏鼐在日本所作的公开演讲中，系统阐述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其演讲的中文版《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于1985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并还在《文物》1985年第8期刊载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
夏鼐针对当时我国学术界对“文明”一词的概念不甚明了的情况，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这是我国学术研究中首次对“文明”一词的概念与含义的科学阐述。
他还指明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途径。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并针对以往有人以为小屯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指出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并从小屯殷墟文化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了二里头文化至殷墟商文化时期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特点。认为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是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比二里头更早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同时他还指明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范围与大致的地域范围，即探索的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最后他还肯定了中国文明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
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他在理论上澄清了以往对“文明”一词的概念的模糊认识，明确了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以及探索的对象与范围，初步解决了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为今后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于1985年8月在国内公开发表之后，才开始全面的展开。

三、1986年至2000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1986年至200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开展时期。这时期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广大学者积极参与，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涉及的研究领域与时空范围空前广泛，突出地展示了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前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先秦史的研究。
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苏秉琦全面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并提出新的观点。在1986年7月至1987年10月的15个月内，苏秉琦以其77岁的高龄，多次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沈阳晚报》、《瞭望》、《人民中国》等媒体记者的采访，先后前往甘肃兰州、内蒙古包头、辽宁沈阳与兴城、浙江杭州、四川成都、山东长岛、山西忻州、辽西牛河梁等地演讲、考察，产生了20多篇论述，提出了：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的观点。还提出了：“要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的奋斗目标。苏秉琦提出这些新观点以及后来进一步阐述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另一方面却促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展开，并持续20年依就方兴未艾。
1986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项重大的学术举措，是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当时担任所长的徐苹芳主持下组成了“文明起源课题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至1991年期间，“文明起源课题组”连同上海、江苏、浙江、辽宁等省区的研究机构，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对“文明”的概念、“文明”的标志、如何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等展开了系统的探索。这种由国家一级学术研究机构主持的多家研究单位参与的有计划的研究举措，使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由此在学术界全面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主持推进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使这时期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形成了一批重要的认识。而这种研究形式在1992年的突然中断，使1989年至1991年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历程中的一个既重要而又特殊的时期。由此，也使得1986年至2000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可以明确的划分为1986年至1989年、1989年至1991年、1992年至2000年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一）1986年至1989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在1986年的蓬勃展开，与1983年夏鼐在日本讲演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于1985年8月在国内公开发表有着密切的联系。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发表后，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相继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如1985年11月上旬由河南省考古学会等单位在河南渑池召开的“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倡议今后开一次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座谈会；田昌五分别在1985年11月上旬和1986年发表他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看法[i]；佟柱臣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规律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ii]；李学勤进一步倡导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iii]。而最重要的是苏秉琦开始全面投入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苏秉琦在1986年提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要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并群起响应。加上中央及地方一些新闻媒体介入宣传，一时间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探索中华五千年文明，不仅成为学术界关心的学术课题，也成为广大民众关心的涉及民族自豪感的重大课题。以致于在短短的一年内，从学术界到全社会，形成了一股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关心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热潮。
如果仅从学术角度分析，这时期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式的特点，主要是从局部推向全面，从辽西地区推向全国探索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问题。而形成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苏秉琦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初步研究、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研究获重大突破、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开始引起重视，开始对文明起源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展开讨论，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及其特点。此外，还展开了对传说时代史实的研究，开始重视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1．苏秉琦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初步研究
苏秉琦早在1979年4月10日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他晚年学术研究的主线，即探索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其中探索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他早年就特别重视的课题。如他在20世纪50、60年代研究仰韶文化时指出：“在关于仰韶文化的一系列问题之中，其中心问题是社会发展阶段（或性质）和民族文化关系。”[iv]而探索“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明确提出的。如1977年3月他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着重讲“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时期苏秉琦的研究重点，则是围绕从考古学上如何探索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展开的，具体的是探索研究方法，即探索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1981年，苏秉琦探索研究的“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这一研究方法趋于成熟[v]，并运用这一方法开展了对北方与中原两区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和作用等问题的研究，探索中国国家形成与早期发展[vi]。至1985年10月，他提出了探索研究“古文化古城古国”课题[vii]。
苏秉琦在1986年以前的这一系列研究其及取得的重大成果，为他正式提出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所以，在1986年至1987年，苏秉琦一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就展现了大手笔的研究风范，提出了一系列震动学术界、影响全社会的学术观点。
苏秉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点，是围绕中原地区陶寺文化的形成，重新认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分析中原与北方地区原始文化发展交往的过程而展开的。
