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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1, 2006
莱州市云峰山郑道昭刻石“四仙”题字的发现
莱州市云峰山发现的北魏郑道昭刻石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崔天勇 王忠义
莱州云峰山拥有北魏郑道昭摩崖刻石而蜚声书坛，驰名中外。它与大基山（在莱州市）、天柱山（在平度）、玲珑山（在青州）北朝刻石组成的“云峰刻石”，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研究书家生平思想及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在云峰刻石众多的刻石中，能反映郑道昭晚年爱仙乐道道家思想倾向的刻石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其中分布于云峰山主峰上的《九仙名题字》及其有关“九仙”的题字，占有重要的一环。
然而，自宋赵明诚《金石录》著录云峰刻石以来，我们能见到的有关资料和现今存在的刻石仅是“五仙”，即“安期子驾龙栖蓬莱之山”，“王子晋驾凤栖太室之山”，“羡门子驾日栖昆仑之山”、“赤松子驾月栖玄圃之山”、“浮丘子驾鸿栖月桂之山”。这五仙刻石既有各自独立的内容，又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一系统，与其他刻石相区别。因此，长时期以来“九仙”中“四仙”刻石的遗佚，古今金石学家们都引为憾事。云峰山“九仙”中的“四仙”刻石究竟在哪里？又由何因于何时遗佚？长期来杳如黄鹤，茫然无息，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迷茫和困惑！甚至有人以为，“九”在汉语许多地方只表示一个虚数，泛指多数或多次，“九仙”是否也并非实数，实指九名仙人？
二○○○年九月，莱州市博物馆在修建云峰山通向山巅的石阶路施工中，一次偶然的发现使这一困惑云峰刻石研究数百年的疑团终于展现端倪。
九月七日下午，施工民工在“九仙之名题字”东南上方约五米八山口处清理路基时，偶然在破开的石块中发现一石块的一面带有凿刻的文字！莱州市博物馆有关人员闻讯即赶到现场。
发现刻石的现场，系一两崖壁所夹成“U”字形的山沟，多年来为泥沙乱石块堆积，外口经人工叠垒，形成一外口宽约3。5米，纵深约5米，高不足3米狭小的台地。其表面生有杂草和细小的树木。此次所修石阶路设计即由此及彼攀上山顶。
从九月八日至二十四日历时近半个月，博物馆组织人力对此狭小台地堆积石块（包括起出破开石块）进行了清理。经将所获刻有文字石块进行拼对、整理、复原，可形成刻石四块，其中较完整者三块，现逐一记录、研究、考证如下：
一、刻石之现状
1、神人子题字
石破为八块，经修复后石面文字较完整。现石刻面高60、宽78、石厚21--32厘米。刻石为中粗粒花岗岩，表面呈赭黄色。刻面未经加工，利用原石自然断裂面，左部末行字石面高出右部石面约4厘米。
刻字为魏书体，字宽8.5--11厘米，高6--9.5厘米，字画深0.31--0.71厘米，横断面呈“V”字形。刻三行，行四字不等，计10字。题为“神人子乘烟栖姑射之山”。
刻面上部经“烟”字“火”部左上点至“因”部左上角有一石纹，致“因”部左上角残连。“栖”字“西”部左上角部分残连。因石破裂造成残损有:“乘”、“烟”、“神”等字。
刻字风化较轻，笔画较完整清晰，修复后断裂纹不明显。
2、列子题字
石原破为一大一小二块，石面文字笔画稍残缺。复原后现石刻面高105、宽87、石厚24--37厘米。刻石为大粗粒花岗岩，表面呈赭红色（下部呈赭黄），刻面未经加工。
刻字为魏书体。字宽约11、高9--14厘米，镌刻字画深0.32--0.44厘米，横断面呈“U”形，个别为“V”形。刻三行，前二行，行二字，末行四字，共八字。题为“列子乘风栖华之山”。
原石从“列”与“子”字间断开。刻面中部一石脉宽约9厘米，由“栖”与“华”字、“乘”与“风”字之间高起。“列”字“歹”之下部，“子”字右上部及横笔右半部分大部残去。“乘”字“千”头左上部及中间右部“十”字左下部残连。“风”字中部左下部残连，“几”部左竖撇，竖成二笔，相近较宽，似为误刻所致。“华”字、“山”字头下部笔画漫漶较重。
