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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19, 2007
间谍卫星考古
今天的考古学家，买日冕图片已经成为区域研究的第一步， 此文追溯这些底片的来历
美国1969年成功利用阿波罗飞船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但是此后也不断有人怀疑那是美国宇航局的造假行为。虽然有这些质疑，美国人第一次登月还是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但是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次将一个物体送入太空并安全地返回地面”却是一次谎言，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然向全世界撒谎，当然，主要是要骗苏联人。
艾森豪威尔骗人
艾森豪威尔在1960年8月中的一次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自豪地宣布：美国成功回收了一面由“发现者13号”卫星带往太空飞行后返回的美国国旗，这是人类首次将一个物体送入太空并安全地返回地面。艾森豪威尔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展示了这面国旗，并告诉在场的记者说，发射“发现者”卫星进入太空，是美国对太空环境进行探测的一项科学研究项目。
但是1995年，时任克林顿政府副总统的戈尔下令解密的一批文件却显示，所谓“发现者13号”进行太空环境探测，只不过是一个谎言。
80多万张照片
其实“发现者”进行的根本不是什么科学项目，而是一项绝密的间谍卫星计划，它的真名为“日冕”(Corona)。该计划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空军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执行，“日冕”卫星无疑是世界上第一颗侦察卫星，其任务是拍摄并送回苏联的照片，而不是美国国旗。“日冕”卫星共拍摄了长达64万米的胶片，共计80多万张照片。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局的资深职员杰弗里·里切尔松认为：侦察卫星的出现是“情报界有史以来最大的进步，侦察卫星使我们能够自由自在地每天观察苏联这样的封闭国家，从而使美国领导人了解苏联人正在干什么。”
秘密的日冕计划
“日冕”计划1958年初正式运作，1960年归新组建的美国国家侦察局主管。这个局秘密地设在空军内，代表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管理太空侦察任务。为了避免刺激苏联人引起麻烦，各项工作均处于严格保密控制之下，以防止克格勃知道后进行侦查。另外，军方还将卫星装配车间伪装起来，躲过苏联的侦察卫星。“日冕”卫星的发射场位于加洲太平洋岸边的范登堡空军基地，那里的南太平洋铁路线上，火车奔驰，运输繁忙。为保密起见，不得不见缝插针地选择铁路上没有火车经过的短暂时间内发射卫星。
最初12颗侦察卫星的发射与回收，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诸如火箭点火未成、相机受到干扰、返回时卫星偏离轨道等，只能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地一一克服。随着太空照相侦察的技术日臻成熟，1960年“日冕”卫星拍摄照片的地面分辨率为7到12米。1963年就提高到1.8到3米。新的相机可以拍摄出立体图像，比单台相机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当时美国也用过先进的U-2侦察机来侦察苏联，但是毕竟风险很大。1960年5月1日美国一架U-2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萨姆-2导弹击落，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斯被苏军生俘，同时还引发严重的外交事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停止一切载人飞行器进入苏联领空，“日冕”卫星开始接替U-2执行侦察任务。
鲍尔斯事件以后110天，第14颗“日冕”卫星拍摄了苏联和东欧地区约40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照片，超过此前所有U-2飞机所拍摄的面积。在环绕地球飞行的17圈轨道中，该卫星7次通过并拍摄了苏联这块“谢绝参观”的禁地。同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回收了装有胶片的容器。
回收胶卷的空中杂技
侦察卫星送回的胶卷容器多半是在空中回收的，回收过程胜似一场空中杂技表演。一架经过改装的C-119运输机，从缓缓下降的挂有胶片容器的降落伞上方飞过，从机身下方伸出一个悬钩，钩住降落伞，切断伞绳，使降落伞收缩，然后将降落伞和胶片容器一起拖进飞机的货舱。
空中回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有时几次试钩都没有钩住降落伞，那么就只好让降落伞带着胶片容器一起溅落在海面上，然后派直升机吊一名潜水员下去，将绳子系在容器上，用直升机将容器吊起，送往附近的船上。
自第14颗卫星开始回收照片，到1972年计划结束为止，“日冕”卫星共执行了145次任务，其中成功102次，为美国窥探苏联的秘密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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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16, 2007
贾湖遗址
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 贾湖文化
中广网 2006-08-28
贾 湖 遗 址
一、遗址简介
名称：贾湖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
地址：河南省舞阳县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东，沙河与泥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平面呈近圆形，面积约55000平方米，1983年至200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在此发掘7次，计27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房址53座，窑穴370座，陶窑13座，灰坑336座，墓葬445座，瓮棺葬32座，埋狗坑10个，以及濠沟、小坑等。出土陶、石、骨等各种质料的遗物达数千件，特别是七声音阶骨笛，9000年酿酒技术,成组随葬内装石子的龟甲及其契刻符号，动物训化家养,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梗稻尤为引人注意，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经碳14测定，贾湖遗址年代范围为BC7000—BC5800年。考古工作者将发掘资料分为三期，其中的第一期文化面貌不同于目前发现的河南省其它同时期遗址，第二、三期与裴李岗、峨沟等大体同进，第一期年代约为BC7000—BC6600年，第二期为BC6600—BC6200年，第三期为BC6200—BC5800年，文化内涵既与裴李岗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也存在许多差异和独有特征，呈现出淮河上游地区的独特面貌。因之，发掘者将其命名为“贾湖文化”。目前与贾湖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遗址还有舞阳大岗、郭庄、漯河翟庄、郏县水泉等，主要分布于汝河、洪河、沙河流域。
贾湖遗址是河南省同时期文化遗存中保存最好、面积最大、文化面貌最丰富的遗址，具有中心聚落性质，对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早期聚落形态、农业尤其是稻作起源、家畜起源、全新世环境气候变迁、音乐起源、汉字起源、卜筮起源等许多重要学术课题均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尤其是七声音阶骨笛的材料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之后，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反响，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二、遗址概况
（一）名称：
贾湖遗址
（二）地理位置：
遗址位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北舞渡镇之贾湖村东，位置在东径113040，，北纬33036，，海拨67.5米遗址位于黄淮海平原的西部边缘，四周地势平坦，村庄稠密。
（三）以往科研工作
1、以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
1961年，原舞阳县博物馆朱帜同志在下放贾湖村劳动时发现了贾湖遗址。
1980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到先生在此进行调查，确定了遗址的文化性质。
198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先生来此调查。
198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天锁、陈嘉祥等在此进行试掘。
1985年10—11月，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居中、王良启等对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
1985年10—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居中、王良启对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
1986年3—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居中、杨振威对遗址进行第四次发掘。
1986年10—1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居中对遗址进行第五次发掘。
1987年3—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居中、王胜利对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郑州大学考古专业04级考古实习队在宋豫秦、张国硕等老师的带领下也参加了此次发掘。
2001年4—6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河南省文研所张居中、潘伟斌、秦颢、邱平等及中国科大科技考古专业考古实习的研究生，在此进行了第七次发掘。
经过5年7次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2700多平方米，发现了一大批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迹。
2、资料整理与发表情况。
《舞阳贾湖遗址调查报告》，朱帜《中原文物》1983年第一期。
《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陈喜祥《华夏考古》，1988年第二期。
《舞阳贾湖遗址的重大发现》，张居中《中州今古》，1988年第三期。
《考古新发现—贾湖骨笛》，张居中《音乐研究》1988年第四期。
《舞阳贾湖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试论贾湖类型特征与周围文化的关系》，张居中《文物》1989年第一期。
《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黄翔鹏《文物》1989年第一期。
《舞阳贾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居中编著 科学出版社 1999年2月
（四）贾湖遗址概况
1、描述
贾湖遗址的地层比较单纯，主要为裴李岗文化遗存，绝对年代为BC7000—BC5800年。遗址位于贾湖村东，平面呈不规则圆形，东西长约28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55000平方米。遗址的西部边缘为村内民房所占压，中部偏西处，1978年所修的护村堤横贯南北，堤西是农用地，堤东为一望无际的农田，遗址的北部中间有通往北舞渡的道路。南部边缘有一条东西向的生产路。（图1）
2、重要发现
贾湖遗址经过1984—1987年5个季度的大规模发掘，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基45座，灰坑300个，墓葬300多座，陶窑10座。其中发现了以次扩建的多间房及壕沟。发现珍贵文物标本3000余件。质地有陶、石、骨、牙等，器形种类主要有：陶鼎、陶罐、陶壶、陶碗、陶杯、骨鱼镖、骨镟、骨针、骨锥、骨刀、杈形器、骨笛、石磨盘、磨棒、石斧、石镰、石铲、石凿、石刀、石钻、石砧、砧帽、石环等。另外还在遗址中发现有反映稻作农业起源的碳化稻粒。在出土遗物中，以1987年发现的一批七孔骨笛和一批具有文字性质的甲骨契刻符号最为珍贵，把我国的文字史，音乐史推进到八、九千年。
2001年，发掘面积300余平方米，发现房基8座，灰坑66座，陶窑3座，墓葬96座，发现陶、石、骨各种质料遗物数百件，发现大量炭化稻料、豆粒等植物种子，各类鱼、鳖、龟、 鹿、猪、狗等动物骨骼。2004年12月，根据中科大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研究的成果证明，9000年前贾湖人已开始酿酒，其成份主要是稻米、山楂、蜂蜜、葡萄等。
（五）价值评定
贾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具有很高的历史与科学价值，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舞阳贾湖》一书的序言中所说：“贾湖遗址的发掘，可称是80年代以来我国新石器考古中最重要的工作。”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贾湖遗址有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的地层关系，这对裴李岗文化的类型与分期研究的深入进行具有重大意义。
2、这里发现的大批房基、墓葬、窑穴、陶窑以及大量的生产工具对研究当时的聚落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有重大意义。
3、这里发现的大批保存较好的人体骨架及动物骨骼，对研究当时的人种、人类体质、家畜起源、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
4、墓葬中随葬成组内装石子的龟甲及共存的骨笛及杈形骨器等原始宗教用具为研究当时的埋葬习俗、龟灵崇拜、信仰等宗教意识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5、这里出土的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乐器—骨笛，经研究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七声音阶，在我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6、贾湖遗址出土的刻在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的契刻符号表明，在距今8000—9000年的贾湖文化已出现了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对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7、经中国科技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对贾湖出土的陶器进行研究分析，九千年前的贾湖人已掌握原始的酿酒技术，这对研究世界酒文化史具有重大意义。
三、保护管理
1、保护管理的历史
1980年，由舞阳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2年，舞阳县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保护贾湖遗址的通知。
198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9年，由舞阳县博物馆根据遗址的分布情况，对保护范围时了界定，并树立了保护标志和界桩，同年，由省人民政府公布了保护范围。
1999年11月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显要位置，垂青史册。
2001年6月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遗址的保护现状
遗址中间有一南北向的护村堤，堤西遗址的边缘为村庄所压占。1984—1987年对堤西、堤东部分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后为便于保护进行了回填，遗址保存完好。
3、保护规划
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作好大遗址保护规划的通知》的要求，我们已于2000年3—4月份制定了《贾湖遗址保护规划》及《贾湖遗址保护管理办法》。保护规划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保护范围为依据，在保护区内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进行基本建设或动土活动。
4、保护工程项目，经费投入情况
1990年为保护贾湖遗址，解决村宅基地问题，由省水利厅，文物局共同拨款5万元解决了贾湖村护村堤的北迁问题，遗址保护区内不再规划宅基地。
贾湖遗址发现、发掘的基本情况
贾湖遗址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1年，县文化馆文物专干朱帜同志下放于贾湖村劳动时，在村东的井壁的沟坎上，发现有陶片，人骨和红烧土等，遂确定为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1979年，为防水患修护村堤，破坏了遗址中部文化层。当时，贾湖村小学教师贾建国在堤下带领学生开荒时又发现了一些石铲、陶器等，贾建国当时把这些东西送到了县文化馆。这些东西引起了刚恢复工作的朱帜同志的重视，并将出土文物在《中原文物》上作了介绍。此时正值裴李岗文化刚刚发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专家周到先生等亲自来到舞阳调查，并确定贾湖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的新世器时代早期遗存。
1980年，舞阳县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国务院将其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评为20世纪全国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1983年，村民要求在遗址的西区规划宅基地，同时也为进一步探讨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和文化特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派郭天锁、陈嘉祥等来到贾湖对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揭露面积50平方米。
1984年，省文物研究所又派张居中带队对遗址进行正式发掘，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100平方米，发现灰坑19个，墓葬14座。
1985年秋和1986年春，分别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和第四次发掘，揭露面积355平方米，请河南医科大学对人骨进行了鉴定，同时确认了3支七孔骨笛。
1986年9月到12月，进行第五次发掘，揭露面积556平方米，并确认了依次扩建的多间房。
1987年3月到6月，进行了第六次发掘，郑州大学实习生参加发掘，此次规模较大，揭露面积1269平方米，发现了契刻符号和陶窑。
2001年春，由中国科技大学考古系副主任博导张居中教授率队发掘。经过5年的7次发掘，共揭露面积2700平方米，清理房基53座，陶窑13座，灰坑336座，墓葬445座，瓮棺葬32座。
贾湖遗址出土的遗物主要分陶、石、骨等几大类，出土文物及标本4700余件。其中陶器及出土文物标本2548件，大多为红陶，火侯较低。已使用轮制，主要有生活用的陶鼎、陶罐、陶壶、陶缸、陶盆、陶碗、陶甑、陶纺轮、陶支架、陶锉等。以上部分装饰有绳纹、纹蓖附加堆纹等。
石制品共出土1147件，品类主要有：生产工具类如石斧、石铲、齿刃、石镰、石刀、石凿、石磨盘、石磨棒、石球、石纺轮等。装饰类有：绿松石坠饰、圆形穿孔石饰、柄形饰、穿孔石饰等，制品大多制作精巧，磨制光滑。
骨制品文物及标本1009件，主要器类有：渔猎用的骨镖、骨镞、网坠。缝织用的骨锥、骨针、纺轮等以及宗教用品骨笛、杈形骨器及龟腹内装石子。
另外，还有反映稻作农业起源的碳化稻米、植物果核等。
贾湖遗址的重大发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骨笛。经过7次大规模发掘出土骨笛共30余支，第2—6次发掘出土骨笛25支，完整或大体完整的有17支，残笛6支，未成品2支，第七次发现3支，另有几支古笛残片。这些骨笛大都出自墓中，并且随葬品较多，其中有一个墓葬随葬2支，骨笛专家推测应为当时部落首领，如其中一个墓中随葬器物60件，表明当时墓主的身份相当显贵。在这些骨笛中，笛孔有2孔、5孔、6孔、7孔、8孔之分，大部分为七孔笛。这些骨笛长大约都在17.3—24.6cm，直径在0.9—1.72cm间，音孔直径0.3—0.5cm。经对其中一支七孔笛测试，知其已具备七声音阶，能吹奏现代乐曲旋律，其制作材料系用鹤的尺骨制作而成，制作规范，形制固定。其资料已被刊载在英国著名刊物《自然》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是贾湖遗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管乐器。（二）酿酒材料的发现。2004年，根据中国科技大学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试验室联合研究的成果，经对贾湖出土的陶器内壁附着的残留物进行测验的结果表明，九千年前的贾湖先民已掌握了酿酒技术，其成份主要是稻米、山楂、蜂蜜等。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关酿酒的实物资料。（三）在遗址内出土的一批具有文字性质的契刻符号，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发现最早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实物资料。（四）在遗址内出土的一批碳化稻米，经鉴定已为人工栽培稻，对研究淮河流域稻作农业起源以及这一时期原始先民生产方式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在贾湖遗址的墓葬中发现的成组葬龟，以及骨笛，杈形骨器的成组随葬，表明贾湖原始先民已有了原始崇拜的意识，对原始宗教与卜筮起源的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六）在遗址内发现，八千年前的贾湖人已将狗驯化家养了。国内专家已公认狗的家养始于贾湖，一些专家学者已确认猪的家养也始于贾湖，还有牛、羊及龟、鹤等动物，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舞阳县贾湖文化保护开发办公室
