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山城中

古今評論　　　
泰南半島和印尼群島古航線及文化變遷
轉載自【聯合書報攤】
2004/11/09
作者：陳鴻瑜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02期】
　 　最近因為中國為了開發其西南邊疆，有意與日本和泰國合作開發克拉(Kra)運河，此議一出，立即引起各方關注。其實開發克拉運河已非新議題，早在一九六 ○年代泰國政府即曾倡議，擬邀請日本和美國財團共同開發，因未獲馬六甲海峽周邊國家的支持以及資金和技術的限制，此計畫歸於夭折。一九八二年，泰國政府重 提此議，設立「克拉地峽建設計畫委員會」，該項計畫包括開鑿克拉運河以及泰南區域開發。但後來泰國政府為了與東協的馬國、新加坡維持友好關係，以免因為開 發該運河而影響該兩國的經濟，所以又將該計畫束之高閣。後來在一九九○年代，日本亦提出開發克拉運河之議，主因是日本有許多商船、輪船往來於中東國家和日 本，如能開鑿該運河，將能使日本船隻不必繞道馬六甲海峽而降低成本，蒙獲利益，後來又因新加坡等國反對以及泰國人民迷信一旦開挖該運河，將使泰國分裂成為 兩部分，對泰國國運有影響，故該案最後無疾而終。
　　在泰國南部馬來半島（本文為行文方便稱泰南半島）上最窄的地點是從尖噴(Chumphon)到安達曼海一帶，約僅八十公里左右。在公元前一世紀以前的未知年代，該地帶人民即透過步行越過該半島，然後乘船而往來於印度和東南亞其他地區，甚至到中國。
泰南半島文明的形成
　 　據目前的研究所知，從中南半島沿岸到泰國南部、馬來半島靠近暹羅灣一帶，約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即有民族居住，他們來自何地，無法知道。從考古發現，他們 大都屬於穴居，使用石器，例如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越南的東山銅鼓文化、泰南的佛統(Nakhon Pathon)、烏通(U-Thong)、猜耶(Chaiya)、西勢洛坤(Nakhon Si Thamarat)等地都發現使用石器的土著民。至公元前一到二世紀，對於這一地帶人類，已可辨別出屬於何種種族，例如越北為越族、越南中部為占族、越南 南部到柬埔寨本部為高棉土著族（可能為印度尼西亞種族）、泰國南部從華富里(Lop Buri)到猜耶一帶為蒙族(Mon)、從佛統到緬甸南部也是蒙族、從猜耶到馬來半島為沙蓋族(Sakai)、西蠻族(Semang)、西諾伊族 (Senoi)、耶昆(Jakun)，泰族則分布在湄南河河谷。這些族群進化程度不一，有些已發展出更為近代的文化，例如蒙族和高棉族，但有些卻仍然停留 在森林地帶或者依然過著狩獵生活，例如沙蓋族、西蠻族、西諾伊族，他們屬於小黑人族群。
　 　上述諸族群因為與外來族群共居、衝突和融合而形成新的族群。例如中國秦朝在公元前二一四年入侵越北，越族往南發展，侵逼占族的居住地。泰族從泰北沿著湄 南河南下，占領蒙族土地，並逐漸與蒙族融合。泰南半島上的最重要的外來族群是印度人。印度人是在哪一個年代移入泰南半島，並無確實的文獻可稽。而印度人向 東發展，並沒有在佛統一帶建立據點（因為佛統一帶是蒙族和泰族混居的地區），而是在更東邊的扶南（今柬埔寨），根據中國文獻《梁書》的記載，來自印度的婆 羅門(Brahmin）的混填與扶南女王柳葉通婚，「生子分王七邑」而成為扶南國。柬埔寨的歷史也說其祖先Preah Thong係來自印度，搭船航行至柬埔寨，與當地公主結婚，繁衍後代。從而可知，約在公元第一世紀左右柬埔寨的土著與印度人（包括商人、傳教士和旅客）混 血而形成以後的高棉族。
　 　據布里格斯（Lawrence Palmer Briggs）的著作，扶南的范錫曼(Fan Shih-man)是在公元二○五至二二五年統治扶南，他征服高吧(Takaba或Takala)和盤盤一帶，將該地置於扶南的附庸地位。高吧和盤盤都位 在泰南半島。泰國學者黎道綱認為盤盤在今泰國南部的蘇叻他尼(Surat Thani)。