此刻石风化较重，有些字迹不甚清晰。
3、鸿崖子题字
石原破为一大二小三块，石面文字 笔画有残缺，经修复后，现刻石面残高0.55、残宽0.75厘米，石残厚约0.14--0.42厘米。刻石表面呈赭红色，石质较粗，大粗粒花冈岩，石未经加工。
刻字为魏书体。字宽约8.5、高5.5--11厘米，字沟深0.29--0.44厘米，横断面呈“V”形。刻三行，行三字，计九字。题为“鸿崖子驾鹄栖衡之山”。
“鸿”字漫漶不清。“崖”字“山”字头末笔上部残去。“子”字下部钩部分残去。横笔温漶严重，横右部分、子字头折部分残连，横末残去。“鹄”字漫漶严重，“鸟”部尤为不清，其右下部弧钩部公残去。“栖”字“木”部残去，仅余“西”部右半部分。“山”字左下角残连。
刻石风化严重。
4、赤（？）口子题字
石破为多块，现存五块，残缺约三块以上，石面文字残缺不完整，刻石面残高八0、残宽七七厘米，石残厚二五厘米。刻石表面呈赭红色、石质较粗劣，大粗粒蚀变花岗岩。石面未经加工。
刻字为魏书体。字宽约11、高约7.5厘米，字沟深0.3--0.59厘米，横断面呈“V”形。刻三行，行三字不等，现残存六字。题为“赤（？）口子驾麟栖口之山”。
第一字赤，严重漫漶不清。以下刻石面残缺，残去第二字。“子”字横画右部分末端残去。“驾”字“加”部“力”字左下部分残连，“马”部残连。“麟”字鹿下“吝”部大部残去，“鹿”部“比”字之上“ ”中间笔划残连。“栖”字“木”部左部分稍
残，“西”部中间笔划稍残连。“山”字公存第一笔上端少部分和第二笔上端一点，其余皆残去。
二、刻石文字内容
（1）神人子题字
“神人子”据《庄子·逍遥游》载：“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姑射山“乃传说中的一座神山。“山海经·东山经”记云：“灵其之山……又南三百作十里，曰姑射之山，无草木，多水“。又记有北姑射山、南姑射 山。《海内北经》又云：“列姑射，在海河洲中”。晋·郭璞注谓此即庄子之藐姑射山。（而清·郝懿行笺疏据《隋书·地理志》则认为《海内北经》之列姑射当另为一山，庄子之藐姑射 山，在平阳府西。《太平环宇记·四三·晋州》亦谓姑射山在赵城县西。即今山西临汾西。）
（2）列子题字
“列子”，即列御寇，又作列圄寇、列圉寇。相传为春秋战国时道家，郑人。汉刘向《别录》认为与郑穆公同时。《汉书·艺文志》说先于庄子。《庄子》中载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吕氏春秋·不二》云：“子列子贵虚”。即指道家虚静、无为思想，被道家尊为前辈。其所著《列子》，刘向《叙录》称：“《列子》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重复十二篇 ，定著八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亦著录《列子》八篇 。（原书早失，今本《列子》八篇，可能为晋人所为。）唐诏号《列子》为《冲虚真经》，为道教经典之一。
“华山”，为 我国名山，系四岳之一，古称西岳，亦曰太华山。《山海经》云：“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望而坐之若华然，故曰华山。”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南。
（3）鸿崖子题字
“鸿崖子”，即洪崖子，相传为黄帝的臣子伶伦，帝尧时已三千岁，仙号洪崖。崖，亦作“涯”。曾在西山（传说为今江西新建县西）的洪崖 炼丹，成仙后遗有炼 丹井。《文选·汉·蔡 “郭有道 碑文”》有：“将蹈洪崖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晋·郭璞《游仙诗》双有：“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 肩”。即指此。
“鹄”，《汉书》中唐颜师古注曰：“鹄，水鸟也，其鸣声鹄鹄云”。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鹄，指黄鹄，“丹经史言鸿鹄者皆谓黄鹄”。其形如鹤，色苍黄。其翔极高。世有“黄鹄，仙人所乘”之说（见《中华大字典》）。今《辞源》、《辞海》皆认为即“天鹅”。
