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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9, 2007
良渚古城
2007年11月29日，考古人员在浙江杭州宣布，良渚文化核心区域发现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堪称“中华第一城”，其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
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
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约40-60米，石头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国家文物局曾明确提出，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表示，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这是继20世纪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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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19, 2007
洛达庙 大师姑
郑州大师姑二里头城址发现的意义
作 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袁广阔
摘自中国文物报3月25日
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位于郑州市西北郊，北依南岸连绵起伏的黄河邙山，西南为嵩山余脉环绕，东北部是古代的荥泽，东部为开放的郑州盆地。这里是东西方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在这里建有许多城址，如汉霸二王城，荥阳故城等，因此大师姑应是一处具有重要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城址。大师姑城址总面积达５１万平方米，城墙宽厚，周边有护城壕环绕，是二里头文化在郑州地区所建立的一处重要城址。考古资料表明总面积近４００万平方米，具有都城性质的二里头遗址并没有城墙，为什么在远于二里头遗址７０公里之外的郑州西郊建城呢？从已发表的资料看，大师姑城址建立的年代约在二里头三期，从遗址出土丰富的Ｇ５、Ｈ７５、Ｈ７６等单位分析城址主要使用和繁荣于三期的晚段，而郑州开封地区从二里头文化的一期到二期都有大量遗址存在，如荥阳竖河、上街、西史村、郑州洛达庙、洼流、杞县牛角岗、段岗等都发现有丰富的二里头二期文化遗存。为什么要定于三期而不是一期或二期在这里建城呢？显然建城的地点和时间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我们认为这个背景就是商人的到来。
一、大师姑城址是为阻止商人的西进而建立的
早在２０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郑州西郊洛达庙遗址发现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由于洛达庙遗址在当时已知同类遗址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洛达庙类型文化”。不少学者认为它填补了河南龙山文化与商代二里岗下层文化之间的缺环。到了六十年代，随着考古工作者对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因二里头遗址比洛达庙遗址面积广大，堆积层厚，文化内涵也远较洛达庙遗址丰富而典型，原来的洛达庙类型文化，经夏鼐先生提议，易名为“二里头文化”。洛达庙遗址的一、二期文化为二里头文化，但其三期的文化面貌与二期比较，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如炊器方面出现较多的三足空足器鬲、等。由于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的资料发表时间晚，内容也不够丰富，其三期文化的来源和性质在学术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２０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围绕郑州商城的研究，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商城内的黄委会青年公寓、紫荆山路中段、电力学校、北大街菜地以及商城北墙下还发现有洛达庙遗址三期为代表的遗存，笔者经过对这些遗址出土物的认真整理和分析，认为以洛达庙遗址三期为代表的遗存在郑州商城内城下面分布较广，文化内涵也十分丰富，青年公寓最下层的遗存还应当早于洛达庙遗址的第三期，可以将其命名为“洛达庙类型”，但其性质为先商文化。
该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炊器主要为圜底深腹罐、橄榄形深腹罐、圆腹罐，其次为鬲、鼎、甑、�。饮食器有豆、盘、杯、壶。水器有壶、捏口罐等，贮盛器有尊、瓮、罐、缸、盆等。这些陶器以其特征可分为四组。Ａ组数量最大，陶器以泥质灰陶、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中绳纹为主，器物内壁且多饰有麻点。器类有的附设鸡冠状的特点。典型器有罐形鼎、盆形鼎、圜底深腹罐、圆腹罐、深腹盆、甑、豆、盘、杯、壶、大口尊、瓮、器盖等。Ｂ组陶器以夹砂灰陶、褐陶为主，纹饰为直行细绳纹和线纹。典型陶器为卷沿鬲、�、橄榄形深腹罐、蛋形瓮、细泥鼓腹盆等。Ｃ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次之为泥质红陶，陶器外表常见涂刷一层泥浆并有清晰的刷抹痕，流行突棱作风。典型器类有卷沿或微折沿深腹罐，带突棱的深腹壶、敞口鼓腹盆等。Ｄ类，陶器夹砂或泥质陶均有，胎多较厚，常见纹饰比较杂乱，但以绳纹为主。器形有鼎、鬲、深腹罐、圆腹罐、深腹盆、甑、大口尊、刻槽盆、大口缸、平底盆、捏口罐、豆、壶等。这些陶器与Ａ组的同类器物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一定的差别，多数陶器是在Ａ组基础上的变异，有的陶器某些特征与Ｂ、Ｃ类中的陶器纹饰一致但形体特征又差距较大。关于它们的来源，Ａ组陶器源于本地的二里头文化，器类和同类器物特征与二里头文化一致。Ｂ组的陶器源于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鬲、橄榄形深腹罐、盆、蛋形瓮等特征与下七垣文化的同类器物一致。Ｃ组来源于岳石文化，器物的形体特征等与山东一带的岳石文化一致。Ｄ组应是上述三组的混合体。它们是下七垣文化南下和东部岳石文化与当地二里头文化融合的结果。上述四组共同构成了先商文化的最后阶段的文化面貌，同时也是二里岗文化的直接源头（参见拙作《先商文化新探》，《中原文物》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从黄委会青年公寓考古发掘的文化层分析，先商洛达庙类型在郑州商城一带存在有一定的时间，如发掘《报告》（《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和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文化层厚约１—１．５米。碳十四测定的数据多在公元前１６７０—１６１０之间。