　　當時的高吧和盤盤是旅客和商人從印度過來轉往扶南的重要港口，很多印度人在此兩港口定居，他們因與扶南有血統關係，所以扶南文化在該地區發揚傳播，而與該地北方的蒙族控制區──佛統──形成不同的文化風貌。
　　至第四世紀時，《梁書》又記載同樣的故事，即有印度婆羅門從印度到盤盤，再從盤盤到扶南，被迎立為王。
　　從上述兩則故事中可以知道，大概在公元第一世紀到第四世紀期間印度人就相繼來到柬埔寨，他們是如何從印度到達柬埔寨的？文獻並沒有詳細的記載。不過，從印度婆羅門先抵達盤盤，可以判斷他是先搭船到泰南半島西海岸，再步行越過半島，然後再乘船至扶南。
　 　有關此一路線，可從《漢書》〈地理志〉見到端倪，該書說在公元前一世紀漢武帝時，曾派遣使節前往諶離國、夫甘都魯國、黃支國和已程不國。這些國家都位在 泰南馬來半島上。印度人乘船從恆河口往東航行，沿著緬甸海岸航行，經過馬達班(Martaban)、土瓦(Tavoy)、墨吉(Mergui)、高吧、吉 打(Kedah)等地，因為商人、旅客和傳教士往來，而使這些地點發展成為港口城市。在公元前第一世紀以前，印度人從高吧越過泰南半島抵達東岸的蘇叻他 尼。
　　在經過一段時間後，蘇叻他尼也發展成一個港口城市，該地的人民乘船往南邊和北邊發展，而以往北航行較具商業價值，因為該條航線可以往泰國南部、柬埔寨等地，甚至遠到中國做生意。往南邊發展的，就形成單馬令，現在叫西勢洛坤。甚至更遠到爪哇和蘇門答臘。
　　除了該一條路線外，在公元後大秦人（按指東羅馬人）則是從南印度航行到緬甸南部的卑謬(Prome)、庇古(Pegu)、馬達班、坦那沙林(Tenasserim)越過泰南半島抵達暹羅灣的巴蜀(Prachuap Khirikhan)。在公元第一世紀初葉，下緬甸的卑謬是驃國的首府，當時是位在伊洛瓦底江的下游，距離海口只有數英里，因為還未形成像現在的三角洲。因此從印度過來的船隻，會停靠在卑謬，然後南下到坦那
沙林。公元一三一年，羅馬帝國人即乘船沿印度海岸抵達坦那沙林，然後從該地越過泰南半島，到暹羅灣，繼續前往中國。公元一六六年，另一個羅馬帝國商人亦走同樣的路線到中國。布里格斯亦認為羅馬人走上述路線在一六六年到中國。
　　印度學者密沙普（Patit Paban Mishap）亦認為除了從高吧到猜耶的陸路路線外，尚有一條係從土瓦（Tavoy）越過三佛塔通道（the Three Pagodas Pass），然後經由坎布里河（Kanburi River）到湄南河（Menam）谷地。
　 　在第二世紀，羅馬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可能亦是循上述諸路線前往中國。《後漢書》曾記載：「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諸香、石蜜、胡 椒、薑、黑鹽。東漢和帝時(公元八九～一○五年)，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一五九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後漢書》 〈大秦傳〉說：「大秦國，……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公 元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us)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從公元前第一世紀到公元後第三世紀上半葉，泰南半島的東西交通路線是越過泰南半島，位在該半島東西兩岸的先後形成的重要城市有西岸的馬達班、毛淡棉、土 瓦、墨吉、坦那沙林、高吧、吉打，東岸的蘇叻他尼、西勢洛坤、巴蜀、佛統等城市的出現。這些港口城市都是位在泰南半島的中部，在泰南半島南部、西南部和東 南部則尚未出現城市，顯示人口係從兩個方向移動的，一是從蘇叻他尼或西勢洛坤、宋卡、北大年等往南部海岸地帶移動；另一是從高吧、吉打往南邊移動到達馬來 半島的南端。