2005年6月整理
再现淮河上游八千年前的辉煌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张居中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随着裴岗李岗、磁山文化的发现，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研究堤上议事日程。经过全国学术界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其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就是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之一。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中部，北纬33036，，东径113040，，海拨66.5米，属于淮河上游沙河水系，面积约55000平方米1983年到1987年，我们在此进行了六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达23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45座，陶窑9座，灰坑370座，墓葬349座、瓮棺葬32座，埋狗坑10座，以及一些濠沟、小坑、柱洞等。
发掘结束之后，我们开始了资料整理与考古的编写工作。鉴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发展的大趋势和国外考古学研究方法论的影响，我们采用了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的方法，试图从环境与人、考古学文化与人类社会、生业形式与技术工艺、思想文化与原始艺术等方面对所获资料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以期达到复原历史之目的。经过12年的研究，期间承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与国家文物局专项经费的支持，并邀请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相关学科30多位专家共同研究，终于编成近200万字的大型考古学专箸《舞阳贾湖》一书，由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初出版发行。现将主要收获介绍如下：
一、贾湖遗址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东麓，与以嵩山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具有不少共同的时代特征，如小口双耳壶、深腹罐、敞口圜底钵、鞋底状四足石磨、齿刃石镰等。但区别亦相当明显，如贾湖陶器群以喇叭形口折肩壶、凿形足鼎和三足钵为代表，裴李岗则以小口直径圆腹壶、圆锥状足鼎和三足钵为代表；贾湖的夹碳陶、夹蚌陶更不见于裴李岗；贾湖墓葬有单位仰身直肢一次葬、二次葬、多人合葬等，头向多西；裴李岗墓葬几乎全为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贾湖人随葬品以陶、骨器为主要组合，陶、石器很少且大多不成组合；裴李岗人以陶、石器为主要组合，不见贾湖的随葬龟甲和犬牲现象。贾湖人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生业形式，同时渔猎经济占很大比重；裴李岗人则以粟作农业为主，渔猎经济不发达。贾湖遗存可分为三期，其中二、三期与裴李岗文化大体同时，一期则早于裴李岗。14C显示，贾湖遗存年代跨度为BC7000—5800年。与贾湖遗存相同的还有郭庄、翟庄等十多处，均分布于伏牛山以东的沙河、洪河流域。鉴于以贾湖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具有自己特征，又有一定的分布地域和发展序列，贾湖的稻作农业、夹碳陶等因素与长江流域同时期文化有相同之处，呈现出长江、黄河流域之间的过渡性质。建议命名为贾湖文化，以便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同时由于贾湖一期文化的上限年代已达距今9000年，不仅使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且对研究北方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起源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贾湖动物群落中，喜暖湿的有獐、麋、麂、扬子鳄、闭壳龟、丽蚌等，但在最早期的灰坑中还发现喜冷的紫貂。植物群落中喜暖湿的有枫香、山毛榉、香蒲、盐扶木、野生稻及大量湿生环纹藻类等：同进耐旱的蒿属、藜科植物也大量存在。反映出的是疏林—草原—湖沼景观，中晚期气温高于现今这一地区2—30C，降水量高于现今400—600毫米，相当于长江流域的自然景观与气候特征。土壤微形态的研究也记录了气候由冷转暖以及其不稳定波动的过程，二是可能具有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这为研究全新世环境变迁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揭示全新世早期环境剧变及北方新石器文化聚起之关系，提供了一重要的例证。贾湖聚落废弃于一次水灾，反证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
三、通过对300多座墓葬出土的400多具人骨标本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贾湖人属于蒙古人种的亚洲北部类型，与河南的下王岗组、庙底沟组，山东的大汶口、野店、西夏候组特征一致，男人身高在17.0—179.9厘米之间，易患退行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颈椎研究表明，现代人较贾湖人头部运动的范围逐渐加大，是人类直立后逐渐进化的结果。
四、贾湖人生业结构中，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出土的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证实了这一点。因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起源阶段的时间大体同步，加上气候环境的特殊条件和大量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工具，有理由相信淮河上游地区是粳稻的初始起源地之一，是中国稻作业农业起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结论动摇了淮河流域稻作农业系自长江流域传播而来的传统认识。人骨中13C的研究也表明贾湖人以食用稻米为主要来源的C3型植物为主，而未见以粟、黍类植物为主要来源的C4型植物。
贾湖人获取动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狩猎、捕捞和家畜饲养。狩猎的主要对象是中、小型鹿类及貉等。捕捞的主要对象是鱼类、龟鳖类、扬子鳄、蚌类等。家畜饲养主要是猪和狗；黄牛、水牛、羊等也有少量发现，是否家养尚不清楚。总之，贾湖人的生业形式是稻作农业和渔猎业为主的广谱性经济。
五、贾湖陶制品制作工艺，处于泥片筑成法向泥条筑成法过渡的历史阶段，且后者逐渐代替了前者，并有明显的发展规律，为研究这两种成型工艺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贾湖陶制烧品成气氛为氧化气氛，并出现了渗碳工艺，大多烧成温度在700—8500C之间，少数低到6000C，个别可达10000C。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陶制品制作工艺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贾湖制石工艺，已达到了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程度，整个新石器时代所有的主要工艺均已具备，许多石制品规整、精致且锋利，装饰品上隧道孔的出现更是这种工艺的最早实例。与以后的仰韶和龙山时代相比，只是穿孔技术尚未广泛运用生产工具的制作而已。而这种穿孔技术的广泛运用是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的事情。
贾湖制骨工艺发达，骨器种类繁多，制作精致而规整。有些箭头堪与金属箭头比美。而骨笛的制作更反映出贾湖人高超的计算水平。
从骨笛的制作和龟腹石子可以看到，贾湖人已有百以的正整数概念，并认识了正整数的奇偶规律，掌握了正整数的运算法则。这为研究我国度量衡的起源及与音乐之关系，揭开“黄钟黍”的千古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六、贾湖聚落布局中，早期居住与墓葬区混杂，中晚期居住与墓葬区、作访区相对集中，反映了聚落形态的变化。聚落周围有濠沟。是中国古代向心式环濠聚落的滥觞。中晚期聚落可能有五个以上家族同时并存，表明贾湖聚落可能存在着家庭—家族—氏族的三级社会组织形式。通过住房和墓葬两种计算方法推测，贾湖聚落的常住人口可能在160—260人之间，为当时一个中心聚落当无问题。
贾湖人的住房以半地穴式单间房为主，也有少量依次扩建的半地穴式多间房。还有个别地面建筑和干阑式建筑。灶为室内和室外并存。烧陶则窑烧与露天烧并存。炊器以鼎罐为主，汲水主要是小口壶，以盆、钵、碗为主盛、食器。可能已具备了煮、蒸、烧、烤等几种基本的食品加工工艺。
七、贾湖墓葬中随葬的成组龟甲及内装石子、共存的骨笛和杈形骨器等原始宗教用具表明，贾湖人之中流行巫术崇拜与巫术信仰。从随葬龟甲和墓地葬狗现象分析，当时存在着龟灵崇拜、祖先崇拜和犬牲现象。以八、六、四、二为主要组合的成龟甲和内装石子分析，当时已存在着用龟占卜的现象。这对后来影响中国数千年的象数思维的形成发展起有重要作用。而龟甲、骨、石、陶器上契刻符号的发现表明，在8000—9000年前的贾湖文化出现了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其中个别符号与商代甲骨文有相似之处，因之，贾湖刻符很可能与汉字起源有一定关系。如此则证明，刻划是汉字的主要来源之一。
八、分属于贾湖早、中、晚三期的二十多支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骨笛，经研究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并出现了平均律和纯律的萌芽。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先秦只有五声音阶的结论，把我国七声音阶段的历史提到八千年前，它的发现将改写中国音乐史，同时它也是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最为完整而丰富、音乐性能最好的音乐实物，它可能是后世管乐器的祖制。对后世中国音乐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总之，贾湖文化的发现，向世人展示了八、九千年以前人类社会的绚丽画卷，再现了淮河上游地区八千年前的辉煌，是当时中国社会一个缩影，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批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初稿完成于1999年5月9日24时
原载2000年4月《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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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湖酒官司
99年我在日照两城与McGovern短暂相处，后来他曾经到山大讲课。那是个不错的科学家，但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做得不好。他曾经告诉我们与美国的一些酿酒公司有联系，那些公司每年请他们到一些地方去度假和品尝新酒，有些经费也是被酿酒公司赞助，所以McGovern'等人对这些酿酒公司可能有一定的依附关系。做这种事情，肯定不是第一次，如报纸中已经论述他们先前已经对土耳其啤酒作了复原和商品化酿制，而且很成功。那么土耳其人是怎么对待这种事情的呢？
我们把近水楼台中的"水"分作两部分来分析，一部分是考古遗存，其发现国是土耳其和中国，有原产国的优势，有民族感情优势；一部分是科学家McGovern'，他分析了这些考古遗存中酒精的成分。理论上来说，两方都是近水楼台，都有可能来最先开发这些产品，但为什么是美国公司抢占先机呢？
McGovern'的分析工作，都是在中国境内进行，初步的分析结果，都会和中国考古学家交流，也就是说，合作的中国考古学家以及相关人员可以要求McGovern'在中国公布这些数据。这样一来呢，中国人应该更先知道这些结果，更先能够利用这些科学成果，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先去制造呢？所以，这件事情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我们反倒应该把这件事情放大，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批判McGovern'和美国酿酒公司，而是敲打国内的商家和官员还有考古学家，去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如果只是就事论事，那么这种事情会不断的发生下去。毕竟中国考古发现中可以开发成商业的东西巨多无比，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但这条路很不好走啊，我们的声音太虚弱，怕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兄台有何好的办法呢？
晚会儿联系！
继习
中国古酒配方流入海外市场 美国抢先复制古酒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8日02:50 新闻晨报
美国一家名叫"角鲨头"的酒厂近日在纽约举行推介会，称他们根据在河南舞阳出土的古酒沉淀物，复制出和9000年前中国古酒味道相似的新型啤酒，取名"贾湖城"，并准备在7月推广上市。
主持舞阳贾湖文化遗址发掘的中国科技大学考古系张居中教授昨天告诉记者，他已经获悉此事。"贾湖古酒研究成果对外公布已有好几年历史，这只能怪我们不够敏锐，在考古成果转化方面做得不够。"
但"角鲨头"酒厂创始人兼总裁萨姆·卡拉吉欧向记者表示，取名"贾湖城"是为了表示对发掘地的尊重。他还说，虽已在美国申请专利，但有兴趣同中国方面谈合作事宜。
中国考古专家 两年前中美合作破解古酒配方
张居中教授主持了对贾湖遗址的发掘，对这一被列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文化遗址非常熟悉。
他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人员在对位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批古陶器，在这些距今约7500至9000年间的陶器碎片上，他们发现了一些沉淀物。
由于技术水平限制，中方于1999年底将部分陶片样本提供给美方进行化验，希望弄清楚这些沉淀物是不是一种古酒。
对陶片样本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化学家帕特里克·麦克戈文，他也是世界著名的古酒研究学者。
2004年12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了由张居中教授和麦克戈文合作研究的结果，认为中国人早在900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造酒技术。这些沉淀物，就是当时古人用稻米、蜂蜜和水果等为原料混和发酵而成的饮料。即，这是由中国人首创的世界最古老的酒饮料。
忽视了考古成果的商业转化
"我早在1999年就提出，要注意对贾湖古酒的保护，如可申请专利等。但由于我们经验不足，也不够敏锐，一直没有引起当地的足够重视。"
"2005年得知美国角鲨头酒厂利用贾湖古酒研究成果，复制出相似口味的啤酒后，我们感到非常不能接受，怎么能利用合作研究的成果和中国的考古标本，用于商业酿酒呢？但美国酒厂的贾湖城商标是在美国注册的，虽然使用了舞阳贾湖的牌子，但用于美国市场销售，我们也没有办法干涉。"
"现在县里虽然已经注册了商标，成立了酒厂，但生产的是白酒，和真正的贾湖古酒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的。"
张教授说："这个事情也给我们敲了警钟，在进行考古研究的同时，也要注重考古成果的商业转化。美国在这方面反应灵敏，行动迅速，值得我们借鉴。这是一个深刻教训啊。"
张居中还透露说，2005年他得知角鲨头酒厂利用贾湖古酒研究成果，复制出啤酒后，立刻和麦克戈文教授进行过联系。
"因为这个项目是双方合作进行的，标本也是我们提供的，怎么能随随便便用于商业目的，最起码也要跟我打一声招呼吧。"
把它当作人类共同文化遗产
麦克戈文事后向张教授道了歉，但答复说：他与角鲨头啤酒厂合作复原中国古酒的目的并不是要制造一种商业性的饮料，而是为了试验和清晰还原古代的饮料制造技术。角鲨头啤酒厂是尝试这项工作的合理地方。他们已经通过特殊的配方和工艺完成过类似的项目，也愿意投资这个项目。
另一方面，由于双方的研究成果已经面向公众发表，公众有权利这样做，世界其他地方的酿酒商也有权利这样做。他没有办法去阻止其他的酒业制造者利用这一信息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所以张教授认为："既然这样，我们就要对此事做正面理解，就是说，祖先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美国人此举也是对我们祖先的遗产和我们的研究成果的一种宣传"。
他还说，自己已接到邀请，准备去美国角鲨头酒厂看一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相关的手续目前还在办。
美国酒厂总裁 有兴趣同中方商谈合作事宜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8日02:50 新闻晨报
美国酒厂总裁 有兴趣同中方商谈合作事宜
记者昨天致电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的角鲨头酒厂，接电话的正是酒厂创始人兼总裁萨姆·卡拉吉欧。他告诉记者，他们开发出"贾湖城"啤酒已有两年历史，而当时，正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帕特里克·麦克戈文教授先找到他，提出开发中国古老酿酒配方的事情。
卡拉吉欧说，他们酒厂和麦克戈文教授的合作已有7年历史，麦克戈文在研究公元前700年土耳其古墓中的古酒时，也是找的他们完成的复制工作。"我们有这方面的技术，而教授有相关的配方，所以我们进行了合作。"
"为什么要用'贾湖'为啤酒命名？"记者问。卡拉吉欧答道："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表示对古酒最初发掘地的尊重，二是为了提醒人们，这是一种来自古老中国的啤酒，经过了复杂的研究和生产，不是一种简单的啤酒。"
"这种酒是否已在美国申请了专利？"卡拉吉欧说："是的。"他还说，他听说了中国舞阳方面希望同角鲨头合作的意向，而且准备派人来考察，对此他表示欢迎，并称"非常有兴趣。"但具体的安排，还需要双方谈了以后再说。
［当地文物部门］
震惊之余积极推广自有品牌
舞阳县博物馆副馆长朱振甫告诉记者，贾湖古酒风波前前后后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
"最初得知自己的古酒被美国人抢注，县里上下都很震惊，也很气愤。但后来听说，美国人这样做并不违法，也向张教授和我们做过解释。"
"现在县里对这个情况是知道的。我们虽然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亏，但既然不违法，也只能照美国人说的，是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但据说，贾湖品牌刚被美国抢注的时候，着实在舞阳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县里的一位宣传部副部长得知消息后，立刻给尚在外地招商的县委书记进行电话联系，汇报情况。
而贾湖遗址自2001年6月被确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后，就已经成为舞阳的一个品牌，成为当地文化不可分隔的一部分。
朱振甫介绍说，目前县里继在当地酒厂生产"贾湖"白酒外，还在积极进行米酒和果酒的开发，因为这才是古人酿的酒。
据舞阳县政府公布的资料，贾湖正在就自己的啤酒和米酒项目进行推介。
资料称，"贾湖文化具有九千年的悠久历史，其酿酒古配方是由中国科技大学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研究的最新成果……利用此配方结合现代工艺生产可酿造出高品质的啤酒或米酒。"
[新闻链接]
"贾湖城"甜且辣
为了测试啤酒迷们的反应，"角鲨头"公司不久前在纽约搞了一场"贾湖城"品尝会，反响不俗。酒厂经理说，为了遵循美国酿酒法律，他们在酿制过程中按规定加入了大麦芽，而为了确保"贾湖城"原汁原味，他们在发酵时又将大麦芽的味道大部分抽走。
据悉，"贾湖城"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其既甜且辣的独特味道。在专门介绍啤酒的网站"BeerAdvocate"中，"贾湖城"更获得86分，被评为"值得推荐"。一名网友留言说："首先尝到的是发自蜜糖的甜甜味道，然后辣味会忽然弹出来，接下来便是葡萄味。"另一名网友则说："浓郁的蜜糖味令我觉得它并非一般啤酒，反而更像蜂蜜酒。"也有网友称赞该酒蜜糖味虽然浓郁，但是醇而不腻。
[新闻背景]
由著名艺术家设计啤酒包装
美国"角鲨头"酿酒厂素以包装前卫、口味独特著称。
该厂日前宣布，依据在中国河南贾湖发现的古酒配方，精心仿制出口味酷似新石器时代陈酿的新型啤酒"贾湖城"。
"贾湖城"选用大米、蜂蜜、葡萄和山楂作为原料，以现代化酿造工艺酿制而成。其酒精纯度为8%，每瓶容积750毫升，售价12美元。
这款充满浓郁东方情调的啤酒包装由美国著名艺术家麦柯森佛设计，风格前卫而又性感。商标四角镶满了富有中国传统色彩的"回"字纹花边，画面中央则是一名手持酒杯的裸背东方美女。
惹人注目的是，该女子臀部上方一个中文"酒"字赫然可见，而在她的左方，则是一行英文"Chateau Jiahu（贾湖城）"。晨报记者田辉
http://www.dogfish.com/brewings/Limited_Edition_Beers/Chateau_Jiahu/25/index.htm
Chateau Jiahu
Availability: Limited - 750 ml bottles
Release Date: July 2007
Let's travel back in time again (Midas Touch was our first foray),
this time 9000 years! Preserved pottery jars found in the Neolithic
villiage of Jiahu, in Henan province, Northern China, has revealed
that a mixed fermented beverage of rice, honey and fruit was being
produced that long ago - right around the same time that barley beer
and grape wine were beinginning to be made in the Middle East!