大师姑的陶器的器类主要有深腹罐、圆腹罐、鼎、甑、盆、平底盆、刻槽盆、捏口罐、敛口罐、高领罐、大口尊、足、缸、瓮、器盖等陶器的器类或形体特征与二里头遗址的同类器物一致，纹饰以绳纹为主，陶器内壁普遍饰较密的大麻点；器类方面折沿深腹罐、卷沿深腹罐、颈圆腹罐、花边圆腹罐和舌状扳金圆腹罐、大口尊、小口尊、深腹盆、深盘豆、三足盘等，二里头遗址的典型器物在大师姑遗址都可以找到，它是属于典型的二里头文化。从郑州商城青年公寓出土陶器和大师姑遗址出土陶器的特征比较来判断，“洛达庙类型”的相对年代约相当于大师姑遗址的Ｇ５、Ｈ７６的年代，即目前发现大师姑遗址最繁荣的阶段，结合碳十四的数据，我们认为先商文化的到来应在这个阶段。目前郑州开封一带发现的具有洛达庙类型文化特征的遗址有杞县段岗、牛角岗、郑州黄委会、新密曲梁等。而大师姑及其以西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不见具有鲜明特征的“洛达庙类型”的Ｂ、Ｃ组陶器，因此我们认为约在二里头文化的三期或略偏晚一段，以河北下七垣文化和山东一带的岳石文化形成的“夷商联盟”已经对夏人形成威胁，至迟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已经抵达郑州一带与二里头文化对峙在郑州西郊一线。郑州商城东北部商代宫殿区一带发现的属于“洛达庙类型”的先商贵族墓Ｍ６的出土遗物是对当时夏商对峙、战事频繁的最好诠释。Ｍ６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坑长２．４、宽１．１米，与同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墓葬比较其规模应属中型。墓内葬３具人骨架，２号骨架为墓主人，位于中间，为一成年男性，上下铺撒大量朱砂，颈部挂一串饰。１号骨架位于２号北侧，为一成年女性，双手向上弯曲，作痛苦挣扎状，３号骨架位于２号另一侧，为一少年，面向下，双手交叉捆绑于头顶，１、３号的身份应为殉人。该墓随葬品达１４２件，有青铜器、骨器、蚌器、陶器等，其中青铜器有鬲、禾皿和戈，骨器为骨镞，共４１件，蚌镞２件。青铜鬲的形状为折沿，腹壁较直，分档较高，袋足瘦长，形似河北内蒙一带的桶腹鬲。（《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几座商墓》、《文物》２００３年４期）而有趣的是禾皿的形制完全是二里头文化青铜禾皿或陶禾皿的形状。墓内出土的青铜戈、大量的骨镞、蚌镞则表明此时经常处于战争状况，因为商代早期墓葬中是不随葬骨镞的。墓主很可能是在战斗中死去的。
因此我们认为大师姑城址是为阻止商人西进而设立的。二里头文化和“洛达庙类型”文化的对立分布，证明了“洛达庙类型”文化为先商的最后一段文化，同时也证明先商文化的最后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是二里头、下七垣和岳石文化融合后形成的。
二、大师姑城址的毁灭是夏商在郑州地区分界的一个标尺
在大师姑城址的中北部发掘出一处墓地，其中Ｍ１为二里头晚期墓葬，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在二里头四期，而Ｍ１与其同一探方东部的二里岗文化的墓葬Ｍ２、Ｍ３、Ｍ４紧密分布在一排内，其随葬品组合为鬲和深腹盆。显然该墓葬为商文化性质的墓葬，除Ｍ１外，大师姑的Ｍ５、Ｈ２７、Ｈ１９等单位出土的卷沿鬲、深腹盆等商文化典型特征的器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商人的到来，二里头城址的废弃。在河南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另外一个城址是辉县孟庄，打破二里头西城墙有一片墓地，墓葬的组合为鬲、高领罐、深腹盆、簋等，其中Ｍ１０出土的鬲的形体特征与大师姑Ｍ１的鬲接近，而孟庄Ｍ６出土的簋又同打破二里头遗址１号宫殿基址的ＶＭ５１内出土的簋的特征一致。从郑州商城的发掘资料分析，约在大师姑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总面积达３００万平方米的郑州商城内城已经建立，而此时大师姑夏城已经覆灭。它表明郑州地区的夏商更替此时已经完成。此后不久，随着郑州一带洛达庙类型文化的Ｂ、Ｃ组典型陶器都在二里头遗址有较多的发现，１号宫殿基址的毁灭，以及偃师商城小城的建立，这个时间基本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之交，“汤革夏命”的历史使命在洛阳已经完成。
因此我们认为大师姑城址的出现是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人感到商人从东面威胁和压力下而出现的。辉县孟庄、郑州大师姑二里头城址的毁灭和郑州商城内城、偃师商城小城的出现应是夏商分界的重要历史事件，“汤革夏命”应是从东向西逐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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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12, 2007
李鸿章墓志铭
那天在Liberty 街上走过，赫然看见一个拓本摆在旧书店当街的橱窗里，进去索来一看，是李鸿章墓志铭的旧拓，俞樾篆盖，吴汝伦撰文，于式枚书，其中有东方毕兹玛克之类的话，都是书中常听到的话，没想到真写到了墓志铭中。待续。。。。。 最终看李鸿章全集中收录墓志铭，文字内容次序完全对应。
以下转贴 新闻午报 作者不明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文件上，李鸿章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了“肃”字的模样，这三个字挤在一起，即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
晚清重臣李鸿章，以其风云变幻的一生成为晚清时期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本书透射李鸿章的内心世界，写他的宏图大志、精明狡猾，写他的委曲求全、铁腕毒辣，写他的风光得意、孤独脆弱；把一个时代的推动者，也是一个时代最大绊脚石的人生传奇写得酣畅淋漓。这不仅仅是一部传记，更是将李鸿章作为一个符号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
