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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1, 2006
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综合研究
张国硕 阴春枝
新石器时代是我国城市的初创阶段。这个阶段的城，一般被称作“早期城市”或“雏形城市”。对新石器时代城址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能够了解我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历史，而且对于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诸课题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达数十座，这就为研究早期城市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对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作一综合研讨，不妥之处，敬请同仁指正。
一、城址的发现与我国城的起源
我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是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而逐渐增多的。本世纪30年代，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了山东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城址[1]。由于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发掘者把这座城址的时代断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到了90年代初，山东省考古工作者重新对城子崖城址进行钻探发掘，确认30年代发现的所谓龙山文化城应属于青铜时代的岳石文化城；而岳石文化城叠压着一座龙山文化城，在岳石文化城之上又存在着周代城[2]。尽管如此，30年代城子崖城址的发现仍具有重要意义，它促使人们积极地寻找更多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不久，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安阳后岗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3]
解放以来，新石器时代城址不断被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至1996年8月，我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城址近50座，范围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和内蒙古地区。城址年代不仅有龙山文化时代，而且也有仰韶文化时代。具体来说，河南省新发现有登封王城岗[4]、淮阳平粮台[5]、郾城郝家台[6]和辉县孟庄[7]等4座龙山文化城以及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8]。山东省历年来发现有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9]、邹平丁公[10]、临淄田旺[11]等龙山文化城。近年，在滕州市薛国故城内,发现一座龙山小城[12] ;又在鲁西聊城地区发现阳谷景阳岗、皇姑冢、王庄、茌平尚庄、教场铺、乐平铺、大尉、东阿王集等8座龙山文化城。[13]湖北、湖南二省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皆属屈家岭文化（距今5000—4600年），它们是：湖北天门石家河、石首走马岭、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垸及湖南澧县城头山等。[14]在成都平原地区，近年发现有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等龙山文化时代城址。[15]在内蒙古地区，解放以来发现的龙山文化时代城址是：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包头市阿善（2座）、西园、莎木佳（2座）、黑麻板、威俊（3座），清水河县后城嘴、马路塔，准格尔旗寨子塔、寨子上（2座）等，其中以凉城老虎山、包头威俊、阿善等城址最具代表性。[16]此外，属良渚文化的江苏昆山赵陵山、武进寺墩等遗址，周围以河道代替城墙，城内建筑物规格较高，其性质也应属城。[17]
我国城起源于什么时代，零星的文献记载有争议，主要有三说。一为“黄帝说”，认为筑城始于黄帝时代。《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皇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二为“夏鲧说”，认为夏部族的首领鲧是始作城者。《世本·作篇》载:“鲧作城郭。”《吴越春秋》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云“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则曰：“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又，《通志》云:“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此外，还有“夏禹说”，少量文献材料谓夏禹为始作城者。如《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云：“处土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以上三种观点哪一种更切合实际，仅靠有限的文献材料，是难以作出判断的。