　　泰南半島的人民，至何時才知道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是一個半島？這是一個有趣且重要的問題，因為知道泰南是一個半島，就可以繞過半島重新找出新航路。
何時知道繞越馬來半島的航線？
　 　馬來半島既然有國家雛形出現，當地人若繼續航行到蘇門答臘，並非不可能。故引起注意的問題是蘇門答臘何時出現國家？在《後漢書》曾記載在東漢順帝永建六 年(一三一年)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遣使到中國。法國學者伯希和(Pelliot)認為葉調如古爪哇語Yawadwipa，也類似梵語的 Yavadvipa，故葉調應在爪哇。不過，蘇繼卿認為葉調(Yavadvipa)位在蘇門答臘東部。印度學者B. R. Chatterji認為葉調即是東晉時期法顯所經過的耶婆提。葉調國的出現，與托勒密在公元一五○年撰書的時間很近，托勒密應該從旅人或商人知道葉調國這 個國家。
　 　在印尼史的著作中，都認為居於統治地位的印尼人係來自印度，葉調國能形成一個國家並遣使到中國，應該有一段時間。其在中國古籍中出現的時間較泰南半島的 國家為晚，果如是，葉調國的人民難道是從泰南半島航行而移去的嗎？還是它本身為原生土著部落？抑或與印度人通婚混血而形成的一個新國家？由於中國古籍對於 葉調國語焉不詳，無從判斷它的屬性。筆者在後面會討論耶婆提的位置，如果葉調即是耶婆提，則它應位在西爪哇的萬丹(Banten)。
　 　葉調國的使節是如何航行到中國的？在中國古籍中並沒有提及。不過，以當時的船隻性能以及已知的航行路線，很可能是沿襲以前漢朝時的路線，貼著海岸航行。 因此，葉調國的使節可能是從西爪哇出發後，沿著馬來半島南端、東岸，北上至北大年、西勢洛坤、蘇叻他尼、猜耶、泰國海岸、扶南、林邑、越南，最後到中國。
如果上述推測可靠的話，則當時的船員應該也知道可以從高吧、吉打經過馬六甲海峽到葉調國。換言之，在公元一三一年時，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的人應已知道繞過 馬來半島的航線。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是人口的移動，從爪哇地區的印尼人（或稱為馬來人）開始移動到馬來半島東海岸，可以從他們今天分布的情況，瞭解這種人口 移動的方向，亦即越往馬來半島北部馬來人人數越少，其與泰人交會的地點在北大年、宋卡一帶，在西勢洛坤和蘇叻他尼也有少數的馬來人。從此可以看出來，在馬 來半島東岸的馬來人是從爪哇島或蘇門答臘島移去的。
何時越過孟加拉灣？
　 　希臘航海家Hippalus在公元第一世紀發現季節風後，改變了航行的技術，船隻可以更迅速的利用風向和風力航行越過更寬廣的海洋，不必再像以前一樣沿 岸航行。密沙普說：「受到Hippalus發現季節風的影響，羅馬船隻才能直接越過印度洋到印度西海岸。在印度東海岸的Palura港才扮演重要的角色。 從Arikamedu來的船隻，越過孟加拉灣，進入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刺激印度商人沿著馬來半島航行，尋求新貨物。」密沙普的說法點出了南印度人利用季節 風航行到緬甸南部，再前往馬來半島，而不是直接從南印度越過安達曼灣到達馬來半島。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當時的船隻還不能離開海岸太遠，仍須貼著海岸線航 行，而季節風只可能使得船行速度加快。
　　古埃及亞力山大王(Alexandria)時期的希臘地理學家 托勒密(Klaudios Ptolemy)在公元一五○年的著作《地理導覽》 (Guide to Geographia）中曾提及爪哇，他稱之為Iabadij，梵文為Yavadvipa，即是耶婆提，意為產粟米之島。又指出馬來半島西側的 Tacola是一個大港口和商業城市。這應該是西方人首先知道有馬來半島。G. E. Gerini認為Tacola位在現在的高吧（Takua Pa）。