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修建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
李鸿章修铁路的事情，可以说明洋务运动的艰难，也可以说明李鸿章的苦心孤诣以及坚忍不拔。
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人类改变生活观念的一个标志，是集人类想像力、创造力和挑战自然雄心为一体的里程碑。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收到上海27家英法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复。但李鸿章一直锲而不舍，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铁路，那本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就曾阐述了应该修铁路的理由。见朝廷一直无声无息，只好阳奉阴违，准备在唐山的煤矿区修一条十来里长的铁路。就这条短短的铁路，也费了李鸿章九牛二虎之力。
1881年6月9日，这条十多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也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来剪彩，真是用心良苦。很快，流言蜚语来了，说火车行驶震动东陵，而且喷出的黑烟有伤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替代----―中国第一条铁轨上出现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驴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奔跑。
这一耽误，又是好几年过去了。1880年，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上，刘铭传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国内大兴铁路。刘铭传的奏折，是李鸿章的授意。这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京城，面见慈禧时，李鸿章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李鸿章真是用心良苦，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于朝廷决策者的一次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不久，一条长1500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6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慈禧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5个月之后，清廷终于发布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
这一年，距李鸿章首次上书倡导修建铁路，整整过了14年。在这14年中，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这样的耐心和执著不由让人叹息。
甲午战争失利，无奈出使日本
1894年8月1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李鸿章被任命为清军的最高统帅。战争从一开始就朝着李鸿章最不愿看到的局面直转而下。那段时间，李鸿章不时地听到传来一个又一个晴天霹雳。这种莫名其妙的溃败方式，让李鸿章比谁都苦涩，比谁都委屈，也比谁都愤懑。他的朋友吴汝纶曾经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朝廷向日本提出了议和的倡议。输光了的李鸿章愧于与日本人面对面，当恭亲王试探着让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时，李鸿章选定的人物，是在天津海关工作二十余年、对李鸿章忠心耿耿的德国人德璀琳。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日本当然不想立即收兵，他们想占领东三省部分领土，以此来逼迫清国做出更大的让步。更何况，中国政府此时派来的是一名洋人，很可能是来打探虚实的。
德璀琳灰溜溜地回到中国。1895年2月1日，清政府又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第二天，双方互换国书。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内容，认定二人授权不足，拒绝与他们谈判。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得也是滴水不漏：“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还是符合国际惯例，必须拥有全权。”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日军取得威海卫战役的胜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1895 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如果要和谈，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慈禧气急败坏，借口肝气发作，对于议和一事，不愿表态，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个束手无策，并且，谁都不愿意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去接这个烫手山芋。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
李鸿章为了寻求支持，确切了解各国列强的态度，再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只可惜此时各国要么已与日本沆瀣一气，要么暗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准备坐收渔翁之利。李鸿章的求助行动并没有结果。
3月4日，光绪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权。14日，李鸿章等人启程直奔日本马关。