Fast forward to 2005.... Molecular Archeologist Dr. Patrick McGovern
of the University of PA calls on Dogfish Head to re-create their
second ancient beverage and Chateau Jiahu is born.
In keeping with historic evidence, Dogfish brewers used
pre-gelatinized rice flakes, Wildflower honey, Muscat grapes, barley
malt, hawthorn fruit, and Chrysanthemum flowers. The rice and barley
malt were added together to make the mash for starch conversion and
degredation. The resulting sweet wort was then run into the kettle.
The honey, grapes, Hawthorn fruit, and Chrysanthemum flowers were then
added. The entire mixture was boiled for 45 minutes, then cooled. The
resulting sweet liquid was pitched with a fresh culture of Sake yeast
and allowed to ferment a month before the transfer into a chilled
secondary tank.
8% abv
Truly, a unique beer.
The label (left) for this beer was designed by aritist Tara McPherson
(she also did the art for our Fort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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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11, 2007
嘉铜出丹阳
嘉铜出丹阳
李延祥
铜是第一个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金属，掌握铜及铜合金冶炼技术是文明时代降临的重要物质标志。冶金考古研究发现，文明发祥最早的西亚幼发拉底和底革里斯河流域及其临近地区在大约7000年前开始掌握自然铜加工技术，进而发展到从矿石中冶炼钢的阶段。
我国上古时期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所反应可能就是炼铜技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制品和炼钢遗物主要分布在甘肃、辽西、内蒙等地，在山东、河南、陕西等地也有所发现，这些发现的年代距今约4000～5000年，从其结构和组成上看都不是炼铜技术最原始阶段的遗物，因此中国炼铜技术的起源和面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揭示。
已发现的大批商周以来的铜矿冶遗址和古文献的研究显示，中国古代有着存在三种原则性炼铜技术。较早的炼铜遗物，如辽宁省陵源牛和梁发现的炼铜炉渣和坩埚片、河南省安阳市殷墟炼铜遗物，都是氧化矿石还原冶炼成铜的遗物，著名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冶遗址的早期冶炼遗物也属氧化矿石还原冶炼生铜的产物。从这些早期炼钢遗物的性质判断，中国最早的炼铜使用的是氧化矿石直接还原冶炼成铜的技术，可简称为“氧化矿一铜”技术。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大井古铜矿冶遗址已能够开采品位较高的硫化矿石，经死焙烧脱硫后再还原冶炼成铜，可简称为“硫化矿一铜”技术；中条山从汉代至唐代，可能长期使用同样的技术炼铜。铜绿山Ⅺ号矿体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炉渣的研究表明当时已掌握先将硫化矿石冶炼成冰铜，再将冰铜处理成铜的技术，简称为“硫化矿一冰铜一铜”技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东周时期、库车县汉代的脸铜遗址也都使用了这种技术。
炼钢技术的选用主要取决于矿石种类。随着采矿水平的提高，原生低品位硫化矿石成为主要的脸炼铜原料，“硫化矿一冰铜—铜”技术相应地成了主要的炼铜技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矿床作为中国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主要铜产地，至迟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大规模使用这一技术来炼铜，皖南地区的古铜矿可能早在春秋时期就采用了这一技术。西汉在丹阳郡设立了全国唯一的铜官，总管该地区的炼铜生产，所产之铜被称为“丹阳铜”。当时的丹阳郡辖十七县，治所在今安徽省宣城县，下属之丹阳县为今当涂县，属长江中下游钢铁成矿带东北端。丹阳铜因质量好而被誉为“嘉铜”、“善铜”，经常出现在汉代铜镜铭文中，如“汉有善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且明”、“杜氏作镜大毋伤，新有嘉铜出丹阳”。从近年皖南发现的大批古铜矿冶遗址的初步发掘和研究结果看，丹阳铜应主要是“硫化矿一冰铜一铜”技术冶炼出来的。
六朝时期皖南的铜矿以“梅根冶”闻名于世，到唐代仍是主要的铜产地。大诗人李白游皖南时曾作《秋浦歌》十七首，其中第十四首描写的就是当时的炼铜景象：“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声动寒川”。
“硫化矿一冰铜一铜”技术复杂。南宋洪咨夔《大冶赋》、明代陆容《菽院杂记》记载的流程长达月余，仅冶炼次数就有四次之多。江苏省江宁县九华山唐代炼铜炉渣的研究表明，宋明文献记载的流程在唐代就已完全成熟了。欧洲同类炼铜技术的记载见于16世纪，其起源也较早。
矿石开采困难、冶炼流程加长，必然导致铜成本高，如果没有金银副产品的产出，冶炼甚至会赔本，陆容就记载：“坑户惮于采铜，乐于采银”。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铜荒”现象，当与炼钢技术的变迁有直接的关系。
明清两代产铜中心移至云南，但技术变化不多，流程趋向于多焙烧少冶炼。由于日本当时已使用“真吹炉”炼钢法，云南铜业受到排挤，清政府转而从日本进口大量“倭铜”，中国传统炼钢技术开始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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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08, 2007
明帝国的动物外交
祥瑞、祸端与狮子－浅谈十六世纪明帝国的动物外交
王一樵
纪 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曾记下有关「狮子」的记载，内容详细的描叙了一段有关「狮子」掌故旧闻。原文如下：「康熙十四年(1675)西洋贡狮，馆阁前 辈，多有赋咏相传。不久即逸去，其行如风。已刻绝锁，午刻即出嘉峪关，此齐东语也。圣祖南巡，由卫河回銮，尚以船载此狮。先外祖母曹太夫人，曾于度帆楼窗 隙窥之。其身如黄犬，尾如虎而稍长，面圆如人，不似他兽之狭削。系船头将军柱上。縳一豕饲之，在岸犹号，近船即噤不出声。及至狮前，狮俯首一嗅，己怖而 死。临解缆时。忽一震吼声，如无数铜钲，陡突合击。外祖家厩马十余，皆战栗伏枥下。船去移时，尚不动信为百兽王。狮初至时，吏部侍郎阿公礼稗画。为当代顾 陆。」这段讨论里，纪氏所描写的「狮子」有相当程度的想象，对于康熙朝的献贡西域狮子，出现了传说故事性的描写。进一步来分析，清人对于「狮子」的看法 上，也的确是用「黄犬」一词来加以形容，而面圆如人，也有点动画片似的形容。这个记载相互呼应了有关对于石狮子的形像，是不是中国人真的没有和「狮子」建 立一种了解，只是用自己的想象建筑着中国式的吉祥图样呢？这个问题，不单是有关「狮子」文化想象，也呈现了一个明代政治史的问题。
对于「狮子」这个域外祥瑞与政治图腾，明代的政治文化是不是真的认识到什么是「狮子」，对于「狮子」，明代的官面对西域来的「狮子」究竟有什么样的反应与 表现，便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对于明代朝廷而言，「狮子」不只是动物而已，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在器物服饰中，对于「狮子」的图像作出了许多相关的规定。 明太祖诏命中书省申禁民间不得使用有「狮子」图样的器物服饰，旧有者必须在百日之间销毁。日后更规定「狮子」为一品、二品武官专用的纹绣图样，至此「狮 子」象征了明帝国内的政治图腾，有了特定的文化含义。除了图像之外，政治领域内，西域国家的进贡「狮子」，造成了这种祥瑞与帝国官员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由 误解所产生的美感与神秘，也就在一次一次的朝贡中，渐渐的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168，记载了西域于永乐十三年(1415)，第一次向明帝国朝贡「狮子」的经过。在这件事上，永乐朝的大臣向皇帝称贺祝庆，认为 西域贡狮，代表了「圣德远及」。永乐皇帝则认为三代舜尧，不以祥瑞为称。反是隋炀帝、元顺帝等亡国之君们都大书为祥瑞，反是亡国之兆。这一段皇帝与朝臣的 对话，作为「狮子」在明代政治中的登场序言，颇有一个吊诡的预言效果。「狮子」是祥瑞还是祸端，在明代的朝廷为十六世纪的动物外交，写下一页页让人回味再 三的史料。
由永乐十三年开始，永乐十七年、正统四年(1439)、成化年间、嘉靖三年 都有满刺加、撒马儿罕、鲁米番进贡「狮子」的记载。而本文的主题，究竟狮子如何由祥瑞成为祸端的缘由，则要由宪宗朝发生的进贡事件开始谈起。宪宗实录里记 下了「狮子」由祥瑞变成负担的开始：撒马儿罕的使臣「怕六湾」要求明廷的赏赐必需如永乐年间一般。礼部对于「怕六湾」的要求，作出了如正统四年的标准给赏 即可的决定。最后在宪宗、礼部、怕六湾的三方角力下，礼部最后以「正赏之外加赐表里」的方案处理。
此后撒马儿罕的领导人阿黑麻王，渐渐的明白到朝贡贸易的利益所在。考宗朝时，进一步的和满刺加合作，试图从水路海运进贡，从广东上岸进贡「狮子」等兽。孝 宗虽然以「不由旧路而来」为由，回绝此次的进贡，但是「狮子」还是不断的透过使节，一只只的走到北京的皇城庙堂。孝宗朝的大臣们也不再称贺祝庆，朝臣们开 始对「狮子」有了反感的看法。此后，撒马儿罕、迤西等国仍接连进贡「狮子」。
官员们则提出他们的见解。监察御史陈瑶认为不该让所有的进贡使节入京朝贺，而且「狮子」等兽更不该运送至京，应和其余随从人员一体饬回。孝宗还是将「狮 子」送到北京，但也自此惹出了更多的风波。礼科左给事中韩科认为：「狮子等物，内非殿堂可观，外非军旅初用，来则骚扰，至则糜费无算，以小民膏血供无穷之 糜费，何益之有哉。」祥瑞开始成了无用之物，明代的官员开始切实的体会到「动物外交」在朝贡贸易下所呈现的可笑与无益。
孝宗皇帝对于「狮子」则产生了许多的好感，开始带着各国番使进入大内观看「戏狮子」，更提出要建皇家动物园「狮子房」的想法。大学士刘吉对此事颇为不 满，他认为：「戒狄豺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乃屈万乘之尊，为奇兽之玩，至使异类之人，得以亵哉。」大学士刘吉认为迤西速坛阿黑麻王进贡「狮子」，是黄 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一句一句诉说阿黑麻的诸多不臣之举，最后带出了明帝国在西域国际外交上的政治秘辛。原来迤西速坛阿黑麻王哄骗诱杀了明廷苦心扶 植、派兵相助的地方领袖罕慎，此外迤西速坛阿黑麻王尚有不臣之心进图肃州。进贡狮子只是阿黑麻王的缓兵之计。但是这段奏议的结尾，却让人出奇的意外。刘吉 大学士精细的计算了养「狮子」的花费，详细的讨论了皇家狮子房之不可行。字里行间表现的不是老臣谋国，反而是会计师般精打细算。
刘吉说道：「闻狮子等兽，日用羊二只饲，以十年计之计，用羊七千二百只，又常拨校尉五十名看管狮子房。见今之做工缺人，以一月计之，人五十名，日该五十 工，以年计之该一万八千工，此皆无益之费，所当省者。」当然从《明实录》前后文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一方面阿黑麻王没有实力大规模进军中国，另一方面明朝对 于西域的边防更是有心无力。但是「狮子」反而成了一场朝贡外交中的代罪羔羊。明廷的官员真正在意的，反而是孝宗皇帝请来的驯兽师，不但是领了封号，又有了 官衔。二名使臣，「纳麻」与其兄「伍唎马力」，被孝宗留下驯养狮子，最后都获封赏锦衣百户的官衔。纂修明实录的史官，对于孝宗封赏驯兽师一事，表达了某种 春秋笔法式的不满。在同一条下，史官写下了其时何地皆生地震多起。用传统中的阿Q精神胜利法，在字里行间，表达一种士大夫式的不满。明代的官员对「狮子」 从祥瑞，到深觉为祸害，写下了这一件又一件十六世纪的动物外交史中的诸多秘辛。而孝宗深知动物外交的高明，懂得在外交活动中安排动物表演，则不可不谓是 「圣明远虑，百代之下，无不敬服。」
附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究所所藏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里，也有一条相关北京石狮子的相关史料。该档册为顺治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刑部尚书图海所奏题本，谈到 了一件在京城天安门发生的重点文物破坏案子。内容摘要如下：「题报审得管四被挟诈一案。不告官反将天安门前石狮子打坏，查律无正条，惟依在长安左右门等处 自刎自缢撒泼喧呼者，从重拟之，例拟绞监候，秋决。」该档登录号：０８８７５２。可见石狮子也象征着帝国的权威，不可任由小民滋意破坏。简言之，无论是明 代的进贡狮子，还是石狮子在清代所代表的意义和文化含义，都带有相当多的政治联想与神话性。无论是从阅微草堂里其行如风的描写，还是毁坏天安门前石狮子会 从重拟刑来看，清代的「狮子」在形象上，累积了更多现实外的内涵。至于明代官员，则是对「狮子」由无知而想象，因了解而憎恨。
笔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数字典藏计划工作室 一樵
wangf.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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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熊猫外交
英国曾担心大熊猫引发中英外交摩擦
中国大熊猫经常充当“亲善大使”
英国星期四（12月29日）公开的外交档案显示，在上世纪70年代执政的工党曾担心伦敦动物园为两只大熊猫建房问题会引发中英两国的外交摩擦。
1974年，中国政府向英国首相希思赠送了两只大熊猫“晶晶”和“嘉嘉”。
同年，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威尔逊领导的工党上台。伦敦动物园要求政府提供资金，专为这两只大熊猫安家。
英国外交部担心，如果不给拨款，会被北京看作是故意冷落。
工党首相威尔逊1974年至1975年期间的档案显示了当时政府担忧。
竹子成本
伦敦动物园当时的负责人朱克曼勋爵也是多届首相的亲善大使，他于1974年11月会晤了威尔逊首相，并讨论大熊猫问题。
朱克曼勋爵说，对于伦敦动物园来说，“在英中两国政府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结果会代价很高”。
动物园除了要花费大量资金从国外进口新鲜竹笋之外，还必须准备一对白犀牛回赠给中国。
动物园希望外交部动能慷慨解囊之外，并希望开展一场公众募捐活动。
虽然威尔逊首相并不反对公众募捐，但是他没有对拨款作出承诺，而是要求动物园提交一份报告。
伦敦动物园提出给熊猫修建一个场馆需要7万英镑，这已经使动物园接近破产的边缘。
外交部次长戈隆韦·罗伯茨警告说，如果英国政府对中国赠送的国宝没有做出积极回应，北京就会把此举看作是“故意冷落”。
