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21, 2006
山东东营出土三十多吨宋代铁钱
东营一建筑工地出土三十多吨宋代铁钱
2006年07月21日13:23
中新社济南七月二十日电 (尹文盛 隋程程) 位于黄河三角洲上的山东省东营市区新区辛镇的一建筑工地上，在七月初挖掘出土大量宋代古铁币后，七月十九日又发现了约三十多吨的宋代铁币。专家认为，大量古代铁币和文物的发现，有望改写黄河三角洲“退海之地”历史。 考古人员称，这里发现的古代铁钱币的面积之大，数量之多，保存时间之久，在全国十分罕见的。这些铁币的出土，对研究黄河三角洲古代地理、海岸变迁、水文地质、商业发展有着很高的科考价值，甚至有望改写黄河三角洲地区为“退海之地”的历史。 据介绍，该遗址是东营市东营区辛镇村一建筑工地进行地基施工时发现的。经专业人员进行现场采集认定，初步测定遗址总面积十四万平方米，其中面积最大的挖掘现场南北长十五米多，东西长二十多米，平均厚度达零点九米，初步估算有三十多吨。 经过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成块状的数量不详的铁钱垛和土陶胡人头像及部分陶瓷、铜币、古建筑构件等器物。考古专家称，历史上铜制钱币较多，但是保存历史如此久远(一千多年)的铁币的确比较罕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铁币在此地聚集，有待于发掘完毕才能得出结论。 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刘桂芹说：“在这里一次发现如此大量的铁钱，反映当时这里经济很繁荣。原来很多专家说东营是退海之地，但是从商周遗址到现在这个宋代遗址的发现，说明这里不是退海之
本报讯 5—7月，山东东营市金宇建筑公司在东营区辛镇村建楼施工时，先后发现大量的宋代铁钱。第一次发现时由于现场被毁坏，只挖出了铁钱，重约十几吨。7月8日，该建筑公司第二次发现有铁钱迹象时，立即停工并保护好现场，考古人员立即赶到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经清理发现，铁钱距地表约4.5米，呈不规则状，南北最长12、东西最宽10.5、厚0.3—0.7米，距第一次出土铁钱的地方仅20多米，由于年代久远，已锈结成坨，初步估算有20多吨。经过精心整理，在严重锈蚀的钱坨上可以清晰地发现有“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政和重宝”、“皇宋元宝”等宋代铁钱，同时出土酱釉四系瓶、瓦当、陶菩萨头像、绿釉胡人头像，陶兽角、白釉瓷碗及大量砖瓦瓷片、兽骨。经山东省内考古专家现场
勘探及对出土器物的分析，断定东营区辛镇遗址为宋至明清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东西长约390、南北宽约350、文化层深达6米，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出土钱坨的地方位于遗址的西北部。
东营区位于黄河三角洲冲积平原上，有史可考的时间较晚，在这里发现的宋代钱币的面积之大，数量之多，实属罕见。专家认为，大量古代铁币、各类文物及标本和遗迹的发现，为改写黄河三角洲“退海之地”之说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该遗址的发现，说明最晚至宋代时期此地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并且商业兴盛、经济繁荣。同时，它的发现对于研究黄河三角洲的古代地理、海岸变迁、水文地质、经济发展有很高的科考价值。（田茂磊）
（2006年9月20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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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窑址考古
4月21日厦门华侨博物院, 陈家庚的收藏.
4月22日汀渠水库窑址，生产珠光青瓷，釉色以灰青为主，继往兰溪窑址.
漳州，漳州博物馆，霞东书院, 原是清代提督蓝理旧馆，改建为文昌宫，旁边新建法因寺。
4月23日 平和五寨窑址。水磨坊，洞口陵沟窑，横室阶级窑. 大垅窑和二垅窑。大垅、二陇之间的磨盘溪为界。
继往花仔楼的薰南楼，土楼式建筑，始建于乾隆年间.
平和县博物馆。交趾香合, 漳州窑器. 白芽奇兰.