三、刻石的书法艺术
如果把云峰刻石书法艺术风格划分为三大类，新发现刻石《神人子题字》等，它不像《论经书诗》等刻石多方笔、偃笔入笔，笔意外露，大起大落，用笔爽朗明快，洗练大方，结体舒朗伸展，体势开张洞达，随体赋形，变化丰富，艺术风貌呈现出纵横高远，自然潇洒的一派；更不像青州玲珑山《游盘题字》、《白驹谷题字》等刻石，用笔纯以方笔，体方笔厚，沉著苍老，结体宽博端正，体现出一种紧峭庄严的独特风貌。它常与《郑文公上、下碑》、《观海童诗》、《置仙坛诗》以及《九仙之名》、《安期子题字》、《浮丘字题字》、《羡门子题字》等刻石，同属端壮雄浑类这一艺术风貌。
但它不像《郑文公上、下碑》用笔以圆笔为主，大量使用圆笔，结体那么方整严谨、雍容端穆。这四块刻石运笔特点，主要以方笔为主，或方圆兼施，笔意含蓄内秀。如“子”、“乘”、“射”、“风”、“列”、“衡”等文字竖钩部分或转角，《神人子题字》中“人”字的捺笔，“子”字上两点，“山”字的竖的起笔等均作方笔，再如“崖”字左撇、“风”字左撇，也作顿笔方收，有意挫成方笔，采取内圆外方的写法，锋角突出，笔势雄奇。
也不同程序地采用了传统的篆、隶笔法，但时而流露出行书的笔意。如“乘”字的下两点，“风”字的“虫”侧一点，“ ?”字“鹿”部的“比”字、“衡“字中间”大“字”的一撇、“崖”字的横书等都来自隶法，点、撇、捺都是力顿或重挫收笔。“鹄”字“鸟”部四点、和“驾”部四点等作行书，以一横代之，《赤（？）口子题字》等“之”字，多数捺笔作长捺，末端有意放长，亦有行书之笔意。用笔于扎实稳健之中也不失飘逸与洒脱。
行笔上主要以中锋为主，笔画工丽丰满，侧锋很少用之，仅见于短小笔画，如侧点等。许多笔画，行笔以涩见力，沉著庄重。如“乘”字“崖”等横画。
结体宽博端庄，虽方正端庄而不拘谨呆板，稳健之中流露出飞动，时有一种恣情放纵、闲逸悠然的意趣，其中《神人子题字》、《鸿崖子题字》等笔势微取上扬之势，尤感纯朴、飘逸、自然。
四、刻石文字内容所反映的书家思想
①刻石反映的道家思想倾向
据统计云峰石刻共四十二种，而反映郑道昭爱仙乐道道家思想倾向的刻石即达二十余种。“九仙”题字占有重要一环，它与其他能反映郑道昭道家思想的刻石，既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成一系统，又独成组合，呈现着特有的内容。是研究郑道昭晚年出任光、青二州时期思想的重要资料。新发现刻石，填充了以往对“九仙”刻石研究中资料不足的缺憾。新发现刻石中所记述的“四仙”加上现存五仙刻石：“安期子驾龙栖蓬莱之山”，“王子晋驾凤栖太室之山”，“赤松子驾月栖玄莆之山”，“浮丘子驾鸿栖月桂之山”，“羡门子驾日栖昆仑之山”，而形成完整的九仙系统。从其中龙与凤、日与月等对仗关系及刻石的具体位置看，这“九仙”题字刻石，当按如下顺序组合排列，即：①安期子驾龙栖蓬莱之山。②王子晋驾凤栖太室之山。③赤（？）口子驾麟（）栖口……之山。④羡门子驾日栖昆仑之山。⑤赤松子驾月栖玄莆之山。⑥浮丘子驾鸿栖月桂之山。⑦鸿崖子驾鹄栖衡之山。⑧列子乘凤栖华之山。⑨神人子乘烟栖姑射之山。
郑道昭题刻下的“九仙”，深刻地反映着郑道昭浓厚的道家仙道思想倾向。这种道家的思想倾向也可以从其他云峰刻石中得到反映和印证。
如：《论经书诗》：“藏名隐仙丘，希言养神直。依微姑射踪，道遥朱台日”。
《东堪石室铭》：“朝晖崖室，夕曜松清，九仙仪采，余用栖形。”
他不仅题刻九仙之名于云峰山以寄神思与遐想，尚率僚属携道欲登山临海寄情山水以为“九仙”一样的神仙游。
登云峰山远眺沧茫大海，作《观海童诗》：“洪波泛仙鹄，灵童飞玉车。金轩接日采，紫盖通月华……。”由观海而遐想，构画出一幅神奇变幻的海上日月神升藏、龙凤呈祥、霞光灿烂的神山仙境。在云峰山或逗留于“飞仙室”内，或栖息于自建的“白云堂（齐亭）中”，与道俗谈玄论道解易老。《论经书诗》：“攀石坐危垂，口鸟栖倾侧。谈对洙滨 ，清赏妙无色。图外表三玄，经中精十力。道音动齐泉……。”并深感：“此会当十龄，斯观宁心识”。
在大基山，攀诸峰巅，感“神居杳汉眇，接景拂霓裳”之意境；游谷中“依崖论孝老，斟泉语经庄”，尽情于“寮寮歌道章中”。并于四周山峰和谷内前岗埽置仙坛以祭神。