　 　托勒密的書記載了印尼群島，包括耶婆提島、沙巴迪巴(Sabadibar)（即蘇門答臘）、巽他(Sinda)和巴魯斯(Barussae)等島。根據 路士西里（Girollamo Ruscelli）於一五六一年重新繪製及修改的托勒密地圖，將這些島畫在今天印尼群島的位置上，但地點有錯誤，例如巽他島的位置在巴魯斯的南邊。而且將 沙巴迪巴、巽他和巴魯斯分為三個小島群，也是錯誤。這種錯誤，到底是出於後來繪製地圖的人，還是原書記載的錯誤，無從知道。無論如何，顯然在托勒密之前已 有人知道有馬來半島和其他島嶼存在，他才能根據有關的書籍和旅客商人的情報，繪出該半島及附近的地形。
儘管季節風的發現，以及船隻性能的改進，不過，直至第三和第四世紀，可能大部分的船隻還是沿岸航行。至於船隻何時能越過暹羅灣以南的南海、從蘇門答臘到南印度的安達曼海，要到第五世紀時才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法顯時代的航海突破
　 　法顯是東晉時代的和尚，受到當時陸上絲路從印度傳來的佛教的影響，他也跟隨前人的腳步，在公元三九九年三月從長安出發前往印度求法，在印度居住十年後， 他順著恆河往東航行，然後從恆河口往南航行到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在四一一年八月從師子國啟程返國。足見當時已有航線從師子國航行到耶婆提，惟不知始於 何時。他把這一段行程記載在《佛國記》一書中。該書說：晉安帝義熙九年(四一三年)九月，從師子國東行返回中國，……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 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大風……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如是九十日 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門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齎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 東北行，趣廣州。
　　據《佛國記》的記載，法顯從斯里蘭卡出發後十五天，抵達一個小島，然後再航行九十天抵達耶婆提。關於耶婆提的位置，有不同的看法，而以位在爪哇的可能性最大。
　 　其次，從語音來看，耶婆提與稍晚在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四三五年)秋七月辛酉，遣使到中國的闍婆娑達國、闍婆國、闍婆鈔達、闍婆達國是否為同地而異譯？這 四個國家分別由不同的書記載同一年同一件事。清朝張廷玉撰的《明史》即說：「闍婆，古曰闍婆達，宋元嘉時，始朝中國。唐曰訶陵，又曰社婆，其王居闍婆城。 宋曰闍婆，皆入貢。」此後以闍婆為國名載諸史籍者較多。筆者據此僅能假定這四國是同一國家，也是耶婆提同音異譯。
　 　第三，孟加拉灣的季節風，從四月到十月吹西南風，十月到隔年四月吹東北風。法顯是在九月出發，如《佛國記》中說的是順著信風，他可能在十一月中旬抵達耶 婆提，在耶婆提停了五個月，再於隔年四月十六日啟程返中國。他先抵達的小島，可能是尼可巴群島(Nicobar)。以後的九十天的航程，取何路線，並不清 楚。但可以肯定的，從尼可巴群島到蘇門答臘島不須航行九十天。因此，他所航行的路線一定超過蘇門答臘。
　　他從尼可巴群島往東航行，有三條航線，一條是經過馬六甲海峽，再分為兩條航線，一條是繞經馬來半島南端，往北沿著海岸航行；另一條是直接越過蘇門答臘到達爪哇。第三條是經過蘇門答臘西海岸的印度洋航行。