4月24日 晋江博物馆。金交椅的窑址, 磁灶窑,
继往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古船博物馆, 开元寺，
25日天后宫, 德济门遗址, 李贽故居, 市博，东门窑, 万安桥，伊斯兰教圣墓，陈埭丁氏墓地, 清净寺。文庙，
4月26日 德化博物馆，屈斗宫窑址，祖龙宫窑，甲杯山窑，蔡径村现代阶级龙窑，德化陶瓷学校旁陶瓷厂
4月27日莆田三清殿, 莆田郊区庄边窑（南宋珠光青瓷)，
4月28日省博, 福建外销瓷展厅, 福州三坊七巷
12月6日 福州福建博物院。
7日 连江浦口窑， 福州宦溪窑。
8日 福州→南平→茶洋窑，
9日 南平→建瓯→北苑→建阳
10日 建阳→建窑→武夷山
11日 武夷山遇林亭窑
12日 武夷山→龙泉
13日 龙泉→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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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明良近年著作目錄
謝明良近五年內之著作目錄
A. 期刊論文：
2006 ‘Ancient Thai Ceramics through 20th Century Photograph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vol. 38 (2006), pp. 41-75.
2005-a 〈台灣海域發現的越窯青瓷及相關問題〉，《台灣史研究》12卷1期，頁115-163。
2005-b 〈記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歐洲和日本陶瓷〉，《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8期，頁209-232。
2005-c 〈琮瓶的變遷〉，《故宮學術季刊》23卷1期，頁429-466。
2005-d 〈陶磁器から見た17世紀のフォルモサ〉(台灣)(補遺)，《東南アジア考古學》25，頁43-50。
2004-a 〈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的中國陶瓷鑑賞與收藏〉，《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7期，頁161-190。(國科會計劃編號：NSC 87-2418-H-002-027-S1)。
2004-b 〈略談對蝶紋〉，《故宮文物月刊》22卷8期，頁24-39。
2004-c 〈黑石號沈沒船の中國陶瓷器について〉，亞州古陶瓷學會，《亞州古陶瓷研究》I，頁81-109。
2004-d 〈陶磁器から見た17世紀のフォルモサ(台灣)〉，《東南アジア考古學》24，頁53-66。
2003-a 〈乾隆和他收藏的一件泰國陶壺〉，《故宮文物月刊》21卷7期，頁76-87。
2003-b 〈陶瓷所見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故宮文物月刊》21卷2期，頁24-39。
2003-c 〈乾隆的陶瓷鑑賞觀〉，《故宮學術季刊》21卷2期，頁1-40。（國科會計畫編號：NSC-91-2411-H-002-071）。
2002-a 〈對於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遺址出土陶瓷年代的一點意見〉，《台灣史研究》9卷2期，頁203-224，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2-b 〈關於鋦釘補瓷術〉，《故宮文物月刊》20卷9期，頁50-65。
2002-c 〈對於史天澤墓的一點意見—兼評〈石家莊後太保村史氏家族墓發掘報告〉〉，《故宮文物月刊》20卷1期，頁77-103。
2002-d 〈記澎湖「將軍一號」沈船中的陶瓷器〉，《故宮文物月刊》19卷10期，頁28-41。
2002-e 〈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故宮學術季刊》19卷4期，頁143-168。
2002-f 〈記黑石號（Batu Hitam）沈船中的中國陶瓷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3期，頁1-59。
2002-g 〈古文獻所見陶瓷修補術〉，《美學美術史論集》（成城大學），頁71-91。
2000-a 〈日本出土唐三彩とその關連問題〉，《陶說》564號，頁23-29；565號，頁45-53，日本陶磁學會。
2000-b 〈記皮囊式壺〉，《故宮文物月刊》18卷1期，頁46-63。
B. 研討會論文：
2005-a 〈陶磁器から見た17世紀のフォルモサ〉，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國際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中世の海と交易》，頁1-17。
2005-b 〈遺留在台灣的泰國古陶瓷－從幾張舊照片談起〉，《回顧與前瞻：東南亞藝術研究研習會》，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辦。