他首先阐发他对文明史的概念的认识，即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水平文化的历史，以及如何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新的认识基础，提出：“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辽西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坛、庙、冢”等遗存，将它们作为“是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在大凌河上游互相撞击，聚变的产物”，由此提出了红山文化晚期“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viii]。他继而又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机制，提出中华文明火花爆发的形式有三种，即裂变、撞击、融合[ix]。最后围绕陶寺文化的形成，分析中原及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变化等运动过程，探索了中国国家的形成这一重大课题[x]。
他认为距今七八千年间分布在中原渭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和燕山之北大凌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发展至距今六七千年间分别产生了以玫瑰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和以龙或龙鳞为标志的红山文化，意味着文化的曙光在东亚大陆出现。这两支文化的发展，在河北省与山西省北部桑干河上游交汇，至距今五千年前，这两支文化真正结合到一起，在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建平、喀左一带迸发出文明“火花”，产生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遗存。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在北方地区（河套、桑干河上游地带）出现了青铜器的传布和文字的发明，篮纹陶器、三空足陶器、朱绘陶器的起源等，表明中华古文明出现转折的迹象。距今四五千年间分布在晋南的陶寺文化，其社会发展阶段比红山文化高，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尧舜禹时期的中国在晋南形成。而后，中国经历了夏商周三个王朝，秦统一形成了现在的中国。在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晋南保留了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见《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苏秉琦的这些认识，实际上是他自1979年以来开展对北方与中原两区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和作用问题研究，探索中国国家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这些认识突破了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传统看法。更重要的是：苏秉琦的这些探索和认识，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尤其是他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动态地分析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将整个中国新石器文化以至先秦文化都纳入他的探索研究之中的方式，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苏秉琦在1986年、1987年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这些研究成果，是继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之后，在认识论上、研究方法上以及研究结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形成的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i] 田昌五：《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若干理论问题》，《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ii] 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年第2期。
[iii] 李学勤：《考古学与古代文明》，《北方文物》1986年第3、4期。
[iv]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v]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vi] 苏秉琦：《晋文化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vii]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
[viii] 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ix] 苏秉琦：《文化与文明——1986年10月5日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1期。
[x]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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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

“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
作 者：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卫 斯 发布时间： 2005-11-9 18:43:20


提要：本文从“陶寺城址”的“王都”气魄与观象台基址的发现；“尧都”当时在临汾盆地的社会基础与地位；史前“农业革命”为唐尧时代的到来预作的历史铺垫；陶寺遗址中的“王墓”；“陶唐氏”的“龙”崇拜与“蛇型原龙”；陶寺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与“陶文”六方面的考古观察，最后认定，陶寺城址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作为“都城”，这座“都城”的主人只能是“唐尧”。
关键词：陶寺遗址 尧都 文明起源 国家

众所周知，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在夏禹前，文献记载还有尧、舜。尧都在那里，舜都在那里，这是弄清中国文明肇始之地和其发展脉络之关键。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事关国家之声誉、民族之威望。人们通常把“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制器物”等作为文明起源的主要因素，即国家起源的标志。但某一文明的起源，除了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之外，同时受制于这一地区原始社会形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进程。在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下所诞生的文明，其表现的物化形式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必将文明起源的视野，仅仅局限于“三要素”（城市、文字、金属器）或“四要素”(加“礼器”)上，有必要将其拓展到该地区物质文化遗存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分析和研究。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应当尽快从坛坛罐罐的描述和对比中走出来,重视从考古发掘和分析中拓宽提炼各种社会文化信息的广度和深度”（1）。摆脱以器物类型学为“文化遗存”硬性定性的作法。在拙作《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再探讨》一文中，笔者已经提出：“陶寺遗址有可能就是‘尧都’之废墟——古唐国国都的所在地”⑵。下面笔者就依据陶寺遗址的相关考古发现，结合“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观察之一：“陶寺城址”的“王都”气魄与观象台基址的发现
陶寺遗址位于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山西襄汾县城东北约15华里许的陶寺村以南。遗址包括中梁村的全部、东坡沟村的西北部、李庄村的东南部地区。遗址东西约2公里，南北约1.5公里，总面积在三百万平方米以上。其地理位置与史载“尧都平阳”的地望相合，其早期遗存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200——2400年之间（3），与帝尧——陶唐氏生活的年代相当。但据此就说陶寺遗址就是帝尧当年在陶唐建都的地方，并不能令人信服。关键是要找到帝尧当年所建的都城。陶寺遗址经过近三十年的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陶寺文化的大型墓地、分级墓葬以及各种礼乐重器、铜器、有文字陶器等大批珍贵文物，而且于2002年冬，在发现中期城址的基础上，又发现了早期小城。2003年在陶寺中期小城内墓地以南、中期大城中心点以东625、以南622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古观象台基址，为进一步揭开陶寺遗址的深秘面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陶寺中期城址：大城平面为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约1500米，面积约270万平方米。小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中期城址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古观象台基址面积约1400平方米。
早期小城：“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面积56万平方米。”贵族居住区设置在小城的南部，紧靠南墙Q9、Q11、Q10和西墙南段Q8，大致分为东、西两个小区。下层贵族居西区，上层贵族居东区，东区即“宫殿区”。据发掘者报告：“西区位于早期小城的南部，Q8以北，Q9和大南沟西岸以西，总面积在1.6万平方米左右。已探出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多座，IT2017解剖的房子基坑长方形，总面积为300平方米。中央是两间并列的半地穴式圆角方形房子F9—F11，可能是一套双连间的房子，边长各5米，两间室内总面积约50平方米。房子门道可能向东南，时代为陶寺文化早期。其周围灰坑里浮选出大米，说明西区的居民也不是普通的平民，而更有可能是下层贵族。”“东区为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的东南部、下层贵族居住区以东，总面积约6.7万平方米。但实际上宫殿区的核心建筑区主要设置在该区的西半部，即早期小城的中南部，约5万平方米。宫殿区的东半部靠近Q4的地带无建筑以及建筑垃圾，却有相对集中的灰坑，可能是生活垃圾区，面积约1.7万平方米。IT5026、IT5126所解剖的壕沟里堆积的大量建筑垃圾中，出土了三大块篦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4）。说明小城内当年不仅有宏伟的宫殿，而且宫殿建筑的墙壁曾有彩绘。可见，宫殿主人的身份与地位。
古观象台基址：编号ⅡFJT1，发掘者称其为：“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该建筑形状为大半圆形，面积约1400平方米。原有三层台阶，现仅存基础。第一层台基基础的第一道夯土墙，也即最外侧夯土墙，其外缘距圆心25米。第二层台基基础的第二道夯土墙，距台基圆心半径22米。第三层台基基础的第三道夯土墙，距圆心半径12.25米。在第三道夯土墙与生土台芯之间，筑有一道夯土柱，揭露部分共计11个，自北向南排列成圆弧状，编号为D1—D11 ，距圆心半径10.5米。夯土柱全部用夹杂料礓快的褐色花夯土筑成，质地坚硬，D11密度为每立方米1.6吨。D11西边D12和D13拼接为一体成一道墙。夯土柱平面以长方形为多，长度多为1.3米左右，宽度多在1米左右。夯土柱D1—D11之间有10到缝隙，缝宽多在0.2米。各缝之间缝中线夹角为6.5、7、7.5、8度，其中以7.5度为最多。台基圆心，经GDP定点测量，确定为：北纬35°52′55.8″，东经111°29′55.1″，海拔572米。其中东3、东4、东6—东10号缝所对应的崇峰（俗称塔尔山）上的山头，其在夹缝中的观测点皆交汇在台基圆心点。东5号缝正对崇峰主峰塔尔山（海拔1491.6米）⑸。
