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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17, 2007
卧虎藏龙
很少写博客， 贴上去的文章少有自己的。 仿佛给自己办了份报纸，广为搜求，有空的时候随便翻翻。但碰到有趣的事情，不写下来实在埋没了身边普通的人们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那份潇洒。
清代小茶壶上有句铭文： 一勺之水能生云，游龙出没常惊人。
今天在看泗水尹家城的报告， 觉得商代地层里出的那件麋鹿肩胛卜骨形状别扭，歪歪扭扭的，斜向一边，象是凶猛的野兽，于是拿去给Redding教授瞧，果然他顺手拿起一个幼年狮子的肩胛骨： 你看像不像？像极了。这种时候，他总是说，big cat--大型猫科动物。 在中国这大猫还能是啥呢，就是武二郎口中的大虫了。尹家城出过两件完好无损的猛虎下颌，据说是周代留下的，定是哪位壮士的骄傲。
离开的时候他开始对着一个大猫牙拍摄。
这是什么？
埃及的一颗豹牙。
在什么宗教场合埋藏的吗？
在一个满地封泥的屋子里， 那里集中了这个遗址上几乎所有的封泥。
哦，西安也有这种，始皇帝拆开竹简顺手就把封泥扔了。 可跟这豹子有啥关系。
当时的隶（scribe) 总是披着一张豹皮做的斗篷， 豹头正好耷拉在胸前，壁画上就这么画的。。。
Redding 教授总跟人说我只对老虎和甲骨感兴趣。哎，没办法，谁让一颗牙齿就能令人惊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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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13, 2007
御用瓷器分馈同僚
明代落选御窑今得万千宠爱 孟原召
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珍品展近日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拉开帷幕。此次展览展出了明代瓷器精品120件(组)，展品绝大部分是从2002－2004年明清御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瓷器中精选出来的。这些瓷器多因某种缺陷或毛病而落选，未能进入紫禁城，但其造型优美，制作精细，工艺娴熟，体现了明代御窑高超的技术水平，再现了御窑厂昔日的辉煌。
明清两代，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专门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的御窑(器)厂，其遗址位于现景德镇市中心的珠山地区，呈南宽北渐窄的长梯形分布，周长约为1145米，总面积约为54300平方米。文献记载及研究成果表明，明代御器厂创建于洪武二年(1369年)，明王朝覆亡，其遂为清王朝所有，并改称“御窑厂”，直至清王朝灭亡，前后延续了542年。废弃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御窑设施和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其上已被现代办公大楼、民宅等覆盖。
2002－2004年的考古发掘逐渐揭开了这座掩埋地下的御窑厂面貌，出土了一系列的围墙、窑炉遗迹和一大批明代瓷器。御窑厂的窑炉有葫芦形窑和馒头窑两大类，集中分布在不同的区域。永乐至宣德时期的葫芦形窑炉，一组六座，排列整齐，规模宏大，砌制十分规整。宣德至万历时期的馒头窑，分布密集，并且多次修砌使用。这些窑炉，即使再完善，也终究避免不了残次品的出现。因此，便有了大批残次品的发现，这与明代严格的拣选制度密不可分。从御窑遗址出土的明代瓷器来看，有些已经相当精美，可仍达不到宫廷的要求，因而不能“进宫”，也才会在发掘中被我们发现。
这批考古发掘出土的明代瓷器，表明了明代对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是十分严格的，有着一套管理制度。落选御用瓷器虽不能进入宫廷供皇帝享用，但其他人也不能使用，更不能流入民间。特别是明代早中期，将御用瓷器私自货卖及馈送官员是要处死的，并严禁民窑私造。据《明实录》记载，宣德二年(1427年)将派往饶州监造瓷器的太监张善在京城斩首，其罪状之一就是将所造御用瓷器分馈其同僚。
经过这次发掘，我们弄清了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方式，其经历了一个十分严格到略微宽松的过程。第一种，在御器厂内先挖出或做出小坑，将落选御用瓷器放在坑内打碎，然后在其上面覆盖上一层黄褐色土或白色尾砂等。这次发掘这类的小坑有30余个，出土永乐、宣德时期瓷器。第二种，将落选御用瓷器打碎后堆在一起构成一个小堆，主要是宣德时期的。第三种，将落选御用瓷器打碎后倾倒在窑业堆积层之上，构成一个面积不大又不厚的小型片状堆积，其上覆盖窑业废弃物。第四种，明代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是将落选御用瓷器打碎后成片倾倒在坡面上，然后在其上覆盖废弃物，尤以成化为明显。对落选瓷器的严格控制和处理，也正是皇权独尊的象征。
发掘出土的瓷器十分丰富，以明代早中期为多。而这些小坑、小堆、片状堆积所出土的瓷片，大多是可以复原的。尤其是每个小坑，其瓷片基本上可以完全拼对起来，这次展览的瓷器许多都是这些小坑出土的。这些落选品，有的成色不佳，或过于浅淡，或过于浓重；有的釉色不匀；有的烧造变形；也有不少难以辨认出其缺陷。
经初步整理、复原，瓷器品种多样，有些在以往考古发掘品和传世品中所不见，甚至是孤品，具有极高的价值。永乐时期的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是一件孤品，造型古朴典雅，云龙纹则以青花、釉里红相结合，显得苍劲有力；黑釉刻花鼎式炉、靶盏、碗，釉里红龙纹梅瓶、赶珠龙纹大碗，红釉靶盏、红釉印花盖盒，紫金釉靶盏、碗等等，都是首次发现。其中一件红釉靶盏内心的“永乐年制”篆书款，印纹清晰，十分罕见。宣德时期，孔雀绿釉青花鱼藻纹梅瓶、碗、盘，将釉下青花与低温烧制的孔雀绿釉结合，达到了一种很好的装饰效果；洒蓝釉大罐、碗、盘等，将“雪花蓝”与刻龙纹相结合；红釉、蓝釉、仿哥釉、仿龙泉釉、白釉、青花瓷器，种类繁多，大多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成化时期则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斗彩半成品瓷器、仿宋官青釉礼器:斗彩装饰多样，小巧玲珑，有鸡缸杯、高士杯、流花杯、灵云杯、葡萄杯、三秋杯等等各式小杯，灵芝云纹碗色泽艳丽，“天”字罐独具风格，更有壁厚不足1毫米而且印有龙纹的脱胎小杯，巧夺天工；仿宋官青釉以祭祀礼器居多，端庄古朴，不失庄严，器底一般有青花“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楷书方款。正德时期的阿拉伯文装饰则富有特色，卷草中间书以青花阿拉伯文，增添了器物的异域色彩。除了各类器皿之外，还出土了各式各样的建筑构件，有瓷砖、板瓦、栏板、饰件等。
这次发掘，不仅增添了许多实物资料，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探讨御窑厂的范围和布局提供了线索，揭示了明代御窑厂的烧成技术和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方式。出土的这批精美瓷器，许多不见以往传世品，填补了明代御窑瓷器产品的空白。同时，与传世品相结合，对明代瓷器的收藏和鉴赏也提供了科学的参照。这一发现，再现了御窑厂昔日的辉煌，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对明清御窑厂的认识，并促进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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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11, 2007
烟花三月下南洋
印尼考察路线图
16th March (Fri): Visit Cirebon Wreck finds (Rubies and sapphires, glass ornaments with
Arabic inscriptions, and ceramics from China's Five Dynasties)
17th March (Sat): Visit Museum Nasional and Museum Keramik, Arkenas sherd collection,
18th (Sun): Field Visit Banten Lama, site museum, and gudang with sherds
(The city of the Banten Sultanate, a powerful Islamic Empire in the 12th-15th century.
During its heyday around the 16th century, the old harbor operated as Southeast Asia's
biggest port. The 17th-century Fort Speelwijk provides testimony to Dutch occupation.
19th (Mon): Hambalang c11/14 habitation site
Banten 16世紀後期至19世紀初期統治爪哇西部的伊斯蘭教王國。首都萬丹﹐故名。中國《明史‧外國列傳》爪哇條和張燮的《東西洋考》稱萬丹港為下港。
萬丹初屬淡目國。1568年萬丹統治者哈沙努丁趁淡目蘇丹特連科諾去世後國內發生動亂之機宣布獨立﹐從此擺脫淡目的控制﹐建立萬丹王國。哈沙努丁通過與南蘇門答臘楠榜的因陀羅補羅王的公主聯姻﹐取得盛產胡椒的斯列巴爾地區。1579年﹐他的繼承人尤素夫(1570～1580在位)還征服帕亞查蘭王國。1596年﹐第 3任蘇丹甘鄭‧拉都‧萬丹(1580～1596在位)率領一支強大的艦隊企圖征服巨港﹐未果。後與馬打藍王國分治爪哇。
16世紀下半葉﹐萬丹經濟獲得巨大發展。萬丹港一度發展為東南亞的重要貿易港口﹐取代馬六甲的地位﹐當時來此港貿易的有土耳其﹑波斯﹑古吉拉特﹑孟加拉﹑勃固﹑中國以及印尼群島等的商人﹔葡萄牙人也來此貿易。萬丹的統治者還重視興修水利﹐努力發展農業生產﹐為萬丹的經濟發展打下牢固基礎。
從17世紀20年代開始﹐萬丹人民為反抗荷蘭殖民者的入侵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荷蘭殖民者利用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支持親荷的蘇丹哈齊吉打敗蘇丹阿貢﹐於1684年迫使前者簽訂割讓部分土地和限制貿易等的第一個屈辱條約。1750年在基‧托坡的領導下﹐起義軍包圍首都萬丹﹐擊潰荷蘭援軍﹐並在萬丹南部建立政權。後渡海擊潰荷蘭人在楠榜的勢力﹐包圍巴達維亞城﹐並搗毀附近的荷蘭種植園和煉糖廠。荷蘭從萬丹和中爪哇抽回部分兵力後才擊潰了起義隊伍。1752年﹐荷蘭迫使蘇丹阿爾耶‧阿迪‧山蒂卡簽訂第 2個屈辱條約﹐萬丹淪為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屬國。基‧托坡繼續領導萬丹人民反荷﹐後轉移到中爪哇﹐援助那裡的抗荷鬥爭。1813年英國佔領爪哇時期﹐副督T.S.萊佛士又迫使萬丹蘇丹將統治權永遠交給英國﹐只保存“蘇丹”的空銜﹐每年領取一萬令吉特(西班牙幣)的俸祿。萬丹王國從此名存實亡。
古今評論
泰南半島和印尼群島古航線及文化變遷
轉載自【聯合書報攤】
2004/11/09
作者：陳鴻瑜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02期】
最近因為中國為了開發其西南邊疆，有意與日本和泰國合作開發克拉(Kra)運河，此議一出，立即引起各方關注。其實開發克拉運河已非新議題，早在一九六 ○年代泰國政府即曾倡議，擬邀請日本和美國財團共同開發，因未獲馬六甲海峽周邊國家的支持以及資金和技術的限制，此計畫歸於夭折。一九八二年，泰國政府重 提此議，設立「克拉地峽建設計畫委員會」，該項計畫包括開鑿克拉運河以及泰南區域開發。但後來泰國政府為了與東協的馬國、新加坡維持友好關係，以免因為開 發該運河而影響該兩國的經濟，所以又將該計畫束之高閣。後來在一九九○年代，日本亦提出開發克拉運河之議，主因是日本有許多商船、輪船往來於中東國家和日 本，如能開鑿該運河，將能使日本船隻不必繞道馬六甲海峽而降低成本，蒙獲利益，後來又因新加坡等國反對以及泰國人民迷信一旦開挖該運河，將使泰國分裂成為 兩部分，對泰國國運有影響，故該案最後無疾而終。
在泰國南部馬來半島（本文為行文方便稱泰南半島）上最窄的地點是從尖噴(Chumphon)到安達曼海一帶，約僅八十公里左右。在公元前一世紀以前的未知年代，該地帶人民即透過步行越過該半島，然後乘船而往來於印度和東南亞其他地區，甚至到中國。
泰南半島文明的形成
據目前的研究所知，從中南半島沿岸到泰國南部、馬來半島靠近暹羅灣一帶，約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即有民族居住，他們來自何地，無法知道。從考古發現，他們 大都屬於穴居，使用石器，例如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越南的東山銅鼓文化、泰南的佛統(Nakhon Pathon)、烏通(U-Thong)、猜耶(Chaiya)、西勢洛坤(Nakhon Si Thamarat)等地都發現使用石器的土著民。至公元前一到二世紀，對於這一地帶人類，已可辨別出屬於何種種族，例如越北為越族、越南中部為占族、越南 南部到柬埔寨本部為高棉土著族（可能為印度尼西亞種族）、泰國南部從華富里(Lop Buri)到猜耶一帶為蒙族(Mon)、從佛統到緬甸南部也是蒙族、從猜耶到馬來半島為沙蓋族(Sakai)、西蠻族(Semang)、西諾伊族 (Senoi)、耶昆(Jakun)，泰族則分布在湄南河河谷。這些族群進化程度不一，有些已發展出更為近代的文化，例如蒙族和高棉族，但有些卻仍然停留 在森林地帶或者依然過著狩獵生活，例如沙蓋族、西蠻族、西諾伊族，他們屬於小黑人族群。
上述諸族群因為與外來族群共居、衝突和融合而形成新的族群。例如中國秦朝在公元前二一四年入侵越北，越族往南發展，侵逼占族的居住地。泰族從泰北沿著湄 南河南下，占領蒙族土地，並逐漸與蒙族融合。泰南半島上的最重要的外來族群是印度人。印度人是在哪一個年代移入泰南半島，並無確實的文獻可稽。而印度人向 東發展，並沒有在佛統一帶建立據點（因為佛統一帶是蒙族和泰族混居的地區），而是在更東邊的扶南（今柬埔寨），根據中國文獻《梁書》的記載，來自印度的婆 羅門(Brahmin）的混填與扶南女王柳葉通婚，「生子分王七邑」而成為扶南國。柬埔寨的歷史也說其祖先Preah Thong係來自印度，搭船航行至柬埔寨，與當地公主結婚，繁衍後代。從而可知，約在公元第一世紀左右柬埔寨的土著與印度人（包括商人、傳教士和旅客）混 血而形成以後的高棉族。
據布里格斯（Lawrence Palmer Briggs）的著作，扶南的范錫曼(Fan Shih-man)是在公元二○五至二二五年統治扶南，他征服高吧(Takaba或Takala)和盤盤一帶，將該地置於扶南的附庸地位。高吧和盤盤都位 在泰南半島。泰國學者黎道綱認為盤盤在今泰國南部的蘇叻他尼(Surat Thani)。
當時的高吧和盤盤是旅客和商人從印度過來轉往扶南的重要港口，很多印度人在此兩港口定居，他們因與扶南有血統關係，所以扶南文化在該地區發揚傳播，而與該地北方的蒙族控制區──佛統──形成不同的文化風貌。
至第四世紀時，《梁書》又記載同樣的故事，即有印度婆羅門從印度到盤盤，再從盤盤到扶南，被迎立為王。
從上述兩則故事中可以知道，大概在公元第一世紀到第四世紀期間印度人就相繼來到柬埔寨，他們是如何從印度到達柬埔寨的？文獻並沒有詳細的記載。不過，從印度婆羅門先抵達盤盤，可以判斷他是先搭船到泰南半島西海岸，再步行越過半島，然後再乘船至扶南。
有關此一路線，可從《漢書》〈地理志〉見到端倪，該書說在公元前一世紀漢武帝時，曾派遣使節前往諶離國、夫甘都魯國、黃支國和已程不國。這些國家都位在 泰南馬來半島上。印度人乘船從恆河口往東航行，沿著緬甸海岸航行，經過馬達班(Martaban)、土瓦(Tavoy)、墨吉(Mergui)、高吧、吉 打(Kedah)等地，因為商人、旅客和傳教士往來，而使這些地點發展成為港口城市。在公元前第一世紀以前，印度人從高吧越過泰南半島抵達東岸的蘇叻他 尼。
在經過一段時間後，蘇叻他尼也發展成一個港口城市，該地的人民乘船往南邊和北邊發展，而以往北航行較具商業價值，因為該條航線可以往泰國南部、柬埔寨等地，甚至遠到中國做生意。往南邊發展的，就形成單馬令，現在叫西勢洛坤。甚至更遠到爪哇和蘇門答臘。
除了該一條路線外，在公元後大秦人（按指東羅馬人）則是從南印度航行到緬甸南部的卑謬(Prome)、庇古(Pegu)、馬達班、坦那沙林(Tenasserim)越過泰南半島抵達暹羅灣的巴蜀(Prachuap Khirikhan)。在公元第一世紀初葉，下緬甸的卑謬是驃國的首府，當時是位在伊洛瓦底江的下游，距離海口只有數英里，因為還未形成像現在的三角洲。因此從印度過來的船隻，會停靠在卑謬，然後南下到坦那
沙林。公元一三一年，羅馬帝國人即乘船沿印度海岸抵達坦那沙林，然後從該地越過泰南半島，到暹羅灣，繼續前往中國。公元一六六年，另一個羅馬帝國商人亦走同樣的路線到中國。布里格斯亦認為羅馬人走上述路線在一六六年到中國。
印度學者密沙普（Patit Paban Mishap）亦認為除了從高吧到猜耶的陸路路線外，尚有一條係從土瓦（Tavoy）越過三佛塔通道（the Three Pagodas Pass），然後經由坎布里河（Kanburi River）到湄南河（Menam）谷地。
在第二世紀，羅馬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可能亦是循上述諸路線前往中國。《後漢書》曾記載：「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諸香、石蜜、胡 椒、薑、黑鹽。東漢和帝時(公元八九～一○五年)，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一五九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後漢書》 〈大秦傳〉說：「大秦國，……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公 元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us)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從公元前第一世紀到公元後第三世紀上半葉，泰南半島的東西交通路線是越過泰南半島，位在該半島東西兩岸的先後形成的重要城市有西岸的馬達班、毛淡棉、土 瓦、墨吉、坦那沙林、高吧、吉打，東岸的蘇叻他尼、西勢洛坤、巴蜀、佛統等城市的出現。這些港口城市都是位在泰南半島的中部，在泰南半島南部、西南部和東 南部則尚未出現城市，顯示人口係從兩個方向移動的，一是從蘇叻他尼或西勢洛坤、宋卡、北大年等往南部海岸地帶移動；另一是從高吧、吉打往南邊移動到達馬來 半島的南端。
泰南半島的人民，至何時才知道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是一個半島？這是一個有趣且重要的問題，因為知道泰南是一個半島，就可以繞過半島重新找出新航路。
何時知道繞越馬來半島的航線？