他说，“我们无辜地引起了中国的怀疑，特别是在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方面。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不能够兑现我们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所作的承诺。继续使问题恶化将是非常愚蠢的。”
熊猫与政治
外交次长戈隆韦·罗伯茨说，伦敦动物园负责人“一直试图让大熊猫问题摆脱英国党派政治的影响”，但是一些保守党议员也许会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
他把这个担心告诉唐宁街10号。此外，外交部还警告说，如果政府不提供帮助，英国报界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猛烈抨击政府。
外交部指出，“鉴于英国公众对动物感情深厚众所周知，这有可能使政府看上去缺乏同情心，导致这种局面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于是，外交部同环境部进行会商，但是环境部次长表示，他们已经向伦敦动物园的一些建筑项目资助了70万英镑。
当环境部要求财政部为动物园修建“肉食动物馆”增拨款项时，已表示过动物园不会再要求政府拨款修建大熊猫馆。
饶了一大圈，外交次长戈隆韦·罗伯茨对动物园负责人说，政府现在不愿为大熊猫拨款。
但是政府档案没有记录中英两国当时是否因大熊猫问题而闹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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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与政治系列
熊猫与导弹
BBC中文网特约记者 杨孟瑜
全世界大概只有台湾，会把毛茸茸的熊猫，和冷冰冰的导弹，看做一块儿。
熊猫引发争议
大陆要送台湾哪两只熊猫，终于在日前选定，也亮相了。那两只娇憨可爱的大胖宝贝，看在台湾的台联党人士眼中，可是想到了大陆的导弹，马上跳出来说：中国应该是撤除对台导 ，而不是送台湾两只熊猫，否则有一天这两只熊猫也会在中国的导弹压迫下奄奄一息。
在台湾，通常是把熊猫称做"猫熊"，把导弹称做"飞弹"，一般说"捣蛋"会想到顽皮捣蛋的捣蛋二字，既有可爱又有捣乱之意。若用这个谐音来做譬喻，眼前在台湾，大家看待熊猫也有两面，有人是看到了其顽皮可爱的一面，有人则把牠看成是来"捣乱"、搞破坏者。
当然，会怎么看熊猫，基本上和"颜色"有关，这熊猫身上虽只有黑白两色，可在台湾的政坛上却是有壁垒分明的蓝绿两军。
熊猫并非总是可爱
大陆要送台湾熊猫，是蓝军的国民党前任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所促成的，蓝军自是大表欢迎，积极要迎接熊猫；绿军则是大不以为然，除了在野的、属于"深绿"的台联党马上抬出导弹来"挡"熊猫之外，执政的民进党虽然没有明言拒绝，却也是搬出了一堆理由来想说服大众，熊猫"并不可爱"。
这些理由包括了，熊猫是来搞统战的；是大陆没跟台湾商量就硬要送给台湾，不尊重台湾的；是大陆想要藉由"国内相送"来矮化台湾，要损害台湾主体性的。说了这么多，只差没说出"大陆熊猫要给台湾拜年，是不安好心"这样的话来。
当然，也不能尽挑些"政治性"的理由，像行政院长谢长廷就懂得举出"环保"的理由来，他说环保和动物保护团体质疑熊猫是否适合在台湾的环境生存。
没错，台湾民间对于熊猫来台确实存在着正、反两派意见，而反对者主要就是基于动物保护和生态保育的立场，认为熊猫这种珍稀动物应该留在原本的栖息地比较好，不要离乡背井被关在动物园里让人欣赏。
不过奇怪的是，台湾的当政者为何举的理由都是"负面"的居多，怎么也不说说台湾那些赞成熊猫来台的声音，譬如说可以促进两岸良性互动，改善两岸关系，可以让台湾大众不用大老远跑到日本或美国的动物园去看熊猫，可以藉由近距离看熊猫给予台湾民众另一种生态教育等等的。
熊猫也带政治色彩
台湾总统陈水扁
没办法，熊猫既然是来自中国大陆，就脱离不了敏感的两岸关系，而对于两岸关系，台湾总统陈水扁已经在元旦谈话提出了"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新八字方针。
而且陈水扁后来又说出了台湾内阁若是"不能积极管理的就不能当阁员"这一类的话来，于是大家就"猜"啦，这不是"暗示"正审查熊猫来台案的农委会该如何办吗？这些官员如果不"积极管理"熊猫，恐怕自己就要被上头"积极管理"，别想留在内阁了。
唉，世事还真是难以像熊猫这么黑白分明，即使推动熊猫来台的连战曾这么说："熊猫是不分蓝绿，只有黑白而已。"
如今眼看熊猫被"染了色"，来台路途艰辛，于是各界也有了各种"奇想"。有蓝军立委扬言，要推动"熊猫公投"，让公民投票来决定要不要熊猫来台；也有评论者故意说"反话"，说他反对熊猫来台，因为怕熊猫到台湾后会被一些政治狂热份子欺负，若熊猫真的来台，政府还得启动"国安机制"去保护这两只宝贝。
另外还有人说，熊猫来台越多越好，在台湾代代繁衍后大陆就不舍得用导弹射台湾了。又有人说，大家要不要下注来赌一赌熊猫要花多少年才来得了台湾？会不会像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一样，说要访台却是到过世了都没能踏上台湾。
也有分析家比较严肃的分析目前这"熊猫现象"，认为陈水扁政府不让熊猫来台，其实正暴露了其缺乏自信心，恐惧熊猫一旦来台，赢得民众欢心，就会瓦解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心防。
分析家认为扁政府是"多虑"了，并评论说："熊猫并不可怕，丧失信心才可怕。"
礼尚往来
有意思的是，绿军阵营内近日也出现了"不要怕熊猫来台"的"正面声音"，有民进党青壮派的立法委员说，"把熊猫视同导弹，都归于恶意，是对的吗？"也有立委主张台湾应该大方欢迎熊猫来，甚至可以回赠两只台湾猕猴，"谁怕谁啊？"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台湾猕猴向来刁钻，还有台湾黑熊也很有名，为了"反制"熊猫近来在两岸和国际舆论间抢尽锋头，台湾政府何妨也来个"礼尚往来"，开始台湾这边的动物"选秀"吧。
Posted by limz at 02:16 PM | Comments (0)
January 05, 2007
过渡期青花瓷之概念与分期研究
过渡期青花瓷之概念与分期研究 谢小铨
引言
明清两代是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是民窑青花瓷，其烧造数量之大，艺术风格之多样，是瓷器烧造史上绝无仅有的品种，每当帝王年号发生更迭，青花瓷的风格也随之一变。 目前，明清青花瓷的研究有两个时期比较引人注目：第一个时期是明初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这三朝瓷业生产上承宣德遗韵，下启成化新风，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一件可靠的带这三朝年款的官窑瓷，因此，学术界称之为“空白期”，“空白”二字即指无官窑产品的发现而言；另一个时期就是“过渡期”，它的时间范围从明末万历后期一直延续到清初康熙早期为止，这一段社会的动荡时期却生产出了陶瓷史上最优质的青花瓷。 “过渡期”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笼统地讲是明末清初这一段时间，但具体年代分期则有不同意见，这一点将会在后面有深入讨论；其次，“过渡期”的提法也是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时期瓷器艺术风格的一种定位：它蕴含了太多的历史信息，政治与宗教，商业与文化、宫廷与民间，高雅与世俗、传统与创新、东方与西方等诸多因素同时影响着这一时期的陶瓷生产，成就了一个面貌独特，风格渐变的陶瓷过渡序列，成为明清之际中国陶瓷艺术的亮点。
过渡期青花瓷之概念与分期研究
一、“过渡期”概念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国内陶瓷研究存在重“官”轻“民”、重明清轻高古的现象，其评判标准过分推崇繁缛淫巧的制作工艺，富丽精致的装饰风格，这基本上承袭了晚清民国以来的审美趣味○1。官窑瓷因不计成本的生产方式固然有其华美精致之处，但艺术品味总体上反而不及民窑作品来得洒脱、豪放、变化多端。由于不受传统审美习惯和偏见的影响，国外的研究者更容易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审视中国陶瓷史，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往往由外国学者率先开拓出来，才逐渐引起国人的重视。 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对“至正十一年”（1351年）青花云龙象耳瓶的发现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波普对“至正型青花”的剥离，掀起了元青花的研究热潮，我们才逐渐认识到元青花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小山富士夫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对磁州窑的研究，多年来一直领先于国内的研究水平，佐藤雅彦②在他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写道：“磁州窑陶瓷也许是日本人最喜爱的，这是由于中国的磁州窑制品充满着一种珍罕的古拙气息，其制作与装饰因粗放而具有一种令人亲近的质感”。日本人从磁州窑作品中感受到更多的是其粗放跌宕的艺术气质而非具体的工艺技巧；直到现在，作为北方最大的民窑系，磁州窑的研究在国内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对“过渡期”瓷器的研究也不幸由国外学者最先提出。 帕泽斯基（Perzynski）在上世纪初就注意到明清之际一些带干支纪年瓷器的特殊性③。青花芭蕉湖石图莲子罐（图1）一是一件带“丙子”纪年款的作品，它的烧造年代应是崇祯九年（1636年）的夏天，国外研究者发现了它与众不同的特点：精良的胎釉质量、青翠淡雅的青花色调、新颖的绘画风格、精致的边饰、细腻的口足工艺以及独特的器物造型。具有这种特点的青花瓷器在明清之际绝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瓷器品类，以致他们把生产这类瓷器的历史时期称之为“过渡期”或“转变期”。 自上世纪初过渡期青花瓷器引起研究者注意以来，国内外学者相继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④；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如王志敏、汪庆正、毕克官、张浦生诸先生，虽然他们并未就“过渡期”瓷器研究出版过专著，但他们在谈到这段时期瓷器时的一些观点无疑向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叶文程先生、罗立华女士翻译的英国著名陶瓷收藏家Harry Garner 的“Oriental Blue and white” 一书中⑤, 对过渡期瓷器有过精彩论述；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与香港市政局于1981年联合主办了《明末清初瓷展》；上海博物馆在陶瓷陈列中辟出专柜，陈列过渡期青花瓷器，国有文博机构在陈列展览中如此迅速地跟踪学术前沿，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迹象。 另外，由于文物拍卖活动的开展，大量的过渡期青花瓷器精品得以重见天日（图2）。在一个小型拍卖会上，出现过一件明崇祯青花人物盅式花插（图3），此花插呈仰钟形，圈足，口无釉，口沿暗刻边饰，器身满绘游骑人物、芭蕉萱草，远山浮云隐现，近水雁阵惊寒，画意高古，发色青翠，胎釉精良，是典型的过渡期风格，此花插形制稀见，甚为珍贵。 近年来，过渡期青花瓷器以其独特的艺术气质、精良的工艺质量而日益受到收藏家的重视和保护。随着学术研究的开展，专题展览的举办，公私藏家的蒐集，海外著作的译述以及收藏市场的追捧，过渡期青花瓷器由零星闪现成为收藏新宠，瓷器研究、收藏的传统审美观、价值观亦因此而得到转变和发展。
二,过渡期分期之歧异 明末清初是一个政局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瓷业生产情况十分复杂，御窑厂的生产活动基本废停，民窑生产空前活跃，一批风格独特的优质青花瓷在民窑中生产出来，代表了过渡期青花瓷的最高水准，这类青花瓷的主体风格既具有共同的独特面貌，又具有渐进演变的特点：其装饰风格具有浓郁的绘画性、文人气息与世俗风情；其精良的胎釉质量、纯正的青料发色、丰富的晕染层次以及工艺质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青花制品，至康熙时为极轨，有“青花五彩”之美誉。康熙以前，青花多分两个层次深浅着色，而康熙青花则发展成为五个层次的深浅色阶，有“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之分，尤其在表现山水质感时，其层层晕染竟达到如水墨画般的丰富表现力，对青料发色色阶的控制与表现已是随心所欲，多者竟有十数层。清末陈浏在《陶雅》中品评明清两朝各窑 彩画瓷绘：“康熙彩之颜料固非后世所常有，论其画手高妙，不但官窑器皿仿佛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入化，波澜老成”，“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之秾美者，亦可独步本朝矣”。陈浏认为康熙青花瓷质量在整体上已达到相当高度，就算平常客货也已出神入化。从绘画上看，陈浏对康熙瓷画手高妙，青花独步本朝的情况推崇备至，实际上，康熙青花纯正的钴兰发色以及多达十几层的浓淡层次，不但“独步本朝”，简直就是独步古今。 目前，对过渡期分期的具体起止时间，存在不同看法，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Harry Garner为代表，在其名著《东方的青花瓷》（Oriental Blue and White）一书中，他将1620—1662年定为过渡期的起止时间；另一种以Soame Jenyns为代表，在《晚期中国瓷器》 (Later Chinese Porcelain)一书中，他把过渡期的下限延长到1683年。1620年，万历朝结束；1662年，康熙帝即位；1683年，据《景德镇陶录》记载，臧应选于这一年被任命为御窑厂总管（臧应选督陶御窑厂的时间实为1681年）。以上两种分期将特定时间所发生的独特事件来作为划分过渡期起止时间的依据。实际上，这两种划分并不能准确地界定过渡期瓷器本身艺术风格的发生和终结，要对过渡期瓷器本身艺术风格的源流做出界定，就必须对明末、清初御窑厂和民窑生产格局的改变和产品艺术风格变化的情况有准确判断，因此，对明末清初御窑厂的生产情况及艺术风格转变的考察就成为界定过渡期分期的关键。