　 　首先，如果法顯是經過馬六甲海峽，則可能如泰國學者拉加尼（Mom Chao Chand Chirayu Rajani）所說的是航抵泰南的猜耶。他認為從法顯搭的船被風吹到赤道以南，經過巽他海峽(Sunda Straits)到達爪哇，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進入赤道以南的無風帶，船隻無法航行到中國。因此，耶婆提可能位在馬來半島東海岸，才能利用季節風航向中 國。加拉尼之所以做此論點，主要的理論出發點是他極力主張泰南的猜耶是當時馬來群島的文化中心。他甚至認為在第七世紀興起的室利佛逝國是位在猜耶，而非在 蘇門答臘的舊港。
　 　第二條航線是經過馬六甲海峽，越過蘇門答臘，繼續往東航行到爪哇島，由於會經過赤道無風帶，所以航速減緩，另外就是遇上暴風雨或天氣變壞，以至於花了九 十天才抵達港口城市耶婆提，又稱為闍婆達的地方。闍婆（闍婆達）在何地？在第五世紀的爪哇港口中，以對外聯繫和貿易的便利性而論，還是以萬丹港口為耶婆提 所在地的可能性最大。而萬丹是呵羅單國王都所在地。「宋文帝元嘉七年(四三○年)，呵羅單國治闍婆洲。」呵羅單國可能發源於今天的雅加達，後來控制萬丹及 西爪哇地區。
　　第三條航線是航經蘇門答臘西海岸的印度洋，同樣會經過赤道無風帶，以至於使得船行速度減緩，同樣可能是遇上暴風雨或天氣變壞，花了九十天繞經蘇門答臘島南端後，進入巽他海峽，停靠在該海峽出爪哇海右岸的港口萬丹港。
　 　第四，法顯假如是從萬丹港返回廣州，而且知道從萬丹到廣州的航程須「齎五十日糧」，足見當時已有定期航線，知道此一航程須準備多少糧食。而該一航線是走 過去馬來半島東岸的沿岸航線呢？抑或是直接從萬丹越過南海，經林邑、交阯外海到廣州？我們可以從他說：「東北行，趣廣州。」以及後來船隻航行都沒有靠岸的 記載來判斷，可能是直接越過南海。
　　第五，《佛國記》的記載也透露出西爪哇地區宗教文化變動的情形。法 顯在《佛國記》中說：「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門不足言。」法顯說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指的是法顯本人信仰的是「正道」的佛教，因此他 稱婆羅門教為「外道」。換言之，當時萬丹流行的是婆羅門教。
　　根據《宋書》的說法：「宋文帝元嘉七年 (四三○年)，呵羅單國治闍婆洲。」意即在四三○年闍婆達變成呵羅單的屬國，而呵羅單為佛教國家。「宋文帝元嘉十年(四三三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 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穩，三達六通為世間導，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為子所篡奪。」
　 　至「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四三五年)，闍婆達國國王師黎婆達阿陀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穩，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 覺，轉尊法輪，度脫眾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這是闍婆達國最後一次遣使中國的記載，以後很可能完全被呵羅單滅國，而該國在被呵羅單統治後，也跟著改 信佛教。
　　第六，法顯從師子國航行到耶婆提，在耶婆提等待信風，而且知道從耶婆提航行到廣州，須費五十 天時間，最重要的，有二百多位商人搭乘，這樣的航行，不可能是臨時安排的，而很有可能是當時固定的航線。此可以從《南史》的記載找出蛛絲馬跡。「宋文帝元 嘉七年，呵羅單、林邑、呵羅他、師子等國並遣使朝貢。」表面看起來這四個國家同時遣使朝貢，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在過去亦有海外國家同時遣使朝貢的記載。但 仔細思考這四國為何會同時遣使朝貢？以這四國分別散在不同地理區域，而當時交通不便，在沒有良好通信設施的情況下，這四國聯絡同時遣使，幾乎是不可能的 事。因此，最大的可能是這四國剛好位在同一航線上，即船隻從師子國出發，繼之航抵呵羅他、呵羅單和林邑，這些國家的使節即搭乘同一艘船聯袂到中國朝貢。