馬來半島既然有國家雛形出現，當地人若繼續航行到蘇門答臘，並非不可能。故引起注意的問題是蘇門答臘何時出現國家？在《後漢書》曾記載在東漢順帝永建六 年(一三一年)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遣使到中國。法國學者伯希和(Pelliot)認為葉調如古爪哇語Yawadwipa，也類似梵語的 Yavadvipa，故葉調應在爪哇。不過，蘇繼卿認為葉調(Yavadvipa)位在蘇門答臘東部。印度學者B. R. Chatterji認為葉調即是東晉時期法顯所經過的耶婆提。葉調國的出現，與托勒密在公元一五○年撰書的時間很近，托勒密應該從旅人或商人知道葉調國這 個國家。
在印尼史的著作中，都認為居於統治地位的印尼人係來自印度，葉調國能形成一個國家並遣使到中國，應該有一段時間。其在中國古籍中出現的時間較泰南半島的 國家為晚，果如是，葉調國的人民難道是從泰南半島航行而移去的嗎？還是它本身為原生土著部落？抑或與印度人通婚混血而形成的一個新國家？由於中國古籍對於 葉調國語焉不詳，無從判斷它的屬性。筆者在後面會討論耶婆提的位置，如果葉調即是耶婆提，則它應位在西爪哇的萬丹(Banten)。
葉調國的使節是如何航行到中國的？在中國古籍中並沒有提及。不過，以當時的船隻性能以及已知的航行路線，很可能是沿襲以前漢朝時的路線，貼著海岸航行。 因此，葉調國的使節可能是從西爪哇出發後，沿著馬來半島南端、東岸，北上至北大年、西勢洛坤、蘇叻他尼、猜耶、泰國海岸、扶南、林邑、越南，最後到中國。
如果上述推測可靠的話，則當時的船員應該也知道可以從高吧、吉打經過馬六甲海峽到葉調國。換言之，在公元一三一年時，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的人應已知道繞過 馬來半島的航線。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是人口的移動，從爪哇地區的印尼人（或稱為馬來人）開始移動到馬來半島東海岸，可以從他們今天分布的情況，瞭解這種人口 移動的方向，亦即越往馬來半島北部馬來人人數越少，其與泰人交會的地點在北大年、宋卡一帶，在西勢洛坤和蘇叻他尼也有少數的馬來人。從此可以看出來，在馬 來半島東岸的馬來人是從爪哇島或蘇門答臘島移去的。
何時越過孟加拉灣？
希臘航海家Hippalus在公元第一世紀發現季節風後，改變了航行的技術，船隻可以更迅速的利用風向和風力航行越過更寬廣的海洋，不必再像以前一樣沿 岸航行。密沙普說：「受到Hippalus發現季節風的影響，羅馬船隻才能直接越過印度洋到印度西海岸。在印度東海岸的Palura港才扮演重要的角色。 從Arikamedu來的船隻，越過孟加拉灣，進入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刺激印度商人沿著馬來半島航行，尋求新貨物。」密沙普的說法點出了南印度人利用季節 風航行到緬甸南部，再前往馬來半島，而不是直接從南印度越過安達曼灣到達馬來半島。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當時的船隻還不能離開海岸太遠，仍須貼著海岸線航 行，而季節風只可能使得船行速度加快。
古埃及亞力山大王(Alexandria)時期的希臘地理學家 托勒密(Klaudios Ptolemy)在公元一五○年的著作《地理導覽》 (Guide to Geographia）中曾提及爪哇，他稱之為Iabadij，梵文為Yavadvipa，即是耶婆提，意為產粟米之島。又指出馬來半島西側的 Tacola是一個大港口和商業城市。這應該是西方人首先知道有馬來半島。G. E. Gerini認為Tacola位在現在的高吧（Takua Pa）。
托勒密的書記載了印尼群島，包括耶婆提島、沙巴迪巴(Sabadibar)（即蘇門答臘）、巽他(Sinda)和巴魯斯(Barussae)等島。根據 路士西里（Girollamo Ruscelli）於一五六一年重新繪製及修改的托勒密地圖，將這些島畫在今天印尼群島的位置上，但地點有錯誤，例如巽他島的位置在巴魯斯的南邊。而且將 沙巴迪巴、巽他和巴魯斯分為三個小島群，也是錯誤。這種錯誤，到底是出於後來繪製地圖的人，還是原書記載的錯誤，無從知道。無論如何，顯然在托勒密之前已 有人知道有馬來半島和其他島嶼存在，他才能根據有關的書籍和旅客商人的情報，繪出該半島及附近的地形。
儘管季節風的發現，以及船隻性能的改進，不過，直至第三和第四世紀，可能大部分的船隻還是沿岸航行。至於船隻何時能越過暹羅灣以南的南海、從蘇門答臘到南印度的安達曼海，要到第五世紀時才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法顯時代的航海突破
法顯是東晉時代的和尚，受到當時陸上絲路從印度傳來的佛教的影響，他也跟隨前人的腳步，在公元三九九年三月從長安出發前往印度求法，在印度居住十年後， 他順著恆河往東航行，然後從恆河口往南航行到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在四一一年八月從師子國啟程返國。足見當時已有航線從師子國航行到耶婆提，惟不知始於 何時。他把這一段行程記載在《佛國記》一書中。該書說：晉安帝義熙九年(四一三年)九月，從師子國東行返回中國，……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 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大風……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如是九十日 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門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齎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 東北行，趣廣州。
據《佛國記》的記載，法顯從斯里蘭卡出發後十五天，抵達一個小島，然後再航行九十天抵達耶婆提。關於耶婆提的位置，有不同的看法，而以位在爪哇的可能性最大。
其次，從語音來看，耶婆提與稍晚在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四三五年)秋七月辛酉，遣使到中國的闍婆娑達國、闍婆國、闍婆鈔達、闍婆達國是否為同地而異譯？這 四個國家分別由不同的書記載同一年同一件事。清朝張廷玉撰的《明史》即說：「闍婆，古曰闍婆達，宋元嘉時，始朝中國。唐曰訶陵，又曰社婆，其王居闍婆城。 宋曰闍婆，皆入貢。」此後以闍婆為國名載諸史籍者較多。筆者據此僅能假定這四國是同一國家，也是耶婆提同音異譯。
第三，孟加拉灣的季節風，從四月到十月吹西南風，十月到隔年四月吹東北風。法顯是在九月出發，如《佛國記》中說的是順著信風，他可能在十一月中旬抵達耶 婆提，在耶婆提停了五個月，再於隔年四月十六日啟程返中國。他先抵達的小島，可能是尼可巴群島(Nicobar)。以後的九十天的航程，取何路線，並不清 楚。但可以肯定的，從尼可巴群島到蘇門答臘島不須航行九十天。因此，他所航行的路線一定超過蘇門答臘。
他從尼可巴群島往東航行，有三條航線，一條是經過馬六甲海峽，再分為兩條航線，一條是繞經馬來半島南端，往北沿著海岸航行；另一條是直接越過蘇門答臘到達爪哇。第三條是經過蘇門答臘西海岸的印度洋航行。
首先，如果法顯是經過馬六甲海峽，則可能如泰國學者拉加尼（Mom Chao Chand Chirayu Rajani）所說的是航抵泰南的猜耶。他認為從法顯搭的船被風吹到赤道以南，經過巽他海峽(Sunda Straits)到達爪哇，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進入赤道以南的無風帶，船隻無法航行到中國。因此，耶婆提可能位在馬來半島東海岸，才能利用季節風航向中 國。加拉尼之所以做此論點，主要的理論出發點是他極力主張泰南的猜耶是當時馬來群島的文化中心。他甚至認為在第七世紀興起的室利佛逝國是位在猜耶，而非在 蘇門答臘的舊港。
第二條航線是經過馬六甲海峽，越過蘇門答臘，繼續往東航行到爪哇島，由於會經過赤道無風帶，所以航速減緩，另外就是遇上暴風雨或天氣變壞，以至於花了九 十天才抵達港口城市耶婆提，又稱為闍婆達的地方。闍婆（闍婆達）在何地？在第五世紀的爪哇港口中，以對外聯繫和貿易的便利性而論，還是以萬丹港口為耶婆提 所在地的可能性最大。而萬丹是呵羅單國王都所在地。「宋文帝元嘉七年(四三○年)，呵羅單國治闍婆洲。」呵羅單國可能發源於今天的雅加達，後來控制萬丹及 西爪哇地區。
第三條航線是航經蘇門答臘西海岸的印度洋，同樣會經過赤道無風帶，以至於使得船行速度減緩，同樣可能是遇上暴風雨或天氣變壞，花了九十天繞經蘇門答臘島南端後，進入巽他海峽，停靠在該海峽出爪哇海右岸的港口萬丹港。
第四，法顯假如是從萬丹港返回廣州，而且知道從萬丹到廣州的航程須「齎五十日糧」，足見當時已有定期航線，知道此一航程須準備多少糧食。而該一航線是走 過去馬來半島東岸的沿岸航線呢？抑或是直接從萬丹越過南海，經林邑、交阯外海到廣州？我們可以從他說：「東北行，趣廣州。」以及後來船隻航行都沒有靠岸的 記載來判斷，可能是直接越過南海。
第五，《佛國記》的記載也透露出西爪哇地區宗教文化變動的情形。法 顯在《佛國記》中說：「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門不足言。」法顯說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指的是法顯本人信仰的是「正道」的佛教，因此他 稱婆羅門教為「外道」。換言之，當時萬丹流行的是婆羅門教。
根據《宋書》的說法：「宋文帝元嘉七年 (四三○年)，呵羅單國治闍婆洲。」意即在四三○年闍婆達變成呵羅單的屬國，而呵羅單為佛教國家。「宋文帝元嘉十年(四三三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 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穩，三達六通為世間導，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為子所篡奪。」
至「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四三五年)，闍婆達國國王師黎婆達阿陀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穩，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 覺，轉尊法輪，度脫眾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這是闍婆達國最後一次遣使中國的記載，以後很可能完全被呵羅單滅國，而該國在被呵羅單統治後，也跟著改 信佛教。
第六，法顯從師子國航行到耶婆提，在耶婆提等待信風，而且知道從耶婆提航行到廣州，須費五十 天時間，最重要的，有二百多位商人搭乘，這樣的航行，不可能是臨時安排的，而很有可能是當時固定的航線。此可以從《南史》的記載找出蛛絲馬跡。「宋文帝元 嘉七年，呵羅單、林邑、呵羅他、師子等國並遣使朝貢。」表面看起來這四個國家同時遣使朝貢，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在過去亦有海外國家同時遣使朝貢的記載。但 仔細思考這四國為何會同時遣使朝貢？以這四國分別散在不同地理區域，而當時交通不便，在沒有良好通信設施的情況下，這四國聯絡同時遣使，幾乎是不可能的 事。因此，最大的可能是這四國剛好位在同一航線上，即船隻從師子國出發，繼之航抵呵羅他、呵羅單和林邑，這些國家的使節即搭乘同一艘船聯袂到中國朝貢。
無論如何，法顯的航程記錄，對當時的航海事業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也讓世人知道在第五世紀時，人類已可以從南印度越過安達曼海以及從西爪哇越過南海航行到中國。
隋朝遣使到泰南
隋文帝仁壽末年，即在六○四年授劉方為驩州道（今義安）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略林邑。煬帝大業元年(六○五年)，毀林邑城擄掠而歸。漢武 帝在征伐日南後隨即遣使到泰南，隋煬帝的作法也是一樣，在侵伐林邑後，接著遣使到泰南。根據《隋書》的記載：隋煬帝大業三年十月，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 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拔多洲，西與林邑相 對，上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茲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經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 擊鼓，以樂隋使，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
根據前文的一句話「西與林邑相 對」研判，陵伽拔多洲可能是越南中部廣義外海的廣東群島(Cu Lao Re)，又稱外羅山，該地為船隻沿越南海岸航行必經之地。李金明認為師子石是新加坡，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後面有一句話「西望狼牙須國之山」，而「狼牙須 國」，即「狼牙修國」，位在泰國南部宋卡、北大年到馬來西亞北部的吉打之間，所以船隻航行不可能已抵達新加坡。因此，師子石應該是位在暹羅灣靠近泰國南部 克拉地峽東南方的斗島（龜島）。「自茲島嶼連接」，可能是指接著在南方的攀根島、蘇梅島、安通島等島群。從海上往西可以看見「狼牙須國之山」，應是指那坤 是貪瑪力山脈(Nakhon Si Thamarat)的廊班芝山(Kh. Hnoung Benche)以及南邊的鑾山(Kh. Luang)，前者高一九七五公尺，後者高一七八一公尺，因此很容易從海上看到它。雞籠島，應是位在廊班芝山和鑾山外海的島嶼。
常駿的船隊進入赤土的國界，就有赤土國王遣三十艘船歡迎，足見常駿抵達的地點可能是一個港口，此一港口可能是今天泰國南部的宋卡或北大年。而以北大年的 可能性較大，因為根據《北史》的記載：「赤土國，……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婆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以地理方位來看，北大年北方 面海，而宋卡係東北方面海。
根據《梁書》的記載，「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因此，常駿應是從北大年步行了三十多天到達吉打。泰國出版的著作亦認為古代從北大年到吉打有一條古道。
換言之，直至第七世紀，泰南半島尚有兩條路線可以越過半島，一條是從蘇叻他尼到高吧，另一條是從北大年到吉打。這些城市除了成為商業中心外，亦成為文化傳播中心，主要的宗教文化是深受印度影響的婆羅門教和佛教。
此外，在隋朝，泰南和印尼群島一帶也陸續出現一些新國家，例如丹丹國、多羅磨國。丹丹國即馬來半島東岸的吉蘭丹。多羅磨(Taruma)，位在西爪哇的雅加達，可能是繼呵羅單以後成立的新國家。
室利佛逝的興起成為改變航路的關鍵
在中國文獻的記載，在蘇門答臘島上最早出現的國家應是元嘉十八年(四四一年)，有斤陀利國遣使到中國，斤陀利國就是宋孝武世(四五四～四六四年)的干陀利國。
干陀利國位在何處，也有不同的看法。明朝張燮的《東西洋考》說﹕「舊港，古三佛齊國也，初名干陀利。」從而可知，干陀利是位在舊港。五六三年是干陀利國最後遣使到中國的年份。以後發生了何事未再至中國朝貢，無從知道。
干陀利國再度在中國文獻上出現的時間是在六七○至七四一年，國名則改為室利佛逝(Sri-vijaya)。中國和西方的學者都認為室利佛逝位在今蘇門答 臘，首府在巨港（舊港或稱巴鄰旁）。泰國學者拉加尼則認為室利佛逝的首都在泰國南部的猜耶。此一說法不甚可靠，不過，很有可能猜耶曾是室利佛逝的屬國，該 地佛教興盛。
義淨和尚在唐高宗咸亨二年(六七一年)航海到室利佛逝國，停留六個月，學習印度梵文，再 前往末羅瑜國，停留二個月，再前往羯荼（今吉打），轉往印度。此一行程記載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唐高宗咸亨二年，[義淨] 坐夏楊府，初秋忽遇龔州使君馮孝詮，隨至廣府，與波斯舶主期會南行。……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番禺，指鹿園而遐想，望雞峰而太息。……未隔兩旬，果之佛 逝，經停六月，漸學聲明，王贈支持，送往末羅瑜國。復停兩月，轉向羯荼。至十二月舉帆還乘王舶，漸向東天矣。從羯荼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向東望岸，可一 二里許，但見椰子樹、檳榔林森然可愛。……十載求經，方始旋踵言歸，還耽摩立底。未至之間，遭大劫賊，僅免剚刃之禍，得存朝夕之命。
〈義淨自述〉中說，他是在十一月離開番禺，「未隔兩旬，果之佛逝」，也就是不到二十天就到室利佛逝。而在〈無行傳〉中卻說，他是在「一月到室利佛逝 國」，換言之，從十一月到隔年一月才抵達室利佛逝，因為不知道出發和抵達的時間是在月頭或月尾，故最低估計他至少要花一個多月到二個月才抵達室利佛逝國。 這二者之一的敘述可能是不正確的。
根據宋朝歐陽修、宋祁所撰的《新唐書》的記載：「廣州東南海行，二 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山在環王國東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 又一日行，至古笪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硤，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佛逝國東 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南中洲之最大者。」從這段話可知，從廣州航行到室利佛逝的時間約為十八天半。《宋史》亦記載：「三佛齊國汎海使風二十日至廣州。」 因此，〈義淨自述〉中所講的「未隔兩旬，果之佛逝」是可靠的。
另外根據《新唐書》之記載，「盤盤，在 南海曲，北距環王，限少海，與狼牙脩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從而可知，從交州航行到盤盤要四十天，如再加上從廣州航行到交州，約五天，合計約在四十 五天左右。此一航程頗符合到達猜耶的時間。不過，從前面引的「廣州通海夷道條」的記載，船隻航行進入一個海峽，此一海峽就是新加坡海峽，「北岸則羅越國， 南岸則佛逝國」，羅越國就是柔佛，而位在海峽南邊的「佛逝」就是室利佛逝。所以室利佛逝不可能位在猜耶。
第三，室利佛逝若係位在巨港，而末羅瑜位在占卑，羯荼位在吉打，但從圖面來看，從占卑到吉打的距離遠超過從巨港到占卑的距離，須花十五天航程，何以巨港距離占卑很近，卻需要花十五天的時間航行？對於這個問題，引發兩種不同的假設。
第一種假設是泰國的學者拉加尼認為室利佛逝國的首都在今天泰國南部的猜耶。而末羅瑜位在蘇門答臘中部甘巴（Kampar）河的莫拉塔庫司（Maura Takus），莫拉塔庫司有重要的出土文物。拉加尼的理由是義淨利用東風到達室利佛逝國，假如室利佛逝國是位在巨港，而巨港是位在赤道以南的無風帶，因此 室利佛逝國不可能位在赤道以南的地點。然而，該種假設亦有不能解決之難題，即如果佛逝是位在猜耶，則從廣州出發不可能在二十天抵達猜耶。
第二種假設是，布拉德爾(Sir Roland Braddell)說，從巴鄰旁航行到末羅瑜（占卑）航程艱難，因為沿岸有許多島嶼，所以航行必須謹慎，速度放慢。華爾特斯也解釋說，巴鄰旁位在內陸，船 隻從巴鄰旁出發後沿著木希河(Musi)往下游航行到出海口，再沿海岸航行到占卑河口，然後溯流進入占卑，航行緩慢，所以花了十五天的時間。
無論如何，室利佛逝國的興起，代表了一個新興國家力量擴散到周邊地區，勢力最盛時有十五個屬國；同時最重要的，該國且是佛教傳播和研究中心，當時不僅有 中國的和尚，還有交阯和扶南的和尚在該國學習佛法和印度梵文。這可能是義淨沒有走更為迅速的十天即可越過泰南半島的傳統陸路路線前往印度，而走更花時間 （從舊港到吉打要花一個月時間）的海路的原因。而巴鄰旁因為控制了從中國運往印度的絲織品、瓷器和其他商品，從印度運往中國的中東和阿拉伯地區生產的珠 玉、香料和西洋布等商品，爪哇和摩鹿加群島出產的香料的運輸路線，而逐漸成為重要的國家，它的勢力往北擴張進入馬來半島，同時也將它的宗教和文化特點傳入 馬來半島，使猜耶、蘇叻他尼、西勢洛坤等地的佛教和佛陀造型染上室利佛逝色彩。