毫无疑义，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ⅡFJT1是一座古观象台基址，非“王都”所不能有！正如发掘者所云：大型建筑ⅡFJT1古观象台基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史前文化中绝无仅有的一例。”⑹“这些高规格的宫殿、宗教和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备的标志性建筑。（7）从观象台的大半圆形建筑形状和三层台阶结构来看，笔者怀疑，这三层台基基础的三道夯土墙的外圈可能分别与《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图中所说的“内衡（夏至圈）、中衡（二分圈）、外衡（冬至圈）”有某种联系（在此不作赘述，以后将专文探讨）。目前，考古工作者与天文史家虽然对观象台进行了实地观测，但对观象台的科技含量还远远没有揭示出来。《史记·五帝本纪》云：帝尧曾经“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8）由此看来，唐尧时期，不仅在首都设有主观象台，而且在东、南、西、北之暘谷、南交、西土、幽都设有“观象分台”。其在天文历象观测方面已取得相当成就。这在距今四千二、三百年以前，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ⅡFJT1观象台基址的发现，更进一步增加了陶寺城址为尧都之墟的可信度。同时，也说明司马迁《史记》对“五帝”历史的记述，绝非空穴来风！
通常，一般学者都把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这样评价城市的出现：“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说文》云：“城以盛民也。”《释名》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吴越春秋》云：“尧听四岳之言，用鲧修水，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及筑城造郭，以为固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其实我国先民造城已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也许《吴越春秋》所云的“城郭”不是通常意义下的仅有城垣的城，而是对“国都”之城的特指。
目前，在河南郑州西山发现的一处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总面积约3.4万平方米，尚存的北半部圆孤形走向，城垣总长约300米。城内发现大量房址，面积多数在三、四十平方米，最大的一座达100平方米左右。有的房基下埋置小孩、牲畜或放有粮食的陶罐作为奠基。还发现死者被弃葬于灰坑里的现象，有的尸骨不全、身首异处。西山城址属仰韶文化晚期秦王寨类型，始建和使用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300——2800年间（9）。此外，在长江中游发现的大溪文化时期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平面也呈圆形，其年代约在公元前4000年（10）。
尽管郑州西山古城与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不能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相比。“这实际上是史前聚落群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时期的城，实际上是某一地区范围内的聚落中心。这一时期的‘城’，虽然不具备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城市’的许多功能，但它是史前阶段某一地区提前迈向文明社会的标志，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地位（社会基础主要包括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一切原始文明的因素都孕育其中”（11）。陶寺城中的大城套小城、小城有宫殿，城中有专门用于祭祀和观测天象的“神台”，正是文明社会成熟的表现，也符合作为“王都”的基本条件。
目前，华北地区发现的与陶寺中期城址年代大体相当的龙山文化古城约20座，10万平方米以上至2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仅5座，三、四十万平方米的仅2座（12）。在长江流域发现的与陶寺中期城址年代大体相当的屈家岭文化城址有6座，20万平方米至25万平方米的城址有3座，唯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南北长约1200米，东西最宽处1100米，面积约120万平方米（13）。不用拿陶寺中期城址的面积和其所具备的功能与华北龙山文化时期诸多古城址相比较，就是拿陶寺文化早期小城的面积和其所具备的功能与华北地区发现的诸多龙山文化古城相比较，其似乎已透析出“王都”气息。如果拿陶寺中期城址的面积和其所具备的功能与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作比较，同样陶寺中期城址也显示出“王都”气魄。它比天门石家河城址大一倍半，抵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发现的大城约9个（14）。如此规模宏大的陶寺城址，“它的存在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集团远为强大有力的管理机构，它能够调集大量人力、物力来兴建这个巨大的建筑工程，并且有能力调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守卫这座城。而‘筑城以卫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陶寺城址的兴建似可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15）。
由此可见，陶寺城址是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研究期望值最高的一座古都城遗址。那么这座“都城”最早的主人是谁呢？无论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还是从考古学角度分析，只能是“唐尧”。那么，以“陶寺”为中心，方百里之内，必然会有许许多多以“陶唐氏”文化为特征的农耕部落聚落群的存在。这些农耕部落聚落群的政治、经济，文化必受制于“陶寺”中心的管理。《史记·五帝本纪》所云唐尧统治下的“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正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否则，“唐尧”不会产生，“尧都”也不可能出现。

观察之二：“尧都”当时在临汾盆地的社会基础与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在晋南地区已发现的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遗址有70余处（16）。主要集中在临汾盆地塔儿山（崇山）周围的汾、浍地带，遗址的分布特征表现为数量多、规模大、且十分密集。这些遗存都是当年一些大型农耕部落聚落群的居址。正是这些大型农耕部落聚落群的出现，才奠定了陶寺城作为“王都”的社会基础和地位。
现已发掘过的曲沃县东许聚落遗址，位于汾河以东，浍河以北，滏河以南之平原上，总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17）。位于塔儿山以南，滏河以北的翼城县南石—曲沃县方城聚落遗址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18）。位于侯马市东南四公里的浍河两岸的乔山底聚落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19）。距离陶寺遗址都在三、四十公里范围之内。
此范围内未经发掘的大型聚落遗址尚有：翼城县天马遗址约500万平方米；古城遗址约120万平方米；郭家坡遗址约105万平方米。曲沃县安古遗址约80万平方米；东下环遗址约80万平方米。翼城县河云遗址约80万平方米；西石桥遗址约56万平方米；南丁遗址约54万平方米。曲沃县西白集西—西白集东遗址约40万平方米。翼城县西王遗址约36万平方米；下高遗址约28万平方米；古居遗址约28万平方米；南垣遗址约24万平方米；感军遗址约20万平方米；牛家坡遗址约15万平方米；南橄遗址约12万平方米。曲沃县西阎遗址约12万平方米等等（20）。此外，在汾河东岸、临汾盆地北端也发现了大面积陶寺文化聚落遗存——洪洞县侯村遗址约40万平方米（21）。在汾河下游的新绛县、河津也均发现大面积陶寺遗存，新绛县古堆遗址属西王村III期文化—陶寺文化晚期遗址，面积约24万平方米（22）。河津市庄头遗址含陶寺遗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23）。
诚然，上述遗址的内涵多数是单一的陶寺文化遗存，也有部分是与仰韶、庙底沟二期共存，但这正好说明了文化传承的先后关系。众多的陶寺文化大型聚落遗址在汾浍三角洲地带的存在，不仅反映出“唐尧”末期社会分化加剧，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一批高层次的农耕部落聚落（东许遗址、南石—方城遗址、天马遗址、古城遗址等面积较大的聚落遗址也有可能出现城垣）与二三级农耕部落聚落并存，形成对立格局和主从关系，更主要反映出“尧都”陶寺城在这为数众多的大型农耕部落聚落群中，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占有政治统治核心地位。
就目前而言，全国所有发现这一时期大型农耕部落聚落群的地区，无论是长江下游浙江余杭西部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群，还是湖北天门石家河发现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群，都无法从分布密度及广度和群体数量及个体质量上与陶寺文化遗址群相比。良渚文化遗址群是目前所知良渚文化最大的一处核心聚落，甚至在良渚文化中居于类似“首府”性质的地位。其背靠山丘，面向平原，在东西10、南北5公里的范围内，较密集地分布了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按遗址面积统计，近1万平方米及其以下者29处，1万至近5万平方米者17处，5万至近10万平方米者5处，15万和30万平方米者各一处。有人认为这一核心聚落“当为未建城垣护卫工程的都邑”（24）。但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面积的总和还不抵一处陶寺遗址面积大。笔者在《关于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三条标准”的补充——续说“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 》一文中，分析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至今尚未发现史前城址的原因时指出：“为什么地处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一期就出现了像城头山那样规模宏大的古城，而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时期大体相当的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中游已是城池林立，而长江下游还不见一座城垣呢？这虽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包涵在内，但最根本的一条，是与这一地区农业经济基础不发达有直接关系的。”（25）
由此可见，汾、浍三角洲大型陶寺文化农耕部落聚落群的成片出现及陶寺城垣的构筑也正好说明龙山文化时期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高度发达，坚实的农业基础夯实了陶寺城垣的根基。临汾盆地边缘地带出现的大型陶寺文化农耕部落聚落群是“唐尧”权力扩张的结果，或者说是“陶唐文化”传播、渗透的结果，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唐尧时代”古唐国势力范围的大小。

观察之三：史前“农业革命”为唐尧时代的到来预作的历史铺垫
为什么说坚实的农业基础夯实了陶寺城垣的根基。毋庸多说，构筑规模宏大的城垣，建造富丽堂皇的宫殿，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而最根本的条件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谓物力，粮食是最主要的。而粮食的来源必须有发达的农业经济作保证。从一般意义上讲，原始农业的发生，实际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一场革命，故而有人称之为“农业革命”。这场革命的产生，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首先使新石器时代之初出现的小规模、疏散式、不稳定状态下的农耕部落，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逐步改善，在其首领的带领下，又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甚至整体迁徙自己的部落，去开拓新的领地。从而使其居住地进一步稳定，部落规模进一步扩大。其周围一些生产技术落后，经济势力薄弱、人口较少的农耕部落就会随之向其靠拢。此时，一个较大的农耕部落聚落就可能形成，“农村”开始出现。假若诸多的、规模较大的农耕部落聚落汇集一方，即许多“农村”连成一片，聚落群即已形成。聚落群之间必然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这就需要有一个能被诸多聚落群信赖的核心聚落群首领出面调停。这个核心聚落群无疑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最强大的。这个核心聚落群的首领无形中在政治上就赢得了一方诸多部落聚落群领袖的地位，“王”也就随之产生了。“尧王”的出现，正是在诸多农耕部落聚落群的拥戴下产生的。“尧都”的构筑和宫殿的建造正是“尧王”麾下诸多农耕部落聚落群出资、出力，团结战斗，共同奋进的结果。所以说，坚实的农业基础夯实了陶寺城垣的根基。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由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到文明起源，中经由生产力之继续发展而出现的革命，由部落、农村结合为国家、城市。”“文明起源毫无例外地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定居地方以农耕，游徒部落以畜牧，都要达到食物生产者的阶段，然后才有转入文明的可能”（26）。