三,明末御窑厂的停烧与过渡期的开始 万历早期，因瓷器烧造之苦，民力困瘁，宫廷曾多次停免瓷器烧造。 据《神宗实录》，万历十一年、十二年、十四年均有不同程度裁减瓷器烧造的记载，可见，从万历中期开始，御窑厂的生产活动已逐渐走向衰退。 明代御窑厂究竟何时停烧？据《明史》卷八十二烧造条：“万历十九年命造（瓷器）十五万九千，既而复增八万，至三十八年（1610年）未毕工，自后役亦渐寝”。《神宗实录》卷四百三十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六月丙辰，工部侍郎刘元震请罢新昌等县土青……查江西烧造自万历十九年，内承运库正派瓷器十五万九千余件，已经运完，所有续派八万余件，分为八运，除完七运外，只一万余件，所需不多，宜行停止，或令有司，如数造完，以陛下往年恩诏，即宝井珠池，悉行封禁奈何？何以区区土青为盛德所累乎？自是役亦渐寝”。立于景德镇御窑厂的崇祯十年《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碑明确记载了御窑厂的辍烧时间：“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显皇帝二十七年，复命中官为政，三十六年辍烧，而撤中官……沿及列祖以迄今上，圣人迭出，力行节爱，烧造不兴，与民休息……”从《明史》和《神宗实录》记载看，万历十九年（1591年）朝廷命御窑厂烧造的二十三万九千件瓷器的额度拖延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都没有完成，其间工部多次奏请裁减烧造而不从，万历三十年（1602年）还发生了督理窑务的太监潘相激变良民，御窑厂被捣毁的严重事件，御窑厂的生产到万历后期确实已经力不从心；同御窑厂旧址所立《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碑文内容相印证，因御窑厂烧造的力不从心以及民变，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御窑厂停止烧造并裁撤中官的记载是确信的。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景德镇御窑厂的辍烧，是明末瓷器生产的一个转折点，民窑从此获得了自由发展空间，成为这一时期瓷器生产的主力，民窑产品的艺术风格得以摆脱官窑风格束缚而成为主流，标志着晚明的瓷器生产进入新的阶段，这就是过渡期的开始。国外研究者把1620年万历朝结束作为过渡期的开始，显然忽略了万历后期的瓷业生产格局与艺术风格的变化。 万历一朝官窑青花瓷，早期与嘉靖风格极近，青花色料仍用回青，与嘉靖产品极难区分（图4）；中期以后，因回青料逐渐断绝，改用国产青料，同时，在瓷绘艺术风格上也逐渐发生转变。 《神宗实录》卷三百零一载：“万历二十四年八月癸未，先是奏回青出西域土鲁番异域，去京师万余里，去嘉峪关数千里，而御用回青系西域回夷大小进贡，买之甚难。因命甘肃巡抚田东设法召买进，以应烧造急用”，到万历三十四年，“乙亥，江西矿税太监潘相……上疏请专理窑务，又言描画瓷器须用土青○6，惟浙青为上，其余庐陵、永丰、玉山县所出土青颜色浅淡，请变价以进，从之”。可见，从万历中期开始，因回青已“买之甚难”，官窑不得以逐渐改用国产青料，其最上等者为“浙料”；宋应星《天工开物》也记载颇祥：“凡饶镇所用，以衢、信两郡山中者为上料，名曰浙料。上高诸邑者为中，丰城诸处者为下也”。著录于《明清瓷器鉴定》一书的“万历青花山水人物筒瓶”（图5），应是万历中期以后改用国产青料烧制青花瓷的很好例证，此瓶与万历早期制品已有明显区别，除青料改用国产浙料外，其艺术风格与装饰细节已区别于典型的万历风格而具有过渡期瓷器的主要特征：青花发色淡雅，渲染层次丰富，人物和风景成为主题纹饰，山石皴染有浓厚的文人笔意；风景中的植物纹样是的过渡期青花瓷装饰中常见式样，以山石分割画面的手法也常见于过渡期瓷器装饰中；此筒瓶形制为万历时期新创品种，一直延续到康熙时期，也是过渡期瓷器最主要的器形种类之一。青花人物故事图盘（图6）是万历时期在瓷器装饰的艺术风格上向过渡期转变的另一实例：此盘主题纹饰以人物为中心，从细节上分析应该是带有一定情节的戏曲故事；对戏曲故事的大量表现是过渡期青花瓷装饰题材的重要特色，此盘青花发色淡雅，绘画技法以勾勒平涂为主，不见皴染，人物衣褶轮廓及表情的刻划较为生动；空间分割与景深处理较为成熟；在胎釉工艺上，此盘胎质细腻，施釉紧薄，釉层清透，工艺特征与万历时期胎质粗率、釉质乳浊的主流特征显然不同，具备了过渡期瓷器的重要特征。 万历中后期青花瓷风格的异化，是引领过渡期瓷器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风格的转变并不只是出现在民窑内销作品中，在同时期外销青花瓷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过渡期风格的孕育和发展。 明未清初的外销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 十七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自万历中期开始，中国与欧洲的瓷器贸易进入一个新阶段，上百万件中国瓷器被葡萄牙、荷兰商船源源不断地贩往世界各地，景德镇的外销瓷需求量骤增，据T•佛尔克《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T•Voiker :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一书统计，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1602-1682年间从中国运出瓷器达1600万件，每年平均达20万件之巨。如此庞大的瓷器需求，单靠景德镇一地的产量是不可能满足的；而且，面对这种贸易态势，万历时期，景德镇瓷业却出现了原料危机，1602年窑工反对陶监的运动更是发展成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上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使景德镇出现了约70余年的不安定。这些政治的、原料（高岭土的官属和自由开采之争）的和管理制度（官民窑之争以及官搭民烧的制度的确立）上的一系列问题，造成了景德镇内销和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然而此时正是东西方瓷器贸易需求最大的时候，西方的商人们不可能因为景德镇的减产或停产而中止获取中国瓷器的贸易所带来的利润。于是，他们手捧景德镇瓷器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加工点，华南沿海包括日本外销瓷的生产就是在景德镇窑的兴衰起伏和海外对中国陶瓷需求的夹缝中发展壮大起来。 目前所见的明末清初外销瓷工艺纷繁复杂，质量精粗不一，应是其产地不同所致。关于外销瓷的产地问题，熊海堂先生提出了“景德镇窑系”○7的概念，他结合技术特点和地理分区，把景德镇窑系（外销瓷）分为三个层次：（1）景德镇的镇窑区，这里集中了生产御瓷的官窑以及明末清初实行官搭民烧的高层次民窑，官定式样等高档内销和外销瓷皆出于此；（2）景德镇周边的仿景德镇民窑，如乐平、都昌诸窑，由于当地瓷工经常出入景德镇佣工，对景德镇窑技术有部份了解，但当时景德镇诸窑业的分工已相当细密，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因此，镇外佣工只能接触生产环节中某几个工序，而绝难掌握系统技术；（3）华南沿海仿景德镇外销窑场，如平和、华安、漳浦、德化等窑，他们对景德镇瓷器工艺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上，在一些具体工艺细节的处理上与景德镇产品有较大不同，如华南沿海窑口的外销青花，器底粘满粗砂，而在景德镇产品中就难见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在装烧与施釉方法上不同的原因。 如此大的生产量和生产区域的扩展，外销瓷已经成为明末清初瓷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且，外销瓷并不绝对只供出口，从目前资料看，国内市场常见于王公贵族订烧购买，如江西省博物馆藏明益宣王朱翊鈏墓出土的青花开光菱口大盘（图7），就是典型的景德镇外销青花而为国内王府贵族所定购；再如2001年展出的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靖江藩王遗粹》中有一组显然不是景德镇窑的梅瓶，其中有河北磁州窑、山西砝华器，另外还有几件未说明窑口但实际上是万历时期华南沿海一带烧制的外销瓷，如兰釉加白（图8-a）和酱釉加白（图8-b）梅瓶，同样的作品在土耳其Topkapi Saray Muserm有收藏（图8-c）；但既然是外销，它一定是受到货主定货要求所限制。陈万里先生在谈到宋末——清初我国外销瓷的情况时说：“事实上，远在十六世纪，我国就已改变瓷器式样以适应欧洲人需要……在1635年，在台湾总督给阿姆斯特丹公司的报告中提到，他曾交给中国商人木制的大盘、大碗、瓶、冷饮器、大罐、餐具、大杯、盐盒、小杯、芥末瓶、水瓶、宽边扁盘、带水罐脸盆的样品，这种样品都是镟成的。”○8同时，国外商人还将西方国家的族徽、文字、罗盘、经书、喷水图以及人物或风景画等图样交与中国生产商作为定烧图样，因此，以中国传统花鸟瑞兽、人物山水再配以西洋纹饰的外销瓷就具有一种包容中西的新奇风格，这种因素为长期以来的明代青花瓷传统装饰注入新的活力，重要的是，它也受到国内上层贵族的喜爱。对处于过渡期的晚明瓷业来说，外销瓷中西方绘画与工艺的纹饰、构图、景深、明暗以及更深层次的绘画观念，如主题绘画等因素不知不觉就融入到过渡期瓷绘风格中，成为造就过渡期独特艺术成就的诸多因素之一。 在土耳其的Topkapi Saray Museum数量庞大的的明代外销青花瓷收藏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从嘉靖、万历到天启、崇祯各朝，在外销瓷这条线索上，过渡期瓷器的艺术风格是如何孕育、发展和成熟。 青花孔雀牡丹纹盘（图9）是明中期成化、弘治间典型的景德镇青花作品。这件作品虽然是作为外销瓷出口，但它地地道道是一件纯正的中国风格青花瓷，青花发色浓重，技法纯是一笔点染，层次单纯，无景深表现，空白期遗风明显。可以说，当时的这类青花瓷应该没有依据外商要求来烧造的习惯。青花庭院鸣禽图盘（图10）生产于万历早期的景德镇，与青花孔雀牡丹纹盘相比，这件作品画面主题纹饰一反传统装饰的强烈图案化特征而具有鲜活清新的生活气息，青料发色浓淡有致、层次丰富，山水边饰已见皱染，在同时期的另一件作品青花山水图盘中（图11），这种特点更觉明显：此盘以山水为主题纹饰，其浓淡皴染的技法已具有过渡期的某些特征，尤其在景深处理上，尽量利用层次繁多的景物将景深层层推远。 万历后期，景德镇的外销青花作品已具有更明显的过渡期特征。青花双凤朝阳纹盘（图12），其主题纹饰已完全脱离了传统装饰的图案化性质而成为一幅独立的花鸟画，画面中对日月的表现与嘉靖时期单线勾勒平涂的表现方法已迥然有别，已经采用明暗渲染的带状流云来表现白日的阴晴变化，这种技法是过渡期青花作品中最典型的装饰技法之一（图13）。 万历后期的外销青花瓷不单在技法、构图等技术环节上具有了过渡期特征，而且在主题纹饰内容上也与万历早、中期明显不同：山水必有意境，人物必有故事，花鸟必有情态，世俗的社会生活，文人的审美情趣成为这时期瓷器装饰着重表现的内容。刀马人（图14），教子图（图15），农耕图（图16），策杖行吟（图17），梅妻鹤子（图18），羲之之爱鹅（图19）等这些过渡期常见的装饰题材，在万历后期外销瓷装饰纹饰中已经很常见了。 因此，不论从渐趋衰落的官窑产品，还是从产量巨大的民窑以及民窑中的外销瓷来看，万历后期的青花作品已开启了过渡期风格的先河。
四、清初御窑厂的恢复与过渡期的终结 关于清初御窑厂的恢复情况，清初以来的文献有不少记载，但详略不一，说法也稍有出入。 顺治时期御窑厂恢复与否并无文献明确记载，康熙十年的《浮梁县志》只是提到曾奉旨烧造瓷器，但均未成功。从制度上看，仍以官搭民烧的方式进行： “国朝顺治十一年，奉旨烧造龙缸，径围三尺五寸，墙厚三寸，底厚五寸，高二尺三寸。每烧出窑，或塌或裂。自十一年起，至十四年缸造二百余口，无一成品。经守道董显忠、王天眷、王瑛、巡南道安世鼎，巡抚部院郎廷佐、张朝璘，俱临监督，终不克成。 “顺治十六年奉旨烧造栏板，阔二尺五寸，高三尺，厚如龙缸。经守道张思明、工部理事官噶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监督烧造，亦不成，官民咸惧。” “顺治十七年，巡抚部院张朝璘，檄行署县事，端州府通判刘日永，询问窑民所以烧造难成缘由，具疏，题请奉旨停免。” 同样是康熙年间的《浮梁县志》最早记载了康熙时期御器的烧造情况： “康熙十年烧造祭器等项，俱估价值销算正项钱粮，并未派征。陶成分限解京，官费不可定。俱于浮梁县贮库砂土、上工夫工食余剩银两内支用。” 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 “国朝康熙十三年，吴逆煽乱，景德镇民居被毁，而窑基尽圯。大定后，烧造无从，又魏氏子弟各出其工，分承窑脚，尽为整理，而圯坏如新，故御厂有役，则供工食，视寻常加倍。厥后，御器烧自民窑，供役虽停而结砌补葺，则仍魏氏世守，此皆陶政所关，而亦民业所系，因备记于简编。” “康熙十六年（1678年）邑令张齐仲，阳城人，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残破。” “十九年九月，奉旨烧造御器，今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驻厂督造。制成之器，估值进呈。工匠物料，动支钱粮，按项给发，运费不累地方，官民称便。”光绪《江西通志》的记载与此相同。但约成书于乾隆晚期的《景德镇陶录》卷二“国朝御窑厂恭记”却将臧应选驻厂督造的时间记为康熙二十二年二月（1683年），当是误记。 以上记载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终顺治一朝，朝廷烧造御器没有成功的记录，尤其是龙缸等大器，但小件器或有烧制成功的可能，《明清瓷器鉴定》著录的顺治年号款的瓷器（图20），体量较小，当可能是“御器烧自民窑”的作品。 第二、明初以来实行的“匠籍”制度到康熙时得以完全废除○9，明代后期“官搭民烧”的作法在康熙时成为定制，政府经办御器烧造改变了明代征派夫役的形式而代之以金钱雇用劳力的形式。 第三、康熙早期因政局的不安定，专门的御窑厂并未建立，如朝廷有需求，也多由当地地方官兼管，且“烧自民窑”。这种情况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臧应选专任驻镇督陶时方得以改变。 康熙二十年，御窑厂成功恢复之前，由于政局不稳（郑成功的反清斗争与三藩之乱），朝廷无力顾及御窑厂生产的恢复，宫廷用瓷直接取自民窑产品。从流传实物来看，这类的民窑作品质量是相当高的，康熙早期有一批署干支纪年款的器物就属于这类烧自民窑的贡器，如“康熙癸丑中和堂制”款的青花釉里红盘（图21）、“康熙辛亥中和堂制”青花釉里红指日高升图盆（图22）等均应是这时期烧自民窑的贡器。“中和堂是圆明园中康熙皇帝所居殿堂。这些署干支纪年款的中和堂器，就其制作精细程度，结合康熙初不尚尊号的时代背景来鉴别，当非一般的堂名款器，而应为康熙早期的官窑产品。”○10（严格来讲，这类中和堂款瓷器不能称为官窑产品）从风格上看，这些中和堂款的御用贡器与御窑厂恢复后康熙官窑产品风格迥异，相反，却与明末以来过渡期瓷器风格如出一辙，是过渡期风格风格的延续。“康熙辛亥中和堂制”青花釉里红指日高升图盆，满绘庭院人物，一书童遥指朝阳，寓指日高升之意，其青花淡雅明快，层次分明，从绘画技法、题材、山石植物纹样来看，这件民窑贡器与崇祯时期民窑制品同出一脉；崇祯时期，类似“加官进爵”、“指日高升”等含有吉祥寓意的装饰图案并不鲜见。青花指日高升图莲子罐（图23），与青花加官进爵图花觚（图24）是崇祯时期的两件典型作品，康熙中和堂御器与他们是极具渊源关系的。 康熙二十年（1681年），臧应选专门驻镇烧造御瓷，使得清代御窑厂得以成功恢复，它标志着政府重新掌握了御瓷烧造主动权，可以用优于民窑的技术、原料、人力来生产满足宫廷口味的御用瓷器，一种新的风格开始产生，以致于有“臧窑”之称。《景德镇陶录》：“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有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迨后有唐窑犹仿其釉色。”这段记载说明了臧窑的三个特点： 第一、胎质细腻，釉层紧薄硬亮。这也是清代瓷器区别于明瓷胎釉的总体特征。 第二、臧窑创烧了新的单色釉品种，此后，单色釉瓷器的生产，在清代宫廷用瓷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臧窑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致于“唐窑尤仿其釉色。” 总之，1681年臧应选成功恢复御窑厂并创烧新的陶瓷品种，一种新的御瓷风格和审美标准得以确立，并逐渐对民窑的风格产生影响。新风格的产生意味着旧风格的结束，万历晚期以来沿袭七十余年的过渡期青花瓷的独特面貌随着御窑厂的成功恢复而逐渐发生变化。 目前，学术界对过渡期瓷器的研究集中在景德镇民窑最优质的青花瓷上，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提到的“上品细料”青花瓷。它们具有胎釉精良、绘画精微、青花发色青翠淡雅、文人气息与世俗生活趣味浓厚的特点，但“上品细料”的青花瓷并不能代表过渡期瓷器的全貌。过渡期瓷器因产地有窑址不同，质量有精粗之分，用途有内外销之别，品类有青花、彩瓷、单色釉等不同品种，尤其在康熙早期，盛名卓著的康熙五彩，就有大量具有典型过渡期装饰风格的作品传世（图25）； 因此，过渡期瓷器的概念、分期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定位： 1、时间：万历三十六年——康熙二十年（1608—1681），时间跨度达七十三年； 2、品类：青花瓷是主流，尤其是“上品细料器”，代表了过渡期青花瓷的独特风貌，其它诸如彩瓷，单色釉等，也都具有过渡期瓷器的共性特征； 3、产地：景德镇窑是主体，其它诸如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区性窑口也不容忽略； 4、用途：有内销、外销之别，外销瓷的风格对过渡期瓷器装饰风格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 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御窑厂辍烧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御窑厂的重新恢复，短短七十三年时间，在陶瓷史上却是一个极复杂、极精彩的历史片段。在这个历史时期，官窑势力的弱化，民窑才情的迸发，外销瓷的高度繁荣，没有了种种禁忌与限制的民间瓷业完全顺应着社会需求而发展。正因为如此，过渡期瓷器才蕴藏着如此丰富的晚明清初的社会风貌细节，其装饰风格也努力淡化工艺特质而更具艺术性，充满着对人性的关照。