航運發達的副產品──海盜橫行
海盜之出現必然與海運愈趨繁榮有關，蓋航運愈發達，船貨愈值錢，乃引來海盜覬覦。因此，自第七世紀馬來半島以南地區成為航運必經之地後，海盜即開始活 躍。中文文獻中，最早的記載是當義淨返國時行經恆河口的「耽摩立底國」，「遭大劫賊，僅免剚刃之禍，得存朝夕之命」。顯示當時東印度海岸一帶，盜賊橫行。
至於馬六甲海峽出現海盜，應是在第十三世紀宋朝的記載。趙汝适在《諸番志》中記載三佛齊的情況，他說：「三佛齊其國在大海中，扼諸番舟車往來之咽喉，古 用鐵索為限，以備他盜，操縱有機，若商舶至，則縱之，比年寧謐，撤而不用……」顯見當地有海盜活動。至明朝時，在爪哇海，海盜非常活躍，鄭和前往西洋時， 路經印尼，即在爪哇海擊敗以華人為主的陳祖義海盜集團，將之縛綁至南京斬首。十六世紀以後，西方勢力，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英國和荷蘭的商船相繼前往東南 亞，引起當地海盜注意，於是從馬六甲海峽、爪哇海、越南東海岸、中國廣東、福建海岸、台灣北岸和日本九州等地海盜益行猖獗。進入二十一世紀，從台灣到日本 的海盜絕跡，越南到廣東沿海偶有海盜，目前只剩下馬六甲海峽、新加坡海峽出口、蘇祿海域等地海盜為患未衰。
結語
由於文獻不足，對於古代從泰南到印尼群島的地理知識所知有限，以至眾說不一。在各種對文獻的解讀中，還攙雜著濃郁的種族中心主義，尤以泰國學者為然。他 們極力主張室利佛逝的首府位在猜耶，因為一旦此一主張被接受，則印尼群島的文化將被視為是泰國文化的外延。關於這一點，印尼學者在其論著中仍認為室利佛逝 係在舊港，雙方沒有交集。
重開克拉運河之議，使人回憶起古代穿越克拉地峽的陸地路線，在公元一世紀左右時，印度文明從該地方進入發芽，然後向東方擴散，促使該一地區的族群重新融 合，以及宗教文化的奠基和轉化。至第五世紀，由於航海技術的發達，泰南半島的交通樞紐和文化中心開始向南移轉到馬六甲海峽，出現以佛教為立國基礎的室利佛 逝王朝。經過一千五百多年後，人們又談論開發克拉地峽，能否重現以前的歷史榮光？我想是有困難的，否則泰國不會讓該計畫懸宕如此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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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06, 2007
景德镇明御窑遗址考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继续联合对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７５５平方米，出土了一批墙、窑炉、掩埋落选御用瓷器的小坑等遗迹和一大批明代早、中期的落选御用瓷器等遗物。
墙是去年发现的主要遗迹之一，出土多道，较为重要的是第１３号墙。该墙遗迹发现于珠山北麓，与２００３年出土的第１０号墙遗迹是一个整体建筑。这２道墙揭露出来的部分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矩尺形，基本为东西、南北走向。揭露出来的长度，第１３号墙（东西向）１９米，第１０号墙（南北向）８．７、宽０．６、残高０．５—１．６６米。墙体以匣钵片等材料立砌而成，转角处以砖砌制，每隔６米左右便在墙体中砌一砖垛，以起加固墙体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第１３号墙的下部、距转角８．４米处留一高０．３５、宽０．２—０．３米的孔洞，洞左右上三壁均为砖砌。该墙建在元代至明代初年地层之上，叠压在明宣德早期地层之下，并在墙体砌建材料中发现有明洪武早期烧造的板瓦。由此推断，其年代为明洪武至永乐时期。其用途，据其形制、规模、位置和墙下部留有孔洞分析，很有可能是院墙。明代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等文献记载，明代御器厂的建筑、设施等均在珠山以南，珠山以北文献中没有记录。这道院墙遗迹的出土，不但证明明代初年（洪武至永乐时期）珠山北麓有建筑，而且还是御器厂活动和生产的主要区域。只是在宣德及其以后才成了堆放窑业废弃物和掩埋落选御用瓷器的场所。这一发现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
窑炉是去年发掘出土的重要遗迹，可分为葫芦形窑和馒头形窑２类。葫芦形窑遗迹３座，出土于珠山北麓，即御窑遗址的东北部。皆以楔形砖砌制，均由窑前工作面、窑门、火膛、前室、后室、护窑墙等部分组成，形制相同，大小基本一致。其中第６号窑遗迹保存比较完整，窑前工作面长４．８、宽６．２米；窑门呈“八”字形，向左右弧撇，宽０．７、残高０．６米；火膛呈半圆形，进深１、最宽处３．２、低于窑床前沿０．５米；前室亦为半圆形，与火膛合成一个圆形空间，进深１．４６、直径３．２米；后室窄长，左右两壁齐直略外斜，后壁为弧形，长６．９、宽１．９６—２．２８米；窑床前低后渐高，倾斜度为１０度；窑壁厚０．３、残高０．５米；窑壁外侧有一道宽约０．１４—０．４４米的护窑墙，以残砖、断瓦和匣钵片砌制而成。这３座葫芦形窑炉遗迹是一个整体，均叠压在明宣德层之下，窑床前沿挡土墙砌制材料中有较多的明洪武早期烧造的板瓦，并在第６号窑的护窑墙内发现一块明永乐时期的白瓷砖。由此可见，其年代为明洪武至永乐时期。馒头形窑遗迹１４座，出土于珠山南麓，即御窑遗址南部的西侧。皆以小砖砌制而成，均由窑前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烟道、排烟孔、烟囱、护窑墙等部分组成，规制较小，形制相同，大小相差不过０．３米。第１４号窑遗迹基本保存完好，窑前工作面宽广；窑门呈“八”字形，弧线外撇，宽０．５４、残高０．４８米；火膛呈半圆形，进深０．４６、最宽处２．０２米，低于窑床面０．４２—０．５２米，左右两角以砖封砌；窑室左右两壁齐直，平面呈横长方形，床面平整，长１．３８、宽２．０２米；窑床后为一横向烟道，长２．０２、宽０．２２、深０．１８米；后壁下部设６个排烟孔，宽０．１２—０．１６、高０．１２米；烟囱平面呈横长方形，后两角为弧形，长０．３５、宽２．０２米；窑壁厚０．３、残高０．１—０．６８米。这１４座馒头形窑炉遗迹也是一个整体，相互间有明显的打破关系，发现有３层窑炉遗迹叠压的情况，说明其延续时间较长。这批窑炉遗迹均叠压在明万历至清代初年地层之下，明宣德时期的窑业废弃物皆堆放在最下层窑炉遗迹的护窑墙外。其年代应为明宣德至万历时期。葫芦形窑和馒头形窑遗迹的发现及分析结果表明，明代御器厂，明洪武至永乐时期主要使用葫芦形窑，宣德及其以后主要使用馒头形窑。这２种形制的窑炉，在明代以前的民窑就已被使用，但明代御器厂不是照搬，而是做了调整、改造，使其更有利于烧成，更适合于御器厂的生产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的馒头形窑炉遗迹中，有的烧得很重，壁内侧挂满了厚厚一层“窑汗”；有的则烧得较轻，壁内侧没有生成“窑汗”。这显然不是偶然的情况，前者可能就是《江西大志·陶书》等文献中记载的专烧高温小件器物的“青窑”，后者可能就是专烧低温颜色釉的“色窑”。
掩埋落选御用瓷器的小坑、小堆和小型片 状堆积，是御窑（官窑）遗址内所特有的一种遗迹。去年共发现清理了１４个小坑，均为宣德时期，其中８个坑内出土的瓷器为永乐时期烧造的。第２２号小坑，内掩埋的落选御用瓷器是永乐时期的，该坑为圆形，直径０．５９、深０．１２米，出土红釉碗、盘、靶盏计４８件；第２１号小坑，掩埋的瓷器均为宣德时期，该坑基本为圆形，直径０．８、深０．１—０．２６米，出土碗、盘、靶盏、梨形壶等瓷器计５２件。共清理了２个小堆，均为宣德时期。是将落选御用瓷器打碎后堆在一起而形成的。第１号小堆平面基本呈圆形，底径０．４—０．５、高０．２米，出土梅瓶、梨形壶、大罐、碗、盘等瓷器１０余件。小型片状堆积，保存比较好的有２个，年代均为宣德时期。其是将落选御用瓷器打碎后倾倒在窑业堆积层的上面，面积不大，形状不甚规则。第１０号小型片状堆积平面略呈椭圆形，直径１．２—１．８、厚０．０８—０．２９米，出土缸、碗、盘、梨形壶等瓷器１０余件。掩埋落选御用瓷器的小坑、小堆、小型片状堆积的发现，为研究明代御器厂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方式乃至管理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
出土遗物相当丰富，以瓷器为大宗。御窑产品主要是明代早、中期烧造的，其中以永乐、宣德时期的数量最多，也最精美。这些御窑产品均出土于小坑、小堆、小型片状堆积内和普通的地层中，大多都可以复原，有一部分还可以粘对起来。其种类较多，有釉里红、红釉、紫金釉、蓝釉、白釉、黄釉、孔雀绿釉、青花、斗彩、仿哥釉、仿宋官青釉、仿龙泉青釉瓷器等。器类也较多，有梅瓶、玉壶春瓶、梨形壶、大罐、罐、碗、盘、杯、靶盏、盒、调色碟、炉、觚、爵、缸等，以碗、盘数量为多。胎细白、釉莹润。装饰技法有刻花、印花和笔绘等，纹样以龙纹最为常见。部分器物上印制、刻写或书写年款，永乐时期少数器物上印制或刻写“永乐年制”篆书款；宣德时期部分器物上刻写或以青料书写“大明宣德年制”或“宣德年制”楷书或篆书款；成化、弘治、正德时期多以青料书写“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弘治年制”、“大明正德年制”、“正德年制”楷书款。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批瓷器中，有些品种在以往同时期的考古资料和同时期的传世品中所不见，如永乐里红釉外点釉里红碗、永乐红釉印花花果纹盖盒、宣德孔雀绿釉鱼藻纹梅瓶、宣德孔雀绿釉鱼藻纹梨形壶、宣德洒蓝釉刻花海水云龙纹大罐等；有的则是罕见之佳作，如永乐白釉里印龙纹外釉里红云龙纹靶盏、宣德蓝釉白鱼藻纹碗、宣德青花花卉纹调色碟、宣德青花云龙纹大缸等。这批明代御窑瓷器，数量多，内容丰富，有些属于首次发现，有的还是孤品，其资料价值不言而喻。虽然有一些见于传世品中，但它对于揭示明代御器厂的发展变化和生产活动等有着传世品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去年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出土遗迹、遗物为研究、探讨明代御器厂的发展变迁、烧成技术及其渊源、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方式、产品种类等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考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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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05, 2007
岐山周代甲骨文
岐山发现周代甲骨文(图)
这两片龟甲预示着周王室新的重要遗址即将被发现 有关部门守口如瓶不透露具体消息，
只说“太重大了”
2004-01-01 00:00:00
就是这两片龟甲震动了考古界
本报记者 荣忠 摄
龟甲上刻的文字清晰可见
本报宝鸡讯（记者 秦子 荣忠）“学术界要地震了！”我省考古界一位专家惊叹道
。这绝非妄言，记者昨日从宝鸡周原博物馆获悉，在岐山县城北的周公庙附近，近日出土
了两片龟甲，经专家仔细研究后确定，它们竟然是周代甲骨文！其中一片龟甲上的字数多
达38个，而此前发现的字数最多的周代甲骨上也只有32个字。
两片龟甲上共有55个字
昨日，记者有幸在宝鸡周原博物馆见到了这两片无法估量价值的龟甲。它们呈黄褐色
，上面刻有细小的文字，一片38字，一片17字。据专家介绍，这两片龟甲是我国首次发现
的龟背甲骨，之前发现的均为龟腹甲骨。龟甲上还有明显的锯面，而过去发现的甲骨文中
从来没有这种现象。由于龟甲残缺，考古人员初步断定这两片龟甲的面积是原先的四分之
一。
常规调查发现无价之宝
这两块甲骨文是由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省考古所组成的联合
考古队，在岐山县周原遗址考察时意外发现的。2003年12月11日，北大考古系副教授、全
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徐天进带领北大文博院的学生在周公庙周围进行考古调查。
14日，在一次常规调查中，他们在周公庙南的祝家巷北的一处沟渠中发现了一小片带字的
龟甲。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兴趣，立即对此地进行全面清理和发掘，当天
下午2时在此处地表层第4层中发现了这两片龟甲。这可是迄今发现的字数最多的周代甲骨
文。“这太重大了！”考古专家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而更令人兴奋的还远不止于此。
以前的论断将面临挑战
甲骨文乃王室占卜所用，这预示着周王室一个新的重要遗址即将被发现。据悉，此前
学术界一直认为与周公庙相隔数十里的周原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才是周王
朝的发祥地和早期都城遗址。有专家推断，此次甲骨文的发现将对这一论断提出挑战。
目前识别出十来个字
各路文物专家和古文字专家已开始对这两片龟甲上的文字进行破译，但目前仅识别出
十来个字。考古人员在龟甲出土地附近还发现了一些与它们相关的重要遗物，因事关重大
，有关部门守口如瓶，不透露具体消息。面对记者的再三追问，他们只是始终重复着四个
字：“太重大了！”
周王室许多谜团有望破解
据了解，考古部门已决定对这一区域进行大规模考古调查。有专家表示，相信不远的
将来，周王室的许多重大谜团有望得以破解。
何为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
史。商代统治者迷信鬼神，行事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后来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卜
的事项及事后应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其文字被称为“甲骨文”。100年前的清末时期，
在河南安阳殷墟首次发现甲骨文，目前出土数量超过15万片。甲骨文目前出土的单字共有
4500个，已识2000余字，公认千余字。它记载了三千多年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方面的资料。是现存最早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得知北大考古文博院的师生在陕西获得重大考古发现，北大新闻中心迅速与还在周原遗址
工作的考古队领队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副教授取得联系。
他们怎样发现了珍贵的龟背甲骨
电话里徐老师的声音略带疲惫，但清脆而富有朝气，听来像是30岁左右，但再一问，
他是78级的本科毕业生，今年40多岁。
北大师生缘何会在距离北京数千公里的周原去考古发掘呢？原来北大考古文博院的师
生早就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年都要到一些古代遗址去野外实习。
但是“我们选择目的地并非随意。我们必须选择具有潜力的遗址进行考察。”徐老师
说。
周原，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这里位于陕西扶风县。当商朝还盘踞着中原大地，号令诸
侯的时候，周祖古公旦父，带领部族的人们，从外地迁移到这片土地上。正是在这块土地
上，周完成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积累，逐步强大起来，终于在周武王时伐纣灭商。因此，周
原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西周和先周时期的文化和历史具有重大意义。而谁都知道周公“
制礼作乐”，成为中华文明礼乐文化的滥觞，极大地影响了儒家思想的形成。
有资料记载，从1976年开始，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北京大学考古系、西北大学考
古系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轰动史学界的丰硕成果。1999年国家成
立由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三家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
，开始进行连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这次发掘的领队徐天进老师是为了解答心中的疑问前去的，他通过长期研究，认为“
迁歧”的历史论断可能有问题。但是如果不在“歧”又会在什么地方呢？距离周原30多公
里的他们称之为“周公庙遗址”引起徐老师的兴趣。这次重大发现就发生在周公庙遗址。
12月12日到14日这4天的发掘激动人心。前两天就进展不错，发现大量的周代的建筑
材料，如砖、瓦等。14日下午，他们偶然发现一片大拇指大小的龟甲，由于职业的习惯，
他们产生的第一个疑问是，是否有文字？轻轻捋开粘在上面的土，他们发现龟甲的边缘有
人工刻画的痕迹。这块龟甲是从别的地方运过来的，还是就是这个地方的？他们对发掘台
地旁边的一个土沟产生疑问，这片龟甲会不会是从沟地掉下来的？据当地人讲，这条沟是
70年代挖掘的。经过仔细探察，在距离沟地地表50公分的土层中，他们发现一个缝隙，缝
隙的下面有鹿的下颌骨。徐老师让同学在缝里探寻，发现里面还有甲骨。当时大家都十分
激动，但是为了保护地层，没有马上挖掘，而是先把地层划分清楚，最后确定甲骨所在的
地层是第四层。
随后他们一层层小心地清理了土层，两块甲骨陆续出现，其中一块与沟底的碎片正好
拼合。根据甲骨和其他先后发现的陶器来判断，这里是商末周初的遗址。“我自己觉得商
末的可能性更大。” 这个“周公庙遗址”的范围，目前探测到的是64万多平方米左右，
实际的范围可能更大。
与“周公庙遗址”相比，虽然在周原上发现甲骨有1万多片，但其中只有200多片有文
字，而且骨片都是指甲盖大小的腹骨；发现了瓦片，但没有砖块。
“这次发掘表明，过去对这个地方的重视不够，以后要把工作的重心挪过来。”徐老
师说。
那两片珍贵的龟甲他们不日将带回北大进行分析研究。上面的55个字的内容还需要北
大的古文字学家来鉴定。龟甲的种类也需要古生物学家来鉴定，如果是海龟，那就更珍贵
了。
还有更大的发现
这次考古发掘更大的成就是在周原发现西周的铸铜遗址，大量的种类众多的陶范、陶
炉证实这里曾经是青铜器铸造的重要基地。
周代铜器分布很广泛，70年代在洛阳就发现不少铜器，但是周原出土的铜器数量最多
，而且刻有大量的铭文，当地考古学家把这块地方称为“青铜器之乡”。
但问题是，这么多的铜器是哪里生产的呢？这次发掘充分证明周原就是青铜器的铸造
中心。由于这个发现，一系列的问题就出现了。
周原铜器作坊的主人是谁呢？是周王室，还是周贵族？铜器铸造是国家垄断的呢，还
是各级贵族也拥有铸造权力？
这么多的铜器生产出来，都流向哪里了？什么人使用他们？我们根据陶范和已发掘的
铜器的对比可以推测产品流通的范围。
但是有些陶范的花纹在我们已经发掘的铜器上还没有得到印证，这些陶范陶出的铜器
都在哪里呢？还有大量的铜器没有发掘出来吗？
这个铸造遗址的发现还为研究西周青铜器的手工业技术流程和水平提供的可靠的根据
。
徐老师说，这次考古的收获还包括，发现了三十多座西周的墓葬，其中一部分墓葬的
主人正是从事铸造的工匠。
在时光隧道中与周先祖对话
徐老师是这次周原考古队的队长，他1978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