从农业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可以说，原始农业在河东地区的提早发生及原始农业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为帝尧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1976年地处中条山腹地的下川中石器文化遗址出土了三件研磨盘和7件锛形器，以及作为研磨用的磨锤等（27）。下川遗址的年代下限为距今16000年。“下川遗址出土的锛形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主要农业生产工具石锛的先祖。以农业生 产工具为代 表的新 石器时代的磨制石 器可 以 在下川文 化中见到祖形”（28）。“研磨盘在下川文化中的出现，代表了我国黄河流域粟作文化的先声”（29）。
1926年，在“嫘祖”的故乡夏县西阴村曾发掘出有明显人工割裂痕迹的半个蚕茧标本（30）。西阴遗址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1931年，在同尧舜为同时代人的周之先祖“后稷”的家乡、即“后稷”当年的教稼之地稷王山附近,西侧20公里的万荣县荆村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碳化高梁标本和粟类炭化物（31）。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早在纪元前二千五百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的华北就已经开始种植高梁了（32）”。
1989年10月—12月，山西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在位于侯马市东南4公里的乔山底遗址，发掘了两座早于唐尧时代的大型谷仓，两座谷仓F1、F2均位于浍河南岸的第Ⅱ发掘区，两仓相距11米。两仓均为口小底大的袋形坑，F1底部近椭圆形，东西径5.6米，南北径5.85米，残存深4米；F2底部为圆形，直径6.4米，残存深4.75米。F1、F2的底部都铺有一层红烧土防潮。红烧土上有木板腐朽后留下的白色木灰。谷子是在粮仓中部的白木灰上发现的。F1谷子堆积范围直径为2.4米，F2直径为3.5米，中部堆积较厚，约30厘米，谷子已全部炭化，但粒粒可数，清晰可辨。初步测算F1容积在25立方米以上，F2容积在40立方米以上（33）。虽然粟类作物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34）、仰韶时代的遗址中就屡有发现，粮仓在山东胶县三里河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过（35），但规模和数量根本无法与乔山底F1、F2相比。
如此之大，技术处理如此之严的大型粮仓在乔山底遗址的发现说明了什么？从粮仓本身所提供的信息看，它不仅反映出在帝尧时代来临之前，在临汾盆地塔儿山周围汾、浍地带所生活的原始农耕部落在农业革命过程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而且反映出各部落联盟在农业革命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定的严密的组织形式，粮食的剩余作公共财富的积累是“农业革命”的标志性成果。粮食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诸如：畜牧养殖业、手工纺织业、远程贸易业（陶寺中期小城内M22已发现货贝）等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诱发了部落盟主的贪婪和对公共财富的占有欲。利益上的分配不公与贫富差别从此产生。部落盟主在部落内部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旦形成，其家族成员或其亲族成员就会在部落内部高人一等。部落成员之间就形成了等级差别。相持不下，阶级矛盾的产生就孕育其中了。虽然，现在我们不能直接看到帝尧时代到来之前，各聚落群首领，即部落盟主是如何支配或占有公共财富的，但我们可以看出，在帝尧时代到来之后，由原始农业所积累的财富，并通过各聚落群首领汇集起来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这个作用不仅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更直接作用于人类文明的出现。
曲沃县东许陶寺文化聚落遗址发现的袋状窖穴粮仓，底部平面形状为圆角长方形、长约4.00、宽3.4、深2.8米。其底部还发现了6个排列有序的人头骨，6个头骨均属成人。仅存头骨，均无肢体，绝非正常埋葬。人的头骨发现于贮存粮食的窖穴之中，且用贮存粮食的陶器置于头骨之旁，这极有可能是原始居民祭祀谷物神“稷”的献祭之处（36）。
1978年秋至1980年底所发掘的陶寺墓地，有14座墓随葬猪的下颌骨，少则半个或一副，多的十多副，最大的一个墓（M3084）埋30副以上（37）。象征财富最具代表性的动产——猪，作为随葬品在陶寺墓中的发现，无疑具有贫富对比的意义。此外在陶寺遗址中还出土了呈三角形的犁形器（38）。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陶寺文化中农业生产工具的先进性。
上述诸多与农业考古有关的发现，虽然尚不能涵盖河东史前农业的方方面面，但上述遗址与陶寺遗址同处一地理区域之内，多数发现从时代上讲处于陶寺文化之前，尤其是下川中石器文化遗址发现的研磨盘、锛形器、磨锤等，更是我国农业起源的最早物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深层次的地域文化积淀，为迎接帝尧时代的到来，陶寺文化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预作了历史的铺垫。

观察之四：陶寺遗址中的“王墓”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建立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的理论框架，少不了对占国家最高统治地位“王”墓材料的分析。“王”的出现无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之都”、“国之本（民）”的存在。同时，又反映出君（王）与臣、臣与民、富与贫等级观念的建立和私有制初期发展阶段所出现的阶级矛盾。陶寺墓地约3万平方米，现仅发掘了一小部分。即已发现墓葬1000余座，其中大墓只占1.3%弱，中等墓占11%强，小墓87%以上（39）。同中原许多地方的龙山文化墓地一样，占墓葬总数98%以上的中、小型墓葬，随葬品缺乏，特别是不使用陶器随葬。而与中、小型墓截然不同的是，大型墓不仅有丰富的随葬品，包括彩绘陶器、彩绘木（漆）器等具有高超水平的工艺品、而且有显示墓主身份及地位的玉钺、石钺和礼乐重器，贫富差别与阶级对立十分明显。正如有些学者所云：“陶寺墓地各类墓‘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应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反映。”(40)
在陶寺墓地已发掘的数百座墓葬中，有六座明显超出一般墓葬以上的大墓。一般墓葬长2米左右，宽不足1米，而这类大型墓长、宽往往在3米和2米以上。墓中间置椁，有的墓安放死者前，还在椁底铺一层朱砂（41）。六座大墓的葬具均遭后期破坏，从3015号大墓残存的情况来看：出土各类随葬器物178件，包括陶器14件，木器23件，玉石器130件（内石镞111件），骨器11件。另有30件随葬品被扰动，发现在灰坑H3005中，故此墓原有随葬品总数当在200件以上（42）。该墓随葬品置于木椁四周，右侧主要摆放炊具和饮食具：上方有木豆、木盘、木斗；中部有陶灶、陶斝、陶罐；下方有木俎、木匣、石刀、石锛；左侧主要列置乐器（礼器）、工具、武器及其玉、石器。上方有玉、石、骨器和木豆、和象征财富意义的与丝织技术有关的缫丝器——“榬”（简报中称作木“仓形器”），及多种不辨器形的彩绘木器；中部为成束的石镞、骨镞；下方是鼍鼓、石磬、石研磨盘和磨棒；足端近墓壁处还有一副猪骨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这座大墓出土的130件玉、石器中，有一件玉钺和3件石钺。此玉钺，褐绿色，略呈“凸”字形，缚柄处钻有一孔，长11.2，高6.4厘米（43）。
大家知道：钺最早是作为一种武器出现的，以后逐渐演化为统率部众作战的军事权力的标志。陶寺大墓中出土的玉钺、石钺，从其放置的位置和木柄痕迹看，均为与器身呈垂直方向装柄，实际上是一种长柄有孔斧。有学者进行过研究，认为斧钺曾经是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酋长的权杖，尔后演化为王权的象征物（44）。
斧钺作为军权的象征，在黄河流域至迟出现于仰韶文化末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河南临汝县阎村新石器遗址曾出土一件作为瓮棺葬工具的庙底沟文化陶缸。缸外表用白、褐两色画着一柄石斧和一只衔着鱼的白鹳（45）。经严文明先生考证：石斧系鹳集团首领的权力象征物，这个翁棺葬的墓主就曾是鹳集团的首领，他率其部众，打败了以鱼为标志的另一集团。人们特地在盛埋这位首领尸骨的葬具外表创作了“鹳鱼石斧图”来纪念此事（46）。当然，此时的斧钺，只是单纯地象征军事统帅权的意义，但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时代”，即国家已经产生，阶级矛盾已明显激化，它就发展到同国君、王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史籍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王、周王亲秉斧钺，率众征战的记录。《史记·殷本纪》就提到“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 。《周书·牧誓》曾云：“（周）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而 “王”这个字究其本源也正是取自于不缚柄的斧钺之形象（47）。在古代，正如《左传》所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领军作战与举行祭祀是当时国王最主要的活动。王权的最早形成有赖于史前时期部落首领的军事统率权和祭祀权的合并掌管。
有学者指出：这些弥足珍贵的钺只在少数大墓中发现而不见于一般墓葬，它和大墓殊高的埋葬礼遇，共同刻划了墓主人的身份，仅用军事统率权来看待，这些玉钺的含义就显得很不够了。换言之，这类持钺的墓主人之所以在葬礼上表现出空前的奢侈与豪华，恐怕是因为他们已不同于一般军事首领的身份，而开始具有了与邦国之王相当的地位。陶寺大墓之墓主应就是某一城邦中的上层人物（48）。
陶寺3015号墓主集军事统率权和祭祀权于一身的王者地位，在该墓发现的成套礼乐重器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据发掘者报告：“在大型墓中，成对的木鼓与石磬、陶异型器（土鼓？）同出，放置位置固定”。陶寺大墓随葬的鼓，鼓身皆作竖立桶形，用树杆挖制而成，外壁着彩绘，鼓皮由鳄鱼皮包蒙，即古文献中记载的“鼍鼓”无疑。M3015∶16，出土时器身倾斜变形，通高100.4，上口直径43，下口直径57厘米，外壁施粉红或赭红底色，以白、黄、黑、宝石兰等色绘成图案，虽已残损，但仔细辨识，还可看清，其中部偏上的一周图案，宽约22厘米，迥形纹较明显；下部饰带一周，宽约4厘米，有几何形纹、云纹等。图案上、下并有条带状的边框数周（49）。
石磬M3015∶17，上端两面对钻一孔，通长80厘米，实为特磬（50）。整体形状与1950年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51），1973年在殷墟宫殿区发现的龙纹石磬相近（52）,同为倨句形。
异形陶器（土鼓？）：形似长颈葫芦，筒状高颈，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又有三小孔，颈腹之间置双耳。M3015应为两件，因人为扰动少出一件。简报以M3002∶53为例：褐色陶，通高83.6，筒口直径11.6厘米，筒口下有圆纽一周12个，筒身磨光，腹壁饰绳纹并贴泥条，构成不甚规则的连续三角形和菱形图案。这种器物上、下口连通，不可能为容器，在大型墓中每与鼍鼓、石磬同出，应为古文献中“以瓦为匡”的土鼓（53）。“土鼓”，在其他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过，是陶寺遗存独具特色的陶器，其主要用途是作为礼乐器在祭祀时演奏，或作为战鼓，鼓励杀伐。
“仓形器”多年不被人识。仓形器M3015：25，高24、底径15.8厘米。附件“骨匕”。骨匕M3015：4，体扁平、光滑。柄端对钻一孔，另端磨出钝刃，长22.3，宽2.2—3.4厘米。对于“骨匕”，纺织史专家认为：它既可以理丝、又可以打纬，是一种纺织工具。 笔者认为，“骨匕”作为“仓形器”的附件， 既然是一种纺织工具，“仓形器”自然与纺织丝绸就有某种联系。从“仓形器”上有蘑菇形盖，下为圆柱体，圆柱体周围又凹进三个拱形顶小洞，且三个洞各不相通，通体施红彩的情形来判断，笔者 认定它应该是一种缠绕丝线的工具，这种工具名叫“ 榬 ”。作为络丝工具“榬”，它的下部还有一个能够转动的底盘与其相匹配。其蘑菇顶盖的出沿部分应该是为防止丝线在缠绕过程中脱圈而设置的。同时，其蘑菇顶也应为使“榬 ”转动和制止“榬”转的人的手抓部分（54）。