登天柱山，沉醉于“孤峰秀峙”、“丽景流精”之中，深感“高冠霄星”的天柱山，“悬崖万仞”上的“霞亭”“斗室”，“接日开月”，具有“九仙仪采”，为“龙游凤集”之处，并深信此“云门烟石，登之长生”。
游玲珑山（百峰山），刊“白云堂中解易老”题字，作《百峰山诗》，而抒发出“久事霞人想”的情怀，直接道出他长期来“访仙”，对羽化飞升成仙的思幕之情。
他“上游天柱，下息云峰”，毫无倦意，甚至将自己融入这如梦如幻的神仙境界。“拂衣出州口，缓步入烟域”，“郑公乘烟至，道士披霞归”。其在云峰山、大基山所构建的临时栖息的山居亦或号“白云堂”，或号“白云乡青烟里”，亦成“仙居”了，大有乘云烟入仙界，跻身仙班之感。以至于郑道昭的儿子郑述祖，五十年后任光州刺史，刊《天柱山铭》称誉其父：“爱仙乐道之风……张良、崔廓未足云疑”。足见道家的仙道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②产生道家思想倾向的原因和实质初探
郑道昭这种爱仙乐道之风的产生， 当与其所处时代影响、家世及个人生平遭遇有关。
郑道昭出身积世文儒、累世为官的中原名门望族。十四世祖郑兴，东汉谏议大夫，郑兴子郑众，大司农，皆为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众子安世“亦传家业”。其高祖郑豁，以才学被辟为后燕慕容垂太常卿、太子少保。父郑义，“文为辞首，学实宗儒”，当时著名文人，为北魏给事中、中书令，总司文史敷奏。兄郑懿，“涉历经史，善当世事”，“尤精易理”。郑道昭本人则更是“少而好学，综鉴群言”，“博学明隽，才冠秘颖”，为一时名流。其所处时代，正是北魏王朝孝文帝至宣武帝由治而乱、由盛转衰时代更替的过渡时期。
孝文之世，励精图治，推行改革，国势日盛。为其施展才能提供了机遇。他“超待紫幄”供职内廷。由“中书学生还秘书郎，拜主文中散，徙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后“正除中书（侍）郎，转通直散骑常侍”。他与父兄同时在朝，被同僚比作后汉三陈（即陈 兴之陈纪、陈谌，俱以至德称誉一时），声振朝内外。其文才风流尤为孝文帝赏识。从征沔汉时，孝文帝曾与诸侍臣饮酒咏缀，道昭与兄俱侍坐，乐作酒酣，君臣相乐歌和。尽欢之余，孝文帝仍为道昭因父丧扶柩南下，以丁父憂未能参加这一时期的咏唱活动而深感遗憾。孝文帝执政时是道昭锐意进取、仕途顺畅的时期。
宣武之朝，朝政荒驰。宣武帝“笃好佛理”，朝野上下竟向趋佛，境内“释侣填邦，寺塔充国”，国势日下。景明二年（五0一年），他因受徙弟郑思和参与谋逆伏诛一案牵连，由黄门侍郎降为通直散骑常侍。继而为司徒咨议参军，后为国子祭酒。面对连年战争后“学宫凋落，四术荒废”的局面，他先后连续三次上表，力主崇儒敦学，呼吁朝庭修建学馆、恢复汉魏石经，“与礼乐，崇文教”，决心振兴教育，为国培养人才，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堕”。尽管他力陈礼义教化“为国之基，不可斯须废也”的道理，其匡救时弊的主张始终未能引起朝廷的重视，宣武帝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仅下诏褒之而搪塞，而一心沉溺于佛事之中，大造佛寺，广度僧众。
目睹着国家由强转衰，儒风废堕，朝政日荒，太和改革盛世的一去不返，自己竭心补救时弊的政治抱负却不能施展，政治上的屡受挫折，冷遇、失意，不能不使其精神上陷入极度的压抑与悲苦之中……。郑道昭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于永平三年（五一0年）离开京都洛阳，出任光州刺史，三年后又转任青州刺史的。这当是促使郑道昭由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转向消极出世的道家思想倾向，产生“爱仙乐道”思想的主要因素。