新石器时代诸城址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城的起源提供了可靠材料。目前来看，至少有以下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夏鲧时代即已广泛筑城，夏禹不是始作城郭者。夏鲧是尧舜时代人，一般认为尧舜时代与龙山文化时代有关。[18]目前已发现大量龙山时代城址，说明筑城技术在夏鲧时期已被人们所掌握。二是黄帝时期城已经出现。黄帝时期距今多少年，现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但距今至少有5000年左右。近年在郑州西山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距今5300—4800年，许顺湛先生认为其与黄帝时代关系密切[19]，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西山城址的城墙采用方块版筑法夯筑而成，如此之高的筑城技术，不会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必然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故在西山城址建成之前的一段时期里筑城技术已经出现，我国城的起源应在距今5500年左右。
关于我国城始源于北方地区或是南方地区的问题，近年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在郑州西山城址发现之前，由于屈家岭文化城址的发现，其年代普遍早于黄河流域诸龙山文化城址，故有的学者认为“长江中游率先建筑古城”[20]。由于郑州西山发现了一座迄今我国年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其绝对年代比屈家岭文化古城还要早，故我国城源于南方地区的观点已被事实所否定。从现有文献材料和实物材料来看，我国城还应始源于北方黄河流域。
二、城的功能
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就要求生产力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发明并掌握筑城技术。同时，社会的需要也是城产生的必然条件。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需要也是不同的，从而筑城的目的也不一样。从理论上讲，古代的城应具备御敌、防洪、防御猛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功能。但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城的功能并不一样。新石器时代的城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一是防御敌人侵袭。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由于贫富分化、私有制、阶级的萌芽，又由于人口的增长导致需求的增加，故部落之间的掠夺性战争不断发生，获取财富甚至人口的意图成为战争的基本目的。为了保护本部落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各个部落都用夯土或石材构筑坚固的城堡用于防御。文献材料有许多部落之间进行掠夺性战争的记载，新石器时代仰韶、龙山时期众多城址的发现，应是诸部落之间相互征战记载的具体反映。
城的第二个功能是用于防洪。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再加上当时时常发生洪水泛滥灾害，从而造成极大的损失。文献材料中有许多关于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和人们治理洪水的记载。如《孟子·滕文公下》、《淮南子·本经训》以及《史记·五帝本纪》等。面对洪水泛滥，人们除了进行治理之外，还采取建筑城墙的办法把居民区圈围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抵御洪水泛滥之危害。多年来，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筑城与防洪有着密切的关系。徐旭生先生认为：“城同堤防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从防御寇盗来说，就叫作城；从防御水患说，就叫作堤防。”[21]徐中舒先生认为：“古代黄河下游广大平原半穴居的村落，必须在地面上构筑城垣，以防河水泛滥时的侵入。”“城垣的修建，在低地穴居则为防水的必要设施。”[22]
城的第三个功能应是防御猛兽的侵袭。在原始社会，由于人口相对稀少，凶猛的野兽在人们居住区周围游荡；再加上当时战胜猛兽的能力较低下，从而造成人们惧怕猛兽的心理。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在居住区周围挖掘壕沟用于抵御猛兽，如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其居住区周围都发现了巨大的壕沟[23]。到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人们有能力和技术去建造更加可靠的城墙设施，用以有效地防止猛兽的侵袭。
需要指出的是，新石器时代城的规模较小，城主要用于居住和自卫；而其经济、文化中心方面的功能或根本没有，或处于萌芽状态。这个特点，文献材料对城的解释已有显露。《说文》云：“城，以盛民也。”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墨子·七患》亦曰“城者，所以自守也。”《吴越春秋》则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可见城的最初功能主要是用于“盛民”、“守民”，而没有使其成为经济、文化中心的目的。
三、地理环境