陶寺人将多件缫丝工具“ 榬”随葬于墓，“ 榬”在这里代表的是一种物质财富。“榬”的多少，显示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高低。丝绸在原始社会的最初出现、是十分珍贵的物品。只有部落集团领袖或少数贵族才能享用，而一般部落成员是不可能有这种礼遇的。“榬 ”在这里代表的不是它本身、而是象征着几 榬 丝线或几匹丝绸，故而陶寺大墓M3015中才会出现“榬”与鼍鼓、特磬、土鼓、玉钺、龙盘为伍的现象（55）。
根据以往地下发掘材料，传世铜器铭文及文献记载都一再证明鼍鼓、特磬，乃是王室重器来看。很明显，只有在国家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时才使用，作为随葬品，它正好说明墓主人就是祭祀活动的主持人。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断定陶寺M3015号墓主就是“唐尧”，但至少可以说这座具有王墓性质的大墓在陶寺遗址的发现，反过来可以证明：这里曾经是一座“王都”。

观察之五：“陶唐氏”的“龙”崇拜与“蛇型原龙”
现在，一般学者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候，仍把“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制器物”四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必备条件，而忽视了中国文明起源之初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东西、即“最初”形成的民族崇拜观念与“传统”的民族崇拜观念之间的关系。陶寺大墓中发现的精美的彩绘蟠龙陶盘、彩绘壶和成套的通身施彩的木漆器等，不仅展示出“唐尧文化”与同期其他文化相比先进发达的一面，而且反映出唐尧时代古唐国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即“龙”崇拜。
陶寺大墓出土的龙盘，一般为泥质褐陶，火候很低，或着黑陶衣，盘壁斜成平底，外壁饰隐浅绳纹，内壁磨光，以红彩或红、白彩绘出蟠龙图案。M3072∶6，敞口，斜折沿，通高8.8，口径37，底径15，沿宽1.8厘米。龙纹在盘的内壁和盘心作蟠曲状，头在外圈，身向内卷，尾在盘底中心。形象作蛇躯鳞身，方头，豆状圆目，张巨口，牙上下两排，长舌外伸，舌前部呈树叉状分支（56）。有的盘在龙颈部上下对称绘出鳍或鬣状物，与商代蟠龙的明显区别是无角、也无爪、有眼无睛、眼作豆状，不同于商代龙呈“臣”字形目。蟠曲形态也不同，商代蟠龙与蛇类自然盘曲状一样，是头在盘心，身向外卷，尾近盘沿；从整体形态上看，陶寺龙与商代以来的龙形象是一脉相承的，它代表的是以中原民族文化为根祖的“华夏龙”之形象。
1978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45号墓中发现了一幅蚌塑“青龙白虎图”，年代距今约6500年。青龙是以鳄鱼为原型的“蚌塑原龙”。当时新闻媒体称其为“中华第一龙”（57）,其实这是不妥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中原地区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或墓葬中，所发现的原始龙有“鳄型原龙”与“蛇型原龙”之分。西水坡45号墓发现的“蚌塑原龙”属“鳄型原龙”,陶寺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彩绘陶盘所绘的“蟠龙”属“蛇型原龙”。
从西水坡45号墓的“鳄型原龙”形体来看，这条“蚌塑原龙”整体形象接近鳄鱼，而又比普通鳄鱼原型增加了种种龙的神性；体长1.78米，身高0.67米，整个体形呈较长的S型或之字形，一波三折，体态比一般在地面匍伏爬行的鳄鱼明显要高得多，显示出身体脱离地面超越爬行状态；这条鳄型原龙的头部与一般鳄鱼不同的是，头高高的抬起，作昂首挺胸，瞠目有神之态，吻部像鳄鱼一样较长，颈部长而弯曲，头后面还有竖起的双角，或叫作两撮鬣毛，也与普通鳄鱼大相径庭；整个身长比例也大体接近鳄鱼而明显较高，有四肢，趾分五叉，似鳄鱼又比鳄鱼的爬行更接近直立；长尾巴也像鳄鱼，而尾端也作掌状分叉，又与一般鳄鱼有别（58）。这条“蚌塑原龙”与一只“蚌塑白虎”，一左一右出现在西水坡45号墓，它反映的是公元前40世纪中叶“四时天象图”中的“二分图”，即一年分成二十四节气的“春分与秋分”之天象图（59）。
而陶寺遗址中出土的彩陶盘所绘的蟠龙，实际上是以蛇为主要原型的原龙，适当吸收了鳄鱼等动物的某些特征：头部基本似龙，没有脖子，头与身直接衔接，眼睛又小又圆，口中吐长信，这些地方以蛇为原型；但吻很长，利齿成排，又有点像鳄鱼；口中吐出的信子很长，若麦穗麦芒的形状，则是想象的成份居多；龙身体也近似蛇而修长，蜷曲成环状；没有足，遍体鳞甲，对称成行，则有近似鳄鱼；头后的左右两边，如鱼鳍，尾部亦似鱼，分作两叉；蟠龙盘中间若有水纹或云纹，这里的龙有点像是潜龙，仿佛随时可以入水和升天。所以说，陶寺蛇型原龙是中华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的重要文化象征。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学者在研究陶寺彩绘蟠龙陶盘时指出：“陶盘本是盛器或可作水器，但从出土物来看，火候很低、且烧成后涂饰的彩绘极易剥落，故大约只是一种祭器而非实用器。彩绘其它纹样的壶、瓶、罐、盆等类祭器，某些中型墓也可使用，唯龙盘仅发现在几座部落显贵的大型墓中,每墓且只一件。这就证明龙盘的规格很高,蟠龙图象非同一般纹饰，似乎有其特殊的含义。它很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60）。彩绘陶龙盘在陶寺大型墓中的发现，说明陶寺龙山文化时期，这里有一个活跃于“尧都平阳”，以龙为族徽、陶唐为名号的部落。“陶唐氏”以龙为图腾。“龙”崇拜在中原地区始于陶唐氏以前。彩绘陶龙盘在少数大墓中的发现，也说明墓主人作为龙的传人，就是“龙子、龙孙”，延续中国四、五千年的“帝王”为“真龙天子”的观念崇拜，恐怕正源于此。
那么，陶寺文化中的龙崇拜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鳄型原龙有没有传承关系呢？这在夏代开国以前，中原民族的大融合尚未真正形成，延续河南仰韶文化谱系的河南龙山文化是很难受到陶唐文化影响的。同时，作为积淀甚深、占中原文化主流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很难渗透到陶唐文化中来。因为没有民族的大融合，就没有民族文化的大交流，没有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就没有民族文化的进步和新文化的产生。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从整体形态上看，陶寺龙和商代以来的龙形象是一脉相承的，它代表的是以中原民族文化为根祖的“华夏龙”之形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龙形象，蛇身鳄头，有鳞有角，四肢五爪，瞠目吐舌，体态弯曲，一波数折之状态，实际上就是“蛇型原龙”在吸收了“鳄型原龙”的亮点后所形成的形象，正是陶唐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延续结果。
朱乃诚先生 认为，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他说：“1988年，我提出陶寺文化的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看法，那时主要是通过对良渚文化陶器（片）上的蛇形纹饰与陶寺文化彩绘陶盘上彩绘龙图案的对比分析等研究提出的”。他所说的蛇形纹饰陶片，是指1936年在浙江余杭良渚一带出土的一片绘有蛇形纹饰的陶片，该陶片上的蛇形纹较为形象，单躯蟠曲，尾在中心，向外蟠曲三周。他认为这是形态上较为原始的蛇形纹饰，其卷曲的特点与陶寺彩绘龙纹接近（61）。
前不久，朱先生又根据《考古》2001年第10期公布的，1997年浙江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中M12出土的，一件宽把陶杯（M12：32）腹部饰有彩绘龙图案，再次撰文论证。说：“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有了新证据”（62）。
朱先生的新证据到底是什么呢？海盐龙潭港M12:32宽把杯为夹细砂灰胎黑皮陶。形体较大，口部长径14厘米、连盖高14.7厘米。箕状口部，带盖，流较宽短，粗矮筒形腹略鼓，矮圈足，与流相对的环形把宽达11.7厘米。在腹部、流下和宽把上侧的三个部位以刻画的细线饰三组纹饰。朱先生所说的宽把杯腹部的纹饰，是围绕宽把展开的上下两条长身动物。其头部特征突出，尖牙利齿，双目圆睁，构图手法是把立体位置的双目与牙齿夸张地展示于同一平面；身体由简洁的线条和相间布列的小圆孔构成，围绕宽把杯腹部一周；尾部与头部相对，呈向上弯曲的半圆形，末端尖细。这即是朱先生认为的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新证据。
其实，龙潭港M12：32宽把杯腹部的长身动物纹饰所表现的凶猛的首部、长身和弯尾与陶寺彩绘陶盘上所绘的龙形象有明显的区别，仅就首部而言，龙潭港M12：32宽把杯腹部的长身动物首部突出表现的是一对明晃晃的大眼睛和一副上下两排的尖牙。而陶寺龙盘所绘的龙形象是“方头，豆状圆目，有眼无睛，张巨口，牙上下两排，长舌外伸，舌前部呈树叉状分支。”它们之间，除了上下两排尖牙之外，几乎再无相似之处。
朱先生提出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另一条理由，就是饰有长身动物纹饰的M12：32宽把杯，其年代略早与陶寺彩绘龙的年代，他把陶寺彩绘龙的年代定在距今4400～4300年之间，把M12：32宽把杯的年代定在良渚文化晚期偏早阶段，距今4600～4400年之间，其实，这并能说明什么问题。
考古学以往发现揭示的规律是：属同一文化谱系，年代上有早晚之分，年代早者可能影响到年代晚者；或者是两个文化区域相邻，发展水平高者可能影响到发展水平低者，具体表现为文化的渗透，即低水平者可能吸收高水平的文化因素。良渚文化与陶寺文化既不属于同一文化谱系，且两个文化区域又相距甚远，连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它们之间，何谈传承关系？！所以说，“陶唐氏”的“龙”崇拜是独立起源的，是未受到其它外来文化影响的，属土著原创宗教文化。

观察之六：陶寺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与“陶文”
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之都，陶寺城址似乎应发现中国最早的金属器和文字，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1983年，在陶寺一座晚期墓中曾出土一件铃形铜器。器形不大，长6.3厘米，宽2.7厘米，高2.65厘米。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量占97.86%，铅1.54%，锌0.16%（63）。由于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还有气孔，是一件采用复合范铸造的成品。另据报道：在陶寺城址北墙Q1北侧，一新发现的陶寺文化晚期墓地，一座编号为M11的中小型竖穴土坑墓中，曾出土一件铜齿轮形器，经金相分析，铜齿轮形器属于砷青铜（64）。笔者断言：陶寺城址作为“帝尧之都”现未发现大型炼铜遗址或铜器铸造的手工业作坊，今后也不会发现大型炼铜遗址或铜器铸造的手工业作坊，因为这附近没有铜矿。
至于说，陶寺晚期墓葬中出土的这两件铜器是不是陶寺人所铸造，至少可以肯定“铜齿轮器”不是当地所造，应属外来品。因为“砷青铜”器的最早发现是在甘肃的四坝文化遗址中，例：甘肃民乐县东灰山四坝文化类型遗址出土的16件铜器，据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对其中15件铜器进行原子吸收光谱定量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和金相组织鉴定，结果表明：除一件为铜、砷、锡三元合金制品外，其余均为铜、砷二元合金制品（65）。四坝文化的年代距今在3200～3800年之间（66）。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其金属成分是红铜和锡或铅的合金，是不含砷的。从陶寺“王墓”不见青铜礼器殉葬的情况来看，这说明唐尧时期，人们还没有掌握金属冶炼技术。陶寺晚期墓葬出土的那件“铃形铜器”，含铜量纯度之高，不符合青铜构成比例，也不是自然铜，其来源暂且存疑。
关于“唐尧”有无文字的问题，陶寺III区居住址H3403发现的一个残扁壶的腹壁上和平直背面有用毛笔朱书一个形似甲骨文“文”字的字符，和两个有争议的字符（1、◇；2、似“兀”的篆体）（67）。对于后者，罗琨先生将这两个字符隶定为“昜”，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昜文”，也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68）。何弩先生认为H3403扁壶平直背面两个朱书字符，上为土（◇），下为兀（似“兀”的篆体），将其隶定为“堯”的初字。笔者认真审视了H3403扁壶背面朱书的两个字符，联系陶寺城址气势恢宏，夯土城墙板块结构“壘土为垚”的实际情况，认为何弩先生的考证是有一定见地的。丁山先生释：“壘土为垚，垚者，高也。”（69）《说文》：“堯，高也”，段注云：“堯本为高，陶唐氏以为号。”垚的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城墙。“兀”，《说文》：“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何弩说：“这是典型的黄土高塬地貌。而陶寺遗址恰恰坐落在塔尔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塬上。”他认为：陶寺文化晚期“堯”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到了殷墟甲骨文，“堯”字“兀”上多加了一个土（◇◇）；至汉代，“堯”字则在“兀”上发展成三个土（垚）。“堯”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塬（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塬上的城（70）。“文堯”二字在H3403扁壶上的出现，是其唐尧后人对其的追念称谓，诸如甲骨刻辞或青铜金文中尊称其先王为“文武帝、文武丁、文考、文祖”一样。