春帆楼被刺，“此血可以报国矣！”
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耻辱的时光。当李鸿章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他曾发誓决不踏入这块土地，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对于个人所发的誓言，李鸿章做到了----―一年之后，当李鸿章环游欧洲列国再次途经日本换船时，李鸿章死活也不肯上岸，只是在两船之间搭一个木板，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李鸿章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着他的愤懑。这样的誓言，看起来坚固无比，实际上却是那样的单薄脆弱。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春帆楼上，放着一长方形会议桌，旁边，摆放着十多把椅子。日方还特别在李鸿章的座位边安置了一只痰盂，大约是有意无意地提醒着大家，这位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3月24日下午4时，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车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汽车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过了一会，李鸿章苏醒过来。李鸿章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面对此突发事件，异常镇静，除了安慰随行外，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 73岁的李鸿章算是找到了一点安慰，他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4月10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又就甲午战争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由于李鸿章的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1901年，李鸿章78岁。这一年，是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李鸿章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他经常一个人坐在有假山的院落里，看着不远处的白云苍狗，独自发呆；有时候，他甚至像一条刚上岸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李鸿章在南方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老泪纵横，用手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如何得止？”李鸿章的悲伤让在场的官员动容失色，他们从未见过冷静铁血的李鸿章在情绪上会失去控制。即使是在最伤痛最悲凉的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也只是无声泪下。
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1900年7月17日，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了。李鸿章颤巍巍地在贴身侍卫的搀扶下走过跳板，然后在甲板上的藤椅上坐了下来。所有的官员都静静地等候着他发布开船的命令，但李鸿章许久都没有开口，他只是闭着眼睛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一般。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李鸿章专程去了一下他曾经执政达二十多年的直隶衙门。此时此刻，北洋大臣的办公地已是破败不堪，李鸿章蹒跚着步子，察看着废墟中的一切，内心沉痛无比。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
由于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终于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 “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签订《辛丑条约》，悲恸吐血
李鸿章已经开始咳血了。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长短了。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 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1901 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文件上，李鸿章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了 “肃”字的模样，这三个字挤在一起，即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很明显，李鸿章在此时想的是以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身份“肃毅伯”来落下这个耻辱的款。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
无法想像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李鸿章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到了生命的边缘阶段，算是彻底碎如齑粉了。
1901 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魂飞魄散。死之前，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缓缓滚出。匆忙赶来的老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须臾气绝。终年78岁。
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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