2002-a 〈晚明時期的宋官窯鑑賞與「碎器」的流行〉，《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2002年，頁437-466。
2001 〈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收入：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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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頁14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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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遺跡 發掘調查報告書 東南アジア出土肥前陶磁日本シンポ
ジウム》，頁82-84，上智大學アジア文化研究所，2000年3月。
C. 專書論文：
2006 《六朝陶瓷論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2005 〈從階級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美術與考古》上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頁137-174。
2005 《貿易陶瓷與文化史》，台北：允晨文化。
2000 〈有關漢代鉛釉陶器的幾個問題〉，收入高雄市立美術館，《漢代
陶器特展》，頁14-23（國科會編號：NSC 89-2411-H-00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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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註明：
JHKAS 香港考古学会会刊(Journal of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JMBRAS 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MJ 砂捞越博物馆馆刊(Sarawak Museum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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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0, 2006
Yue Proto Celadon Musical Instruments
Similar piece in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江苏越墓出土地下乐器库
作 者： 新华网 发布时间： 2005-4-15 13:50:44
经过近两年的考古挖掘，考古工作者在无锡鸿山越墓发现一个庞大地下乐器库，共出土随葬乐器500余件，其种类和数量堪与曾经出土编钟的战国曾侯乙墓媲美，其中还有3只造型生动的十分罕见的青瓷三足缶。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2003年3月至2004年12月间对无锡市锡山区鸿山镇开发区范围内的土墩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15个土墩中有7个墓葬是战国早期的越国贵族墓，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墓等5个级别，他们以丘承墩特大型墓为核心，呈扇形分布。7个墓葬共出土200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不少青瓷及陶制的乐器。
这些青瓷乐器中，有三足缶、錞于、丁宁、钮铎、句鑃、钮鎛、甬钟、磬、铃形器、簴座等，缶、铎和虡座为首次发现的越国乐器和乐器部件。
长期以来，人们对“缶”只闻其名，未见其形。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考古解决了这一问题。这3件青瓷三足缶，与其他乐器同出土于壁龛中，口径40厘米，通高24.2厘米，缶作深腹盆形，内外施青黄色釉，口沿和上腹部饰细蟠虺纹，两兽首状宽耳，另两侧有一对称的蜥蜴匍匐在口沿，蜥蜴的两前肢攀在沿上，而口衔缶沿，造型夸张生动。
青瓷簴座是首次发现的越国青瓷乐器部件，即悬挂钟、鎛、铎类乐器的立柱座基，因同时出土4件，并与钟、鎛、铎、錞于、丁宁、句鑃共出，故将其定为簴座。其座底径41厘米，通高18厘米，座身为覆钵形，中有管状插孔，施青色釉，座以数道凸弦纹分隔，饰蟠虺纹，下部有4个衔环的铺首，上部有6条堆塑的蛇，蛇身饰鳞纹，弯曲作游动状，头向上昂，两尾相交，栩栩如生。