注释 注（1）：郭葆昌在其《瓷器概说》中，对清代官窑推崇备至：“有清一代，康雍乾三朝御窑制器美备精良，超越前古。”从其督造洪宪御瓷之实物看，也以模仿雍乾为能事；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之瓷器评品中，也极力推重历代官窑，尤其是宋五大名窑与明清官窑。 注（2）：佑藤雅彦：（1925—）著名中国陶瓷艺术研究家，曾主编日本《世界美术全集》之《中国六朝美术》和《中国隋唐美术》中《中国陶俑》。著有《中国陶磁史》。 注（3）：Burlington Magazine,1910-1911。 注（4）：刘朝晖同志在其《瓷画、版画和文人趣味》一文中指出这些资料的来源。它们是： 大英博物馆的Soame Jenyns: “Tle Wares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qing:1620-1683”,Archives of tl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vol. IX(1955) 美国的：Stephen Little: “Chinese Ceramic of tle Transithinal Period:1620-1683”,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83 Julia B.Curtis: “Chinese Porcelains of the Seventeeth Centu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95 ”. 英国的：Michael Butler: Sir Micdael, Margaret Medley, Stephen Little:Seveteenth-Century Chinese Porcelain, Art Services International Alexandria, Virginia, 1990. Margaret Medley: “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Porcelain,”Arts Asiatiques,Vol.XLII,1987.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Junk(1643-6)”,Tl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Phaidon.Christie’s Limited 1988. 日本的西田宠子：《明末清初手の磁器》，《明末清初の民窑》，平凡社，1997年。 对于“过渡期”瓷器的研究，国内学者也取得了相当成就，见诸发表的有 汪庆正：《明末清初景德镇制瓷业的重大转折》，《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 陈文平：《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器》、《青花釉里红》，上海博物馆，两木出版社，1986年。 于荣丽：《明末清初民窑青花瓷赏析》，《文物春秋》，1996年4期。 郭学雷：《崇祯民窑青花瓷器中的上品细料器》，《文物季刊》，1999年3期。 《崇祯、顺治年间的景德镇青花瓷器研究》，《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 蔡路武：《论明末清初瓷画与绘画的交融关系》，1999年。 注（5）：《东方的青花瓷》哈里•加纳著，叶文程、罗立华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 注（6）：土青：即国产青料。 注（7）：《华南沿海对外陶瓷技术的交流和福建漳州窑发现的意义》，此论文系“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注（8）：《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第289页，紫禁城出版社。 注（9）：顺治二年（1645年），政府曾一度宣布取消匠籍和免征代役银，但不久又恢复了。康熙以后，又把工匠代役银（即班匠银）一概并入田赋内征收，工匠代役银和匠籍制度才逐渐废除。（《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一） 注（10）：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第185页，紫禁城出版社
Posted by limz at 08:20 PM | Comments (0)
January 04, 2007
盖尔德麻尔森号
“直接促动中国人开始水下考古的，其实是一个英国人。” 张威一开口就实话实说。
1985年，英国人哈彻，在南中国海打捞出了一艘商船。这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盖尔德麻尔森号， 1752年沉没。上面一船货色齐全的清代青花瓷，加上金银物品，数量多达25万件。按照“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国际公约，哈彻将文物交给嘉士德拍卖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开拍卖。
此时的中国收藏单位，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瓷器大多是官窑，精品民窑正是所缺之物。得知消息后，国家文物局决定购买一些回来，以充实收藏阵容。于是，陶瓷专家耿宝昌、冯先铭，奉命携带3万美元，赶往阿姆斯特丹。
预展时，两层楼的展厅，到处都摆满了瓷器，整整15万件，琳琅满目，都是1730年到1760年间制造的瓷器。如此大批量处理中国文物的场面，令两位专家为之咋舌。拍卖那天，更是盛况空前：和大型剧场一样的拍卖厅座无虚席，过道上，地毯上，甚至大门外，都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家。
虽然，拍卖行把优先的待遇给了来自瓷器故乡的中国人———1号牌；可在长达3天的拍卖中，中国人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得到———价格一路走高，多数拍品售价都在估计的10倍左右。3万美元此时毫无竞争力。面对此情此景，两位专家默不作声，心如刀绞。最后，15万件文物一一花落旁家。而中国专家只得携带原封不动的美元和一肚子杂陈的五味，黯然返回了国内。
从海底射出的中国瓷器之光——哈契尔的两次沉船打捞业绩
黄时鉴
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它的明显表现之一就是水下考古（nuderwater archaeology）的产生。水下考古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海洋考古（marine archaeology）。从事海洋考古需要具备地球物理、海洋物理、深海潜水与水下摄影等各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能，难度很大。但是从本世纪70年代起，它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昔日中国的对外贸易直接关联的。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1976—1977年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海域发现和打捞的一条中国沉船可以说已是广为人知。本文想叙述的是80年代哈契尔在南中国海的两次沉船打捞业绩。尽管在十年前，“哈契尔热”席卷阿姆斯特丹，波及许多国家的工艺品市场和学术界，使中国瓷器大放光芒，可是我们中国人却对此知之甚少，岂不遗憾。
一 哈契尔的首次沉船打捞——“中国平底帆船”
哈契尔（Michael Hatcher）是一位荷兰商人，他的合作者叫麦克斯·德·拉姆（Max de Rham），是地球物理学家。哈契尔的海底打捞工作发生在 A.S.礁（Admiral Stellingwerf Reef），这海礁位于南中国海国际水域，距印尼的槟坦岛（Bintan）12海里多些。1983年，哈契尔在A.S.礁发现一艘沉没于海底的中国平底帆船，打捞出25000件中国瓷器。现尚无法考知这艘中国沉船的名称。研究者今将它称作“中国平底帆船”（Chinese Junk）或“哈契尔平底帆船”（Hatcher Junk）。关于这次水下考古的两个关键问题是：（1）此船沉于何年？（2）船上瓷器制于何年？这两个问题基本上已得到回答。经专家们的研究，这艘平底帆船当沉没在1643—1646年间，主要论据如下：其一，沉船瓷器中有两个明末桶形瓷罐，罐盖上有“癸未春日写”字样，此“癸未”即1643年，因而可见此船的沉没不会早于此1643年。其二，沉船瓷器中有六个碟子可考知是南明弘光年间（1644—1645）的产品，又有若干件瓷制菩萨杖柄极似是南明隆武元年（1645）的传世藏品。其三，荷兰东印度公司1643—1644年的一份瓷器订单上所列的不少瓷器式样可见于此沉船上的瓷器。其四，就当时清与南明的战争局势而言，大量江西景德镇瓷器运至闽广沿海装船外销，不可能迟于1646年底。根据以上考证，“哈契尔平底帆船”遇难的时间当不早于1643年，不晚于1646年。
为什么在A.S.礁一带会发现“哈契尔平底帆船”？在这里需要回顾一段明代航海与对外贸易的历史。在郑和下西洋终止以后，中国人的海上活动基本上不再超出满剌加（Malac－ca）。随着1567年明朝政府废弛海禁，出海的船只不断增多。迄至16世纪末，中国平底帆船航行在东南亚，其主要目的地有满剌加、越南、暹罗、马尼拉、万丹和巨港。1596年，荷兰人首次抵达东南亚，而且在17世纪逐渐取代葡萄牙人的势力。起先荷兰人以万丹为主要的转运港，1621年他们在巴达维亚建立地区指挥部，巴达维亚又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主要贸易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平底帆船来往于中国东南海港与巴达维亚、万丹之间，一些中国产品在巴达维亚、万丹卸货后再由荷兰商人运往印度、中东和欧洲。中国平底帆船在当时中荷贸易中起着一种特殊的重要作用，即使在荷船可以直接到广州进行贸易后也还继续存在。这种中国平底帆船的载重量从200吨到800吨大小不等。它们通常是在12月至1月间乘东北季风从中国港口起航，历时约三周抵达巴达维亚或万丹；在6、7月份乘西南季风返回。哈契尔所打捞的正是这样一艘中国平底帆船。
至于这艘沉船上瓷器的制作年代，大致与船难发生的年代相应，也可定在1643年与1646年之间，但瓷器专家们判断，其部分产品可能早一两年已经完成，同时不排除有一些更早制作的瓷器的可能性。如此说来，沉船瓷器生产的日期最宜定在1640—1645年之间。1983年哈契尔打捞出来的沉船瓷器共约25000件，大多数是景德镇青花瓷，还有一些青瓷、白瓷、彩瓷和外省青花瓷。从1983年12月起至1985年，这些瓷器在阿姆斯特丹的克里斯蒂拍卖行（Christie’s）先后拍卖四次，共售出22178件。1983年12月的第一次拍卖，售出情况不佳，因为瓷器在海底久受浸蚀，色泽不清；而且瓷器的出处与历史背景未予充分介绍。后来，历史学家，特别是中国陶瓷史专家参与其事，才引起收藏家们的注意。1984年和1985年的三次拍卖均获得成功，高价成交（总价约200万英镑），声名广传，世界上最精明的陶瓷收藏家（如大英博物馆）都来竞买其精品。1985年已形成“哈契尔平底帆船”瓷器市场。同年，哈契尔从这艘沉船再次打捞出2000余件瓷器，后经由伦敦商人售出。
哈契尔是一个商人，他因为成功地打捞出“中国平底帆船”上的瓷器而发了财，而且一举成名；但是他起初却对海洋考古作业的学术要求一无所知，对中国外销瓷器的历史价值也未加注意。这样，“中国平底帆船”的打捞工作没有详细的记录，也没有现场摄影。沉船瓷器的拍卖，就品种与尺寸是有分类的，其数超出二百；可是当时也没有编制一份图饰目录。现在这些瓷器已分散到世界各地，对深入的研究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但哈契尔不愧是一个深谙经营之道的商人，第一次拍卖的失败使他懂得学术的价值，当他接着打捞“盖尔德麻尔森号”（Geldermalsen）沉船上的遗物时，便做了不少改进。
二 哈契尔的第二次沉船打捞——“盖尔德麻尔森号”
在克里斯蒂第二次拍卖“中国平底帆船”的瓷器获得成功的情况下，1984年晚春和初秋，哈契尔在A.S.海礁附近又先后探察十周，无有大获。但好运再次落到他头上， 1985年5月11日，他又发现了“盖尔德麻尔森号”沉船。在做了大量清理工作后，5月28日，沉船显露出来，接着有十名潜水员进行打捞，直到6月22日。次年5月他又去打捞一次；到了这年夏天，印尼也去打捞，但均所获寥寥。
从“盖尔德麻尔森号”上发现的物品大致上可以分为三部分：文物（属于此船的遗物）、黄金和瓷器。此船留下的文物自然十分重要，提供了有关它自身的若干关键线索和证件。两门青铜铸炮，上有铭文，一门镌VOC（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r的缩写）阿姆斯特丹商会字徽，铸于1702年；另一门镌VOC鹿特丹商会字徽，铸于1705年。一口青铜铸钟，高47厘米，铸有铭文“ME FECITCIPRIANUS CRANS JANSZ ANNO 1747”，而 1747年正是“盖尔德麻尔森号”建成的年代。一个药瓶，上有“F.B.”标记，它显然是见于载录的此船外科医生Frederik Berkenhonwar的缩写。正是对这些文物进行考证的结果，足以确认这艘沉船就是荷兰商船“盖尔德麻尔森号”。
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我们可知：“盖尔德麻尔森号”在1746年10月始建于密德尔堡（Middleburg），在1747年7月10日建成。此船宽42英尺，长150英尺，载重1150吨。1748年8月16日，她开始处女航，1749年3月31日初抵巴达维亚。后来，她去过日本、中国和印度，从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港（Gujarat）经科钦（Cochin）与满剌加驶回广州，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其他船只会合。1751年12月18日，当她再次离开广州时，其目的地便是尼德兰了。这时，船上有112人，包括一名英国旅客和16名英国流亡水手。船长是摩莱尔（Jan Diederik Morel），船上有五个月的给养，全副武装。但是，在航行了16天以后，1752年1月3日它便遭到灭顶之灾，触上盖尔德里亚之德罗格特暗礁（The Reefs of Geldria’ sDroogte）而沉没。这是一个悲剧性事件，幸存者仅32人，其余80人随船一起沉入大海。生还者驾着两只小艇在一周以后到达巴达维亚。
从“盖尔德麻尔森号”上发现的第二部分物品是黄金。据档案记载，此船装载的黄金共147件，哈契尔打捞到了125件。据研究者的描述，这些黄金有两种形状。一是长方形，每条8×2.5×1.5厘米，共107条；二是鞋形（或称船形），带椭圆状，每个5.5×3×3厘米，共 18个。每条或每个约重750克，成色约为20开至22开，带有中文标质印记。从当时书信可以考知，这些黄金大都购自南京。这么看来，就其形状而言，也就是中国的金条和金锭（金元宝）。当时在亚洲中国金价最低，而巴达维亚最看重黄金，荷船运载的中国黄金在抵达巽他海峡时往往转移到其他船上后进入巴达维亚。发现这么多黄金，实在使哈契尔既惊又喜。他说“沉船寻宝是一种古典童话，今天竟梦想成真！”他确实是个幸运儿，因为在1735—1760年间，并不是每艘荷兰船都从中国载运黄金，而在载有黄金的船只中又只有两艘失事沉没，一艘是“恩克灰甄号”（Enkhuizen），在1741年；另一艘就是“盖尔德麻尔森号”。顺便说一下，沉船上的黄金问题还曾使生还者梵狄克（ChristoffelVan Dijk）蒙受不白之冤。梵狄克是水手长，在生还者中阶位最高，但当时他的失事报告受到怀疑：为什么厄运临头时船长托付诸事中没有黄金？不过，另一位幸存者，船长摩莱尔的厨师阿诺尔德（Arnold）说过，船长曾命令他与另一个人将木箱抬到甲板上，木箱很重，估计里面是黄金。这一点现已为哈契尔的发现所证实：黄金确实不在沉船舱内而是在它的旁边。哈契尔实际上替梵狄克除去了蒙在他身上达233年之久的疑窦。