有学者推测唐尧时期，文字有可能产生。从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这种可能究竟能到什么程度，笔者认为：唐尧时期，象形字符正日趋成熟，会意字出现和使用也是事实。上面我们所列举的H3403扁壶背面朱书的两个字符，“◇”与似“兀”的篆体，“堯”字初字的出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早于陶寺文化近3000年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在陶器上曾发现符号、图画及含有符号的组合图画计70多种。其中，除相当数量简单符号外，尚有鹿、网、阜、丘等六、七种符号与甲骨文相近（71）。陕西的半坡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余杭的良诸文化中都有陶文发现，不少文字与甲骨文无二。但最具代表性的是与“帝尧”同时期的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发现的陶片刻字，该陶片长4.6—7.7厘米，宽约3.2厘米，厚0.35厘米，现存文字计5行11字。右起第1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这11个刻字，笔画相当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整体排列比较规则，刻写也有一定章法（72）。笔者在观察这块刻字陶片时，似觉该刻字近似行草，刻字者刻写手法相当娴熟，所书文字定是成熟文字无疑，但至今无人破译。如果该刻字陶片年代无问题的话，我们过去对史前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区域内发现的不同字符，所作的体态估量都应该重新去考虑。《论语·泰伯》所云：“尧之为君……焕乎！其有文章”，似乎说得有些夸张，但唐尧时期，人们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确已产生，虽远未达到殷商甲骨文成熟的高度，但的确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
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尚未发现唐尧时代的其它文字类记述呢？对此，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所用的书写材料难以保存造成的。《尚书序》云：伏栖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书契”即指文字：《释文》云：“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看来，唐尧时代的文章典籍的载体，多是刻写在木头上的。当然，也不排除使用其它材料，诸如树皮、兽皮、麻布之类作为文章典籍载体的可能性。但这些都是易腐易朽之物，故现在我们就很难发现当时的长篇文书了。用毛笔书写汉字，应始于仰韶文化时代，当人们知道用什么工具为陶器施彩描绘图案时，这最初的画笔已具有书写文字的功能了。难怪陶寺文化中发现的“文堯”二字是用毛笔朱书在扁壶的腹壁上，而不是用刀刻在扁壶的腹壁上。虽然这一发现还只是个案，但这个“个案”背后隐藏的事实，却说明距今四千二、三百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北方已经是文明凸现、群星灿烂，以象形文字为原生体的汉字体系业已孕育成熟，中华文明将由此以文字的形式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
结束语
综上所述，陶寺城址完全可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作为“都城”，这座“都城”的主人只能是“唐尧”。无论是从历史地望来看，还是从考古学提供的资料来看，山西襄汾陶寺遗存均符合“尧都平阳”的条件，故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山西临汾塔儿山（崇山）周围的汾、浍地带就是史籍所云的唐国封地。唐尧在此所留下的文化遗迹将昭示世人，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在此迈出第一步。



注释：
（1）陈淳：《聚落·居址与围墙·城址》《文物》1997年8期。
（2）卫斯：《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再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1期。
（3）a《山西考古四十年·第二章·第四节·二、晋南地区·陶寺遗存介绍》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年7月 第1 版；b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6期。
（4）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 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中期小城内墓地》《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1版。
⑸、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7期。
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2期
（8）《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册，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 16—17页。
（9）a.张玉石、杨肇清《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城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第1版；b.杨肇清：《试谈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的性质》《华夏考古》1997年1期。
（1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北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6期。
（11）、（25）卫斯：《关于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三条标准”的补充——续说“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农业考古》2000年1期。
（12）、（13）、（24）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1期。
（14）新华网2005年01月26日报道：2002至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新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大城位于王城岗遗址中部，其北城墙夯土残长 370 、残高 0.5 —— 1.2 米；北城墙长约 630 、宽约 10 、残深 3 —— 4 米，北城壕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 130 、宽约 10 、残深 1.5 —— 2 米，西城壕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墙与城壕，从所处地势较低和钻探等情况看已被毁坏。这座大城址的面积据现有资料推算有 30 万平方米左右。同时发现多处大面积夯土基址和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遗迹遗物。
（15）、（64）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http://www.kaogu.ent.cn/wenming/mag3/liangxp.htm，2003－8－4。
（16）、（39）、（60）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6期。
（17）、（3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博物馆：《山西曲沃东许遗址调查、发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年10月第一版。
（1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冀城南石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年10月第一版。
（19）、（33）田建文：《山西侯马发现四千年前大型谷仓》《中国文物报》1990年3月1日第一版。
（20）张文君：《侯月铁路临汾地段古文化遗址的调查》山西省第二届考古学年会论文1986年12月于大同。
（2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洪洞县博物馆：《山西洪洞县耿壁、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6年5期。
（2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新绛县古堆、白村遗址调查》《文物季刊》1994年2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0年3期。
（26）日知：《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史前研究》1983年2期。
（27）王建等：《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3期。
（28）石兴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2期。
（29）卫斯：《我对下川遗址出土石磨盘的看法》《中国农史》1985年4期。
（30）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31）（日）和岛诚一：《山西省河东平原以及太原盆地北半部的史前调查概要》《人类学杂志》58卷第4号，1943年。
（32）（美）戈登W·休斯：《农业史》（方原译）《农业考古》1982年2期。
（34）a.黄其煦：《“灰象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考古》1982年4期。b.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1期。
（35）昌淮地区艺术馆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4期。
（37）（41）、（42）、（43）、（49）、（50）、（53）、（56）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38）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1期。
（40）高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陶寺遗址”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上海 1986.8。
（44）、（47）林汪：《说“王”》《考古》1965年6期。
（45）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1期。
（46）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48）张忠培、朱延平：《黄河流域史前葬俗与社会制度（下）》《文物季刊》1994年2期。
（51）郭宝钧：《一九五O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25页，图版捌，1951年。
（52）范毓周：《关于殷墟1973年出土石磬的纹饰》《文物》1982年7期。
（54）、（55）卫斯《陶寺大墓中出土的“仓形器”名实浅说》《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7版。
（57）陆轲：《“华夏第一龙”出土》《人民日报》1987年12月12日。
（58）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3期。
（59）陆思贤 李 迪著：《天文考古通论·第一章：公元前40世纪中叶的四时天象图》 紫禁城出版社 2000年8月北京。
（61）朱乃诚：《良渚的蛇纹陶片和陶寺的彩绘龙盘》《东南文化》1998年2期。
（62）朱乃诚：《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新证据》中国考古网·学术动态 发布时间：2005-9-7 16：35：49。
（63）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12期。
（65）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年12期。