民族音乐专家、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伍国栋教授表示，中国先秦音乐史研究大多是以中原音乐为中心而展开的，对吴越地区的音乐文化提及不多，实证材料不足是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次越国随葬青瓷乐器如此大量集中出土，十分罕见，这庞大的地下乐器库也体现了当时音乐生活的丰富多彩，填补了东南地区古代音乐文化史料不足的遗憾。
文章出处：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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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zhou temple link to Koxinga
泉州七十件宋代文物重见天日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5-6-24 13:04:28
石柱、佛座、马槽、石鼓———七十多件造型各异的文物前日在南安官桥的一处工地被挖掘出土，据称此工地曾是一千年古寺遗址。
昨天记者来到文物出土现场，一起前往的还有泉州文物研究人员刘志成等人，这个工地位于南安官桥黄山村龙峰山麓，前日在施工中，工人挖出一批埋于地下的梭形石柱、石槽、马槽、石鼓，方形莲花佛座、地砖、瓦档等七十多件文物，其中有一大石槽长1.75米，宽92厘米，高75厘米，其槽围边的厚度16厘米，槽边上面刻有“口口三年口子口正月，住持沙门口道置造”字样。现场文物研究人员介绍，这批出土文物的规模、规格在泉州还属少见。
据黄山村郭金榜、郭千包两位先生出示的有关资料记载，该工地以前是一座名叫“龙津少林寺”的寺宇，兴建于宋乾德四年（966），后来荒废，于宋景�三年（1036）重修，因此该石槽字刻推断，应该是景�三年之物，距今已有969年。该寺于元朝、明朝几经兴废，清朝初，主持曾暗助郑成功抗清的同时，又暗助郑成功收复台湾军饷，因此在1761年又遭清军洗劫，该寺荒废至今。
文物研究人员在现场详细验证后说，1000多年前，这座古寺应该是一座大型寺庙，香火兴旺，建筑宏伟，与南少林寺存在着一些渊源关系，出土的这批文物大部分为宋代文物，具有较高的研究保存价值。
文章出处：东南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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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zhou Guanyao
浙江发现明代龙泉官窑遗址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5-11-28 11:13:52
CCTV.com消息（新闻30分）：近日浙江一些瓷窑遗址出土了一批明代陶瓷残片，专家研究后确定，这些遗址是我国南方青瓷的代表窑系——龙泉窑，这也是建国以来发现的首批明代官窑。
新发现的明代龙泉官窑遗址共有五处，散布于丽水大窑村周边，窑址附近出土的瓷片体形庞大、胎质洁白、釉色肥润、刻花精美，修复后器形端庄宏伟，刻花纹饰华丽高贵，做工非常精湛。文物专家在比照馆藏实物和查阅历史文献后认为，龙泉在明朝曾设立过官窑。这次发现的瓷器残片，都是因为品质上的瑕疵，而被工匠淘汰下来，集中砸碎填埋的。
江西景德镇考古研究所所长 刘新园：
这批瓷片的发现，证实了《大明会典》和《明实录》的记载正确，明朝在景德镇和龙泉两地都设置过官窑。
龙泉瓷是我国制陶历史上最长的瓷窑系，生产历史长达1600多年。由于无法考证出处，故宫博物院过去一直用“元末明初精品”为馆藏的龙泉瓷命名。据介绍，浙江考古所明年将对龙泉官窑遗址开展保护性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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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dezhen Yuan kiln
景德镇丽阳乡瓷器山瓷窑遗址位于江西景德镇市西南２１公里，分布在丽阳乡彭家村和丽阳村之间的瓷器山西坡和碓臼山南坡，紧靠昌江，去年底，窑址遭到盗掘。为保护该遗址并获取科学材料，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故宫博物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于７—１０月对景德镇市丽阳乡彭家村和丽阳村的元、明瓷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五代、宋、元、明时期的瓷器，初步确定这处瓷窑遗址的范围较大，生产时间从五代至明代，是景德镇市区以外一处相对集中的瓷器生产地，发现并发掘元代晚期的龙窑窑炉和明代早期的葫芦形窑炉各一座。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古陶瓷研究专家耿宝昌、李辉柄、刘新园，陶瓷考古专家权奎山、刘兰华等先后到考古工地考察、论证后，一致认为这次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