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师从著名商周考古专家邹衡先生，1985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90年代
，徐老师就参加了山西侯马晋国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该项目连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考
古发现；他还带队对河北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进行发掘，1999年、2001年、2003年，他三
次领队进行周原发掘，不断取得进展。目前，徐老师正主持国家重点课题“周原遗址分期
与布局研究”，这次考古发掘将为此课题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
这次考古队共有三名老师，除徐老师外，还有雷兴山和孙庆伟，另外还有26个同学，
其中包括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留学生。也可算是“国际性”的考古发掘行动
了。
徐老师告诉记者，这次周原考古发掘是西周考古的又一个重大突破，会给我们带来一
些全新的历史证据和知识，对重新思考一些业已定论的学术观点提供了支持。
如今徐老师他们的理想是设法寻求经济支持，在当地建立一个长久的，具有一定科研
条件的研究、实习基地。一个实验室、一个照相室、一个资料室，哪怕不大，哪怕具有起
码的设施，就很满足了。
目前，北大师生的大本营设在扶风县法门镇的召陈村。这个村庄正好位于周原遗址的
中心地带，村中原来有宝鸡市的周原博物馆，现在博物馆的文物都转到县城里，他们就在
博物馆的空房子里安营扎寨开始工作。
他们白天出去发掘，晚上返回住宿地。同学们三四个人挤一个屋。他们还临时建了个
小食堂，每天两三个菜，徐老师觉得相当不错了，因为“以前比这差多了。”
大西北多风，大冬天冷飕飕得风直往衣服里钻，好多同学的手都冻坏了。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乐趣。”每当日落雾起，他们驾车奔驰在苍茫的周原上，徐老师
看着满面尘土的同学们说：“想想，刨开脚底下三十公分的耕土层，我们就是在两千多年
的周土上行走，我们每天接触的遗物，也充满了古人的思想、知识和气息。我们行走在时
光隧道中，在和周代的先祖对话。”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兹。
--《诗经·大雅·绵》
2003年8月28日，我们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系部分师生，自学校出发前往周原进行
为期半年的考古实习，包括田野发掘、室内整理，间以田野调查。
12月12日起，经过了几天有些沉闷、枯燥的室内整理，我们开始分批进行田野调查。
12月14日，属于我们的这一天来到了。走在路上，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毕竟，有
一个未知的世界等待我们去探索。
一路直奔目的地周公庙而去，进入周公庙领地，抬眼便见周公塑像巍然伫立、遥望远
方。一种或是亲切或是敬畏的情感涌上心间：这就是几千年前我们伟大的祖先，尊贵的圣
者。
下了车，一道道山梁映入我们眼帘。造化真是奇妙，将埋藏在漫漫黄土地下几千年的
文明就这样似是不经意的展现在我们眼前。沿山梁而行，古代文化遗物的堆积，陶片、残
骨举目皆是。一处山梁剖面上竟有龙山文化房址的原生遗留，有很平整的白灰面，还留有
房子拐角处。虽残留不多，也足够令我们兴奋，毕竟，这可算是我们与祖先的一次亲密接
触了。
山梁蜿蜒，一路行来，不时有惊喜的发现。至一处断崖下，只见遗物堆积甚为丰富，
尤以兽骨为众。似是已感觉此处有些非同寻常，徐天进徐老师驻足近观剖面，详究其堆积
情况。随手捡拾一骨片，细察之后，发现其为龟甲。徐老师以手套轻轻擦拭，龟甲上竟有
二字显现！这一发现令我们欣喜非常，因为我们早已从考古学史中了解到甲骨文的意义之
重大，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开始四处搜寻，期待有进一步的发
现。果不其然，在剖面上一处突出的动物下颌骨上，似有甲骨依附；一行人中年轻男壮劳
力便责无旁贷地攀上断崖，快速而又细致地进行着清理。不一会儿，一大片龟甲便显露在
我们眼前，甲上钻凿痕迹明显。隐隐中，我们看到龟甲正面有几字，这一发现再次激动了
在场的每一个人。“刮刮剖面，注意周围情况。”还好徐老师的冷静仍在；崖上人闻令平
静下狂跳的心，开始仔细的动作。幸运女神再次眷顾这一群虔诚的考古人，在距这处甲骨
不足五十公分的地方，又有新的发现。这次的龟甲是一个大家伙，约为一完整龟甲的四分
之一，保存完整，细细清洗擦拭之后发现：上有数十字，排列较整齐，字型优美，运笔流
畅，刻线简明有力，且其上似曾着墨，甚为美观。我们不禁狂喜，连一向以稳重自持著称
的徐老师也情不自禁振臂高呼：“有字龟甲！有字龟甲！”我们按捺不住心中激动，径自
沉浸于这一重大发现的喜悦之中。
不知不觉，日已上三竿，我们收拾好手中工作，去当地民俗村中享受一顿正宗的农家
午餐。至一农户家中，顿时被其家中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所感染：墙上到处贴满了主人亲
笔书写的对联字画，如“清静无为”、“宁静致远”等；更让人称奇的是，一片颜筋柳体
之中，我们竟发现了我们所熟悉的甲骨文，这一与是时是地是情是景无限契合的发现再次
让我们心潮澎湃。主人自称“郭益人居士”，为一七旬老者。徐老师已与主人相熟，拿出
龟甲，与老者以当地方言侃侃交谈。待我们进餐之时，只见老者相继招来家中幼女，手指
龟甲，不知在向她们讲述着什么，许是在讲解龟甲上美丽的字符，许是在述说久远的西周
、神秘的占卜？我们不得而知，但老者睿智的目光与女孩的兴致盎然深深感动了我们。果
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周公脚下的子民，即使是朴实的农家人，也是那样的富有文化内
蕴。从中亦可见，还有很多人在关注着我们的文明，关注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
。倘周公地下有知，可欣慰而笑了。
整整一天，我们都沉浸在甲骨文发现的喜悦与震撼之中。考古就是这样奇妙，你永远
不知道等待在你面前的会是什么。比如我们在开始发掘一个工地时，举目望去，四处皆是
灰黄大地，一米之下，二米之下，乃至十几米之下埋藏着什么？谁也无从得知。一镐一镐
的刨下去，一米一米的清理下去，直至遗物遗迹完全暴露在眼前，我们才会恍然大悟：原
来，祖先留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笔财富。就好比一个探险家，手拿一份古人留下的藏宝图，
前往一个小岛或一座深山开始寻宝之旅，等待他的会是什么？金银财宝，珍珠翡翠？或是
一无所获，空手而归？不得而知。只有找到它，揭开它，才会看清自己得到的究竟是什么
。
当然，考古不同于寻宝，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目标，就是虔诚的找寻、复原祖先的文
明。我们为每一次发现而激动，而喜悦，只因我们在亲近祖先的路上又进了一步。然而，
往往在不经意间，总会有那么一些令人激动不已的发现突然展现在我们眼前：祖先们似是
总喜欢在我们无法预想之时将其珍宝中的珍宝付与我们手中，像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
青铜窖藏的出世，甲骨文的再现……所有这一切，让我们在狂喜的同时，慨叹世事之奇妙
，祖先之伟大。
无论如何，考古给予我们的，永远是发现，是惊喜，是激动。就像某考古学家所说，
考古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同时，也是与文明对话，与文化亲近的神圣职业。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当一个真实、完整的周代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我们
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也将成为传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01级本科生：张靖敏、施文博、陈晶鑫
指导老师：徐天进
Posted by limz at 10:30 PM | Comments (0)
济南的前世今生
( 12-17 10:08:59 新华网山东频道）
济南在飞速发展，每当庞大的铲车深深的刺入这个城市的土地，连带而起的除了砖石，还常会看到一些破碎的盆盆罐罐，甚至沉静深遂的白骨。在济南的地下，展现了她丰富多彩的过去。
山东大学附近的扩建，展现在阳光下的是远古的象牙化石；泉城路改建，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是近千年前的民居；经 十路拓宽，几个月里挖出的全是明清时期的墓室……
望着这一切，你会有拥抱土地的欲望，它让你感觉到这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城市，不断进取，生生不息。
是呀，儿时淘气的墓口已经是高档别墅区恢宏的巴洛克风格大门，站在川流不息的大观园，又有谁会记起地下拓片里记载的悠悠往事。曾经热血奔流的英雄们已经被埋葬，他们的名字已经被尘封在历史中。曾经的权贵千年身后平凡土山诉说着辉煌。
汉唐的明月照耀于此，宋元的书卷展铺于此，李白在这里骑马击剑，杜甫在这里吟诗唱和，辛弃疾在这里慷慨悲歌，这里有李清照的海棠，这里有赵孟兆页的山水……
一份文明，一份荣耀，连同着一个城市的灵魂，在泉水之上的这片土层里，扎根成长。旅人、战士、农夫、商队、王侯、平民……在历史的时空里凝望彼此，多少人的爱，多少人的梦，多少人的家，随着这座城市的扩大，留在了城市的最底层。我们有哭、有爱，还有更多不只是古人今人的感动。
［七个故事］
★火夫
春风越过水草，老人坐在田边，望着播种的年青人暗想：“不知今年播洒的什么。”夜幕拉下，年青人笑着奔向河边捕鱼去了。一股莫名的气味逼近老人，凭多年的经验，那是狼的味道。火把依然在？依然在！还有自己刚磨好的尖石呢！老人心里放心不少。一想起年青的女族长，老人心里就有种莫名的冲动。记不清楚她是自己的妻子还是自己的女儿，只晓得新任族长在三个大灶里面，总是喜欢吃老人做的那灶的饭。
年青人带来了草鱼。钻入宽阔的陶窑排房，几十口子已经带回了不同的采摘品、捕获的小动物。老人支起烧烤架，拨弄着火焰。四五十平方米的方形房子，一半在地下，却并不令人气闷。没想到九千年后，比女族长不知神气多少倍的男男女女，也会跑到这个地方学着自己“烧烤”？对于自己的圜底釜，老人还是特别满意的。昨天捉来的小野猪还在房后，要是把它养得大一些再吃，是不是更划算？
9000年后，老人锅底状灰坑的地方在济南市历下区大辛庄旁边。是济南市最早的居民定居点。
缘起：
1987年，山东省文物普查时，济南市文物处和章丘市博物馆曾在章丘市龙山镇的西河、枣园镇的摩天岭等遗址，采集到部分别具特色的陶片；1989年，济清公路文物考古队在临淄区后李官庄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一种呈全新面貌的文化堆积；1991年春，在章丘市境内的西河、小荆山和摩天岭等遗址再次发现后李下层一类遗存。1991年8月，正式提出“后李文化”的命名。
据提出“后李文化”的山东省考古中心王研究员介绍，后李文化遗址集中在鲁北地区，而济南正处于中心区，历下区大辛庄旁边、盛福庄东北、章丘西河、长清月庄等都有特征鲜著的遗址。已发现的8处后李文化遗址，均分布于泰沂山系北麓的前平原地带，分布范围东起淄河东岸，经邹平、章丘，西到济南市西部的长清，东西距离超过150公里。在该文化层上，已有40—50平方米的成排大房子，属母系社会。
无从考证后李文化的村落叫什么名字，但他们无意间开启了济南地区居民的历史。综合文化层堆积，以陶器为主要代表的文化遗物的发展变化和炭四十年代数据，我们推定，后李文化的年代跨度约在距今8500～7500之间，前后延续了1000余年的时间。 2003年5月14日，由山东大学考古系与山东省、济南市考古部门联合组成的考古队正在长清区归德镇月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自3月份开始发掘以来已出土一批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遗迹和器皿。对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进一步研究有望解开8000多年前一段未知文明的千古之谜。
★阿祝
女孩坐在鼎前，让月光洒满小房子。头一天从阿妈的大房子搬到十几平方米不到的房间，还真不太适应。今夜的阿祝会是哪位呢？
是邻家的他吗？在聚落里，舅舅们说他的手艺数一数二。石器、骨、角、牙、蚌器，每一样制作都毫不逊色于分家出去的姨妈。想自己也像祖母一样成为食物丰沛、器具齐全的氏族之长。这只鼎就是老祖母送给自己独立出来的最昂贵礼物。上次阿祝过来说起他妹妹出去时还是用的陶器呢。
越来越陷入阿祝对自己的好，农活、饲养、制陶，都是阿祝最卖力，近来发现自己采摘的东西已经远远少于阿祝带回来的成果了。说不定，让他当家，会比我好呢！
缘起：
北辛文化距今7500年至6100年，北辛文化已形成完整的聚落，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墓葬流行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葬具。一般认为北辛文化的年代在距今7300—6100年之间。章丘王官是济南不多的北辛文化。该时期农业、饲养业、手工业和陶器制作业均有所进步；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所有制形式由氏族公有制向家族私有制转化。
研究人员认为房屋、家庭单位变小就是这一转变的重要表现。同属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距今6000年—4600年，遗迹众多，通常认为已经由滥婚向固定对象发展。
★黑陶
鸡鸭城”里，陶子做陶有个怪癖，面粉用80目的筛子过滤面就可以了，可是陶子做陶的土就用上了400目的筛子。土一定是全城工匠选用最好的黄河胶黏土，16道以上的工序，一道也不少。急得最有耐心的搭档黑子常常怒目相对。
后来陶子索性躲入小黑屋，几天不见风吹草动，拒绝任何参观。每一窑，定要从点火开始，十几个小时在窑旁忙活不停。本来破旧的鞋底，早就被烤化铬透。
到死黑子也不明白，只有纯化的“漂渍土”，含铁量和含碱金属氧化物才较高，才可以做出陶子那个“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蛋壳陶”。陶子说，它会向天下后人诉说全城工匠的故事。4000多年后，它被世界各国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缘起：
城子崖属于龙山文化，国内著名考古专家、原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先生评价说，70多年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证明人们已经在掠夺与反掠夺的过程中发明了城，也就是在村落的周围筑起城堡式的土墙。城子崖是济南地区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最早的城。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拂晓期”，证明了中国东方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距今4600年—4000年的龙山文化远远没有结束在城子崖，却结束了新石器时代的济南城。在山东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里写下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进程。
★东夷
4000多年前夏代兴起，便有了我们华夏儿女之称，但专家们明确指出，我们济南地区的岳石文化，如章丘王推官庄属于夏代，可一定不是夏代文化。我们很可能是舜的后代，东夷之人！
缘起：
至舜时，夷夏联合，舜这位东夷族新兴起的部落酋长或部落联盟酋长成为中原尧的继承人。
4000多年的炎黄时期，在中国华北燕山山脉一带活跃着一支部落，史称东夷。东夷族人崇拜鸟，以鸟为图腾，并以鸟为氏族徽记，鸟名为氏族名称，进一步发展为官名和姓氏。当时的东夷部落中已经存在9支强盛的氏族，史书中有时称为"九夷"，其中一支名黄夷，崇拜黄莺。黄夷人也称黄人、黄族，初居于燕山南，虞舜时期称为古幽州。
★武士
他是一名武士，一名贵族武士。6条狼狗是他的最爱。虽然它们还有些野性未改。也罢，战场上，它们从来就不含糊，平日里狩猎也绝少不了它们。
他可不是这片土著的东夷人，他是从商殷派来守卫这座都邑的。比起迁过好几迁的殷都里的王们，这里南有高山，北有大河，气候显然舒服多了。要是没有东夷人，要是没有帝的讨伐令，他也许会是一名不错的猎手。不用管理30万平方米的城池，不用负责制造大量的青铜兵器，也不必在礼器、玉器上面像现在这样马马虎虎了。 北有周，东有夷，帝要亲征，这是个问题。帝乙远征三次，他才和诸侯打到了齐（今淄博东北），可是"母"的异动让人惊跳，又一场风暴这么快就要来了吗？
缘起：
大辛庄商代遗址考古发现甲骨文！这是4月7日下午在济南大辛庄考古发现研讨会上，26位国内知名专家一致得出的结论。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教授今天说："这是自殷墟后首次发现的商代甲骨卜辞，是甲骨文发展中的一个界标。考古界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殷墟主体区域外的甲骨卜辞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结果。"
方辉教授在查阅了有关资料后，对文字的具体含义进行了解释："25个文字讲述了对'母'的祭祀，即要不要对'母'进行祭祀，如需要，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祭祀。从内容上看，25个文字属于卜辞。它记录的事件发生在商代晚期的早些时候，距今大约有3200年的历史。"
而这个时间恰好为传说中帝乙、帝辛进攻东夷之战时。经过多次激烈战斗，终将东夷扫平。战争损耗了商朝的国力，加速了商的灭亡。
★史官
纣累了，一年了，走出朝歌来到东夷已经一年有余。史官在旁不动生色地在甲骨上刻下经过的下一城邑"乐"。接到线报，北方周与津、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河流域）、髻（今山西平陆南）等八国军队及各反商诸侯军会合，深冬时节，突来牧野，史官依然一言不发。他也许猜到了，跟随帝纣的最后一个地方可以就是最后的商都了。
缘起：
约3500年前，商纣征战一年的路线图的甲骨文有字"乐"，学者们调查研究后认为，乐，通"泺"，为"泺"水之源，即在现在的济南。
类似的，春秋《左传》言约2700年前，有人战于靡下，靡下即历下，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为济南城又添了一笔神秘的色彩。
★刘肥
从齐王田广手中夺过齐王的刘肥，封王时年龄尚小。刘邦一死，顿时推失去了靠山。公元前187年（吕太后元年），大汉名臣张良也死了。吕后封侄子吕台为吕王，把齐王刘肥所辖齐国济南郡这一部分做为吕台奉邑。想到这儿，刘肥就气不过，大舜"琴瑟和谐"之地，安容他姓篡权于此！
缘起：
洛庄汉墓的发掘，被评为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再次划开了吕台的老巢。好事多磨，今年9月15日，济南市公安局追回了洛庄汉墓盗窃案失窃的11件珍贵文物。吕台却成就了"济南"这一名称在历史长河里的头一次有证据的正式使用。