（6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67）李建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 2000年1月。
（68）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 2001年7月。
（69）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尧》《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 中华书局 1999年版。
（70）何弩：《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 2003年11月28日7版。
（71）王昌燧、赵晓军：《双墩刻画符号：中国文字的起源？》《光明日报》2003年7月16日B1版。
（72）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文字》《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3日第3版。

（此文初稿于2003年10月，修改于2005年9月，系首次发布，敬请方家阅后赐教）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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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战争

关于中国史前战争的考察（概要）——兼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作 者： 何 德 亮 发布时间： 2005-10-18 8:11:05
关于中国史前战争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它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私有制引起战争，并且永远引起战争。同时也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有制的产生相联系的。鉴于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考古学资料，对我国史前战争问题进行考察。
一
原始社会时期，氏族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猎物和私有财产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在战争中产生了大批非正常死亡者，如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发现一些械斗中死去的氏族成员墓葬，死者多是青壮年，墓中断肢、大石压身和身中石镞的比例很大。看来属于非正常死亡。有8座墓葬人骨架带有石镞，且均打入体内，而非随葬品，当是死者生前被射击的结果。有的石镞穿透在肌体的胸、腹部位，有的常常是被密集地射中10多箭。明显看出部分墓主人是中箭身亡者。由此判断，墓内这些死者可能不是本氏族的成员，而是氏族部落间战争中被杀害的外氏族成员。 洛阳王湾遗址的“丛葬坑”，常在废弃的水井、窖穴和地层中埋葬人骨架，有成年男女，老人和孩子。骨架多凌乱，有的身首分离，肢体残缺，有的则砍手断足，其砍截痕迹清楚，还有的表现出明显的挣扎状 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 一个圆形袋状坑埋10具人骨架，7个成年3个小孩。其中一位男性，头骨上有6处伤痕，似用不甚锋利的工具所砍。 山西绛县史前墓葬中死者头部发现有中箭、石镞射入鼻骨的例证。这种现象是在当时部落林立，战争连绵不断的背景下形成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邳县大墩子墓316死者左股骨上发现被骨镞射伤痕迹，三角骨镞残段长3.4厘米，射入骨质达2.7厘米，骨镞尚留在骨内。胶县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2107的死者被砍四刀致死，38座龙山文化墓葬中，人骨不全的约占2/5。另外在一些乱葬坑内多数没有随葬品，有的埋葬一人，也有二三人乃至六七个人的，多为青壮年，有的男女老小多人埋在一起，有的肢体残缺不全，有的躯体弯曲，四肢交叉，互相迭压，呈被捆绑的姿态，形状十分悲惨。这种非正常死亡者，一般来说是由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有人认为这些死者可能是日趋频繁的部落战争的受害者。他们除作为供献神灵的牺牲外，有的可能是从敌对部落中掠来的战俘。由此说明部落之间武装冲突是相当严重的。为研究我国史前时期战争的性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二
武器作为一种特殊工具，最早是从人类使用的棍棒、石刀、石球、石斧、弓箭等生产工具中分离出来的，多是木质和石质，也有以骨、蚌为原料的。如石球、陶球或陶弹丸在弓箭发明前，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投掷工具。在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如在内蒙古清水河岔河口仰韶文化遗址宽大的围沟处，发现两座寨门内侧堆放有许多状如铅球的石球，应为守御的武器。反映了当时利用球类武器进行部落战争的情况。
弓箭是所有工具中最先进的代表性武器，由于日益频繁的战争，各个遗址箭镞大量增加，因为镞是大量消耗的一种武器，由于磨制工艺不发达，开始多用骨镞和少量蚌镞。骨镞一般带铤，宽扁而略显轻薄，穿透杀伤力相对较差。进入龙山时代，石镞数量比例增加，多磨制精细，结构更加合理，一般分锋、身、铤三个部分，镞身呈三棱形或菱形， 可与后世的青铜镞相媲美。大量石箭头的发现，当是军事活动激烈的直接反映。曾一度对后世远程武器的使用产生深远影响，
斧钺是战争中所广泛使用的一种武器。最初被当作生产工具，后来很快演变为武器和礼器，作为权力与威严的象征物。从目前发现的资料看，最初的石钺，器形比较厚重，刃部使用痕迹明显，并且崩裂的豁口很大，证明它确实曾被作为生产工具使用。后来很快就变得非常扁薄，刃部也很少使用痕迹，即使有使用痕迹，其崩裂豁口也较小，显然不是在较大作用力撞击下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人民已赋予它新的含义，石钺已慢慢失去最初作为生产工具的功能，而成为武器和礼器。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中所谓“多头石斧”。呈齿轮状，中部有孔，可安柄，即沉重又锋利，具有较强的杀伤力。广东石峡遗址石钺，形体都较大，长身亚腰有锋利的梯形斜弧刃，竖长方形，器身扁薄，个别有肩石钺，其造型已与商周时期的铜钺十分接近。福建昙石山遗址还发现仿金属的磨制双孔大凸刃石钺。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发现的石钺极为精致，无使用痕迹。石钺上所附的骨质装饰上刻有精美的鸟纹，非一般实用工具，应是一件专门表示权力、地位和身份的礼器。
在文献记载中，斧钺的礼仪和象征意义是很明确的。首先，王在布政议事、册命诸侯以及举行其他仪式时，王一定要即位于画有大斧钺的屏风之前，如《礼仪?觐礼》；“天子设斧扆于户牖之间，左右几，天子衮冕，负斧扆。”《逸周书?明堂》：“天子之位，负斧扆，南面位。” 显示了这种军权的神圣性和神授性。在礼仪仪仗用品中，目前发现的有玉斧、玉锛、玉刀、玉钺等。玉斧是对石斧的礼仪化的产物，多为扁平穿孔梯形弧刃，制作精细，没有刃口，属于非实用器。
三
原始社会战争普遍存在，氏族领袖或部落方国的首领为了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以及部落联盟的安全，往往在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聚居中心，设置壕沟、栅栏、挖沟筑城，于是城郭沟池一类防御设施随之应运而生。防御工程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标志着古老的氏族社会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为了防御掠夺，环壕作为一种防御设施开始出现，早期的环壕一般规模较小，深和宽大都不超过2米。随着防御的需要，壕沟不断加宽加深。比较典型的主要有西安半坡、潼临姜寨、内蒙古兴隆洼以及湖南澧县八十垱等遗址。 磁县下潘汪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两条形制相同的沟，其中一条沟壁整齐，沟口齐直，拐弯处呈圆角方形，仅发掘48.5米，这是龙山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沟防设施。看来，不论部落还是氏族之间，都有壁垒森严的防卫措施。壕沟正是城堡出现前一种最有效的营地防卫设施，也是后来护城河的最初萌芽。
随着日益激烈和频繁的战争，作为防御设施的城址产生了。目前为止，我国已发现古城址大约30余座，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和内蒙古等省区。位于长江流域古城主要有湖北天马石家河古城、阴湘城、马家垸古城、走马岭古城、湖南城头山等。内蒙古发现的城址主要集中在凉城岱海地区周围、包头大青山南麓和准格尔以及清水河之间南下黄河两岸。这些城址都以山坡用石头筑起围墙，一般皆不规整，因山坡的地形变化而不同。城墙多随山势建造，有方形、圆形、椭圆形，也有的略似三角形。中原地主要有郑州西山、河南安阳后冈、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和山西襄汾陶寺等。较大的主要是辉县孟庄城址，面积达20余万平方米。最小的平粮台城址面积仅有3.5万平方米。山东地区的城址主要有五莲丹土、阳谷景阳岗、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临淄桐林等。苏北地区主要是连云港藤花落龙山文化城址。这些巨大的城垣工程的出现，是战争规模经常化和激烈化的产物，是长期进行残酷战争的必然结果，也是氏族和部落内部因贫富分化而导致的阶级日趋尖锐的真实写照，所以说，城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四
氏族公社末期，族与族之间的战争，其性质已由过去的血亲复仇，转变为财产的掠夺。原来氏族部落之间的偶尔“械斗”，被掠夺财富的残酷战争所取代。战败的氏族往往丧失一切，有的甚至全氏族沦为奴隶；而战胜者所掠夺的财物、奴隶等，则落入氏族、部落酋长或军事首领手中。这些显贵所掌握的财富和奴隶越多，权势越大，他们的社会地位超出一般氏族成员之上，最终分裂成统治与被统治两个对立的阶级。由此增大了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 所以，战争的激烈程度是物质利益决定的，最终促使氏族制度进一步解体。
从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氏族内部没有发生明显的贫富分化，其社会地位基本是平等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产品日益丰富，除维持日常生活外已出现剩余产品，一部分人可以不通过等价交换或采用武力掠夺它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可能。如泰安大汶口墓葬其规模、有无葬具和随葬品的多少优劣等差别相当明显，大墓有棺或椁，随葬品达100件以上，除陶器外，还有精美的玉器和象牙雕刻器等；中型墓仅少数有葬具，随葬品十几件至几十件不等；小墓无葬具，随葬几件或没有随葬品。清楚地表明当时已存在贫富差别，而且出现身份地位上的差别。大汶口文化中最精致的黑陶、白陶、彩陶以及玉器、象牙器、鳄鱼麟板、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都出现在大型墓葬当中。这是私有财产业已发生、贫富差别已经出现的重要例证。临朐西朱封遗址的3座大墓，有棺有椁，墓坑规模大，随葬品丰富，主要有大批陶器和一些玉、石、骨、牙器等，还发现大量彩绘木器残迹。陶器中有精美的蛋壳陶杯、黑陶罍等。看来死者绝非一般氏族成员，而应当是具有某种特殊身份，地位显赫，高踞于当时社会组织上层的显贵人物。似乎也不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氏族贵族”。或许就是当时统治这一地域的权力集团中某个阶层中的当权者。特别是蛋壳陶高柄杯，应该是权力、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物，是一种礼器；玉钺作为军事仪仗用品，其权威性十分清楚。这是私有制产生、贫富差别及社会内部分层的重要例证。山西陶寺墓地1000余座墓葬，仅少数墓使用木棺，棺内铺硃砂，随葬品有陶土鼓、彩绘木案、俎、仓、匣盘、豆、彩绘陶器、玉钺、成套石斧、石锛、石镞等一、二百件。而87％以上的小型墓，墓宽仅0.5米，既无葬具，又无随葬品。 这种等级分明现象，正是当时社会分化的有力明证。在江浙地区，发现的良渚文化墓葬，主要有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文家山、赵陵山 和上海青浦福泉山 遗址等。这些墓地均为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地，上面的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赵陵山遗址墓77，死者为30～35岁男性，随葬品160多件，其中玉器128件，这是随葬器物最多、规格最高的一座大墓，突出地说明了他生前显赫的身份权力和崇高的威望。
由此可见，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批凌驾于部族及一般成员之上的特殊阶层或集团成员，这些人作为部族显贵，不仅拥有巨大财富，而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这些少数人手里，这就为剥削他人劳动提供了条件。由此促进了阶级分化的进程，加速了氏族制度的瓦解和阶级社会的形成。
五