元代龙窑位于丽阳村碓臼山南坡，长２４．３、窑室最大宽度４米，窑内未经扰乱的匣钵摞叠成柱状、排列整齐，处于原始装烧状态，窑壁保存较好，这是迄今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未经开启的元代瓷窑炉。从未经扰乱的原状匣钵柱及其排列形式可以看到，匣钵柱之间除了用亚腰形的窑撑保持匣钵柱彼此间的距离外，也有用砖、废匣钵片作窑撑具的现象，从窑撑两端有匣钵接缝印痕看，这些窑撑是原本当时装窑时用来固定匣钵柱并使之保持间距的泥块，经火烧后成为我们所见到的样子；为保持匣钵柱最下面的匣钵平稳，则根据需要采用废匣钵片和不规则形的支脚为垫具，或直接用砂子铺垫；每个匣钵内都装有一个规格基本相同的碗，碗底和匣钵之间有垫饼，根据其形状可知这种垫饼并不是预支且也没有初步煅烧，而是在装碗时由窑工把泥饼放在匣钵底部，再把碗坯放在泥饼上并稍用力下压，从而形成平衡。由于这些细节在以往没有发现过，所以成为研究和复原元代瓷窑窑炉形制、装烧工艺、每窑的装烧量、窑内匣钵排列方式和空间组合等瓷业经济史的原始根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龙窑窑炉形制比较特殊，火膛较深大、窑炉左右两壁外弧、炉壁近火膛处微内缩，尾部砌成圆弧形且没有龙窑常见的排烟孔等设施，这几点都是明代典型葫芦形窑的主要特征，揭示了由龙窑向葫芦形窑的变化过程，在陶瓷窑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窑炉突然停烧必定和当时当地的某些突发性事件有关，根据《同治饶州府志》等文献记载，元朝末年朱元璋的大将于光曾在丽阳修筑军事城堡，作为朱元璋进军鄱阳湖的军事基地之一。经发掘证实这座城堡就依据山势环布在元明瓷窑遗址所在的瓷器山和碓臼山周围，这种能确定是元末义军修筑的军事城堡以往也未见报道。所以，这座非自然停烧且未开启的元代窑炉，也成了反映和研究该地区元朝末年历史事件的重要材料。
明代早期的葫芦形窑炉位于彭家村瓷器山西坡，长１０．９、窑室最大宽度３．４米，窑门、火膛、窑床保存较完好。葫芦形窑炉是明代景德镇地区流行的瓷器窑炉，其图像既见载于《天工开物》，在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和湖田明代窑址也发现有实例，但是这些窑炉保存状况相对较差，关于其烟囱的形制历来存在争议。该窑炉的发现不仅可以填补景德镇御窑遗址发现的明初（洪武、永乐时期）葫芦形窑和湖田窑遗址发现的明代中期（弘治时期）葫芦形窑之间的空白，葫芦形窑自身形制展示的变化过程，也可以印证《天工开物》对葫芦形窑窑炉形制的记载，其史料价值尤为重要。同时，元代末年的龙窑和明代早期的葫芦形窑炉遗迹同见于一个窑场，其本身就揭示了景德镇地区元代晚期到明代早期的窑炉由龙窑到葫芦窑的变化过程。
出土瓷器有五代青瓷，宋元青白瓷，元代青花和釉里红，明代青花、仿龙泉釉、仿哥釉、黑釉、白釉瓷器等。器形有碗、盘、高足碗、高足杯、罐、执壶、炉、盏等。明代早期民窑场仿哥窑和仿龙泉釉瓷器是以往不为人所知的，这次发现丰富了学界对明代早期景德镇地区瓷器釉色品种的认识，而青花、白釉、仿哥釉、仿龙泉釉瓷器器类与造型的统一，又说明在同一座窑场内器物的形制并不因釉色品种的不同而有差异，这对陶瓷考古进行类型学研究尤其具有提示作用；同时，元代龙窑遗址出土的青瓷碗、盘和明代窑址出土的青花折腰盘、高足碗等器物的产地也是以往不知道的，这次发掘所得资料对研究传世和考古发掘的同时期青瓷、青花、仿龙泉釉和仿哥釉瓷器的产地均具有标尺意义。
北京大学权奎山教授强调指出对丽阳乡瓷器窑址的考古发掘是考古工作者首次带有课题性质的对景德镇地区元、明时期的民窑遗址进行主动性科学发掘，所取得的收获除可以搞清楚景德镇地区乃至整个江南元明窑炉形制变化的规律，初步建立明代景德镇民窑瓷器的断代编年外，对研究明代民窑生产历史以及对景德镇地区的陶瓷考古也具有推动作用。
（故宫博物院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 丽阳乡瓷窑址联合考古队）
Photo available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丽阳元末明初古民窑发掘告一段落
作 者： 胡啸、汪洋 发布时间： 2005-10-25 8:43:19
位于江西景德镇市昌江区丽阳乡的元末明初古瓷窑遗址经过为期3个月的科学发掘，近日终于“破土而出”，其发掘成果震惊国内外考古界。