光、青二州地属故齐之地。北方山东沿海一带自古为“神仙”方士之乡。战国时齐威王、齐宣王以及燕昭就曾在听信齐燕方士之言，“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秦汉时许多著名方士，如徐福、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多为齐地人。而栾大之墓，相传即在今莱州市，徐福，亦有即今龙口市之说。秦皇汉武都曾多次东巡至东莱，即北魏时之光州一带，入海求仙，访蓬莱仙人，羡门、安期之属。秦始皇“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汉武帝“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而秦皇汉武所祀八神，其中五神祠地在故齐地沿海，而四神祠地即在东莱即光州境内，而其中“阴主”祠地“三山”，即今莱州市三山岛。足见东莱沿海方士之多，“神仙”方士之说影响之大、之深远。故此“始皇遊而忘返，武帝过以乐留”仅在今莱州市就留下了许多遗迹。“城西北十里小原河北岸相传始皇所筑”有“望海台”。“城北五十里临海与三山近……世传始皇 之注酒醴以祈百神”有“盏石”，“汉武帝东遊海上访安期生”在城南门留有“幸台”遗址。“城北五十里，汉武帝筑，北望海中三山”有“三山亭”。另外，汉武帝东巡祷万里沙，有“万里沙祠”遗址，等等。东汉以后道教兴起，这里应成为较早接受并广为传播的地区之一。
当地历史悠久的道教传统，浓厚的奢谈“神仙”方士传说、追求修练长生不老的宗教氛围，不能不给郑道昭以一定的影响，这当亦为郑道昭产生爱仙乐道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魏晋时期，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不安，糅合儒道而形成的玄学应运兴起，士大夫们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易》称为三玄。他们为明哲保身兼习老庄，精研易理，以老庄解释儒家经文。崇尚清谈，大谈老庄，论道解易，成为时代的风气。至南北朝时，这种魏晋之风仍有着重大影响，儒学之士普遍兼习老庄。郑道昭之你郑义，兄郑懿，亦无不兼通儒道。《郑文公下碑》称其父：“六籍孔精，百氏佣究，八素九丘，靡不昭达”。“阴阳律历，尤所留心。”其兄郑懿“敦“诗”悦“礼”，尤精“易”理”。处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家庭，郑道昭亦当不能不受到影响。
儒家主张进取，老庄提倡无为；儒家入世，道家出世。郑道昭的爱仙乐道思想，当是他政治上屡受挫折，崇儒主张倍遭冷落，玄学中道家老庄思想得以发展，对其晚年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反映。
老子曰：““道”是“万物之宗”，“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是天下万物产生的根源。“无”即是“道”。“道”是一种“恍惚”的、“玄妙”的、无形无迹、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超感觉的东西。“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庄子进而认为，人通过修养可以得“道”，得了“道”就可以与“道”同体，我就是“道”，“道”就是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样人生的苦恼和生死都可以得到解脱。
魏晋时何晏《无名论》亦曰：“自然者，道也。”王弼《论语释疑》：“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何晏、王弼认为：名教出于自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郭象则提出“天理自然”的观点，“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他们均“贵无”，主张“无为”，崇尚自然。
正是这种老庄、玄学思想下，郑道昭登山临水，“上游天柱，下息云峰”，“依 论孝老，斟泉语经庄”，放浪形骸，毫无倦意地尽情游于自然的。正如其《论经书诗》云：“目海浅毛流，看崖瞥鸿翼，相翔足终身，谁辨瑶与口，万象自云云，焉用挂情憶”。