通过对上述新石器时代诸城址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在仰韶、龙山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对城的位置与周围地理环境进行有意识地选择。
首先，城必须位于台地或高岗等地势较高之处。这些台地或高岗，应是范围相对较小而平坦，且明显高出周围地区数米甚至更高，可以观察到周围较远地区的各种情况。这种位置，在现今的地名上，多被称作岗、台、城、冢、岭、墩、山或崖等，如“王城岗”、“平粮台”、“郝家台”、“阴湘城”等。可以这样说，目前还未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城址不是建在高、台地上而位于小盆地底部、低地或平地之上的现象。之所以把城址选定在高地之上，目的主要还是便于军事防御和防御洪水。因此，择高而居是新石器时代选择城的位置普遍遵循的原则。
其次，城的位置还必须紧邻自然水源。新石器时代仰韶时期，人们还未发明凿井技术。至龙山时期，尽管凿井技术已经发明，但由于这种技术尚没有普遍推广，且在高、台地上打井十分困难，故利用自然水源提供生活用水仍是人们的主要选择。现今发现的仰韶、龙山时代城址，大多位于小河流岸边或洼地、湖泊附近，有的则紧邻泉水，都具备有地上自然水源的条件。
第三、城的周围必须有一定范围的可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原或小块盆地。仰韶、龙山时代的城，实际上是一个较大的聚落。城内居民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出征或自卫。其生活品的供给，一是靠军事掠夺；二是在无处掠夺或和平时期，只有靠城周围的田地生产维持生活。故当时选择城的位置，也要考虑到周围是否具备优越的生态环境这个自然条件。现今发现的诸城址，周围多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或开阔盆地、低丘等。
第四，基于交通和军事防御的考虑，城应建在河、湖岸边或附近。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舟船。通过制造舟船，在适宜的水域上进行交通与运输，从而扩大人们的活动范围和提高运输效率。再者，城址筑在河、湖岸边及邻近地区，这些河、湖本身就是一道自然防御屏障。
四、城址分类
现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类为缓岗类。城址座落在较平坦的缓坡、低岗之上，用夯土建筑城墙，城垣形制较规整，多为方形或近方形，以孟庄、王城岗、边线王等城址为代表。此类城址又可细分为两型：一为环壕型，在城墙四周有护城壕，如郝家台、孟庄等城址；另一是无城壕型，如王城岗城址。
第二类为台地类，也可称作台城。城建在较高的台地之上，城墙多依台地边缘峭壁而建，外侧陡直，内侧较缓，城内地面明显高于城外地面，以城子崖、田旺、丁公等城址为代表，四川地区发现的宝墩、芒城、鱼凫城、古城等城址也应属于台城类。
第三类为山城类。城址一般位于山坡之上，城的平面形状无一定规则，多用石头砌墙，以老虎山、阿善等城址为代表。
第四类为水城类。城依地势而建，城垣形状不甚规则，城墙外四周环以护城河，有的城墙紧邻自然河流而建，有的河流穿城而过，多有水门设施，城内居住区一般位于地势较高的土台之上，以城头山、走马岭等屈家岭文化城址为代表。此外赵陵山、寺墩等良渚文化遗址，周围有圆形或方形河道，也属水城类。
五、城的布局
新石器时代诸城在布局方面有一些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垣规模与城内面积较小。一般城址城墙宽10米左右，城垣周长多在400—1000米之间，个别有2000米。城内面积，小者不足1万平方米，如王城岗城址;一般都在5万平方米左右，如平粮台城址;面积较大的多在20万平方米左右，如孟庄城址；只有极个别城址，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如石家河城址。之所以城址规模普遍较小，其原因一是生产力水平所限，当时人们多无能力去建造较大城垣；二是城内居民人数较少,没有必要建造较大城垣。
第二，城垣平面形状复杂多样，以方形、长方形居多，还有圆形、梯形、扇形、不规则形等。一般来说，缓岗类城址城垣多为方形或近方形、长方形。而台城、山城、水城多依自然地势而建，城垣形状大都不太规则，如城子崖城址呈凸字形，老虎山城址呈不规则三角形，走马岭城址呈不规则椭圆形。当然，个别位于地势较为平坦的水城，其城址平面也较为规则，如城头山城址呈圆形。
第三，内、外城之制尚未形成。内、外城的城垣布局在商代以后十分常见。目前发现的所有新石器时代城址皆为单一的城垣。王城岗城址虽发现了两个大小相近的并列方形小城，但东城早于西城,西城是在东城被五渡河水冲毁之后,利用东城之西墙作为西城的东墙而修筑而成。边线王城址虽有内、外二城，但大城（外城）是在小城（内城）被破坏之后就地扩展而重新建造的。
第四，城壕设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一些地貌条件优越的城，其城外多有护城壕设施。如西山城址城外发现有宽5—7.5米、深4米的壕沟。孟庄城址四周发现有宽60米的护城河,河深至少5—7米以上。丁公、郝家台城址也有城壕,屈家岭文化诸城都有护城河。
第五，已出现专门的陶排水管，但多数城是明水自然排流。在平粮台城址南城门中间路土下，发现有陶质地下排水管，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地下陶质排水管道。但这种较先进的陶水管道在其它新石器时代城址中尚未发现，也未发现其它的专门排水设施。推测一些城的某些地段可能采用开挖明沟的方式进行排水，也不排除某些排水沟是上面覆盖有林板或木棍加泥土的暗沟，但城内整个排水系统应属于明水自然排流，即利用城内地势的高低，辅之以疏导，让雨水和污水自然排流到城外。
第六，手工业作坊多分散于城内，与居住区、儿童墓葬区杂处，城内没有“市”，商品贸易尚未形成。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掠夺性战争较多的情况下，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当时的手工业作坊多分散于城内，这与后期城市手工业作坊多位于城外四周有所不同。
六、防御设施及筑城技术