［七件物证］
经十路工地不断传来挖出砖雕壁画墓，行内人笑笑，其实仅济南城内，就包含了上至汉朝，下至明清的大量会说话的证物。济南市考古所李铭副所长向我们展示了济南市区的文物。
像生活在无影山附近的西汉人，生活在山大路的东汉人，生活在八里洼附近的隋唐人，以及经七纬六路上门神秦琼的父亲大人之墓……市井、传奇、演绎，尘土飞扬的历史在证物面前安静下来，又在此打上问号。
★济南市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汉彩绘陶乐舞杂技俑 达官贵人侧目相望，妇人儿童喜笑颜开，敲鼓弹琴，杂技小童翻起了漂亮的筋斗……在一个盘子上讲述西汉社会娱乐场景的，在全国这是惟一一块。它1969年出土于无影山西汉墓葬群。 ★汉画像石——流动的传说
在山大路附近，以闵子骞路为中心，到外环路百花公园附近，曾出土大量的汉画像石，车骑、饮宴、博奔、乐舞、比武、杂耍、男耕、女织、伏羲、女娲、西王母、龙凤、麒麟、玉兔等等优美的造型，讲述着古老的传说，永恒的韵律。
★隋唐武士俑
在八里洼南的地下，发掘出不少颇有规模的石室墓，彩陶俑、武士俑精美绝伦。不要小看这些石拱门、唐三彩，它们也许就是济南太守的安息处。
★县西巷“地宫”“放大”济南古城
济南周围千佛山、玉函山、四门塔、龙洞、黄石崖、青铜山等城郊地区，分布着不少北朝晚期-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说明济南在这个时期佛事非常兴盛。但作为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齐州（古济南）城内，佛教的发展情况一直是个不解之谜。与青州造像有联系，却并非一派。佛教西晋才入济南，为何有这么多佛像？ 以前通常认为唐代济南古城主要在城顶（共青团路东）与五龙潭之间，现在来看，其范围还要大。县西巷开元寺遗址应该在唐城范围内。县西巷宋代地宫的发现也说明，唐宋期间，济南的古城有重叠的地方。
★秦琼本生官宦家
李副所长笑称，这些年来挖掘的墓葬中，挖掘秦琼之父的墓是个意外。在墓碑上，刻着秦琼的父亲担任文书一职。在隋唐，可称得上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僚。秦琼的爷爷、父亲同为地方官僚，在当地，还一直享有很高的美誉度。不像戏文里写着秦琼生于打铁之家，落魄到沿街卖马！
★七家村宋墓群考证济南城
在七家村，已发现60余座北宋墓葬，为什么如此集中？李铭说，这说明此处离大的村落、城镇不远。而此处正离唐古城不远，会不会各时期济南古城有重叠呢？
★明清墓群轶事多
甸柳庄、经十路、经三路、财政学院、中医学院等地下施工时，发现个把明清墓地丝毫不稀奇。同时三品官员，明朝的有一间办公室大小，清朝的则需倾斜棺墓方可放下，可见二人经济实力的悬殊。
［两个谜团］
★在历史长河中，济南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专家告诉我们，从古代风水角度来说，济南南为山，北为水，与传统的北倚山，南望水的观念相反，这决定是如齐都等国都并没有落地济南。可好山好水交通便利等明显优势，又注定了济南作为经济、文化、军事必争之地，济南，在历史长剧里，扮演着微妙的角色。
★商代的文化层在哪里？
济南城区里只出土过商代的物品，却没有发现商代的文化层，除去泉水的缘故，商代的文化层到底在哪里呢？
［穿越时空的相见］
穿越9000年的时光，蛋壳陶尘土中仍然如当初般熠熠生辉．一片青瓦、一尊陶罐、一截断骨、一方残碑、一个甲骨文字，都深深烙上时代的"符号"，那是一种等待，父母等待孩子长大，民族等待后生崛起，国家等待壮大与悠久，只有时间可以赋予它们意义，也只有距离可以强化血脉与信念---那些后来的人类，会出于本能，去追索叩问。
史前诸帝的恩怨、旷世华夷大战、夏商周神秘交替、楚汉吕后错杂的权力争锋、瓦岗寨的英雄一笑……在这座城市里，你都可以感觉。 一切消失的历史都留下了它与今人对话的痕迹，而更多的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子民血液之中，化为纯净的精神，永远无法背叛！ 靠近它，走进它，除非你生于虚空。
作者:陈衍昆 责任编辑 庞黎黎 来源:城市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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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a L. Barnes
Professorial Research Associate
Department of Art &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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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44-20-7898-4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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斲琴
很高兴在这里把我斲琴的一些简单体会与大家交流，这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
“斲琴”这两个字解起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什么为“斲”呢，“斲”就是刀斧劈砍的意思。那么“斲琴”呢，说来就是将木材用斧来劈砍，制作成琴。如此听 起来斲琴是很容易、很简单的。但是，三千多年的斲琴历史则说明，斲琴可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制作过程。经过了多少代人的辛勤努力，才使古琴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 一个形制达到非常完美状态的乐器啊。无论是它的声音结构，还是它的文化蕴涵，乃至它所表征的一些“道”的人文意义，都表明，古琴是先人们留给我们今人的一 件形制非常精致、而且内涵极其丰富的乐器。就从形制看，它的精致使得它上面的任何一件东西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你要额外的加上一点什么东西，那也是画蛇添 足。
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讲一讲斲琴和我的些许简单体会。
第一：古琴的久远历史及其促因：
大家知道，古琴制作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不论是舜做五弦之琴，还是伏羲削桐为琴，这些上古传说应该不是凭空而来的。那么，在古琴悠久历史的早期，促使它 产生并发展的一些因素是什么呢？这里只简单讲一点有关的思想因素，其中一个也就大家可能听说过的“琴者禁也”，这样一个重要理念。什么叫“琴者禁也”呢？ 就是袪除邪念、修身养性。这应该是一个政治意义的理念所要实现的作用，也就是说，统治者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抚琴来修身养性，达到一种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 状态。相关地还有一个“士无故不撤琴瑟”的说法。当然这种说法也可以作两方面解释，一方面解释呢就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外在压力使他不得不弹琴，另一方面的解 释呢就是因琴自身的魅力使得他不能不弹琴。所以，一般而言，古琴所由发展的所谓“琴者禁也”的理念应该说是一个符合统治者愿望的思想因素，但是由它的客观 作用和效果上看，古琴更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情操、人文情怀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件乐器，或者也可说是一件道器。因此，中国千百年来形成了非常独特 的以音乐为载体的、在思想意识领域里面起到深远影响的古琴文化。尤其是古琴的音乐风格里面所倡导的那种“轻微淡远”、“中正平和”的意趣，正是集中体现了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意，既体现了儒家之正、也体现了道家之清、佛家之和。这方面大家可能都了解的比较多了，我也就不多谈了。
第二：古琴的艺术构思来源：
任何艺术都是歌颂生命的，生命的起源与水的关系密切，今天我给大家着重地讲一讲水的概念与古琴之间的关系。大家知道从空中滴落的一滴水珠，带着一个纤 细的尾巴，圆圆的头，清清的、润润的，这是一种清圆透润的感觉。古琴的音色有九德之说，奇、古、透、静、润、圆、 清、匀、芳，一滴水所表现的清圆透润， 就占了古琴的四德。所以，对水的想像，在古琴的设计里表现得很突出，方方面面几乎都体现了琴与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让我们来具体看一看：琴的最高点就是我们看到的“岳山”，高山之巅呢就象征是水的源头，水是通过这个高山流向了“龙龈”，琴弦呢就是长长的流水。这也 就是宋朝《碧落子斲琴法》里面讲到的“山高水亦长”的意境。底板上，水通过龙龈流向“雁足”，雁足下面两个方槽叫“足池”，通过足池，里面的水又与“凤 沼”、“龙池”相连，这样就构成了水的一个系统。另一个方向是散落下来的水，通过岳山的另一个方向的七个弦眼散落下来，流到“轸池”，这个池也是盛水的 池，通过弦轸的作用又流向了龙池、凤沼，如此就构成了第二个方向的水系统。“弦轸”是什么呢，轸为车的代称，与水系统联系在一起，就是旋转水车的象征，在 琴上则由转动弦轸来调节琴弦的张力。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部位就是“承露”，很多人弹了很多年琴不知道承露是什么意思。那么，承露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古代 很多文人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就是散落下来的水要以此来象征承接，即承接雨露的意思。
可以说，两个方向水系统的古琴构造的艺术思路成就了古琴的基本结构。在这里我们提到的古琴结构里面的山、水、足池、轸池……这些都蕴含着与水相关的意 蕴，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其实是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审美意趣---见山立志，遇水生情。也就是说，理想的东西的确立是来自于对巍巍高山的想像，对情感的事 情的感受是来自于对水的理解。这样也就有了见山立志或遇水生情的许多事例，也就有了伯牙子期那段千古流传的故事-----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意在流 水……
那么在古琴的艺术构造理念里，除了有水的意蕴，它实际上处处都体现了崇尚自然的构造思路，最突出的是以山水为主体。还有其他一些表现，比如说，面板为 浑圆形的，代表天空；底板平坦，代表大地；还有，所谓舜做五弦之琴，即原来是五根琴弦的琴，五根弦代表的是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后来因文王、武王， 又各加了一根弦为表征，遂形成流传至今的七弦琴；琴头为六寸，则象征六合。所以，在古琴的设计构思里面呢，是有山、有水、有龙、有凤，有天有地及六合，有 阴阳五行，也有人……这些都来源于一种完全崇尚自然的艺术理念。就这一点我曾跟一个朋友交流过，古琴的音乐是最能够与宇宙时空相联接的，为什么呢？我跟他 说，以我斲琴的体会，因为古琴的设计完全是崇尚自然的，声音来源于自然，所以与自然的衔接是一种最为自然的契合，是很容易沟通的音乐，所以你会感觉它是能 与宇宙时空相连接的一种声音。难怪管平湖先生弹的《流水》会被美国发射的探寻外部生命的卫星带到太空，这也是亚洲地区唯一没有引起争议的一首入选乐曲。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我在这里能想到的古琴艺术构思意蕴方面的或者说艺术理念渊源方面的东西，也就是古琴构造上的龙、凤概念的来源，这实际上应是源于男 女图腾的一个理念。这是男人、女人和生命的崇拜观念的形象化，这种观念还表现在山水的意蕴上，也就是说，如果把山比做是男人，把水比做女人，那么，山就是 水的脊梁，水是山的根，它们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配合，相互的平衡才能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比如说，琴弦呢要依附于岳山之上，那么这也代表着这样一层的关 系，如果岳山太高或太低的话，也就构不成一种和谐的状态。这就好比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与男人，束缚太紧的话——我想——男人就会反抗，如果女人不管男人，男 人就可能放任，当然这个是笑谈比喻。但无非是说，和谐是自然的特质。
讲这些不过是想通过这些艺术构造理念的解释，向大家强调一下对古琴设计方面的艺术理念渊源的理解。由这个角度想，古琴在它设计产生之前在冥冥之中就似 乎已经存在了，也就如老子所说的，在有物之前就已有道了。现在古琴引导我们，在演奏它、或制作它的过程中，逐步寻求构成古琴和谐境界的这种道，理解这种道 的精神或者是境界，实际是要花功夫逐渐摸索和感悟的，或许就有可能达到一种理想的相近或相契。
第三，古琴的结构合理性：
古琴的面板和底板是通过粘合而结合在一起的。在古代，对面板和底板的用材有一些说法，如，面杉底梓，或面桐底梓，还有就是双阳琴——面板底板都是桐木 或都是杉木。根据实践，我们认为古琴的面板应该软一些，底板应该硬一些。最早的丝弦琴应该是面桐底梓的。面板是桐木的，它的声音比较容易振动；底板是梓木 的，相当于东北的一种楸木，还有一种叫核桃木的，这种木材实际上就是楸木的一个种类，这类材料用来做古琴的话，一个是要求它的密度，一个要求它的年轮，还 有一个是它的硬度。面板为桐木的丝弦琴，它的声音比较容易振动，但是它的细腻的程度没有用杉木的表现明显。现在我多半用杉木做面板，梓木做底板。还有一些 学生用的琴呢，面板用桐木，底板用枫木来制作。
古琴面板和底板粘合以后构成两个共鸣箱，大的叫龙池，小的叫凤沼，它的划分界线实际是以两个雁足做为分界线的。在雁足下面有两块木头叫足池，足池用来 划分龙池和凤沼。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足池究竟应该在什么位置的问题。一张好琴如果是看得很顺眼的话，那么它的结构我想应是基本准确的。雁足的位置应该是尾 托到轸池之间的黄金分割点上，就是大约三分之二或0.618这个点上，这个黄金分割点怎么在音响上去结合呢，如果这样的点正确的话，正好构成了古琴两个共 鸣箱的固有频率和谐音程的关系，比方说龙池是一个C的话，凤沼肯定是一个F，就是一个纯四度和谐音程的关系。这样发出的声音就是很美的，同样原理就是小提 琴，小提琴有个C形腰，其实和古琴结构是一样的，这样的结构就构成了两个共鸣箱相互的和谐关系，给琴的声源振动，才会是优美的声音。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方 面，如果要做一张成功的琴，它的方方面面都要结合到一起。
第四，古琴的式样：
古琴的式样在古代留下了很多，在《五知斋》琴谱中就留下了51种式样。在这51种式样的琴中，应该说有的是非常合理的，有的也是有问题的。这就是说，任何一件成形制的器物都应它自身的合理性，但不能完全去盲目效仿古人。
古琴式样的来源是复杂的。首先的一个来源就是所谓圣人造琴，比如伏羲式、神农式、仲尼式、师旷式等等，这是一种来源。还有一种来源就是文人造琴，根据 文人自己的审美情趣，比如某某突发奇想梦得一琴，第二天请工匠来做，这样的琴留下也非常多，如云和式、连珠式、焦叶式等。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一张落霞式古 琴，它的声音合理，内部结构感觉也是很专业的，任何一张琴的式样符合了它的声音要求，达到形神一体，这就是美与自然的一种结合。还有一种就是叫帝王造琴， 如著名的明代宁王、潞王等爱造琴，那都是由于王公贵族们喜好琴，按照他们的要求制做的琴，这类琴留下的也是非常多的。比如很多的潞王琴，但好的还是很有 限。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专业的造琴师斲的琴，这种造琴就应该是比较专业的了。比如唐代的雷氏家族等，造的琴非常之多，这种琴我认为是比较科学的。 当然以前的神农式、伏羲式的琴，也是非常好的，数量也很多。
多年来我个人对古人留下来的琴做了潜心研究和大量的探索，同时也进行了很多的创作，这些创作的琴也是根据古琴的基本结构特点，并融入了我个人对古琴的 审美理解来设计制作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掌握了它的一些内在规律再去创作，然后才去进行造型上的修饰。到目前为止，我大概创作有四十多种式样，现在认为比较 成功的大概有二十几种吧。
第五，古琴的发声原理：
当然，古琴确实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色彩的一面，但现在我则要大家先撇开对古琴的文化色彩和神秘色彩的关注，跟我来领略了解一下古琴到底是怎样发声的、它的发声原理和结构是怎样的。
古琴的发声振动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振动。这里讲这个概念，就是说，古琴的发声不是一个简单的由面板振动来带动腔内的龙池凤沼的空气式振动，它的声音不是 这样产生的。它实际上是由面板振动来带动空气式振动的同时，底板也要参与振动，然后一起构成一个纵向的摆动，这样的一个摆动是琴体的振动。当琴发出的声音 对的时候，声音是向下走的，而向下走的声音，声音一定是一个纵向的振动。
古琴的声音为什么要求向下振动呢？为什么这样的声音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呢？刚才讲到“琴者禁也”的观念，事实上还有一个“琴者心也”的观念也很重要。任 何音乐、使用任何弹奏方法，最后都要归结在作用你的心灵的意义上。使你的心安静下来、安顿在一个美好的心态上，这样才是古琴真正要达到的美善的作用。如果 乐器发出的声音是漂浮的，就不益于你静心。声音如果是下沉的，就会使你很容易安坐下来倾听，进而心也会慢慢静下来。
与此相关的还有琴的长度。三尺六寸五，它是一种时空概念的演化，十三个琴徽代表十二个月加一个闰月，以此象征时空周流。其实三尺六寸五是符合人演奏时 手臂适度伸展的长度的，这样的长度正好能让你保持既严谨端正又舒展自然的坐姿，有益于保持良好的抚琴心态。如果琴设计得长一些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演奏时 蹦蹦跳跳的姿态是不符合欣赏古典韵味的音乐的审美感受的。所以，琴这个乐器就是一个其本身基本结构和你弹琴人的表现功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乐器。
刚才讲的是由整体振动发出的一个向下的声音发声原理，这是与“琴者心也”的观念相关的一种声音。不过，古琴发声有整体振动原理之外，还有它局部振动的发声原理。