《庄子·列御寇》曰：“巧者劳，而智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汎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郑道昭在这种任其自然、别无他求的心境下，要像飞鸿展翅一样，自由自在翱翔于长空；若不系之舟，随波逐流飘泊在人生的海洋，去自得求乐，寻求自然的真情与天性。
光州（治所在今莱州市），地处胶东半岛，为远离京都之边陲，没海自然风光壮丽，名胜古迹众多，州治附近的云峰、大基、天柱诸山，奇峰聳秀，林泉优美。壮美的山海风光使其心醉，神奇美妙的神仙方士传说使其神往。李白高歌“一生好入名山遊”，就是因为名山大川如画的美景更能显出道家的自然之趣。郑道昭他“观海童”、“论经书”、“置仙坛”，放歌于空谷，传情于摩崖，慕仙论道，情系山水，“游此无事方”，沉浸在没有宦海危机、没有喧嚣与寂寞、没有荣辱与得失，乾坤自在、物我两忘的亢奋之中。他寄身于自然，尽情游于自然，追求的是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庄子理想中的最高境界。
他是“乘务惜暂暇”而出游的。做为朝廷命官，光、青州刺史的他，不敢有误政务。论道谈玄只是“追文听浅义”。“栖磐时自我，岂云蹈行藏”，他并没有完全沉溺于深奥的道家玄理中不能自拔。在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矛盾中，他并无归隐之心，进取雄心不泯，期望的只能是有所作为，为国家作出一番事业。他屈居东齐，即使与道俗谈玄论道时，仍不忘朝政，眷念故土：“回首眇京关，连川口未即，还济河渐口，口来尘玉食”。其去国怀乡，思国忧君之心溢于言表。其“杖节牧齐疆”，施惠政于任内。史载：“其在二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郑述祖《天柱山铭》亦云：“懋续布在哥（歌）谣，鸿范宣诸史策（册）”。
因此郑道昭的爱仙乐道，只是表现了他晚年的一种道家老庄思想的倾向。这种道家老庄思想倾向，构成了他晚年思想意识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
历史上，老庄提倡的无为的出世哲学，与儒家主张进取的入世哲学，长期来二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处世哲学。进则求取功名济天下，退则稳居山林修身养性。孔子亦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郑道昭虽无归稳山林之心，却要去体味道家稳者这种出世的生活意境，去修补心灵上的创伤，去解脱尘世中的苦恼，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
《庄子·大宗师》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郑道昭悠游山林，谈玄论道，寄情于自然，追求道家的物我化一的自由境界，不过是在求得一种自我内心的平衡与调解，是在渐息尘心，借境调心，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去领悟从“有我”进入“无我”之玄机。他刊刻“九仙”之名，赋诗慕仙，扫石置仙坛，追思于虚无缥缈的神域仙乡，神驰于“九仙”般融于自然而超然物外的“无待”的逍遥游，亦当是借仙抒怀，同样是避开现实，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去追求一种不役于物的精神上的自由，期望着从“无为”之中能大有作为。“九仙”题字等刻石正是这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复杂思想、性格，有血有肉的、丰满鲜活的郑道昭形象，弥补了史料记载之不足。
六、刻石遭埋藏的原因
出土的四仙刻石位于云峰山山阴主峰下两崖壁所夹的山口中。其中《神人子题字》、《赤（？）口子题字》系施工中误破成数块，其原石（文字部分）比较完整，体积较大，出土时字面 朝下。《列子题字》、《鸿崖子题字》石破成二—三块，其中《列子题字》破成一大一小两块，大块部分呈倒置状埋在土中。由此可见，四刻石由于某种原因从附近山顶堕落山口之中，堕落时受撞击形成数块，由于堕落距离不是太长，因此破裂程序较小，石块保存较大。