从新石器时代诸城址的发现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城的防御设施种类少，且比较简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城墙。这是最常见的防御设施。一般宽10米左右，有的宽达20米。坡度外侧较陡立，内侧较平缓。尚不见郭城、瓮城等防御设施。
2.城门及门卫房。平粮台城址发现有南、北两个城门，城门狭窄其中南门宽1.7米。在南门内两侧，发现有两处门卫房基址,二者依城墙用土坯垒砌而成。屈家岭文化诸城发现有水门设施。
3.护城壕。郝家台、丁公、孟庄及屈家岭文化诸城址皆发现有护城壕(河)。
4.自然设施。包括利用高地、河流、峭壁等自然设施进行军事防御。新石器时代诸城址多位于地势较高之地，又多位于河流岸边或附近，这些高地、河流都可用来进行军事防御。
在筑城技术方面，新石器时代城墙可分成石墙和土墙两种。
石质城墙主要发现于内蒙古龙山文化城址。其建造程序，首先在墙基处铺垫黄土，并层层夯实。有的石墙亦直接建在经夯打的生黄土之上。再在黄土基上以大小不等的石头错缝垒砌石墙，石墙之内及石缝之间皆填充碎石块或黄泥土。石墙外侧平齐，内侧不规整。这种内土外石的城墙，其内填土未经夯打，城墙坚固程度十分有限。
土质城墙多系夯打而成。夯土多为粘土，有的夹杂有沙质土层。用土多是在城墙内、外侧就地挖取。多为平夯，也有斜夯。夯层厚薄不一，一般在10公分左右。夯具为数根木棍集束而成，或以河孵石夯筑，或以单根木棍夯打，成都平原地区存在有板状夯具。其城墙建造技术差别较大，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槽型。城墙由地下基槽和地上墙体两部分组成。其建筑程序是:先在拟建城墙地带挖一深沟作为城墙的基础槽，一般深2米，有的深超过5米。其宽度一般与城墙宽度相同或接近，有的小于城墙底宽。然后从基槽底部向上填土逐层夯实，待出地面后，再用土层层夯打成为墙体。一般是愈往上墙体愈向里收缩。这种带基槽的城墙，其墙体建造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版筑墙。最早见于郑州西山城址，其建造城墙系用方块版筑法，在经过修整的生土基面上分段逐层逐块夯筑起来。这种较先进的方块版筑法可惜并未在新石器时代广泛推广，目前发现的基槽型城墙，仅在边线王、后岗发现有版筑现象。而大多数城址的城墙多是堆土夯筑而成，如王城岗、孟庄、城子崖等。这样的城墙，其基槽堆土多系平夯或两侧高、中间低的斜夯。待出地面后，逐层堆土夯打至一定高度，其城墙坡度较缓，有的还有护城坡。
二是平地起夯型。这样的城墙不挖基槽，把拟建城墙地段略经整平，直接在地面之上夯筑城墙，以平粮台城址为代表，屈家岭文化5城址和成都平原4城址皆属此型。屈家岭文化诸城皆为平地起建，主体部分和内、外护城坡系一次筑成，未见版筑痕迹。成都平原诸城城墙亦为平地起建，夯层不规整。平粮台城址城墙夯筑方法有一些独特之处：先在拟建城墙处夯筑出一条和城墙方向一致的小版筑墙，然后在版筑墙的外侧逐层填土夯实作为城墙基础，继而再在城墙基础的上面加高夯筑出城墙。
注 释：
[1]《城子崖》（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2]《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2年7月26日。
[3]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
[4]《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5]《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6]《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3期。
[7]《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
[8]《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期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
[9]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
[10]《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在邹平出土》，《光明日报》1992年2月25日。
[11]张学海：《泰沂山北侧的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5月23日。
[12]《薛故城勘探试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26日。
[13]《鲁西发现两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22日。
[14][20]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7期。
[15]《成都平原发现一批史前城址》，《中国文物报》1996年8月18日。
[16]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
[17]车广锦：《良渚文化古城古国研究》，《东南文化》1994年5期。
[18]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许顺湛：《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中原文物》1996年1期。
[2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
[22]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3]《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
Posted by limz at November 21, 2006 01:17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