　　無論如何，法顯的航程記錄，對當時的航海事業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也讓世人知道在第五世紀時，人類已可以從南印度越過安達曼海以及從西爪哇越過南海航行到中國。
隋朝遣使到泰南
　 　隋文帝仁壽末年，即在六○四年授劉方為驩州道（今義安）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略林邑。煬帝大業元年(六○五年)，毀林邑城擄掠而歸。漢武 帝在征伐日南後隨即遣使到泰南，隋煬帝的作法也是一樣，在侵伐林邑後，接著遣使到泰南。根據《隋書》的記載：隋煬帝大業三年十月，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 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拔多洲，西與林邑相 對，上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茲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經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 擊鼓，以樂隋使，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
　　根據前文的一句話「西與林邑相 對」研判，陵伽拔多洲可能是越南中部廣義外海的廣東群島(Cu Lao Re)，又稱外羅山，該地為船隻沿越南海岸航行必經之地。李金明認為師子石是新加坡，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後面有一句話「西望狼牙須國之山」，而「狼牙須 國」，即「狼牙修國」，位在泰國南部宋卡、北大年到馬來西亞北部的吉打之間，所以船隻航行不可能已抵達新加坡。因此，師子石應該是位在暹羅灣靠近泰國南部 克拉地峽東南方的斗島（龜島）。「自茲島嶼連接」，可能是指接著在南方的攀根島、蘇梅島、安通島等島群。從海上往西可以看見「狼牙須國之山」，應是指那坤 是貪瑪力山脈(Nakhon Si Thamarat)的廊班芝山(Kh. Hnoung Benche)以及南邊的鑾山(Kh. Luang)，前者高一九七五公尺，後者高一七八一公尺，因此很容易從海上看到它。雞籠島，應是位在廊班芝山和鑾山外海的島嶼。
　 　常駿的船隊進入赤土的國界，就有赤土國王遣三十艘船歡迎，足見常駿抵達的地點可能是一個港口，此一港口可能是今天泰國南部的宋卡或北大年。而以北大年的 可能性較大，因為根據《北史》的記載：「赤土國，……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婆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以地理方位來看，北大年北方 面海，而宋卡係東北方面海。
　　根據《梁書》的記載，「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因此，常駿應是從北大年步行了三十多天到達吉打。泰國出版的著作亦認為古代從北大年到吉打有一條古道。
　　換言之，直至第七世紀，泰南半島尚有兩條路線可以越過半島，一條是從蘇叻他尼到高吧，另一條是從北大年到吉打。這些城市除了成為商業中心外，亦成為文化傳播中心，主要的宗教文化是深受印度影響的婆羅門教和佛教。
　　此外，在隋朝，泰南和印尼群島一帶也陸續出現一些新國家，例如丹丹國、多羅磨國。丹丹國即馬來半島東岸的吉蘭丹。多羅磨(Taruma)，位在西爪哇的雅加達，可能是繼呵羅單以後成立的新國家。