这次由故宫博物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的发掘，是对景德镇地区民窑的首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丽阳乡彭家村瓷器山西坡和丽阳村碓臼山南坡，发掘面积770平方米。这也是故宫博物院参与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耿宝昌在发掘现场向记者介绍：这是一处元末明初的瓷窑遗址，这个窑址中出土了青花瓷、仿龙泉釉瓷、仿哥釉瓷，此外还有紫金釉瓷和白釉瓷等。器类主要有碗、盘、靶杯等，其中质量较高的仿龙泉釉和仿哥釉瓷标本弥足珍贵，这些材料的发现将改它的科学发掘，不仅在揭示具体的瓷窑场的生产品种从青白瓷向青花瓷过渡、何时使用国产钻料烧造青花瓷器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对揭示元末至明代中期景德镇地区乃至全国瓷业生产的兴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前来参加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加拿大著名陶瓷专家史蒂夫布若索称丽阳古瓷窑址为“伟大的发现”。
文章出处：中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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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7, 2006
Penglai Shipwreck
山东蓬莱水城小海发现元明时期大型海船
作 者： 佟佩华 王富强 李振光 袁晓春 姜国钧 发布时间： 2006-6-9 5:08:41
蓬莱水城位于山东省蓬莱市的北端，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整的古港和古代海防设施。小海居水城中部，自古是各类船只屏风静浪的码头。去年７—１１月，在蓬莱水城小海清淤工程中，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联合组队，对清淤过程中发现的古船进行了考古发掘和清理，发掘面积１２００余平方米，共发现３艘大型海船，出土了瓷器、陶器、石器、料器和松籽等各类植物籽粒，取得了重要成果。
古船位于南小海的西南角，均为古代大型木制帆船。２号船残长２２．５、船舯残宽５．６米。艉部和后面的舱壁板及船舷以上的船板已损坏，主龙骨、艏柱保存较好，为粗壮的圆方形。该船保存有６道舱壁板和６道舱壁板的残痕，共保留约１２个水密舱。前桅座因扰动移至艏柱左下方，中桅座、后桅座被破坏，中桅座在第８舱保留有残痕，此船约有１６个舱，比１９８４年清理的１号船（１４个舱）大，底板用材也显粗壮。
３号船残长１７．１、船舯残宽６．２米。艏部、艉部遭到扰乱，艉龙骨、船舷以上外板已损毁，主龙骨保存较好。３号船保存４道舱板和３道舱板残痕，可见８个舱。后桅座不见，中桅座保存较好，前桅座被现代灰窖扰至船西部淤泥中。中桅座位于第５舱，该船约有１０个舱。
４号船，虽残存４块底板，但保存较好，船材也十分粗壮。船材位于３号船西南侧淤泥的上方，保存较好，可能用作舵杆。
本次古船清理的出土遗物比较丰富，瓷器有青花瓷碗，青瓷碗、碟和罐，酱釉瓷瓶、瓷罐和瓷碗，还有一件高丽青瓷小碗等；陶器有船形壶、缸和盆等；石器是石球；料器只发现了一件料珠。此外还出土了青砖、灰瓦和粗长的棕绳、草绳、竹席及松籽、瓜籽和菜籽等。根据出土器物和层位关系，初步推定２号船的废弃年代为明代中晚期，３号船的废弃年代为元代或元末明初，４号船的年代不详，大约与３号船相近。
２、３号船型和构造技术差别较大，应有不同的性质和用途。２号船的造型结构反映出当时较先进的造船工艺。２号船与１号船、浙江象山古船等相似，属于大型近海战船。３号船比较宽短，加固技术以木作为主，具有一定的原始性，船底较尖，吃水较深，船速也相对较慢，船板横向采用鱼鳞搭接技术，纵向以直角同孔相连，铁钉较２号船少，不见挂铁锔的工艺，多见木钉、木榫或木栓等木作技术。３号船与浙江泉州的宋代船和韩国新安元代古船等相近，应该是货船。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在蓬莱水城新出土的3艘古代木质沉船中，有一艘是元末明初时期的商用货船，这种“福船型”货船迄今为止在世界上只发现了三艘，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目前，古商船的拆移和学术研究正在同步展开。
“宽短型”的古代商船残长17.2米，最宽处有5.8米，在造船工艺上有许多独到之处，
舱壁板两侧有抱梁肋骨，粗肋和细肋相互交错，起到了加大船板与船体强度的作用。还有船板拼接处采用的鱼鳞搭接技术和木头制作的“暗锁”，小小机关尽现造船工匠的“大心思”，当然，最巧妙的还要数船的“修补手法”，在表面上看是一块块木板，其实下面另有玄机。
打开以后可以看出来，船板之间的接缝比较大，为了堵接缝，上面加了板子,这在当时是比较好的一种做法，可以防止漏水，上面的平面还可以保持平衡。
这艘船从船型上来看是中国福建建造的“福船”，至今为止在世界上只发现了三艘，第一艘出土于福建泉州，第二艘是在韩国的新安，第三艘就是蓬莱水城新出土的这艘货船。在福建泉州发现的船装了大批的香料，在韩国新安沉船上发现了2万多件中国的瓷器，800多万枚重28吨的铜钱，1000多根紫檀木，在这条沉船上目前已经发现了2件高丽瓷器，这种船的航行区域多在中国的南方，为什么在千年古港登州港发现了福船，又有高丽瓷器，引起了国内中外关系史专家的关注。
席龙飞教授在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总结发言
日期:2006-9-21 9:20:46