即使黄金十分贵重，哈契尔从“盖尔德麻尔森号”打捞出来的15万余件瓷器却具有更大的价值和历史意义。人们将这些瓷器实物与“盖尔德麻尔森号”货帐以及其他有关档案资料进行对比后，可以确认，就质地、式样和数量而言，这些瓷器无疑即是“盖尔德麻尔森号”上的货物。可以确定，在1750—1751年制造的数量众多的景德镇瓷器显然有助于：（1）将更多的瓷器进行对比研究以确定其年代；（2）对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的瓷器的性质、种类和质地获得一个清晰的认识；（3）对当时中国按欧洲商人的图样和形制而生产的外销瓷获得进一步的了解。
将景德镇生产的瓷器运到广州，主要利用水路，仅在经梅岭时由苦力肩负过山。在广州运往荷兰的瓷器，用木板箱装好后上船。木箱的大小是6平方英尺×18英寸高（约170平方厘米×46厘米高）。箱内分隔成46部分。箱外四周用铁加固，有时再加上铁箍。即使如此包装，估计平时破碎率仍有百分之5—6。但也正是凭借如此包装，触礁沉没的“盖尔德麻尔森号”上的瓷器仍大量完好无损。
在这里，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荷商贩运中国瓷器的历史。在荷兰人插手此事以前，一些瓷器已由葡萄牙人（经由果阿）和西班牙人（经由墨西哥）运入欧洲，但大多数仅在伊比利安半岛（葡、西本土）及其殖民地销售。1602年“圣地亚哥号”（Santiago）葡船被荷人俘获，次年“桑塔·卡塔琳娜号”（SantaCatarina）葡船又被俘获，两艘船上的货物，包括青花瓷器，在阿姆斯特丹拍卖获得高价。由于当时荷兰人将葡萄牙的这种海船称作Carrack，从此 Carrack/Kraak瓷器声名大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瓷器的需求迅速增长。1614年时，阿姆斯特丹一出版物已确认瓷器为“老百姓日常使用”。26年以后，庇特·孟狄（Peter Mundy）指出，“任何住宅，不分高下，都有中国瓷器。”而且，其他西欧国家甚至需求更大。1580—1640年间，荷兰海上势力迅速增长，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作一个奇迹。尽管在1650年后，荷兰社会稳定少变，但它的海上商业活动仍然保持了一个多世纪。在1680年，至少有100艘海上商船挂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旗帜，在1750年前后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就瓷器的贩运而言，在整个17世纪以迄18世纪中叶，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正因为这样，“盖尔德麻尔森号”上的中国瓷器才会如此众多。中国瓷器质优价廉，洁净而不渗水，当时是受到欧洲人普遍欢迎的大宗商品。这种情况从18世纪60—70年代起才由于欧洲陶器技术的革新和瓷器制造的发展而开始发生变化。当然，就贸易额而言，茶叶比瓷器占有更大的比重，在18世纪中叶，荷船在广州贩运的货物，究其价值，茶叶平均占了70%。但是，茶叶都被消耗掉了，而瓷器却有一部分被保存下来。即使是打捞到像“盖尔德麻尔森号”这样的沉船，茶叶所存无几而且均已变质，而大量瓷器仍然完好无损。就这一点而言，瓷器才是当时中欧贸易的更好的实物证件与更引人入胜的研究对象。
从“盖尔德麻尔森号”打捞到的中国瓷器，绝大多数是青花瓷，还有少数“中国伊万里瓷”和釉上珐琅瓷（颜色多半已变成浅黑色，难以分辨）。青花瓷的釉色大多数保存极佳。其中茶具约占三分之一，款色单调；成套餐具精美，令人称羡；其他各种形制的器皿反映了18世纪中叶欧洲人的特殊需求；还有一批私人随带贸易品更具特色。当时在广州由洋商提供图样在白坯上加工绘烧而成的“洋彩”已风行西欧，其中最具个性的是纹徽瓷和形形色色的私人用瓷，可惜这类瓷器在“盖尔特麻尔森号”沉船上所剩无几。
这时的茶具是广义的。色括茶壶、有柄杯、无柄碗与碟。那时有柄杯的价格几乎是无柄碗的两倍，用于饮巧克力；而无柄的碗则分咖啡碗、巧克力碗与茶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的地方也直接用茶碟饮茶。茶碗有大小五种，咖啡碗有大小三种，巧克力碗也有大小之分。据研究，18世纪上半叶欧洲使用的整套茶具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实例是它包括：一把茶壶与座，一个奶罐与座，一个残茶碗，一个有盖糖碗与座，十二只茶碗与碟，六只有柄巧克力杯，六只无柄巧克力碗（由于当时咖啡更多的是在咖啡馆饮用，所以家用的整套茶具没有咖啡碗；正因如此，茶碗也被用于饮咖啡）。整套咖啡饮具是稍后才发展起来的。自1758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订单已区分茶具与咖啡具。似乎始终不存在整套的巧克力饮具，巧克力杯碗常是茶具以及咖啡具的一部分。在“盖尔德麻尔森号”沉船瓷器中没有发现整套茶具，这正好与乔格的研究结论相连接，他曾论述在1745—1750年间没有整套的茶具输入荷兰。在欧洲成套餐具用于晚餐，这在17世纪中叶以后才发展起来。到了18世纪，比较私人性质的晚宴已经出现，促使一些富贵家庭对成套餐具的需求。成套餐具原用陶瓷或银器，后来也渐渐用中国瓷器，并颇受青睐。这样的成套餐具，件数并不一定，据说最大的一套达631件之多。在“盖尔德麻尔森号”上打捞出来的瓷器，据其形制和图饰，可以整理出四套餐具。其最大者共有380件，铺设开来，琳琅满目，拍卖售价达219460英镑。
在“盖尔德麻尔森号”上发现的定制外销瓷又为此类瓷器品种提供了新的物证。荷商在17世纪中叶已在日本定制瓷器，这种定购方式在18世纪的广州得到发展。定制瓷器的欧洲模型用木材、金属或陶土（如荷兰代尔夫特陶器）制成，由欧洲商人带到广州，然后由中国商人散发到景德镇，使中国制瓷工匠尽力仿制成功，而后运回广州，在下一个贸易季节出口。从哈契尔打捞品可以看出，许多形制当是专为承应欧洲某一公司的特殊需要而制作的。其中有：吐盂，这种瓷器在1740年代后期才开始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销；黄油盖盆，圆形的与椭圆形的，椭圆形的从1750年起才见于订单，是新的品种，原是木制品；圆筒形啤酒杯，似源自英国，原常是“中国伊马里”瓷，无盖（欧洲人当时已习用白蜡盖、银盖或木盖），1751年订单上要求四种大小，实物共见三种，1品特、1.5品特和2品特；调味汁船形碟，它显然是欧洲银制船形碟的仿制品，平底椭圆，单嘴单把；奶碗，是陡边碗，带有大曲柄和小喙嘴，这种形制在中国外销瓷中不见前例，但在欧洲银器中有其原型；球颈水瓶，在欧洲原有软瓷产品，因其颈口的球形而在倒水时发出“咕噜”声，故法语称它为gorgelet，进入英语作gu－glet；带盖汤碗，有八角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都是个人运销物品，似为单件，不与其他餐具成套。由于在中国定制外销瓷利润不高，荷兰东印度公司让船上成员私人经营。此外，中国原产的瓷器痰盂从1737年起已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销，这条沉船也打捞出245个。在“盖尔德麻尔森号”的个人运销品中还有一些所谓“巴达维亚粗瓷器”，包括碗、碟和咖啡杯等。这类粗瓷可能多半用于当时欧洲的社会俱乐部、咖啡屋与旅馆。据研究，它们可能产于华南省份，通常由中国平底帆船大量运往巴达维亚。个人运销品中又有少量珍稀陶瓷，如宜兴紫砂壶和瓷制人物、飞禽、走兽。荷兰东印度公司并不热衷于运贩这类小物件，只是由个人运销，偶尔为之。
18世纪之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曾运销成千上万件。此时由于欧洲陶瓷业的兴起，这类中国产小物件的销售已经衰落。但“盖尔德麻尔森号”上的小物件虽然不多，却仍有其研究价值，这在下文中将再述及。从1986年4月28日起，哈契尔从“盖尔德麻尔森号”上打捞出来的“南京船货”（NankingCargo，这是当时西欧人对来自中国的商品的统称）开始拍卖，仍由克里斯蒂拍卖行主持，地点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希尔顿饭店。由于拍卖的物品数量巨大，这次拍卖的筹划组织、编目发布和交易活动历时9个月。有12000份目录发布，约5千人前来竞拍，世界各地通过电讯的出价者约10万人次，拍卖成交的总金额达1千万英镑。对哈契尔及其同事来说，它是成功的顶点。对创建于1766年的克里斯蒂拍卖行来说，它也是二百余年来经营的顶点。这9个月，阿姆斯特丹掀起了“哈契尔热”，拍卖的所在地希尔顿饭店出现了“哈契尔鸡尾酒”。同时，哈契尔的惊人发现，超越拍卖行，扩展到艺术界和学术界，以至其影响及于普通民众。
三 哈契尔沉船打捞的学术意义
哈契尔沉船打捞活动的成功，无疑是海底考古的巨大收获。尽管他本人重视的是商业效益，并且由于他的打捞活动不是严格的考古作业而造成许多缺憾，但其学术意义仍是十分重大的。
哈契尔的发现正值世界各地出现中国外销瓷器热的时候。在哈契尔以前，从70年代末起，已对两艘沉船进行打捞：一艘是“维特·利乌号”（Witte Leeuw），1613年沉于圣海伦娜港（St.Helena）；另一艘是“班达号”（Banda），1615年沉于毛里求斯（Mauritius）海岸。从1980年起，中国外销器的大型展览先后在英国、荷兰、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以及香港等地举行，不下十次，影响广泛。毫无疑问，哈契尔在80年代的两次成功的沉船打捞活动将这股中国外销瓷器热推到了顶点。
在哈契尔以后，国际上出现新的海底打捞热潮。在荷兰，亨利·贝森孔（Henri Besancon）探知在1650年以后的大约200年内，从中国返回欧洲的航路上，消失过60艘船，其中有6艘或7艘也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2艘或3艘船上遗物颇丰。人们期待着新的发现。当然，由于本文一开始已说到的海底打捞作业难度很大，因而也不宜操之过急。
关于哈契尔从两艘沉船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已有一些论著进行主题研究。奥列佛尔·英佩（Oliver Impey，Ceramics，1986）认为人们迄今对17世纪中叶中国瓷器的认识还只是混沌半开，一知半解，“哈契尔平底帆船”的瓷器提供了一次改善有关知识的机会。不幸的是，由于打捞工作缺乏考古学术规范，如今可作的研究只能更像是艺术史家的工作，而不是考古学家的印证。尽管如此，从“中国平底帆船”打捞出来的青花瓷对于明末与南明的瓷器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实物，是任何一处传世藏品难以匹比的。据此可以探讨明末以前至明末中国瓷器的具体演变，可以进一步分析明末清初的“过渡型”瓷器。例如，欧洲陶器史上的Kraak一词，原指万历年间的一种青花瓷，由于它是最早运抵欧洲的中国瓷器，对欧洲陶瓷史有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将Kraak瓷器与万历这个年号相联系，而今则可证实，Kraak的生产肯定延续到了明末。又如，过去“姜坛”通常被认作康熙时代的瓷种，今可证实，它在明末已经存在；同时，康熙瓷器的某些图饰的原型在明末已可得见。再如，过去总是以为崇祯年间瓷器已不占重要地位，因当时已无皇家官窑，今可得知，它实际上仍应占有一席不菲的位置。还有，过去，1639年和1643—1644年的订单已经说明那时饮茶正在欧洲兴起，如今后一订单上的各种茶具多已可见于打捞出来的“哈契尔平底帆船”瓷器，对欧洲早期饮茶史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与青花瓷相比，从“哈契尔平底帆船”打捞出来的白瓷与青瓷为数较少，但它们也有自身的学术价值。这些中国白瓷，在克里斯蒂拍卖行售出579件，经由“海露姆与霍苑特”（Heirloom＆ Howard）售出 266件，它们足以表明，迄至明末，品种相当多的中国白瓷仍在生产，并供外销。青瓷从南宋时起以浙江西南部龙泉窑的产品闻名于世，在13—15世纪行销中东、印度和东南亚。福建也生产青瓷以供外销。后来青花瓷盛行，青瓷逐渐失去广大市场，但仍有一些销售量。约1600年，当荷人首抵东方时，他们曾报道青瓷盘碟（Gory）为印度高尔康达（Golconda）地方所需。在1646年，可能由于青花瓷短缺，青瓷的外销量有所增加，看来哈契尔打捞到的青瓷也为此提供了新的证据。他卖出的青瓷共396件。
至于出自“盖尔德麻尔森号”的大量瓷器，本文第二部分的记述已大致展示了它们的学术价值。当然，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试举一例。欧洲在18世纪上半叶已能制作瓷器，为什么在“盖尔德麻尔森号”航行的年代仍有大量的中国瓷器运销欧洲？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瓷器的品质，光泽好、半透明、细薄、坚实和价廉，都是荷兰、法国等国的软质瓷所不可企及的，德国的硬质瓷尚可匹敌，但价格要昂贵得多。“盖尔德麻尔森号”上的瓷器切切实实地显示出当时欧洲顾客的趣味所在，以及当时西方陶瓷工人通常模仿与赶超的产品又是什么。但此后不久，欧洲瓷器发生技术革新，出现了弹性细瓷与印刷技术，这才开始向中国外销瓷器展开竞争。不过，在“盖尔德麻尔森号”沉没时，中国外销瓷器尚在欧洲市场上独领风骚，无与伦比。
又举一例。从“盖尔德麻尔森号”打捞到大量无柄碗（杯），它们是用于饮茶、咖啡和巧克力的。当时咖啡多半是男人在咖啡馆里饮用，而女性则往往仅在家里饮茶。据档案资料，茶碗有大小五种规格：大、双、单、小、小不点儿，咖啡碗有三种规格：倍、大、单。大茶碗近乎单咖啡碗，可见咖啡碗大得多。哈契尔发现的无柄碗有大小两种尺寸，它们的用途又如何？它们是两种茶碗，大的用于早茶，小的用于午后茶？或是一种为咖啡碗，而另一种则用于家庭饮茶？载录表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52年首次贩运咖啡馆所用瓷器；而“盖尔德麻尔森号”上的大碗似乎暗示，早在1751年咖啡馆瓷碗已被定制和运销。此外，有柄巧克力杯，西方收藏者原以为既有单柄的，又有双柄的，今已在“盖尔德麻尔森号”的遗物中得到证实。我们知道西方近代热饮史与中国瓷器的输入关系十分密切，它组成了西方物质生活史的重要部分，值得人们关注。
再举一例。关于上文已提到的小物件，这里略加增述。从“盖尔德麻尔森号”打捞到的“双人舞者”可能是德国麦森（Meisen）瓷器的中国仿制品。这就是说，当时可能已有麦森瓷器进入中国而且成为欧洲商人的定制样品。从照片上看，“双人舞者”虽已失去了头，但他们的欧洲人韵致仍然显而易见。又有一种“道家仙人”瓷像，同类作品通常被鉴定产于1800年左右，现在这个时间可以提前约半个世纪。
总之，哈契尔的两次沉船打捞向人们展示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使许多历史学家、艺术史家、陶瓷收藏家、古玩商人和一般民众分享了一次人类艺术创造和交流的巨大成果，而且在惊讶和激赏之余引发深邃的沉思和隽永的回味。瓷器是中国伟大的创造之一，它在世界物质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是中外贸易史上历时久远的重要商品，也曾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辉煌使者。哈契尔的打捞业绩，使沉没于海底的大量中国瓷器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光彩，这是文明之光，闪耀在全世界，具有永恒的与世长存的魅力。
主要参考文献
C.J.A. Jorg, The Geldermalsen, History and Porcelain, Groningen, 1986.
Antony Thorncroft,The Nanking Cargo, London,1987.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Oxford,1988.
Maura Rinald, Kraak Porcelain,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Trade,London,1989.