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各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生存条件，发生的武装械斗，还没有发展到为了掠夺而进行战争的阶段。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商品交换的产生，加速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原有的氏族或部落之间纯粹血族复仇偶尔进行的小规模武装械斗，已经演变成掠夺财富和奴隶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大规模征服异族的战争，或部落兼并战争。战争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职业。频繁的掠夺性战争加强了各级军事首领、氏族头人和祭司的权力。这些人不仅对本部落加强控制，使已经存在的贫富分化更加突出，阶级冲突日益加剧。特别是大量城堡、乱葬坑以及众多武器的发现，不仅反映战争是非常剧烈的，也说明当时阶级对立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反映，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资料表明，这种战争在人类即将进入文明前夜是愈演愈烈，它使分散、独立的部落走向更高一级的社会共同体。总之，战争在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战争是国家和王权产生的主要媒介。战争最终导致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所以说，战争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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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

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
作 者： 王巍 发布时间： 2005-9-10 16:47:25



一、公元前2000年前后各地区文化面貌的变化纵览
公元前2000纪左右，在我国广大范围内，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化激变。在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纪），无论是黄河上游、下游，还是长江上、中、下游，都曾出现了一些十分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如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等，这些文化各具特色，盛极一时，在某些方面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这一时期，各地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聚落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反映出在这一时期，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和与之相伴的人口的较大幅度的增加。然而，龙山时代结束后，（即公元前2000年之后），情况为之一变，各地的聚落数量锐减，规模也显著缩小，似乎反映出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上述地区曾经风光无限，繁荣至极的“强势文化”相继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出现。
在黄河上游地区，以繁缛的彩陶为特色的马厂文化被拥有较为发达的铜器制作技术的四坝文化取代；在黄河中游的河套岱海地区，广筑城池的老虎山文化衰落，新出现了以花边口沿和饰附加堆纹陶鬲及小件青铜器的朱开沟文化。在黄河下游地区，以使用精美的蛋壳黑陶闻名遐迩的山东龙山文化销声匿迹，由文化面貌较为古朴的岳石文化取而代之。在长江下游地区，以玉琮、玉璧等玉礼器为突出特色的良渚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出现了以相当数量的印纹硬陶为特色马桥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大型城址和大量祭祀用小型陶器和人像及动物形象而独具特色的石家河文化衰落，此后，该地区被纳入中原文化的系统。在辽河流域，在红山文化之后相对进入发展低谷的小河沿文化衰亡，取而代之的是拥有繁缛的彩绘陶，使用大量石块修筑城池和大型祭祀遗迹，出土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陶鬶、陶爵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发人深思的是，将上述地区新出现的诸考古学文化与原来存在于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后两者的文化面貌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令人难以将其后者视为前者的直接继承者。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将前后两个面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相比较，其结果并非如一般人们所想像的、当然是后者高于前者，而往往是业已衰亡的考古学文化文化在陶器、玉器及其他手工业品的制作水平和原始宗教的发达程度等若干方面高于新出现的考古学文化，似乎出现了文化发展水平的“退步”。
以黄河下游地区为例，分布于此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在继承了大汶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再创辉煌，其鬶、盉、觚等各类酒器的多样性和优美的造型，质地纯净的黑陶和白陶的烧制技术，制作工艺极为复杂，令现代陶工都叹为观止的、薄如蛋壳（壁厚不足1毫米）的“蛋壳陶”，以及制作精致并有雕刻出繁缛的兽面纹饰的穿孔玉石器等，成为当时最为先进的史前文化之一。而其后出现于黄河下游的岳石文化则相形见绌，其陶器以器壁厚重的呈子母口的灰陶器为特点，不见制作精美的蛋壳陶；石器中琢制石器占相当比例，磨光石器较少，也未见精致的玉器。前后两者的文化面貌反差较大。
再以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为例。以高超的琢玉工艺和精美绝伦的各种玉器以及以由几种颜色的土构筑而成的祭坛和巨型建筑为代表的发达的原始宗教而闻名遐迩的良渚文化，无论是文化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方面在当时都是名列前茅的。然而，良渚文化之后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马桥文化遗址或墓葬中，则不见或少见玉器，尤其是未见琮、璧、冠形饰等表示拥有者身份的“礼玉”。在玉石器的制作工艺方面，后者也比前者相形见绌。后者不仅看不出进步，反而有今不如昔之感。两者的陶器在质地、造型和类别及制作工艺等方面也差别较大。
上述这些现象给人一种印象：前后两者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它们似乎并非单线进化式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即后来者承袭了先驱者的文化传统，又继续将其发扬光大，，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层”，即两者在文化上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同。
虽然不能仅仅根据这些现象得出各地的文化真正发生了退步，但就文化发展的势头来看，以公元前2000年左右为界，上述地区的文化和社会似乎确实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衰变。有迹象表明，这些区域曾一度各具特色的文明化进程并未沿着其原来的发展轨道完成其全过程便中途“夭折”或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被纳入到以中原地区夏商王朝为中心，或在其强烈影响下发展的轨道上来。
二、分析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的前提
应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对此，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人将其解释为人群的迁徙，有人则认为是环境的变化使然，还有人认为是由于集团内部的原因造成的。上述几种意见虽都可备一说，但又似乎难以据其圆满地解释各地发生的上述变化。我们认为，鉴于上述广阔的地区都发生了这种的变化，因此，在考虑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时，也应当从广阔的空间去思考，将各个地区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仅仅涉及某一个区域的局部原因，可能不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的或根本的原因。无论如何解释，下列事实都是不容忽视和否定的：这一时期，在相当广阔的空间范围里，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变革，一些原来相当繁荣的文化衰落了，一些新的文化脱颖而出，不同地区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接触、碰撞和融合，从而改变了原来这些地区的文化格局和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步伐（我将其称之为该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下面，将以这一认识为前提，试对产生如此大范围的文化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
三、距今4000年前后自然环境的变化
在分析大范围文化衰变原因的时候，以下背景情况应予以注意：
1、根据国内外古环境专家的研究，在距今5500年和4000年左右，在全球相当一部分地区发生了气候的异常，主要表现是气温的降低和降雨量的不正常，我国也不例外1。
2、在先秦时期的不同文献中，均可见到尧舜禹时期发生气候异常和大规模洪水泛滥的记载。《孟子·滕文公上》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墨子·非攻下》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可知当时无论是在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都出现了气候异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五谷不登”、“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的记载，表明当时有洪水的泛滥，还遇到了冷夏、地震，给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3、最近发现的“ 公盨”铭文中，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的内容。表明西周中期的人们确信大禹治水的史实2。
4、近年，山西襄汾陶寺、河南辉县孟庄等龙山时代后期的城址中，相继发现洪水泛滥遗留下来的痕迹。有迹象表明，这些遗址的废弃可能与洪水的泛滥有关3。另外，在青海民和喇家遗址，还发现先发生地震，紧接着黄河泛滥，导致整个村落被毁，村中的男女老少来不及逃避而惨死在屋中的悲惨景象，被喻为“东方小庞培”4。
5、在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距今四千多年的龙山时代的遗址多位于高于周围数米的人工堆筑的“堌堆”之上。显然是为了防御洪水的危害。
6、在长江中游发现的距今四千多年的湖北石家河等龙山时期的城址，城墙外往往有宽达十数米乃至数十米的护城壕，这些护城壕有些是利用了天然河道，有相当一部分则是人工挖掘而成的，其主要目地应当是为了抵御洪水5。
7、近年，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周围，也发现了宽大的壕沟，在数处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发现洪水泛滥后形成的淤泥层6。如江苏吴江梅堰遗址良渚文化层之上有厚0.33－0.9米的淤泥层，在浙江吴兴钱山漾、上海青浦果园村、上海闽行区马桥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之上，也都发现厚度在0.25－0.30米的淤泥层。可见在良渚文化末期，长江下游地区确实曾出现过大洪水，对人类生活的造成巨大的破坏。
上述考古发现与上述古环境学家研究的结果及先秦时期的古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的相关记述可以相互印证。从而表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似乎确有一段气候异常，灾害频发，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气候的变化，自然灾害的接踵而至，无疑会对人们的生活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