造成四仙刻石塌堕的原因大约有两种可能，其主要原因应与莱州地处多震地带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地质构造有关。（莱州市地属国家及省划地震区域七度裂区，为地震多发区。）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北魏永平三年（五一0年）以来，莱州一带曾发生过三十四次大小不等的地震。如明正德元年（一五0六年）自九月至十二月，地震四十五回，均有声如雷，看见金星。清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年）至十四年（一六七五年）仅大震就发生多起。据《掖县志》载：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地震，水如漂舟，声如殷雷，城郭屋宇崩堕，月色为昏，地裂涌黑沙，六月十八日，七月十七日，八月十八日屡震”。由于地震造成山石倾斜、断裂或堕塌。如从与《论经书诗》刻石同处一石的两块宋代刻石看，最迟在宋代《论经书诗》刻石已向左方倾斜了二十一度，《观海童诗》向西产生了位移，刻石向一侧倾斜。
另外，山石自然滑坡塌落，也不失有其可能。据《掖县志》载：云峰山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一年）“文笔峰崩”。从峰顶曾塌堕过巨石。
据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云：“乃仰观斯峰曰：‘此上应有九仙之名’，即遣登寻，果如所说|。”由此刻石刊于北齐河清三年（五六四年）知，北齐时“九仙”题字俱存。
宋时，赵明诚《金石录》等仅录《郑义上下碑》等七种，对“九仙”题字尚未涉及。
清乾嘉之际碑学兴起，对云峰刻石著录研究者日众，著录刻石数量日全，从阮元《山左金石志》（嘉庆七年—一八0二年刊）录刻石一十九种、冯云鹏兄弟《金石索》（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刊）录刻石一十八种，始包括《王子晋》、《安期子》二仙刻石。陆增祥《八环室金石补正》（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刊）录刻石三十八种（或曰三十五种），已全录《五仙题字》。后杨守敬《荣阳郑氏碑目》（一八八一年刊于日本）录三十八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录四十二种（无祥目）、方若《校碑随笔》（宣统二年—一九0一年刊）录刻石目四十七种等，凡所录刻石仅见五仙题字，已均不见其余“四仙”题刻。至清乾嘉时“四仙”题刻应已遗佚。
“四仙”刻石出土处接近山顶位于云峰山主峰侧下，以上山体均为裸露的花岗岩，土层堆积应相当缓慢不易，从刻石出土处所形成的台地看，于土层堆积紧厚处约近1米（加石块堆积高度外口近3米），就目前初步调查看，周围山巅悬崖无可见明显断裂、崩塌遗留痕，应遭长期风化使之模糊所致。据上可推测，四仙题字堕落时间应不可能距今太近，为近几百年间事；应大约距今至少在近千年以上。然而，四仙刻石是否一次性堕落还是多次，为什么埋藏一处，清乾嘉前究竟何时堕落遭埋藏，由于资料匮乏，尚一时难以弄清，它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迹，尚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
七、结语
“九仙”刻石中“四仙”题字的发现，它不仅使“九仙”终于完整，填补了长时期以来古今金石学家们心中的缺憾，解决了云峰刻石研究中一个颇有疑议的重大问题，为更好地全面地研究郑道昭晚年道家思想倾向，他的爱仙乐道之风，以及北魏郑道昭摩崖刻石的书法艺术，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Posted by limz at November 21, 2006 03:04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