下面我具体讲一下它的一些局部振动：其一是散音。散音代表的是大地的声音，非常的厚重而且宽广，它是由于琴弦震动经由岳山、龙龈传到面板引起的腔体震 动。其二是按音。也就是古琴的走手音。按音实际上类似于人吟唱时的一种声音，这实际是一种能够跟你弹琴人来交流的声音，如果把琴做为一个朋友，你就可以跟 他去诉说了。所以按音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交流作用。这样的声音基本符合人的声音的音域范围，它是手指按到面板上的点，把声音传递给共鸣箱而发声的。其三是 泛音。泛音传达的是天籁之音。泛音的形成，是一根琴弦的根音（有效弦长发的音）振动的同时，它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一直到N分之一都参与振动，不是单独 的一个音而是一个复合音。这个复合音又是通过五度相生的这个规律产生的，所以在这个泛音里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N分之一，它会无限 的循环产生五度相生的发声状态，那么这些所有的声音合起来才是我们听到的一个泛音，所以泛音的形成也就是通过你手的演奏截断了琴弦的某一分点，比如七徽， 是把二分之一处截断，你蜻蜓点水的手法，实际就是抑制它的振动，所以这样就是产生了一个高八度的音，其它的泛音产生也是一样的原理。泛音的振动也是要通过 岳山、龙龈传到面板，传到龙池、凤沼那里进行的空气式的振动，从而带动整个琴的振动，这样其实也还是一个整体振动。
古琴的正确的发声一定是来自体振，这样的声音才有厚重感，才会产生那种苍古的悠远的让你体会到文化韵味的音乐感受。
第六、古琴的制作工艺：
古琴的制作工艺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我就只好简单地介绍一下。
自古迄今，古琴制作其实一直是延用着一种工艺。为了这种方法，我也曾做过很多的改进尝试，但是，最后我发现，我无法超越古人的智慧。我觉得它的传统工 艺是非常合理的完美的，我还是延着这条古老的路一直在走。其中只是古琴的底板和面板用生漆粘合这一点，可以改进，这是就粘合力考虑，我建议可以尝试用其它 的胶。但是面板的灰胎就一定还要用生漆和鹿角霜。底板和面板粘合以后，将鹿角霜制作成80目的、120目的、200目的，然后分别刮到琴面上，灰胎要在琴 体上要刮很多遍，当然之前还要刮一层靠木漆（也是生漆）。刮完后还要包裹上一层麻布，这就是传统工艺里的“披麻”。还有挂灰，这样可使琴能够年久不开裂， 同时声音还能产生一种内敛的状态。披完麻之后就到了刮胎的时候了，从80目的鹿角霜，然后和上生漆，一直刮到200目的。生漆的干燥和其它的漆是不一样 的，它是一种生物漆。大漆本身有很多说法，一种叫土漆，一种叫生漆，这些叫法都可以的，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叫法。但生漆跟熟漆就有差别了，生漆就是割漆树 时自然流出来的漆；生漆经过熬制加热、排除水份后，就是熟漆了。这种生物漆，里面含有很多的漆酶，生漆的干燥就是要靠这些漆酶的活动才完成干燥过程的。这 种活动是要有环境的要求的，其中温度要在20——25度，不能超过30度，湿度要达到75%以上，这样呢漆酶的活动才够活跃，通过漆酶的活动才能使大漆干 燥，而且这个干燥期比较长。如果说刮了一遍灰胎，它要干燥一个星期才能达到一种表干的状态，继续刮第二遍，然后一直要刮到二十多遍不同目数的灰胎，这样才 能把灰胎这个工艺做完。这样算起来的时间就非常之久了。灰胎刮完之后还要自然存放，我们现在做的每张琴，都是严格遵守这一道程序，自然存放约一年的时间才 能够达到它彻底的干燥，表干不算干，实际上在灰胎表干之后呢还要收缩，也就是说在自然风干状态下它还会产生变化，这个变化使你摸起它来是干了的，但实际上 它还要紧紧的收缩产生很大的应力，这种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道程序省略的话，琴就会出问题。
所以，制作一张琴比较合理的时间，应该是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才能够把一张琴完成，所以，这里面所耗费的时间和工艺过程是很长的。现在有些人说琴的 价格如何如何的高，试想现在一件皮夹克卖好几万，古琴经过的是这样的精致复杂的工艺，制作皮夹克是没法和它比的。其实这也不是说不能用其他的制作方法，如 果是用化学漆的话，二十天就可以制作一张琴，那样的活儿是很容易很简单的。所以，古琴的价格，贵有贵的道理，便宜有便宜的原因。其实还是要看你是不是一个 有责任心使命感的人，是不是热爱古琴的人，而这些认识就会表现在你怎样去做琴，怎样去理解琴！
制作程序到了打磨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了。还包括弦路的制作，以及很多细节方面的配合。磨完灰胎以后还要制作面漆。大家看我面前这张琴，底 下露出来的发黄的是灰胎，黑的呢是漆胎。为了做旧美观，有时要把面板的漆胎磨掉一些，露出点灰胎，但弦路上没有露出来。琴面上这些装饰效果不是在表面上画 出来的，而是它本来面目上就有的。
还有就是古琴的一些配件的制作也是有精细要求的。比如焦尾、龙龈等。尤其是要精心制作龙龈和岳山，龙龈和岳山的作用非常重要，都要选择硬质木材，这样 有利于声音的迅速传递，如果木材很软能量就会有过多衰减。焦尾、承露也要达到风格协调一致，要与岳山、龙龈选择同等材料，如红木、紫檀或黄花梨等。
再就是古琴的琴徽制作，古琴一共有十三个琴徽。刚才我给大家讲了泛音形成的原因，泛音点不止十三个，实际上一张琴的好坏在泛音上就已经有了一个评判。 如果说一张琴声音很好，它一定是泛音列的数量很多的，泛音列的多少决定了琴的音色的优美丰富与否。一张好琴在琴弦上的任何一个点上都会产生泛音，我可以给 大家试一下……不在泛音点也会有泛音，那么这样的琴才是一张成功的琴。如果你的琴偏一点就发不出泛音了，那么你的琴结构上是有问题的。丝弦上反应比较迟钝 一些，钢弦上反应会比较明显。
琴徽实际上是泛音的一个位置，有N分之一个点都会参与振动，但是符合音乐要求的按照五度相生律来连接的、常用的，只有十三个。七分之一处的泛音我们叫 暗徽，也是很响的音，但在整个音乐结构上不太常用，基本被省略。所以，古琴的十三个徽，牵强附会地讲成是十二个月加一个闰月，我想这也是古代文人的一种只 具象征意义的说法吧。
琴徽的制作材料，文人一般喜欢蚌壳，它有个好处就是月下会反光，容易找到徽位，而且黑白相衬，非常素雅。古代文人大部分喜欢弹这种贝壳琴徽的琴。此外 还有装饰型的，比如金徽玉轸的，那是因为帝王等要显示身份，追求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华贵。无论是内在声音结构还有外在的审美要求，都要求形神一致，本也是无 可厚非的。但是金徽玉轸在声音上并没有什么帮助。琴徽还可以用象牙、陶瓷片、各种玉石玛瑙来做。虽然它只是一个点，但是无论你怎么做都一定要把这个琴徽与 面板做成一个平面，如果是凸出了面板，就是错误的。琴徽凸出的琴，在古代有一种叫盲琴的，就是给盲人弹的琴，是有特殊功能的。弹琴有时要上下吟猱滑动，如 果琴徽突出会影响演奏。
还有琴轸的问题，我选用的是一种玉轸，虽然不是很珍贵的一种墨玉，但效果比较好。因为如果用木轸，时间长了它与琴旋接的地方会有一种油性产生，这种油 性会使轸池的木头与轸子的木头产生很滞涩的感觉，拧弦的时候就会发出一种嘎嘎的声响，如果出现这样的杂音，在表演时会对听众有影响甚至是有所不敬，对表演 者自己的情绪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下面还必须讲一下的一个重要材料，就是琴弦。琴弦分丝弦和钢弦。在古代绳丝为弦，指的就是蚕丝弦。一般的丝弦琴，它的有效弦长我认为应该在112到 114之间，这样的琴的琴弦达到固定音高以后会产生合适的张力。如果琴弦的有效弦长过短，上一点劲就到了标准音高了。如果有效琴弦很长，那么琴弦越长音越 低，你要用很大的力量才能上到标准音高，可能你没弹几下琴弦就会断了。因而，比较合理的一个有效弦长应该是在112到114之间。所以，这也表明斲琴是很 严格地遵循科学道理的，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乱来的。
这里所讲的都是丝弦。不过丝弦还是有一些问题要注意。如古人所讲的“玉指冰弦”，冰弦指的就是丝弦，透明的像冰一样的。这其实是丝弦的一个特点，经过 弹琴人的手指的磨擦，丝弦会产生变化，因为蚕丝本身就有一种蛋白，这种蛋白结合到一起再经过弹琴人的使用，它的颜色会慢慢改变，就像那种模糊的冰似的颜 色。这种琴弦用的越久声音越好，但是太久了肯定还是会断的。
古琴的丝弦的制作和使用也是非常讲究科学的。一弦、二弦、三弦都是缠了很多遍的，里面有多个芯。四弦就像我们常见的绳子，里面有一个芯，所以很容易纵 向方向滑动，如果一开，琴弦就松了，松了之后这根四弦就不会出声音了。所以判断一根琴弦的好坏，一个是看它的密度；一个是看它缠得紧不紧，是不是均匀；还 有就是它的音质效果是不是美。
钢弦也是这样的问题，弦要缠得非常匀，它的振幅从最高峰到最低点是均匀下来的。所以，一张琴在制作合理的前提下，选择琴弦也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丝弦容易脱丝的问题，古人通常的解决办法是用桃胶，就是用春天桃树树干上发出来的那种很粘的胶状体，把它化开后涂到琴弦上就可以了，但我们现在比 较难做到。那么，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用鸡蛋清就可以了。把脱扣的丝弦用鸡蛋清捋一下，鸡蛋清的粘合力是很强的。但是夏天不宜用得过多，不然会发霉。粘完后 要趁它不干的时候把多余的部分抹掉。一套琴弦如果使用合理的话，可以使用五年。但是如果你根本不经心使用，不到一个小时也可能把它毁掉。
大概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著名琴家吴景略先生研究的钢弦就已有很大特点，它的制作是要达到钢弦丝韵的效果的，也就是说它一定要保证丝弦原有的 音色和特点。现在的则有上海音乐学院的琴弦和上海乐圣的琴弦，它们的制作方法是里面是钢丝，缠上蚕丝，第一弦里还有铜丝。这样的琴弦我认为非常适合舞台的 演奏，音量大、高音区的细腻和整体张力等都是有优势的。当然丝弦的宁重与古朴则是钢弦无法达到的。所以，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两种琴弦并用。但要 使古琴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使用丝弦还是相当重要的保持方式。这对于一个制作者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如果我们认识到了中国这种传统艺术的魅力的 话，我想大家都会有兴趣去保护它的。
如今是一个浮躁的社会，弹琴可有助于你的心态平和、沉静下来。弹琴吧，朋友们，从琴声中去体会这种古老的艺术给我们带来的诗情画意、寻找适合我们的精神空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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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04, 2007
全汉昇经济史论文集目录-
《中国经济史研究》三册
新亚研究所出版，1976年
上册
中古自然经济（集刊10）
唐代物价的变动（集刊11）
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集刊20）
唐宋帝国与运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中册
宋代官吏的私营商业（集刊7）
宋代寺院所经营的工商业（《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34年12月）
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集刊8）
略论宋代的经济进步（大陆杂志第28卷第2期）
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新亚学报第8卷第1期1967年2月）
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9期）
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新亚学报第11卷上册，1974年9月）
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新亚学报第9卷第2期，1970年9月）
下册
美洲发现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新亚生活双周刊第8卷第19期）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新亚生活双周刊第8卷第15期）
汉冶萍公司之史的研究（中国现代史丛刊第2册）
清末汉阳铁厂（社会科学论丛第1辑）
从货币制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论集第1辑）
清季铁路的官督商办制度（科学季刊第3卷第2期）
清季英国在华势力范围与铁路建设的`关系（社会科学论丛第5辑）
清季铁路建设的资本问题（社会科学论丛第4辑）
铁路国有问题及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丛刊第2册）
中国经济史论丛两册
第一册
1、 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集刊11，1944年9月，1947年7月再版）
2、 北宋物价的变动（集刊11，1944年9月，1947年7月再版）
3、 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集刊8/2，1939年9月）
4、 宋代南方的墟市（集刊9，1947年9月）
5、 宋金间的走私贸易（集刊11，1944年9月，1947年7月再版）
6、 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集刊11，1944年9月，1947年7月再版）
7、 南宋稻米的生产和运输（集刊10，1948年4月）
8、 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之输入（集刊7/1，1936年4月）
9、 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集刊10，1948年4月）
10、 自宋至明政府岁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集刊42，1971年4月）
11、 元代的纸币（集刊15，1948年4月）
12、 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1968）
13、 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1969）
14、 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2，1971）
第二册
15、 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集刊28，1957）
16、 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变动的趋势（与王业键合作，集刊外编第四种，1960）
17、 清雍正年间（1723—35）的米价（与王业键合作，集刊30，1959）
18、 乾隆十三年的米贵问题（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1965）
19、 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集刊39，1969年10月）
20、 清代的人口变动（与王业键合作，集刊32，1961）
21、 鸦片战争前江苏的确棉纺织业
22、 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集刊25，1954年6月）
23、 清季西法输入中国前的煤矿水患问题（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辑，1954年6月）
24、 清季的江南制造局（集刊23，1951年12月）
25、 上海在中国近代工业化中的地位（集刊29，1958）
26、 清季的货币问题及其对工业化的影响（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二辑，1955年12月）
27、 山西煤矿资源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1956年12月）
28、 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变动的趋势（与王业键合作，集刊34上，1962）
29、 从徐润的房地产经营看光绪九年的经济恐慌（集刊35，1964）
30、 评杨联升：从经济方面看中国在统一帝国时代的公共工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卷第1期，香港，1969）
31、 评崔维泽（D.C.Twitchett）教授对于唐代财政史的研究（集刊36下，1966）
32、 评普利白兰克（Edwin G.Pulleyblank）：安禄山叛乱的背景（清华学报新第1卷第2期，1957）
33、 评费慰恺（Albert Feuerwerekr）：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与官督商办企业（清华学报新第5卷第1期，196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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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信威及其《中国货币史》 by Tang Ke
彭信威先生病故于一九六七年，到今年三月，是十九年祭。对于一位默默耕耘而有成就的学者，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其名著《中国货币史》至今仍受到重视，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信威先生生于一九○八年，江西安福人。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后于一九二八年官费至日本，就读师范学校，学英国文学。及至“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归国，在上海神州国光社从事编辑工作。一九三五年赴英国游学，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听过课，又旁听牛津大学英国文学史，其间曾在一间夜校攻读法文。彭氏自少时喜文学艺术，为研究欧洲文学而学多种语种，原未想到来英国后，却转而致力于货币史，并且日后终生专攻此学。其在伦敦两年间，生计甚为困难，曾为出版商翻译过中国民间故事和给人抄书以糊口，为的是在大英国图书馆抄阅货币史资料。一九三七年回到香港后，出任香港中国银行襄理，此为写货币史进入银行界者。一九四一年到重庆，在复旦大学任教，出版过《银行学》一书。解放后，继续在复旦经济系任教。
概括来说，他的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为写货币史作准备，后半生则是专心撰述。六十一万字的《中国货币史》，是从一九四三年着手，历时几十载，其间数次易稿，至一九五四年方始初版面世。此后三年中，作者对全书做过一次大幅度修改，压缩十一万字，一九五八年出版第二版本。至一九六二年，又完成生前最后一次的七十七万字的增订稿工作，即一九六五年三版《中国货币史》的底本。从初版问世，到完成最后一次的修订稿，八年间三易稿，其治学勤奋与一丝不苟精神以至如此。此书几经修订，全书结构并无变动，三种版本均为八章二十四节，只是对某些章节子目做了一些调整，基本观点一脉相承，显示出彭氏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前后一致性。他将历代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物价、货币理论、货币史、钱币学、信用机关等类内容，组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对中国货币史总体设计上的创制。全书不仅以体例谨严和征引文献资料丰富见胜，而且重视钱币实物和考古资料，对国外货币史事也时作比较引述，故此书特点是说理辩义性强。试举三事为例:
(一)过去的货币专史，重视实物图录的甚少，而钱币学家的著录，又往往不问货币史研究的成果，存在两相脱离现象。唯彭著《中国货币史》初版，收货币图版九十一幅之多，及至第三版增到一百二十二幅图版，均按货币原大影印。在同一类著作中，鲜有大量采用图版的，自彭先生开图文并重风气之先，在货币史研究领域中堪称是一次有意义的突破，也是他强调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一个范例。
(二)此书类例统一明确，各章节内容充实而相互关联，浑然一体，但如分析开来，则各自独立成篇。设使依类相从选辑编次，便可成为简编专史。河南省钱币学会尝从第三版《中国货币史》中，辑出历代钱币学专文六篇，编印为中国钱币学简史性质的专集，颇受读者欢迎。举此可知，即就推广钱币学知识而论，其贡献也是很大的。
(三)史称金章宗铸过承安宝货银币，往昔没有实物流传下来，《古泉汇》也说未见过，而在旧谱中则有大如折三承安宝货圆钱样，前人多已论为赝鼎，可能是乾嘉间旧作。别有小形圆钱，也是后铸，当是依史文杜造出来的。鉴于旧谱伪品杂出，难免有歧说(近时专著中，仍有举证承安宝货铜钱者)。然则，信威先生早在黑龙江省发现承安宝货银铤实物之前二十年，已作出如下精审论断:
章宗承安二年(公元一一九七年，南宋宁宗庆元二年)铸造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不过承安宝货没有实物遗留下来，钱币学家和收藏家所见过的承安宝货，都是铜钱，而且是方孔钱。史书虽没有说明它的形制，实际上恐怕是铤形。所以铜钱系假造出来的。如果当时确有铜钱的铸造，那就同天兴宝会铜钱的性质差不多(见《中国货币史》，第三版五五○页)。
此据翁树培《古泉汇考》转引《敬斋泛说》中，有“金道陵承安中，以白金一两铸作小银锭，直二缗”一说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论点不仅与《金史》之说相合，且从一九八一年黑龙江省发现錾文“承安宝货壹两半”银铤得到验证，实物铭文并可补史书缺略。其研读史文之审慎，非同一般。
总之，彭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优点甚多，三十多年来享有盛誉，但也不是说毫无缺点，如有些引述是采用转引资料，没有见到原书，难免未尽详实。而作为一部近八十万字的巨著，出现某些忽疏处是可以理解，如天假以年，他会修改得日臻完善的。
我和彭先生是一九六三年在上海认识的。从最初接触中，感到他是一位思路敏捷而严肃的人，但兴致所致，也颇为健谈。有一次，从他买到一件袁寒云山水扇面，谈到绘画艺术，因知喜藏名家书画，对广东名画也饶有兴趣。后见托在广州代买一部汪兆镛《岭南画征略》，附印的手书，是他收到书的回信。论年龄和学识，彭先生是前辈，我和他接触少，了解不多，不合适写这类小文。转念一想，既有一段文字缘，虽不能全面介绍其学行，记录下某些旧事也是应该的。于是，略述所闻如此。
附记:有关彭先生履历方面的资料，是蒙彭夫人韩绮芸同志提供的。因志于此，并致谢意！ 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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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03, 2007
景德镇官窑
自2002年10月开始，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家联合组成的景德镇官窑遗址考古队，在位于明清御厂北围墙外的一片倒塌旧房空地上，实际发掘了515平方米，出土了晚清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遗址、明初官窑窑炉四座，埋藏明永乐与宣德官窑落选贡品的遗迹两处以及大批官窑瓷器标本。日前已修复完成了200多件瓷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专家认为，这些瓷器的出土修复对研究我国陶瓷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珍贵文物“长眠”废墟下
近日，记者来到景德镇官窑遗址考古队，独家报道这次考古发掘文物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2001年，因景德镇市株山北麓至彭家弄南的一批旧房倒塌，出现了一片较大的空地。倒塌的旧房位址正位于明清瓷器御厂的北外墙，旧房倒塌后，当即受到了文物专家和政府部门的保护。景德镇诉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李一平告诉记者，其实早在1982年的冬天，景德镇市政管理处在铺设地下电缆线时，途经株山路御厂遗址前院，景德镇考古研究所的有关人员在推土机下发现了大量的明官窑遗物，考古人员虽然经过了多次抢救性的清理与发掘，但终因清理面积狭小，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所以，这次景德镇考古研究所的专家经过长达半年的实地勘察后，于2002年6月28日上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了由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家联合组成的景德镇官窑遗址考古队。2002年10月，考古挖掘工作正式开始。
（2）出土文物举世罕见
2002年10月开工发掘后不久，考古专家在探方的上层发现了一座房屋的建筑遗迹。方墩间填有元代和清代的窑碴，窑碴中又混有晚清光绪官窑瓷器残片。根据判断，方墩的建造年代不会早于晚清，考古专家后来又在屋基下面的瓷片中发现了较多“江西瓷业公司”字样。向当地80岁以上的老人询问以后，考古专家得出结论，这座规模较大，柱础考究的房屋遗迹是60年代废弃的解放前的“江西瓷业公司”旧址。
但随着挖掘的不断深入，考古专家又接着在探方内宣德文化层发现了窑炉遗迹四座，四座窑炉遗迹均坐东朝西，由窑门、火膛、前室、后室和护窑墙等部分组成。因为窑炉墙间常有永乐窑瓷片出土，北窑边堆积了许多琉璃瓦片和印有龙凤纹的滴水瓦当。这样的瓦片和瓦当曾在南京明初宫殿遗址出土过，考古专家认为这组窑炉是明洪武时期专为朝廷烧造建筑材料的窑炉。
谈到这次的考古成绩，李一平副所长掩饰不住喜悦的神情告诉记者，除了出土晚清瓷业公司发行所遗迹一处、明初官窑窑炉四座、埋藏明永乐和宣德早期官窑落选贡品的遗迹两处外，还出土了大量的官窑陶器标本。在这次考古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黑釉瓷品，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黑釉刻花香炉，香炉高21厘米，口径14厘米，双耳三足，口边刻回纹，肩部刻菊瓣。在曾经出土的永乐官窑中都不见黑釉器，株山曾有小盖盒出土，但是，远没有这次出土的黑釉刻花香炉硕大和完整。在这次明初官窑遗址中还出土了全世界靶盏中纪年铭文最清晰的红釉靶盏，以及明初官窑遗址中发现的永乐朝遗物梅瓶等文物共计两百余件，目前，已经修复的陶瓷文物有160余件。
（3）发掘价值意义重大
谈到这次发掘文物的考古价值和意义，李一平副所长对记者举例说，以往的鉴赏家和商人鉴赏瓷器时都认为“永宣”不分，但从这次出土的遗物来看，永、宣瓷器不仅可以区分，而且非常容易区分，比如说永、宣两个时代形体较矮的梅瓶产生，永乐的梅瓶肩部丰满，颈部线形较钢硬，而宣德梅瓶则为溜肩，颈部线形内弯而外撇。永乐年间的小口撇碗足小壁薄，而宣德年间的则足大而壁稍厚。这些都是考古专家以前没有掌握的窍门。再则，通过仔细地清理和室内整理，考古专家得知当年落选的贡品是先挖一个一个小坑，然后把产品按器型放进去全部击碎，再在黄土上添埋窑碴，集中销毁的目的在于核实销毁产品的数量，便于结清账目。同时，又要防止瓷片流入民间被模仿。
此次景德镇官窑出土的世界上惟一能用肉眼看清“永乐年制”四字年款的红釉靶盏，由于烧制的原因，通常永乐瓷器上的年款都模糊不清，而这件瓷品的年款却异常的清晰，属极为罕见的传世孤品。自2002年10月开始，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家联合组成的景德镇官窑遗址考古队，在位于明清御厂北围墙外的一片倒塌旧房空地上，实际发掘了515平方米，出土了晚清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遗址、明初官窑窑炉四座，埋藏明永乐与宣德官窑落选贡品的遗迹两处以及大批官窑瓷器标本。日前已修复完成了200多件瓷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专家认为，这些瓷器的出土修复对研究我国陶瓷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 江南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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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官窑
明初龙泉官窑瓷的特征分析
２００５年４月份，一批龙泉窑瓷片流散到杭州等地的古玩市场，后经笔者证实为明初龙泉官窑遗物（本报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６日第六版有相关报道）。
现以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大量残片为实物标本，对其器型、纹饰、胎釉、工艺等方面作一分析。
一、品种和器型
可分五大类，梅瓶、玉壶春瓶、执壶、碗、盘，每一类都有光素无纹与刻花两种，花纹相同的器型其规格大小也基本一致。兹将各类所代表的原器分述于下：
１、梅瓶 直口，短颈，圆肩，上腹鼓，下腹向内斜收，弧度大小不等，圈足外撇，宽而浅。刻花均相同，颈饰秋葵，肩部饰云肩式开光，隙地饰云纹，开光内填折枝莲花，瓶身刻碧桃翠竹，近底部刻缠枝灵芝四株。盖有两式，其中一种为双口盖，俱作宝珠型钮，三层台阶式盖，有刻花的盖面刻莲瓣纹，盖身刻秋葵纹。通高在３８厘米左右，带盖通高超过４０厘米。
２、玉壶春瓶 撇口外卷，束颈，溜肩，垂腹，圈足。有刻花者颈部分两层装饰，上刻狭长蕉叶纹，下刻牡丹纹，腹部刻太湖石和树木，近底部刻莲瓣纹，圈足饰卷草纹。通高在３２厘米左右。
３、执壶 壶体与玉壶春瓶相同，腹部一侧装弯流，另一侧按曲柄，流与颈之间有云型横片相连。一种颈短腹硕，另一种颈相对细长一些，腹也稍瘦一些。有刻花者颈部刻竹叶灵芝纹（另一种刻狭长蕉叶纹），壶身腹部对应开光内刻串枝葡萄（另一种为折枝桃），开光外点缀菊花、石榴花等四季花卉，近底部刻蕉叶纹，圈足饰曲带纹。规格大小与玉壶春瓶相近。
４、碗 碗有三种样式，墩子碗、菊瓣纹碗和小碗。（１）墩碗。直口，深腹，圈足。有刻花者器口沿内外及圈足往往饰卷草纹、曲带纹、回纹等，内外腹壁刻莲花、牡丹、山茶、扁菊、石榴花、月季、桃花等缠枝或折枝花卉及折枝瑞果，碗底有山茶、灵芝、莲、宝相团花等。其中底刻山茶纹的口径最小，在１８厘米左右，而底刻灵芝纹的口径较大，在２７厘米左右。（２）菊瓣纹碗。侈口，腹斜收，圈足较窄。外腹壁均刻缠枝灵芝，近底部刻菊瓣纹。内底有刻折枝双桃、葡萄等三种花纹。菊瓣纹碗在刻花处理手法上似较随意一些，釉色也稍次，口径在２０厘米左右。（３）小碗。撇口，弧壁，圈足，少数呈“紫口”，有刻花者一般只在外壁刻饰缠枝花卉，内壁光素，口径一般在１１厘米左右。
５、大盘 大盘主要有菱花口折沿与圆口两种，还有一种为圆口折沿，仅发现一例。大盘的花纹种类非常丰富，计有２０多种，有些未见于传世完整器。（１）菱花口盘。花瓣有十二与十六之别，折沿，敞口，浅圈足。腹壁作瓜棱状，并由此型成十六（或十二）组开光，以此为基本单元刻饰花纹。折沿正反面边饰种类有卷草纹、杂宝、如意云纹、缠枝灵芝、姜芽海水纹、缠枝或折枝小花等，内外腹壁除变型莲瓣纹、莲托八宝等，大多为折枝花草果实，有牡丹、月季、菊花、山茶花、石榴花、栀子花、莲荷、萱花、水仙、灵芝、枇杷、荔枝、樱桃、桃子、葡萄、林檎等，盘底主题花纹有牡丹、仙桃、荔枝、樱桃、缠枝莲、一把莲、石榴、枇杷等。型制普遍较大，口径多在５０厘米以上。（２）圆口盘。敞口，弧腹，浅圈足，一部分盘底向上拱起，腹较浅。口沿正反面边饰种类有卷草纹、如意云纹、缠枝灵芝、缠枝或折枝小花等，内外腹壁除竹叶灵芝、姜芽海水纹外，多为缠枝或折枝花草果实，品种与菱口盘基本相同。盘底主题花纹除五爪龙纹外，有牡丹、仙桃、月季、芍药、木芙蓉、秋葵、葡萄、林檎、木樨、松竹梅、山楂、荔枝、一把莲等。规格大小比较多样，小者口径仅３１厘米，大者口径达７０厘米。
二、胎釉和器足等工艺特征
胎较厚重，并且呈底部胎厚、边缘薄状态，其中大盘、墩碗、梅瓶的胎都比较厚，而玉壶春瓶、执壶、小碗、菊瓣纹碗的胎却比较薄，可见其厚实程度根据具体器型而定。胎色较白，少数白中泛灰，胎质细腻。施多次釉，从其断面看，以施三层釉为多。大盘等口沿处均有囤积釉现象，型成一圈明显的自然厚唇状。梅瓶、玉壶春瓶、执壶等器物内壁釉较薄，并留有垂流痕。釉面均匀莹润，少数残器局部有开片，质感成熟沉稳，釉色青翠，也有粉青、灰青，少数呈黄色。
梅瓶、玉壶春瓶、执壶等器内胎体均有手工制作的旋坯痕迹，并削足垫烧，圈足底无釉，多呈火石红色。大盘、碗则裹足施釉，外底部一圈无釉，多呈火石红色。不少残底都还留有垫烧支具的痕迹，有些残底还粘附着窑具。我们收集到的瓷片中也有一些窑具，以盘型垫具为多，大小不等，型制稍有差异。此外，在考察窑址现场时还看到很多匣钵，有些型体非常巨大，证实这些大件器物乃是用匣钵覆盖烧造的。然发现一圆口折沿盘正面盘底中间竟粘有圆柱形窑具，颇令人费解。另外，我们在残片中还发现了刻有花纹的素烧坯，说明有些器物是经过素烧后再釉烧的。从修复的情况来看，这些官窑器型制巨大，由此也可见出当时烧制工艺水平之高。如执壶的柄腹之间用铆钉接合这一处理手法就非常高明，这样一来既稳固，又不影响美观，其烧造工艺之心思巧妙由此可见一斑。
三、纹饰特点
纹饰种类上以植物花果为主，其中牡丹纹有八种不同样式，数量最多。大部分纹样品种都是元代龙泉窑青瓷所没有的，尤其是折枝果纹，几乎未见于明代以前的龙泉窑器物。
刻工娴熟，刀法流畅，一般主线刀痕特别宽，并兼有工笔画的韵味，与民窑刻花的草率随意型成鲜明对比。且刻花与上釉融合得恰到好处，更显出花纹之精美。
在构图上也体现出精心的艺术构思与灵活性。主题纹饰与辅助纹饰搭配合理，花纹多而不乱，有层次感，整体性强，主题明朗。并结合具体器型配饰图案，如菱口盘的内外壁根据瓜棱状刻饰折枝花果，圆口盘的内外壁却通常饰缠枝花果，盘型较小则花纹布局简，反之则繁等等。
四、几点认识
１、与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器比较发现，目前发现的瓷片中，除梅瓶以外，其他四类与景德镇永乐官窑器的相似度最高，甚至能找出器型纹饰完全一致的实例。梅瓶在造型上虽然与景德镇永乐官窑器有差异，但花纹也能在永乐官窑器中找出同样的例子。另外，我们在窑具中发现其中一个圆柱形窑具表面刻有“戍年永字弍号”等字样，字迹不太工整，估计刻字之人识字不多，且干支中没有“戍”字，此“戍”字很可能为“戌”字之误，以天干地支纪年法推算，此“戍年”应该指永乐四年（１４０６丙戌年）或永乐十六年（１４１８戊戌年）。无独有偶，据悉，某藏家还收藏到刻有“永乐十二年”等字样的窑具，惜未能目睹证实。因此目前发现的明初龙泉官窑遗物很可能为永乐朝遗物，是否可将之定位为永乐瓷呢？当然，在窑址没有系统科学发掘之前，这个结论可能为时过早。
２、如果以明初景德镇各朝官窑特点为参照系，看待国内外明初龙泉官窑的传世完整器，明显以洪武、永乐为多见，尤其永乐一朝的存世量可能最多。近几年一些国际大拍卖行如苏富比和佳士得等推出的“龙泉官窑器”即以永乐朝为主，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修复的大盘一项就找到近十件相对应的完整器。而且这些永乐朝器物的纹饰构图布局等处理手法也很成熟，永乐一朝很可能为龙泉官窑的最盛时期。
３、通过以上特征分析，我们可以此为参照，并结合景德镇官窑器衡量出传世品中具有典型龙泉官窑风格的器物，为这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龙泉官窑器正名。如浙江盘龙２００５秋拍上的一只龙泉刻花盘应该是龙泉官窑器，该盘口径１８．３厘米，里外遍饰花纹，除内口沿下边饰为卷草纹外，盘底及内外腹壁均刻海石榴花，外底部一圈无釉，型制规整，釉层肥厚饱满。从其胎釉、纹饰风格及垫烧工艺看，与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的龙泉官窑器是一致的，而其器型与纹饰又与景德镇明成化至弘治年间的官窑青花器非常相似。此盘原为江西省文物商店旧藏，一直保存于官方机构。由于这种与明成弘治纹样相一致的器物极其少见，这件盘的出现对研究明代龙泉官窑的发展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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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官窑
新华网南昌１０月８日电（记者 张敏 李美娟）倾尽考古人员１０多年心血精心修复，１３０余件极其珍贵的中国明朝永乐官窑瓷器近日在景德镇重见天日，其中有首次面世的珍品和未见诸传世的孤品。
这批瓷器是陶瓷考古专家从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出土的成千上万的瓷器碎片中仔细修补完成的。在景德镇考古研究所与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共同努力下，《永乐集珍》——景德镇珠山出土明永乐官窑瓷器展也于国庆节期间在景德镇展出，这是中国首次举办永乐官窑瓷器的专题展览。
本次展览的１３０余件展品，每件都是由几十或上百块瓷器碎片组成，最多的一件古瓷是由４６０多块碎瓷拼接粘合而成的。这些被修复的瓷器包括有白釉三壶连通器、影青地刻海水青花龙纹罐、釉里红梅竹纹笔盒等未见诸传世的孤品，有集素雅与华贵于一身的白釉金彩器。而祭篮地釉里红龙纹高足杯、刻有“永乐二十一年”纪年的黑釉三足香炉、白釉瓷等均为首次面世的珍品。
展览甚至还首次推出了一批仿伊斯兰金属器的甜白瓷器，而且相当数量的瓷器能与伊朗一些重要的回教寺院和土耳其部分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品相印证。如为了满促伊斯兰世界的需要，永乐御厂生产了直径达６８公分的青花大盘、青花瓷壶和烛台等器物，这说明明初官窑不仅生产御用瓷，还能成批量的生产外销瓷，而且这些瓷器不仅是宫廷的日用之物，更是中国与伊斯兰文化交流的见证。据介绍，这批瓷器器型硕大而又充满伊斯兰风情，是明朝永乐皇帝为了郑和七下西洋而烧造的。
今年是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重大考古发现二十周年。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９年间，著名古陶瓷专家刘新园与考古工作者在景德镇珠山御厂故址的明初地层中，陆续发现印有“永乐年制”、“永乐元年”“永乐二十一年”等数以吨计的瓷器碎片，其中有白釉、红釉、黑釉、釉里红、青花和极为罕见的红、绿彩与绿地酱瓷等。
永乐皇帝即明燕王朱棣。他为巩固北疆曾横扫沙漠歼灭北元残部，继而又聚天下文人编撰《永乐大典》，保存了中国极为丰富的文化典籍；为了开拓更广阔的海外贸易，他派遣郑和率领舰队七下西洋，远航至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完）