室利佛逝的興起成為改變航路的關鍵
　　在中國文獻的記載，在蘇門答臘島上最早出現的國家應是元嘉十八年(四四一年)，有斤陀利國遣使到中國，斤陀利國就是宋孝武世(四五四～四六四年)的干陀利國。
　　干陀利國位在何處，也有不同的看法。明朝張燮的《東西洋考》說﹕「舊港，古三佛齊國也，初名干陀利。」從而可知，干陀利是位在舊港。五六三年是干陀利國最後遣使到中國的年份。以後發生了何事未再至中國朝貢，無從知道。
　 　干陀利國再度在中國文獻上出現的時間是在六七○至七四一年，國名則改為室利佛逝(Sri-vijaya)。中國和西方的學者都認為室利佛逝位在今蘇門答 臘，首府在巨港（舊港或稱巴鄰旁）。泰國學者拉加尼則認為室利佛逝的首都在泰國南部的猜耶。此一說法不甚可靠，不過，很有可能猜耶曾是室利佛逝的屬國，該 地佛教興盛。
　　義淨和尚在唐高宗咸亨二年(六七一年)航海到室利佛逝國，停留六個月，學習印度梵文，再 前往末羅瑜國，停留二個月，再前往羯荼（今吉打），轉往印度。此一行程記載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唐高宗咸亨二年，[義淨] 坐夏楊府，初秋忽遇龔州使君馮孝詮，隨至廣府，與波斯舶主期會南行。……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番禺，指鹿園而遐想，望雞峰而太息。……未隔兩旬，果之佛 逝，經停六月，漸學聲明，王贈支持，送往末羅瑜國。復停兩月，轉向羯荼。至十二月舉帆還乘王舶，漸向東天矣。從羯荼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向東望岸，可一 二里許，但見椰子樹、檳榔林森然可愛。……十載求經，方始旋踵言歸，還耽摩立底。未至之間，遭大劫賊，僅免剚刃之禍，得存朝夕之命。
　 　〈義淨自述〉中說，他是在十一月離開番禺，「未隔兩旬，果之佛逝」，也就是不到二十天就到室利佛逝。而在〈無行傳〉中卻說，他是在「一月到室利佛逝 國」，換言之，從十一月到隔年一月才抵達室利佛逝，因為不知道出發和抵達的時間是在月頭或月尾，故最低估計他至少要花一個多月到二個月才抵達室利佛逝國。 這二者之一的敘述可能是不正確的。
　　根據宋朝歐陽修、宋祁所撰的《新唐書》的記載：「廣州東南海行，二 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山在環王國東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 又一日行，至古笪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硤，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佛逝國東 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南中洲之最大者。」從這段話可知，從廣州航行到室利佛逝的時間約為十八天半。《宋史》亦記載：「三佛齊國汎海使風二十日至廣州。」 因此，〈義淨自述〉中所講的「未隔兩旬，果之佛逝」是可靠的。
　　另外根據《新唐書》之記載，「盤盤，在 南海曲，北距環王，限少海，與狼牙脩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從而可知，從交州航行到盤盤要四十天，如再加上從廣州航行到交州，約五天，合計約在四十 五天左右。此一航程頗符合到達猜耶的時間。不過，從前面引的「廣州通海夷道條」的記載，船隻航行進入一個海峽，此一海峽就是新加坡海峽，「北岸則羅越國， 南岸則佛逝國」，羅越國就是柔佛，而位在海峽南邊的「佛逝」就是室利佛逝。所以室利佛逝不可能位在猜耶。
　　第三，室利佛逝若係位在巨港，而末羅瑜位在占卑，羯荼位在吉打，但從圖面來看，從占卑到吉打的距離遠超過從巨港到占卑的距離，須花十五天航程，何以巨港距離占卑很近，卻需要花十五天的時間航行？對於這個問題，引發兩種不同的假設。