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继1991年由中国船史研究会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帆船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与18年前召开的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学术讨论会相比，不仅有国际上和港澳台的知名学者光临，在海内的学者中，既有老年朋友，也有中年骨干，更有一批青年精英。这说明在船史研究领域我们后继有人。本次会议共收到海内外学者的学术论文44篇。两天来在大小会议上宣读了30多篇。松木哲先生还带来了关于日本古代和中世纪船舶的幻灯片。我以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果是很丰富的。下面报告一下我的学习收获，请大家指正。
（一）继1984年在蓬莱水城发现元代古船之后，2005年又在这里发掘出三艘古船。其中一艘与1984年出土的颇为相似，而另二艘从船舶形制和制造工艺特征上看都被确认为高丽古船。高丽古船的技术史主要靠对出土古船的分析和研究。蓬莱第三号古船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高丽古船，她必将极大地丰富韩国古代的船舶技术史。
韩国学者李昌亿发表了“古代帆船线型及构造特性的研究”。李元植、全成俊、许逸、金圣范等，以众多的韩国出土古船的实例与蓬莱三号船作对比分析。资料丰富，方法科学，从他们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韩国船舶技术史的概貌。中国的中青年学者龚昌奇、蔡薇、汪敏等，以出土的三号古船残骸为基础，引用韩国的文献，不仅正确地判断出这是一艘高丽古船。而且对该船的型线、结构和总体布置、属具配备等进行了科学的复原。既是对三号古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又为今后更深入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船级社的何国卫教授，针对三号船明确地指出：这既是高丽古船，但从设横舱壁、设龙骨板补强材、铁钉木钉并用以及桅杆的起倒等技术方面看，这艘高丽古船又含有中国的造船技术。中韩古代造船技术交流在蓬莱三号船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烟台博物馆馆长王锡平研究员撰写了“蓬莱水城古船略论”。泉州海交馆副馆长李国清研究员以泉州法石古船与新发现的蓬莱古船作了对比研究。来自台南成功大学的陈信雄教授和来自基隆的曾树铭先生，探讨了“400料战座船与蓬莱古船的关联性。”他们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人耳目一新。登州古船博物馆的刘刚、刘莉，发表了论文“蓬莱二号船与已出土的同型古船的比较”。对蓬莱一号古船素有研究的顿贺教授发表的“蓬莱二号古船结构特征及其复原研究”，不仅绘出复原后的明代战船的英姿，还让人们再一次了解到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丰富与精彩。
韩国首尔大学的崔恒洵和武汉理工大学陈克强，以现代船舶科技的手段，分别对三号船和二号船的静水力特征进行了计算分析，丰富了船舶技术史的内涵。小岛良一先生利用激光设备测量船型的论文也深受欢迎。
（二）在蓬莱水城的西南隅，先后出土4艘古船，这不是偶然的。韩国学者朴现圭写了“蓬莱水城高丽（朝鲜）船舶的历史背景”。所谓背景，就是古登州港既是海防重镇，又是交通海外的大埠。对此，林士民研究员写出了重要文章“北方著名大埠——登州。”此外还有陈丽华的“唐宋之际登洲港的繁荣与福建海上交通的发展”和何志标的“明代登州在中朝海上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论文。日前，登州港正在与明州、泉州 、广州等中国古港一起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对下述论题就特别感到亲切：“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李英魁）和“古船发掘与中国海洋文化若干思考（泉州王丽明）。登州港既是交通海外的大埠，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而持久。袁晓春的“航海来华的朝鲜使节高用厚所记蓬莱史料”，是为借助于外国友人所记录的文献来研究蓬莱探索一个途径。还有中国海洋大学曲金良教授等发表了论文“从蓬莱三号古船附着的海洋生物看古登洲港湾的环境变迁。”这是以自然科学的视角和手段来研究登洲港发展变化。这种多学科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有益的。妈祖是航海的保护神。依据民俗几乎所有的航海者都要将自己船舶的模型送到妈祖庙乞求保护。在关于妈祖的历史文献中也多有关于船舶的记载。上海海事大学时平教授的研究为我们作了示范并为研究古船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献线索。