近日，一批绝世官窑精品在埋藏五六个世纪后公开展出。人们在领略景德镇官窑瓷器这一中华文明瑰宝的独特魅力时，探寻古人的印迹，体会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和执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景德镇明清官窑瓷器在国际上的拍卖价格扶摇直上，迭创新高。去年，一件清乾隆粉彩花蝶纹如意耳尊和一件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在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会上分别以3304．5万港元和4404．75万港元拍出，两度刷新了中国官窑瓷器拍卖价的最高记录，令人叹为观止。
一个偶然的机会，官窑瓷器的故乡———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被发现，大批埋藏在地底的官窑瓷器碎片纷纷出土，比起传世官窑瓷器来，这些碎片的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过多年来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人员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官窑瓷器1000余件。
当年烧100件只留4件贡品，其余打碎掩埋——如今，推土机下抢救出官窑遗址
1982年春节，景德镇有关单位在市区珠山一带进行市政建设时，推土机突然掀出了一些瓷片。当时谁也没有在意，因为景德镇的瓷片实在是太多了。消息迅速反馈给了景德镇市陶瓷考古人员，他们纷纷放下热腾腾的饭菜，火速赶到了现场。经过仔细鉴别，考古人员认为可能是景德镇官窑遗址，当即要求工地停止施工。为了不遗漏绿豆大小的残片，考古人员用米筛对堆积区内的泥土统统筛选了一遍。由于发掘的瓷片较多，当时连存放的地方也没有，一些陶瓷考古人员只好把它们放到家里，请家人帮助清洗。困扰陶瓷研究学者多年的景德镇官窑遗址，就此逐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元代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御窑厂”，镇内官窑有58座，民窑达数百座，“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足见生产规模之宏大。明中叶以后，制瓷技术高超，产品精美，“为天下窑器之所聚”。景德镇作为皇家宫廷烧制瓷器的官窑所在地，历经元、明、清三代，直到辛亥革命才结束其使命。
景德镇官窑瓷器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制瓷工艺水平。明清时期，封建帝王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制瓷人才到景德镇，同时投入大量的财力。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全国技艺之精华，所产瓷器品种之多，色彩之丰富，工艺之精湛，历代民窑无法与之相比。明清两朝先后创制了五彩、青花五彩、珐琅彩、粉彩等，特别是清代，彩瓷取代青花瓷成为官窑瓷器的主流，并在色釉或彩瓷的烧制工艺上达到了顶峰。
著名古陶瓷专家、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介绍说，官窑烧制皇家瓷器不惜成本。据文献记载，官窑烧制100件相同的瓷器，只有4件是贡品。因为御用瓷器严禁流入民间，所以剩下的贡余品、试验品、废品等全部打碎并就地掩埋。现在把这些破瓷片挖掘出来有什么价值？刘新园认为：其一年代可靠，它们是鉴定传世明清官窑陶瓷的标准件；其二品种齐全，贡品送到皇宫后，现在流传下来的往往残缺不全，而官窑里掩埋的品种十分齐全；其三碎瓷片与窑炉、作坊遗迹、生产工具等一同堆积，便于了解整个生产工序，这为完整复原一些失传的工艺提供了可能。
考古人员要将10余吨残片拼合，就像棋迷下完棋要复盘一样——修复完瓷器后，满脑子都是瓷片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最近在市里的龙珠阁公开展览了一批修复完毕的明代永乐官窑瓷器。其中有白釉三壶连通器、影青地刻海水青花龙纹罐、釉里红梅竹纹笔盒等未见诸传世的孤品，有集素雅与华贵于一身的白釉金彩器。而祭篮地釉里红龙纹高足杯、刻有“永乐二十一年”纪年的黑釉三足香炉、白釉瓷等均为首次面世的珍品。记者还看到一个永乐青花梵文大勺，长33．5厘米，勺子上写满了梵文吉祥经文。还有青花龙纹大缸，高75．5厘米，是迄今出土的明代官窑瓷器中体积最大的一件。其腹部绘有两条双角五爪赶珠龙，隙地饰有流云，龙腾云飞，气势恢宏。
这些被修复的瓷器品类多样、造型丰富。可是有谁想到，把那些破碎瓷片拼接成瓷器要花费多大的工夫？考古人员在成千上万块瓷器碎片中多级分类、系列复原，其中最多的一件瓷器竟是由460多块碎瓷拼接粘合而成。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白光华在这一行里工作了22年。他说：“光有耐心还不够，还要感兴趣。修复瓷器，就像一个棋迷下完棋要复盘一样。修复完瓷器后，满脑子都是瓷片。常年如此，自己的审美观也发生了一点扭曲，在我眼中总感觉没有一件完整的瓷器。”
白光华说，官窑里的每件瓷器都有寓意，瓷器里透露着很多工艺信息。“比如一件永乐青花海浪仙山双耳三足炉，瓷器上的寿山福海是有明显寓意的。在复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口沿是空的，三足是拼接起来的。这就为我们了解古代的工艺打开了一扇重要窗口。如果光从外表看，你很难掌握它的工艺奥妙。”
一次考古，竟修复400余件明代成化斗彩———迄今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御瓷生产遗址，魅力毋须多言
10多年来，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就景德镇的出土陶瓷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对明代宣德官窑烧制的蟋蟀罐的研究很有意思。1982年，考古人员在珠山中路官窑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明代宣德官窑瓷片。在整理出土的青釉瓷片时，拼合出一个鼓形盖罐。该罐直径13．2厘米，高9厘米，通体挂淡青釉，并有细小纹片，口沿露胎处呈淡红色。刘新园考证，此盖罐为明代宣德年间的蟋蟀罐。1993年，官窑遗址中又发现了几处呈窝状堆积的青花残片，经过复原全部都是蟋蟀罐。这些蟋蟀罐的圈盖的内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单行青花楷书款。
明代宣德皇帝爱好蟋蟀的记载，大都出自晚明时期的野史笔记，无实物可考。刘新园认为，景德镇官窑遗址出土的蟋蟀罐，证实明宣宗确有蟋蟀之好。他还考证出，景德镇明代官窑在宣德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没有烧造虫罐，清宫藏瓷中的1774件宣德瓷器里也不见蟋蟀罐，与宣德帝猝死后，执掌大权的太皇太后张氏有关。张氏执政后有“罢去玩好之物”的诏令，斗虫与养虫之风在紫禁城消逝，因而清宫藏瓷中就不见该类遗物了。
仅一个小小的蟋蟀罐，就考证出许多宫廷旧史。官窑瓷器之于研究的魅力已毋须多言。
作为世界上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宫廷御用陶瓷生产遗址，珠山官窑遗址里修复的这些瓷器弥足珍贵。其中，明代洪武官窑青花瓷据统计传世品仅40余件，而考古人员竟修复出70余件；明代成化斗彩器全世界公私收藏不足200件，而考古人员竟修复出400余件。
目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目前正在对窑址进行新一轮的清理发掘。一批珍贵的瓷片有望重见天日。这将使得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
与此同时，景德镇历届市委、市政府也十分重视对珠山官窑遗址的保护。去年12月底，位于窑址上方的景德镇市政府已经整体搬迁，腾出空间保护官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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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考古新发现
“龙泉窑在明代时曾经为宫廷、为中央政府生产官方用瓷！”
昨天上午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瓷器研究专家、考古泰斗展开激烈争论，直到傍晚，才正式向外界传达结论。
这个观点改变了人们对龙泉青瓷的传统看法，若要简单地从经济价值上考虑，一些私人收藏的龙泉青瓷价值将比以往大大提升。
而对沈岳明和秦大树两位直接指导考古的负责人来说，近一年的奔走挖掘，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改写历史的瓷片
事实上，引发这次争论的仅仅是几个小瓷器碎片。
大约是2005年春节那段日子，在龙泉市南部山区的农田里，几个农民挖出了一些小瓷器碎片。
“你们知道吗？当我看到这批碎片的时候，我呆住了。”龙泉博物馆副馆长杨冠富说，他是三天后看到这些碎片的，这个自认为对龙泉每一处窑址都了如指掌的当地研究人员此刻陷入沉思，因为以往发现的龙泉青瓷很少有这样的器形、这样的纹饰，莫非这是传说中的……
在没有证据前，他不好乱下结论。没多久，这些瓷器碎片又送到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沈岳明的手里。作为专业考古人员，沈岳明也常年致力于瓷器研究，当看到这些瓷器时，他同样是眼前一亮，经过仔细辨别，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以及制作工艺等等，都是非常罕见的，其价值超过了以往见到的。
莫非一个百年悬案就要在这些小瓷片上慢慢揭开？沈岳明和他的同事们脑子里浮现了这个想法。
■一个百年悬案
龙泉青瓷，举世闻名。但龙泉窑究竟是不是官窑？如果是，那当年的烧造地址在哪里？另外，龙泉窑是不是到明朝就衰落了？这成了近一个世纪以来龙泉青瓷的悬案。
为什么研究界对官窑身份如此看重？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的话来说，“官窑是专为宫廷和官方生产瓷器的地方，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显然，瓷器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代表，是否是官窑烧出的产品，无论对一个地方还是对瓷器研究来说，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龙泉青瓷研究领域，一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龙泉窑在宋、元时期是高峰期，生产了大量价值不菲的瓷器，但到了明代，就慢慢衰落了。为什么这么认为？因为没有发现像官窑样的具体窑址，以至于每次在考古中发现些价值较高的龙泉青瓷，常常被判定为元朝的产品。
现在，眼前的几个碎片，让人们意识到，这几个瓷器碎片出土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明代官窑的窑址？
“是不是官窑，挖了才知道。”沈岳明说。
■4个月的挖掘
几块碎片一下子让陶瓷界将目光对准了龙泉这个地方，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2006年9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和龙泉市政府联合组织了一支13人的考察队，正式进驻瓷片发现地：小梅镇大窑村附近的枫洞岩窑址。
前天，作为考古队队长，沈岳明向与会的专家学者介绍了4个月的挖掘情况：此次挖掘除了挖出了窑炉遗迹和房屋遗迹等遗迹外，共出土了完整和可复原的器物近万件，这些器物，让考古人员马上联想到公认为明代官窑的景德镇的产品，“造型和纹饰和景德镇的都一样，是一个图纸下生产出来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秦本人也是本次考古队的负责人。
而且，有的器物上还有明显的五爪金龙，且带有“永乐”这样的明朝年号，让人们马上就能分辨出这是明朝生产的。
但奇怪的是，出土的东西里，有些瓷器碎片还有很多民间的痕迹，例如，有的瓷器片上写有“顾氏”、“王氏”这样的字眼，显示出民窑的痕迹。
■官窑民窑之辩
在昨天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陶瓷研究所所长权奎山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龙泉窑基本属于民窑的性质，但它给宫廷烧过瓷器。”
权奎山表示，官窑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有独立的作坊，独立的管理机构，由宫廷派官，经费由中央负责解决，产品直接供宫廷和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调配和使用，不作为商品来出售，“依此来看，龙泉窑显然还不具备这些情况，跟景德镇不一样。”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也基本赞同这个观点，他看了出土的器物后表示，“出土的器物和景德镇的官窑产品几乎一致。”
龙泉窑是民窑，但是承接了官府的订货，为明代中央政府生产过官方用瓷，这个观点得到了更多专家学者的认可。最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在宣读专家论证的意见时，也采用了这个观点。
专家组认为，以往对明代龙泉窑的生产情况很不清楚，大多认为明代龙泉窑已经衰落，这次挖掘，使人们重新认识了龙泉窑的生产规模和水平，明代是龙泉窑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
至此，困扰青瓷研究的一个百年悬案终于有了个说法。
■郑和带到非洲的青瓷是明朝的
“这是中国青瓷发展的最后一个亮点。”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张浦生表示，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带去了很多龙泉青瓷，因为龙泉青瓷厚重，在船上可以起到压舱的作用，减少风浪颠簸。
这意味着以往被认为是元代的一些产品，现在要重新审视。
就在龙泉考古发掘期间，秦大树曾经受国家文物局的指派，到肯尼亚研究发掘当地的一批中国古代瓷器，因为那里发现了数以万计的中国龙泉青瓷。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许多专家学者也倾向于认为那是元代的龙泉青瓷。“现在看来，应该是明代早期的。”秦大树表示。
“现在来看，非洲的这些瓷器很有可能就是当年郑和带去的，虽然没法肯定，但时间是吻合的。”
■龙泉窑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此次考古发掘取得的成果，让考古界的专家学者倍感欣慰。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表示，龙泉窑的工艺水平从这次考古发掘来看，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国家已经将越窑列入申遗名单，作为越窑继承和发扬者的龙泉青瓷，也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民族没有文化就没有灵魂，我们应该保护好我们的文化，我觉得龙泉窑完全应该申遗。”
龙泉考古新发现 有望改写中国陶瓷史
2007-01-24 本报记者：余靖静 来源:经济参考报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龙泉青瓷，因为中国东南部山区的一项考古发掘，“身世”发生了变化。
中国考古学家本月20日宣布，作为中国青瓷的“集大成者”，中国龙泉青瓷的制造水准在明朝达到了第三次高峰。“这改变了以往考古界的一个判断——认为龙泉青瓷在经历了北宋、南宋两次辉煌后，明朝时已经衰亡。”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苹芳说。
这一结论的根据来自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和浙江省龙泉市博物馆联合进行的一次考古发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间，他们对浙江省龙泉市境内的大窑枫洞岩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
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本次考古队队长沈岳明介绍，1600平方米的发掘现场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尤其是出土了多件纪年为明代初年的瓷器。其特点为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精美程度是以往龙泉窑瓷器中少见的，不少瓷器的特征还与明初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官窑器物十分相似。“这些瓷器证明，明代的龙泉窑非常兴盛。”徐苹芳说。
结合文献资料，考古学家们推断，由于精湛的技艺，龙泉窑被明朝政府选中，开始烧造宫廷和官府使用的瓷器。除此之外，龙泉青瓷还走向了世界。“它被用于官方的赏赐，或者馈赠给外国使团，或者由中国使节带去外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在土耳其托普卡比宫的收藏中，在非洲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里，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同时，本次出土的明代龙泉窑瓷器还为研究中国古代生产关系提供了例证。徐苹芳说，在古代中国，宫廷要使用全国最好的瓷器，因此对其制作的要求十分严格。龙泉窑一直是一个民间窑，却受到当时政府的青睐，按照统一规定的样式、花纹去制作瓷器，有利于研究中国古代手工业形态从“民”到“官”的变化。
“龙泉青瓷影响世界。”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说，被称为“母亲瓷”的青瓷是中国历史最早的瓷器。龙泉青瓷则是中国晚期的代表品种。作品主要以独创的粉青和梅子青釉色著称于世。世界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和个人都藏有中国古代龙泉青瓷。在国际艺术品拍卖会上，龙泉青瓷也屡屡拍出高价。
据悉，大窑枫洞岩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将于2008年出版。徐苹芳说：“中国最早的青瓷——越窑瓷正在代表中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而作为中国青瓷的后期代表，龙泉青瓷在经过进一步研究后，也完全可能冲击‘世界文化遗产’名号。”
Posted by limz at 12:09 AM | Comments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