1997年1月17日完稿
寂寞的惊世之捞
(2003年11月7日)
天空和海洋，这两片蔚蓝里，有多少未知，就有多少梦想，多少探索。
当“神舟五号”一飞冲天的欢呼声仍在耳边回响，我们将目光转向了深邃的海洋，一个沉默但却同样值得世人关注的领域。
滚滚波涛，将文明吞没，将过去掩埋。而对今人来说，打捞沉睡的文明，便是向自然的讨还，向历史的追寻。
今年10月，静悄悄地，探索蓝色文明征途上的一个里程碑———国家水下考古训练基地在广东阳江建设完成。
与此同时，“南海一号”———专家认为最具历史价值的一艘沉船，正在被默默而又紧锣密鼓地打捞。
滚滚波涛，将文明吞没，将过去掩埋。而对今人来说，打捞沉睡的文明，便是向自然的讨还，向历史的追寻。
美国人盖瑞·金德在描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打捞一艘名为“中美洲”的沉船的作品《寻找黄金船》中这样写道：“海难是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句号得由那些沉船打捞者来完成。”
在中国，这个“句号”究竟书写得如何？未来又将怎样书写？
上周，记者飞赴北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走近鲜为人知的水下考古，走近这群寂寞的打捞文明的工作者。
一个英国人给全体中国人上了沉重一课
张威，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水下考古第一人”。
这位水下考古的领军人物，年仅50不到。1987年，正在从事田野考古的他，被公派到荷兰学习沉船打捞和水下考古。而此时，我国仅有交通部下属的3个水下救捞机构，水下考古尚是一片空白。
“直接促动中国人开始水下考古的，其实是一个英国人。”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张威一开口就实话实说。
1985年，黄头发、赤红脸的英国人哈彻，在南中国海打捞出了一艘商船。一船货色齐全的清代青花瓷，加上金银物品，数量多达25万件。按照“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国际公约，哈彻将文物交给嘉士德拍卖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开拍卖。
此时的中国收藏单位，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瓷器大多是官窑，精品民窑正是所缺之物。得知消息后，国家文物局决定购买一些回来，以充实收藏阵容。于是，陶瓷专家耿宝昌、冯先铭，奉命携带3万美元，赶往阿姆斯特丹。
预展时，两层楼的展厅，到处都摆满了瓷器，整整15万件，琳琅满目，都是1730年到1760年间制造的瓷器。如此大批量处理中国文物的场面，令两位专家为之咋舌。拍卖那天，更是盛况空前：和大型剧场一样的拍卖厅座无虚席，过道上，地毯上，甚至大门外，都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家。
虽然，拍卖行把优先的待遇给了来自瓷器故乡的中国人———1号牌；可在长达3天的拍卖中，中国人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得到———价格一路走高，多数拍品售价都在估计的10倍左右。3万美元此时毫无竞争力。面对此情此景，两位专家默不作声，心如刀绞。最后，15万件文物一一花落旁家。而中国专家只得携带原封不动的美元和一肚子杂陈的五味，黯然返回了国内。
25个人，在1.8万公里海岸线上开始了征程
回国后，耿宝昌、冯先铭奋笔疾书：当中国人还不清楚自己的大海里有多少宝贝时，哈彻已经对南中国海了如指掌。而盗宝传奇的广为传播，势必催生出一批职业盗宝人；另一方面，我国沿海一些无知的渔民盗挖古船，大量珍贵的古瓷出水后没有得到及时保护，成了一堆“粗瓷”……
接到报告后，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立即组织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召开座谈会，作出了最直接的反应：填补学科空白，开展中国水下考古事业！
张威，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生，受国家派遣，先后赴荷兰和美国进修；热爱游泳的孙健，南开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博物馆从事文物鉴定，也于1993年开始学习潜水；搞行政工作的赵嘉宾，按捺不住对水底世界的向往，也加入到了其中；李滨，原本是一名摄影师，现在扛起了更为复杂、沉重的水下相机……
然而，受人力限制，历史博物馆只能抽调出6个人，组成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容纳着他们所有的家当。
于是，抽调地方力量就成了必然。广东、福建、海南、山东、辽宁等沿海省份的博物馆、文物局一些工作人员，陆续通过了相关训练，加入到了水下考古队。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接受历史博物馆的调配，协同开展水下考古。
尽管这样，至今，这支国家级水下考古队，全职加上“半职”的，总共仅有25个人。而与这支队伍相关的两个数字是：我国的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并拥有4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但这毕竟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于是，区区25个人，开始了漫长、寂寞的探索征程。
“盲人捞宝”，恐惧与艰辛并存
对于海洋，人们爱用“遨游”这个词。于是，人们这样想象水下考古：
海水蔚蓝透明，一丛丛珊瑚，在隐约起伏的礁脉中放出五颜六色的光彩。鱼儿成群结队地从身边悠游而过，身在其中，自己也仿佛成了一条鱼，自由自在。而在海底美景之外，更能屡屡迸发出发现文明遗迹的惊喜。这，是一项神奇而美妙的工作。
然而，现实无情地打破了美丽的臆想———我国海域，无论是黄海还是东海，南海，其水质都为浑水。除了西沙群岛，水下的能见度都极低。
“下潜到六、七米，就逐渐进入黑暗了，到达指定的深度时，几乎什么都看不见。黑暗，何止是伸手不见五指！一次，我用手碰自己的额头，皮肤都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而眼睛仍然看不见。更别说什么五光十色的鱼了。”队员赵嘉宾对水下考古的概括是：“不是观光潜水，而是盲人捞宝。”
在漆黑的海水里下潜，丧失了踩在陆地上的坦实感，也丧失了行进中的方向感。而随着潜水深度增加，水压增大，柔软的海水开始挤压体内充气的空间，肺、体窦、耳腔渐渐感觉到压迫。到20米以下的深度时，空气浑浊，人吸进了更多的氮，引起大脑麻木或休克。此时，就和过量饮酒一样，神智开始不清，判断力下降。
视觉的丧失，机体的不适，孤独和恐惧，就在一瞬间袭来。
对于张威这个主任来说，这已是见多不怪的事了：潜水训练中，有不少七尺男儿，有的潜到一半说什么也不肯下去了，有的下到了底，却紧张得趴着一动也不敢动。在海洋面前，人类的勇气和信心，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在若干次的水下考古培训中，已经精挑细选的学员，仍有一半遭到淘汰，而真正能够进行水下作业的，更为稀少。
而孤独和恐惧，还不是水下考古的全部。
常常，正忙于作业时，看似温和的海洋动物，不时向他们发动袭击。
4月的东海，有轻微毒性的水母、海蜇在此大量繁殖。一潜下去，一只只水母便游过来“亲吻”他们，躲也没法躲。裸露的额头、双颊，一部分颈部，难以幸免。一次又一次，如同鞭子抽过一样，火辣辣的疼。到完成作业、浮出海面时，脸上已经红肿一片，面目全非。只得自嘲：“成了猪八戒了。”
在船上，阳光把皮肤晒黑，到水里，海水将皮肤泡白。连续几个月不着陆地，蔬菜、水果等早就吃光，而船上所有有字的东西也都被翻烂了……单就是这些与自然“过招”的艰辛，与人群疏离的孤单，就已经让许多充满幻想的人望而却步。
海上岁月，惊险如影随形
几百年前，是变幻莫测的大自然将一艘艘商船葬送海底。试想，如今要提取前人给我们的遗留，老天怎会轻易松口？
海上的日子，从每天清晨4点便开始了。队员们早早起床，开船起锚。到了打捞地点，完成一系列准备工作后，便开始静静等待———水流看似平稳实则湍急，只在涨潮与落潮之间“小憩”一个小时。为了捕捉到这短短的一个小时，队员们餐风宿露，常常要等待六七个小时。
即便捕捉到了适宜的时间段，开始水下作业，但气候、风向、潮汐、水流等自然条件，只要出现细微变化，就可能把人推向危险甚至致命的境地。
一次，就在两名队员水下作业时，水流突然湍急起来。锚，脱落了。当潜水员钻出水面时，不仅没有看到同伴们的援助之手，四面环顾，更是茫茫海洋一望无垠，怎么也看不见考察船的身影。幸好，船上的同伴及时意识到出了险情，立刻开动马力，四处搜寻。十几分钟后，泡在海水中大声呼救的潜水员被幸运地“捞”了上来。
礁石的摩擦，可能使得呼吸器脱落；身负的空气袋，可能发生泄漏，提前告罄；而笨重的考古工具，则可能被柔韧的鱼网缠住……意外，总是超越了人的想象和准备。
而镇定，才是唯一的生还希望。一次，船行半路，突然刮起了6-7级大风，浪头一个接一个，足有3米多高，小船被甩起又抛下。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船上的发动机全部熄火。赶快抛锚，结果锚链又不够长。而此时此刻，老天干脆将玩笑开到底———与陆上的通讯也中断了！
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难道，只剩下“随波逐流”这个唯一？与其跳脚，不如自救！混乱中，不知是谁的提醒，点醒了惊慌失措的人。大家轮番上阵，全力抢修。这一刻，把宝全都押在了发动机上。万幸，半小时后，发动机修好了。这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的半小时，成了船上所有队员都难以淡忘的集体记忆。
因为淡漠一时之利，寂寞终成不可避免
水下考古开展16年来，25名队员辗转东海、南海、黄海，相继在广东吴川、海南文昌、辽宁葫芦岛、西沙群岛等海域打捞沉船，数量多达几十艘，也收获了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各类水下文物。然而，一个事实是，至今并没有一艘沉船中的文物被全部打捞出水，也没有一艘沉船被整体打捞出水。
而与此同时，国外打捞沉船满载而归的消息却不断见诸媒体，一桩接一桩，煞是热闹———
1999年，又是英国人哈彻，在“泰星号”打捞出了100万件瓷器，再一次发了一笔横财；今年7月，美国人葛莱科在菲律宾海域打捞出了大量中国明代石雕和瓷器；最近，一艘名为“共和号”的蒸气船又在美国出水，几十箱金币总价值超过1.5亿美元。
而我们，是技不如人，是投入不够，还是另有他因？
对此，张威这样解释：“在美、英、法、德等国家，没有国家性质的考古打捞。打捞沉船是一种‘产业’，向私人开放。而我国的水下考古则是‘事业’，由国家投资，打捞文物也归国家所有。这也正是‘探宝’和‘考古’的根本区别。”
是的，大海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物。然而，在不同的人看来，同一事物却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在探险队、商人看来，海底文物是财富，是经济利益。一艘沉船文物大多在10万件以上，一次发掘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并非天方夜谭。如将文物一次性释放到市场上，还能影响这一区域未来几年的文物收藏走势。
然而，在考古学家、社会学家眼中，也许一片并不精美的碎片，恰恰是高度浓缩的历史标本。它能提供地面上无从捕捉的考古佐证，再现大量真实可信的历史细节，使今人洞察往时的贸易方式和生活方式。
“知道吗，哈彻在打捞‘泰星号’时，为便于运输并抬高价格，当场敲碎了100万件文物中的60多万件。在中国，这是多么不可想象啊！”一说到这事，考古队员们无不忿然。
的确，一个承载了人类发展文明的结晶，它的价值，足以撼动人们对历史、对自我的认知。于是，水下考古队员们的每一次作业，均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依照国家标准，进行水下定位、测量、绘图、照相、摄像。甚至每一次空手而归，也严格地记录在案。如果现有技术条件不能保证文物在陆地上的保存，考古队员们宁愿将这里保护起来，将宝藏留待后人进一步发掘。于是，一艘沉船从发现到保护、挖掘、打捞、整理，势必将经过十年、二十年，乃至更加漫长、寂寞的岁月。
在一时之利和历史价值之间，中国选择了淡漠前者，追求后者。而这，正是中国水下考古寂寞的原因所在。
寂寞沉淀到了极致，才会有惊世之捞
史料记载，从两汉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开始，我国中原及沿海地区的商贩就把陶瓷、布匹、丝绸、谷种等商品装船，从广东等地出发，远航到印度，再转运到埃及、罗马等地。而我国的不少海港，便在一次次交易中云集了世界各地的商贾，繁盛一时，成为当时海上国际贸易的中心。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诞生。同大西北的丝绸之路一样，它是连接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桥梁。郑和下西洋，正是其中的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
然而，沧海桑田，传说中的“海上丝绸之路”渐渐被海浪湮灭，销声匿迹。现代历史界和考古界，甚至难以在陆地上寻找到能证明它确实存在的关键性实物证据。至今，“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面貌，仍是历史考古学研究的未明领域。
“搞考古的，谁都希望能在有生之年遇到令世人震惊的重大发现。不过，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也许，正因为怀抱着这样的平静心态，机遇才垂青于这些在寂寞中沉淀许久的文明打捞者。
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广东台山与阳江一带海域中寻找一条东印度公司沉船。不料，意外地在附近海域中发现了一条宋代商船。200多件绿釉小瓷盘、锡壶等文物得以出水，同时还发现了一条在国内从未见过的铜鎏金带钩。初露真容,这条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沉船便引起了学界注意：“极有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
此后，国家考古部门曾与日本签署过合作打捞“南海一号”的文件。然而，由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调查、打捞几度搁浅。直到十多年后的2001年，香港有关方面提供了一项总额120万港币的资助，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才开始对“南海一号”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
2002年3月，张威和他的伙伴们再度整装下水。重新定位、挖开淤泥、摸索沉船后盖，一次又一次，队员们将文明的印记托举到了海面。这一回，4000多件文物出水。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造型独特，工艺精美，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甚至从未有过任何记载的品种。它们，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工艺水平。
看到“南海一号”的出水文物，一位北京的考古专家惊讶得双手发抖；一位福建的考古专家则老泪纵横：“我在本地只看见过碎片。真没想到，这么完整，这么多！”
据探测，“南海一号”整船文物可达到6万至8万件。全部打捞上来后，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可相当于整个广东省馆藏文物的总和。我国是何时开始“来样加工”这一国际商业合作形式的？宋代的船员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一系列历史谜团，将因为“南海一号”的出现迎刃而解。“它的历史价值和影响力将不亚于西安秦始皇陵。”张威如此估计。
然而，如同杨利伟20小时的太空飞行凝聚着几代航天人的努力一样，只有将心血凝结到了极致，才会有真正惊世的突破。
“南海一号今年将全部打捞”、“南海一号明年将整体出水”，面对一些媒体的种种猜测，水下考古队员们都予以了否认。不是不能猜测，而是不愿猜测。对他们来说，只有怀抱尊重自然的虔诚之心，一步步摸索，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才能抵达科学的极致。
而寂寞，则是通向兴盛之路的必然选择。
因为，还有更加宏伟的计划在眼前———在我国广袤的蓝色国土上，摸索古代沉船的踪迹，画出一张中国人的“藏宝地图”！
相关链接 最伟大的沉船发现者
1985年，罗伯特·巴拉德确定了1912年因撞冰山沉没于大西洋底的“泰坦尼克”号轮船残骸的准确位置，由此闻名于世。此外，他还发现了1942年被英国皇家海军击沉的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1915年被德国潜水艇用鱼雷炸沉的英国“卢西塔尼亚”号豪华远洋客轮，以及“安德里亚·多里亚”号、“大不列颠”号等沉船。1997年7月，他精确探明了位于突尼斯海岸附近古地中海商船航线上的8艘古罗马沉船的位置，这些沉船距今约有2000年，沉于水下762米处，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古罗马沉船最集中的区域。
深潜的最长时间
1992年5月6日至7月14日，美国人理查德·普雷斯利驾驶一艘潜水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基拉戈的一个�湖里度过了创纪录的69天零19分。这次深潜试验名为亚特兰蒂斯工程，旨在考察人在水下环境中的生存状况。
最深的海底打捞
潜水员海底打捞的最深纪录为245米，是在打捞1942年5月2日沉没于挪威北部巴伦支海的英国皇家巡洋舰“爱丁堡”号残骸时创造的。在1981年9月7日至10月7日历时31天的打捞期间，12名潜水员每两人一组轮番下潜作业，从而使得随“爱丁堡”号沉入海底的460块金锭全部被打捞上来，创造了迄今收益最多的打捞纪录。
采写 /本报记者曹静
Posted by limz at 12:39 PM | Comments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