第一種假設是泰國的學者拉加尼認為室利佛逝國的首都在今天泰國南部的猜耶。而末羅瑜位在蘇門答臘中部甘巴（Kampar）河的莫拉塔庫司（Maura Takus），莫拉塔庫司有重要的出土文物。拉加尼的理由是義淨利用東風到達室利佛逝國，假如室利佛逝國是位在巨港，而巨港是位在赤道以南的無風帶，因此 室利佛逝國不可能位在赤道以南的地點。然而，該種假設亦有不能解決之難題，即如果佛逝是位在猜耶，則從廣州出發不可能在二十天抵達猜耶。
　 　第二種假設是，布拉德爾(Sir Roland Braddell)說，從巴鄰旁航行到末羅瑜（占卑）航程艱難，因為沿岸有許多島嶼，所以航行必須謹慎，速度放慢。華爾特斯也解釋說，巴鄰旁位在內陸，船 隻從巴鄰旁出發後沿著木希河(Musi)往下游航行到出海口，再沿海岸航行到占卑河口，然後溯流進入占卑，航行緩慢，所以花了十五天的時間。
　 　無論如何，室利佛逝國的興起，代表了一個新興國家力量擴散到周邊地區，勢力最盛時有十五個屬國；同時最重要的，該國且是佛教傳播和研究中心，當時不僅有 中國的和尚，還有交阯和扶南的和尚在該國學習佛法和印度梵文。這可能是義淨沒有走更為迅速的十天即可越過泰南半島的傳統陸路路線前往印度，而走更花時間 （從舊港到吉打要花一個月時間）的海路的原因。而巴鄰旁因為控制了從中國運往印度的絲織品、瓷器和其他商品，從印度運往中國的中東和阿拉伯地區生產的珠 玉、香料和西洋布等商品，爪哇和摩鹿加群島出產的香料的運輸路線，而逐漸成為重要的國家，它的勢力往北擴張進入馬來半島，同時也將它的宗教和文化特點傳入 馬來半島，使猜耶、蘇叻他尼、西勢洛坤等地的佛教和佛陀造型染上室利佛逝色彩。
航運發達的副產品──海盜橫行
　 　海盜之出現必然與海運愈趨繁榮有關，蓋航運愈發達，船貨愈值錢，乃引來海盜覬覦。因此，自第七世紀馬來半島以南地區成為航運必經之地後，海盜即開始活 躍。中文文獻中，最早的記載是當義淨返國時行經恆河口的「耽摩立底國」，「遭大劫賊，僅免剚刃之禍，得存朝夕之命」。顯示當時東印度海岸一帶，盜賊橫行。
　 　至於馬六甲海峽出現海盜，應是在第十三世紀宋朝的記載。趙汝适在《諸番志》中記載三佛齊的情況，他說：「三佛齊其國在大海中，扼諸番舟車往來之咽喉，古 用鐵索為限，以備他盜，操縱有機，若商舶至，則縱之，比年寧謐，撤而不用……」顯見當地有海盜活動。至明朝時，在爪哇海，海盜非常活躍，鄭和前往西洋時， 路經印尼，即在爪哇海擊敗以華人為主的陳祖義海盜集團，將之縛綁至南京斬首。十六世紀以後，西方勢力，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英國和荷蘭的商船相繼前往東南 亞，引起當地海盜注意，於是從馬六甲海峽、爪哇海、越南東海岸、中國廣東、福建海岸、台灣北岸和日本九州等地海盜益行猖獗。進入二十一世紀，從台灣到日本 的海盜絕跡，越南到廣東沿海偶有海盜，目前只剩下馬六甲海峽、新加坡海峽出口、蘇祿海域等地海盜為患未衰。
結語
　 　由於文獻不足，對於古代從泰南到印尼群島的地理知識所知有限，以至眾說不一。在各種對文獻的解讀中，還攙雜著濃郁的種族中心主義，尤以泰國學者為然。他 們極力主張室利佛逝的首府位在猜耶，因為一旦此一主張被接受，則印尼群島的文化將被視為是泰國文化的外延。關於這一點，印尼學者在其論著中仍認為室利佛逝 係在舊港，雙方沒有交集。
重開克拉運河之議，使人回憶起古代穿越克拉地峽的陸地路線，在公元一世紀左右時，印度文明從該地方進入發芽，然後向東方擴散，促使該一地區的族群重新融 合，以及宗教文化的奠基和轉化。至第五世紀，由於航海技術的發達，泰南半島的交通樞紐和文化中心開始向南移轉到馬六甲海峽，出現以佛教為立國基礎的室利佛 逝王朝。經過一千五百多年後，人們又談論開發克拉地峽，能否重現以前的歷史榮光？我想是有困難的，否則泰國不會讓該計畫懸宕如此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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