（三）谈到海洋文化，人们当会注意到蔡薇博士的论文“八千年前独木舟——中国光辉舟船文化的开端”。作者认为所论跨湖桥遗址的独木舟，正是海洋文化代表性器物。由此，我们可以引伸出，一切海洋船舶的发掘、打捞，都是在为海洋文化聚集“财富”，都是在作海洋文化的工作。澳门海事博物馆黄洁娴的文章，正想以大量的实例来证明和说明：“海事博物馆是纪录、研究、保护及推广澳门海上文化遗产的中心”。香港海事博物馆总监S.N.G.戴伟思博士的论文“考古发现与复原”，也是在论述海事博物馆这一中心工作。寿平副馆长以大量的图片和影象介绍了“座落在古运河畔的嘉兴船文化博物馆”。这些兄弟博物馆的论述和实践经验，都为即将建成的蓬莱古船博物馆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葡萄牙考古研究所的法国学者J.Y.卜劳特先生,他提交的论文是从船舶工程的概念和人文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古船建造中的纵向加强的问题,他利用了大量的中国和外国的文献,他还深入我国内地考察和拍摄古船的图片。他的这种执着精神使我们感动。
袁晓春先生在他宣读的论文中极力赞誉中韩两国学者在古船发掘及海洋文化遗产领域研究中的交流。在这些交流中大家都受益匪浅。我们非常支持他的这一看法，我们中国学者非常愿意与各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水下考古或海事考古，在我国是新兴的科学领域。我们高兴地收到了陈立群先生的论文：“福建东山岛冬古沉船遗物研究”。我们知道“南海一号”的水下考古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也企盼他们有重大收获。
如大家所熟知，荷兰是世界上水下考古工作最有成绩和经验的国家之一。我们今天高兴地聆听了荷兰台尔夫科技大学C.德尔克斯和A.F.L.霍克两位教授宣读的论文：“荷兰的海事考古学——组织、研究领域及进展”。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收获之一。
（四）《蓬莱古船》发掘报告，已由文物出版社于2006年8月正式出版。这是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考古工作者及有关学术领导人积20余年艰苦工作的重大成果。在会上我们又聆听了考古队副队长王富强副研究员的论文：“登州港及古船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还有考古队副队长李振光研究员的论文“关于古船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几点想法”。是山东省文物考古所，烟台市博物馆和蓬莱市文物局的考古工作者的出色工作，为我们国家增填了“文化财”，使我们有可能在此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的通力合作，对所发掘的木船材质作了科学鉴定。刘秀英副研究员等发表了论文“蓬莱古船木材材质与树种配置的研究”。伴随出土古船还出土一些瓷器以及几件高丽青瓷和镶嵌青瓷。中国海洋大学陈杰博士发表了论文“关于早期高丽青瓷和镶嵌青瓷的几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随船发现的几件高丽青瓷的认知和理解。此外，还有收藏家李华杰等关于“蓬莱小海及周围海域元明时期的瓷器”一文。蓬莱市文物局理学硕士朱龙，还发表了“山东蓬莱水城出土的贝类研究”的论文，文中还特别提到象牙光角贝在本海区是首次报导。文中也提到一些贝类对船舶的侵蚀和破坏作用。伴随古船的出土，还发现一件舵杆的毛坯，有关专家也发表了相应的论文。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要感谢中国船史研究会顾问郑明少将向大会作了题为“中华造船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图文并茂的报告。使与会代表了解到中华造船史研究的概况。中国船史研究会委员何国卫教授宣读了“简议中国古船技术史研究”一文。何教授20多年来是船史研究的亲历者，他文中特别注重出土文物和出土古船的研究。他在中国古船技术史研究成果中列出十项重大成果，使人感到振奋与亲切。何国卫教授在文中列出古船技术史研究可分为（1）出土文物研究；（2）史籍文献研究；（3）绘画作品研究；（4）古船复原研究。他把对出土文物包括古船研究列为第一项，我很表赞同。两位学者都提出要仿制中国古帆船周航世界的建议，相信也是到会代表的共识。
我们认为，古船的考古发掘是研究船舶技术史的重要途径。这正是我对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究会的学术小结所选的标题。在此，我要再一次对参与蓬莱古船考古发掘的全体考古队员和领队，表示由衷的敬意。同时也要对到会的海内外的老中青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谢谢大家。
Posted by limz at 12:48 PM | Comments (0)